中亚，狭义上是指亚洲中部地区的5个国家，即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中亚自然资源丰富，战略地位重要，其与中国古代丝绸之路间存在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联系。正是这种地缘战略与历史文化的双重意义，赋予了中亚地区在“一带一路”中的特殊地位[1]。南亚从地理上划分，共有尼泊尔、不丹、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马尔代夫7个国家。南亚国家参与到“一带一路”之中主要由于经济的高度依存、基础设施建设的必要以及国民经济的重新定位等[2]。阿富汗地处西亚东部，毗邻中亚、南亚和东亚，是一个多重身份的国家，一般被认为是西亚国家，但在历史上又可以视为中亚国家，冷战结束后阿富汗进入了南亚国家行列，2005年成为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的一员[3]。从整体观念出发，把传统意义上的中亚和南亚合并为一个蕴含巨大国际政治张力的中南亚“聚合体”，中南亚作为战略整体所释放出来的国际政治张力，要比中亚或南亚单一的地缘政治区域所释放出来的张力更大、更深远[4]。本文所涉及的中南亚指的是中亚5国以及南亚的印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3个国家。

一、“一带一路”与地缘政治因素关系概说

地缘政治学是时代的产物，其定义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相应地发生改变。1899年，鲁道夫·契伦首创地缘政治学概念，把其概括为将国家作为地理有机体或空间现象的理论。德国地缘政治家之父卡尔·豪斯浩弗认为地缘政治学是新的关乎本国利益的国家学科、关于空间决定一切政治过程的学说，它以地理尤其是政治地理作为广泛基础。美国政治地理学家德温特·惠特莱西将地缘政治学贬为一种国家内在地被赋予了其在太阳底下的位置的信念教条。理查德·哈特认为地缘政治学是用于求知目的的地理学。爱德蒙·沃尔什认为地缘政治学是一种人文地理与应用政治学相结合的研究[5]。基伦吸收并进一步发挥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和“生存空间”的理论，提出了用地理环境来说明政治现象与事件的地缘政治学[6]。杰弗里·帕克在对比地理政治学和地缘政治学之后，认为地缘政治学是“从空间的或地理中心论的观点对国际局势背景进行研究，整体的认识”[7]。

“一带一路”对地缘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之间利益的协调，影响国际格局的调整，是一个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的过程[8]。“一带一路”地缘战略内涵包括确立中国参与世界政治的首要场所，反映中国战略利益的空间分布和凸显了中国战略影响的空间局限[9]。“一带一路”的地缘政治影响最容易在国家间达成共识。历史经验表明，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都会给全球地缘格局带来影响，大国间的争霸与兴衰都受到地缘法则的支配。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很多属于冲突频发的高风险地区，这种混合模式本身也面临地缘政治竞争所带来的政治压力。因此，从地缘政治学视角解读“一带一路”的风险，不仅能够真实展现出所涉沿线国家间复杂的政治经济关系，更能从纷繁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中找出防控中国混合投资模式政治风险的头绪和方向，利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10]。“一带一路”倡议核心是中国经济活动空间的拓展，其表现形式是重塑国内外经济地理。重塑国内经济地理，就是要实现中国东部和中西部协调发展和一体化发展，通过东部产业的转移升级、中西部产业的承接，达到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消除供需错配的目标，进而促进中国经济新一轮的增长[11]。

而对于大学生来说，在课本之外，多参与社会实践，在实践中学习，既能加深对书本知识的领会，也有利于加深对抽象概念的具体认知。通过推动学生参与社区服务、社会调查、志愿服务、公益劳动、科技创新等社会实践活动，扩大思想政治教育的阵地，引导学生在服务他人、奉献社会中提高判断力和分析力，促进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养成。

二、中南亚国家在“一带一路”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中南亚国家概况

中亚5国占据约400万平方公里的广阔陆地区域，北面是俄罗斯，南面是伊朗和阿富汗，东面与中国接壤，地形以草地、沙漠和山地为主。虽然中亚人口稀少，经济相对贫困，但其拥有相对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储藏，还有大量未开发的水资源，加之其文化、民族宗教思想多样，它的地缘政治较为复杂，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地域。南亚三国占据约474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在地理上通过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与中东相连，其大陆四周以沙漠、高山和季风森林为障碍与相邻地区相隔绝，靠印度洋与外部联系。南亚作为一个独立的地缘政治区，在政治、文化、宗教等多方面与周围区域有着明显的差异。

按照BOPPPS模式组织课堂教学，需要以多样的方式引入教学内容，明确学习目标，改进互动环节，设计合理的课前、课后测试，课后总结根据知识点有的放矢，这些手段自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方面大有帮助。

中亚是陆上的商业咽喉，南亚是海上“一带一路”的重要通道。中亚位于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是连接东亚、南亚、中东和欧洲的陆上桥梁。由于中东混乱不息、第一欧亚大陆桥完全被俄罗斯掌控，中亚成为中国通过陆路进入欧洲的必经之地，是“一带一路”的商业咽喉[17]。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特征给“一带一路”造成了相当大的风险：第一，中南亚地缘格局的地理重要性与安全脆弱性并存；第二，不对称性权势结构与失衡性安全架构是影响中南亚地缘政治裂痕的一个重要因素；第三，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以下简称“三股势力”）交织是恶化中南亚安全局势的主要根源；第四，域外大国战略是引发竞争和助推中南亚地缘政治格局动荡的一个主要原因[18]。然而，南亚地处东南亚、西亚和中亚的交汇地带，与中国西部毗邻，由于喜马拉雅山将南亚与亚洲大陆阻隔，南亚处于印度洋中心且在地理上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单元。巴基斯坦是海上丝路的西部之锚，其瓜达尔港是数条海上重要航线交汇之处。由此可见，中南亚是“一带一路”的重要支点。

 

表1 2011—2015年中南亚各国国内生产总值 （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根据世界银行网站数据整理而得。

 

国家 2012 2013 2014阿富汗 205.37 202.64 206.16印度 18276.38 18567.22 20353.93巴基斯坦 2243.84 2312.19 2443.61哈萨克斯坦 2079.99 2366.35 2214.16吉尔吉斯斯坦 66.05 73.35 74.68塔吉克斯坦 76.33 85.07 92.36土库曼斯坦 351.64 391.98 435.24乌兹别克斯坦 518.22 576.90 630.67年份2015 192.16 20898.65 2705.56 1843.88 66.78 78.53 358.00 669.04 2016 194.69 22637.92 2789.13 1372.78 65.51 69.52 361.80 672.20

中南亚国家在经济方面还有较大上升空间，加之其得天独厚而又重要的地缘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所以会成为各种大国力量和政治势力汇集与争夺的目标。中亚丰富的油气和矿物资源与南亚紧靠出海口形成了紧密的互补[12]。

2012—2016年间，中南亚各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人均GNI）虽然呈上升趋势，但总体水平并不高。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2015年的最新收入分组标准为：人均GNI低于1025美元的是低收入经济体，1026～4035美元是中低收入经济体，4036～12475美元是中高收入经济体，高于12476美元的是高收入经济体。按照此评判标准，阿富汗属于低收入经济体，印度、巴基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5国属于中低收入经济体，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两国属于中高收入经济体（表 2）。

（二）中南亚与“一带一路”的关系

由于受到中南亚地缘因素的影响，“一带一路”在推进过程中遇到了诸多政治风险。西方地缘政治学认为，地理因素对国家政策具有重要影响。地缘政治从其本质上而言是指国家间源于地理条件或地理因素而进行的政治互动以及因此形成的政治关系[19]。地缘政治风险指的是因地缘政治因素产生的风险，其表现形式多样，一般包括政治经济、外交活动、社会环境、宗教文化等方面。“一带一路”所涉及中南亚国家部分属于高风险国家，这些国家“三股势力”长期搅局，领土冲突复杂，存在民主不稳、种群冲突、法治衰微等问题[20]。

当做好课前“微课”传送工作后，我们就要面对系统中的第二个环节，即课中环节。在实践中我们发现，由于教师多年从事传统课堂教学，在“翻转课堂”中很容易走回原来的老路，也就是应该由学生主动学习的课堂被教师所主导了。这个转变在实践中是不知不觉中发生的，例如我们讲到感叹句型时，本来在课前“微课”中已经布置了任务，到了课堂上老师又习惯性的走上了讲语法的老路，学生也就自然而然的又变成了被动接收者。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如果想要建立良好的“翻转课堂”教学系统，教师自身改变自我认知还是很重要的，这个过程需要不断进行强化，只有这样才能让习惯了传统教学的教师进一步成长。

 

表2 2012—2016年中南亚各国人均国民总收入 （单位：美元/人）

  

数据来源：根据世界银行网站数据整理而得。

 

国家 2012 2013 2014阿富汗 670 680 650印度 1480 1520 1560巴基斯坦 1260 1360 1390哈萨克斯坦 9940 11840 12090吉尔吉斯斯坦 1040 1190 1250塔吉克斯坦 1140 1310 1340土库曼斯坦 5560 6530 7310乌兹别克斯坦 1740 1970 2110年份2015 600 1600 1430 11410 1180 1240 7120 2170 2016 580 1670 1500 8810 1100 1110 6670 2220

（三）中南亚国家在“一带一路”中的作用

在中南亚经济核算体系中，国内生产总值（GDP）是一个重要的综合性统计指标，也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核心指标。据世界银行网站上的统计数据（表1），2012—2016年间，中南亚各国国内生产总值总体上呈上升趋势，这说明中南亚在经济实力和市场规模发展方面，经济总体上处于增长阶段。

三、中南亚地缘政治因素对“一带一路”的影响及对策

“一带一路”对中亚民族问题产生影响，中亚的民族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规制了“一带一路”的实施。非传统国家安全的问题在“一带一路”沿线的中亚国家突出，这些国家面临着恐怖主义、跨国犯罪、能源问题等困境[13]。印度对“一带一路”的看法存在较大分歧。一方面认为“一带一路”会给印度经济发展带来重大机遇，印度需要把握良机；另一方面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重塑亚太格局、更大程度地进入南亚的大战略，给印度带来长远的战略忧患，印度官方谨慎应对没有明确表态[14]。“一带一路”实施时要妥善处理与印度的关系，争取印度的理解和支持，充分挖掘经贸合作的互补性，夯实利益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基础[15]。巴基斯坦在南亚的战略地位仅次于印度，在能源通道、贸易航道和地区反恐等方面，具有独特的战略作用。但巴基斯坦存在较高的战略风险，恐怖主义的威胁、国内地方部落之争和国外利益集团对中国的偏见等因素一定程度上阻碍“一带一路”在巴基斯坦的实施[16]。阿富汗在地理位置上属于西亚而不属于南亚，但是在国际关系现实中，阿富汗属于南亚地缘的一部分，尤其在民族宗教上与巴基斯坦紧密相连。阿富汗作为古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在“一带一路”中具有重大意义，不仅体现在它处于十字路口的地理位置，更体现在其可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重要的原料来源和市场。

（一）国家安全与地区稳定

“一带一路”沿线的中南亚国家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文化富集区，民族文化多样[21]。伴随着地区格局和国际形势的不断演变，中南亚民族宗教问题出现了新变化与新特点：各国主体民族的关系问题、跨境民族问题、领土争端、部族问题、民族主义、教派冲突等传统民族宗教问题依然存在。中南亚安全饱受“三股势力”的影响。美国策动的“颜色革命”波及中南亚，例如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乌兹别克斯坦反政府“安集延骚乱”，至今遗患不断，严重影响当地的民族宗教关系[22]。边界争端、边界管理、跨国境安全治理等安全问题都会对“一带一路”的实施构成挑战。中国安全问题主要包括边疆安全、经济安全、能源安全等[23]。中南亚部分国家政治过渡和社会转型存在较大不确定性[24]、中南亚存在世界上最大的被称为“金新月”制毒贩毒区也是造成地区不稳定的重要原因[25]。此外，中南亚的“三股势力”与一些反华势力勾结，通过向中国西部省区渗透“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思想进行分裂活动，影响国家安全与地区稳定，使得“一带一路”存在潜在风险和挑战[26]。

面对“三股势力”的威胁，中南亚应建立维护“一带一路”国际网络型安全合作机制，充分依靠既有的双边、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应对这些安全问题。比如，建立全球安全预警和防范机制，制定国际非传统安全情报合作机制，借鉴“整体政府”的理论，组建国家情报中心、完善跨部门情报协同机制及关键技术，进行部门间协作。中南亚国家在开展协调合作之前，首先要理顺国内部门的协作；吸取打击网络犯罪方面的先行经验，成立网络反恐部队，构建网络反恐国际合作平台，从网络渠道打击恐怖主义。应高度重视跨国跨境的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的工作，正确认识民族宗教问题的实质，尊重宗教信仰与自由，防止宗教问题、民族矛盾成为影响国家安全和地区稳定的导火索[27]。

（二）文化差异与信任分歧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一些学者认为，要正确处理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和责任之间的关系，与中南亚国家群策群力，加强对中南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智库建设，弥补中国对这些国家的文化和观念认知上的严重不足[31]。在实施“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对中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国情、社情、民情要深入细致了解，全面掌握各国社会状况、文化传统，为中南亚发挥自身优势、实现发展创造条件[32]。通过“一带一路”所倡导的互联互通，挖掘中南亚市场的内在潜力，构建“一带一路”的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33]。构建“一带一路”中南亚命运共同体的核心理念在于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兼顾他国合理利益诉求，在谋求本国发展中探索世界各国共同繁荣的新路径[34]。此外，通过“一带一路”统筹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以国家治理推动全球治理能力提升，把“关系治理”与“规则治理”融合，为全球治理注入活力[35]。

（三）经贸关系和风险管控

萨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指出，世界政治中国际冲突的产生主要源于文化间的差异和碰撞。他认为新世界里最普遍和最危险的冲突是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文化既是分裂力量又是统一的力量[28]。中南亚各国对中国的“一带一路”的担忧是由各国地缘因素引起的文化差异和信任分歧造成的，中国实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和话语权不断提升也是导致邻国担忧的影响因素[29]。一些国外地缘政治学家把“一带一路”置于历史中审视，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会像19世纪末的德国一样，会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军备扩充；中南亚会成为中国与美俄等国家进行“大博弈”的场所；“一带一路”与中国古代的朝贡体制类似，历史上的中国王朝通常以各种途径向周边邻国提供馈赠和其他物质利益，以换取邻国对中国的政治顺从；国外地缘政治学家还认为“国强必霸”，担心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建立势力范围并进行军事扩张达到世界霸权的目的[30]。此外，中南亚安全形势复杂、政治局势不稳定导致中国与中南亚合作存在战略互信不足的问题。

现阶段，高等教育改革过于侧重需求方面，很多高等院校盲目扩大招生规模，不断细化学科门类，这种一味拓展教学单位、增加专业学科的现象，造成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始终停滞在表面，而相对忽略内部系统建设。近些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的评价体系始终以科研为核心，很多高等院校通过各种专业论著、专业课题等多种方式不断获得各种教育资源和社会名誉，但高等院校的教育教学活动的根本目的也就是高等教育的基本核心却是人才培养的质量，这导致高等院校的人才培养核心发生巨大偏移。

近些年来中国与其他国家经济交流进一步提升，与中南亚的贸易也越来越频繁，由表3可以看出，2014年进出口贸易总额约为1320.09亿美元，2015年进出口贸易总额约为1235.56亿美元，2016年进出口贸易总额约为1197.59亿美元，2017年进出口贸易总额约为1410.26亿美元，虽然贸易总额并没有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但从总体上变化不大的进出口总值可以看出，中国与中南亚贸易投资相对平稳。中国与中南亚进行贸易投资和经济交流中存在许多问题，比如，经济对出口贸易的依存度过高，导致现阶段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较为困难；贸易投资环境不稳定，现有投资秩序存在漏洞；出口贸易市场过于狭窄，抗击风险的能力不足。

例6．“宝玉听了，如‘醍醐灌顶’，‘嗳吆’了一声，方笑道：‘怪道我们家庙说是铁槛寺呢，原来有这一说。姐姐就请，让我去写回帖。’”（第63回）

 

表3 2014—2017年中国与中南亚进出口总值（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海关网站提供数据整理而得。

 

2017 5.44 844.08 200.87 180.01 54.48 13.71 69.43乌兹别克斯坦 42.76 34.97 36.14 42.24合 计 1320.09 1235.56 1197.59 1410.26国家年份 2014 2015阿富汗 4.11 3.76印度 705.94 716.23巴基斯坦 160.03 189.27哈萨克斯坦 224.39 142.97吉尔吉斯斯坦 52.98 43.42塔吉克斯坦 25.17 18.49土库曼斯坦 104.71 86.45 2016 4.35 701.48 191.35 130.93 56.76 17.56 59.02

在经贸关系和风险管控方面，可以采取如下措施：第一，加大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建设的投入力度，在加快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建设步伐的同时构建一个良好的贸易投资环境，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对中南亚投资者给予一定政策照顾和扶持力度；构建金融机构合作平台，充分发挥金融的核心引领作用。第二，发起国际投资规则谈判，规范各国国家安全审查行为，推动建立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国际贸易投资新秩序。第三，提升现有自贸区水平，分区域、分阶段组建中南亚自贸区，推动中国与中南亚自贸区的建设[36]。第四，在风险防范方面，借助中介机构的力量，充分发挥第三方专业中介机构的作用，借助专业机构的经验，降低并购风险等贸易投资风险。最后，就企业本身而言，在全面考察中南亚贸易投资环境后，应结合企业整体发展战略方向，制定相应的贸易投资战略，以明确贸易投资目的，指导企业贸易投资实践。贸易投资战略应本土化，企业应主动融入中南亚，加强与中南亚地方政府、工会组织、行业协会等联系，采取合资、合营方式，以持股的方式雇佣当地员工，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培养或引进专业人才，打造一支高素质的国际化人才队伍[37]。

四、结 语

“一带一路”既是对古代丝绸之路的传承，也是对当代中国地缘政治格局的新解读，近年来地缘政治视角下的“一带一路”研究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中南亚地缘政治因素给“一带一路”的国家安全与地区稳定、文化差异与信任分歧、经贸关系和风险管控等方面带来诸多严峻考验。这些考验不仅影响中南亚自身发展，还威胁“一带一路”在中南亚的建设。笔者认为，针对影响国家安全与地区稳定的重要因素，中国应该重视中南亚的宗教民族关系，严厉打击“三股势力”，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利用跨界民族等资源搭建符合实情且能发挥多方功能的平台，以维护地方稳定。同时，中国应加大对部分中南亚国家的援助力度，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开创合作共赢的新模式，以减少由于发展不平衡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此外，中国应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完善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安全政策，以保障国家安全。针对文化差异与信任分歧，面对中南亚复杂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国应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既不重蹈地缘博弈、干涉他国内政的覆辙，也不强制向中南亚输出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而是同中南亚各国分享在国家治理和政党治理中积累的成功经验。同时，中国应加强与中南亚国家的人文交流和政治互信，正视不同文化间的差异，积极寻找文化共性，促进民心相通，降低甚至消除中南亚国家的信任分歧。针对经贸关系和风险管控存在的问题，尤其是中南亚各国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比较困难、贸易投资环境不稳定的现状，要在从企业、社会和国家三个角度去规避、降低、抗击、化解贸易投资风险的同时提升企业自身的能力，中国应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继续发挥大国作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打造“中国—中南亚”的新型国际合作新平台，与中南亚构建合作共赢的命运共同体，从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参考文献]

[1]陆钢.“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中亚外交的反思[J].探索与争鸣，2016（1）.

[2]穆希布尔·拉赫曼，吴娟娟.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南亚关系[J].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6（1）.

[3]黄民兴，陈利宽.阿富汗与“一带一路”建设：地区多元竞争下的选择[J].西亚非洲，2016（2）.

[4]宋德星.世界政治中的“中南亚”：新的地缘政治图景[J].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1（5）.

[5]索尔·科恩.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有限公司，2011：14-15.

[6]王恩涌，王正毅，楼耀亮，等.政治地理学——时空中的政治格局[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271-273.

[7]杰弗里·帕克.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将来[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8-12.

[8]胡志丁，刘卫东，宋涛.主体间共识、地缘结构与共建“一带一路”[J].热带地理，2015 （5）.

[9][17]杜德斌，马亚华.“一带一路”：中华民族复兴的地缘大战略[J].地理研究，2015 （6）.

[10]余莹.我国对外基础设施投资模式与政治风险管控——基于“一带一路”地缘政治的视角[J].经济问题，2015（12）.

[11]安虎森，郑文光.地缘政治视角下的“一带一路”战略内涵——地缘经济与建立全球经济新秩序[J].南京社会科学，2016（4）.

[12]Ambrish Dhaka.South Asia and Central Asia：Geopolitical Dynamics[M].Jaipur：Mangal Deep Publications，2005：142-194.

[13]杨云安.“新丝绸之路”战略中的民族因素分析——以中亚地区为例[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6（5）.

[14]林民旺.印度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及中国的政策选择[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5）.

[15]楼春豪.“一带一路”的理论逻辑及其对中国—南亚合作的启示[J].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5（4）.

[16]陆钢.“一带一路”下的巴基斯坦战略角色[J].社会科学文摘，2016（5）.

[18]朱翠萍.“一带一路”倡议的南亚方向：地缘政治格局、印度难点与突破路径[J].南亚研究，2017（2）.

[19]周平.“一带一路”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及其管控[J].探索与争鸣，2016（1）.

[20]蒋姮.“一带一路”地缘政治风险的评估与管理[J].国际贸易，2015（8）.

[21]蒋利辉，冯刚.“一带一路”，民族地区的重大战略机遇[J].中国民族，2015（5）.

[22]李琪.“颜色革命”冲击下中亚局部地区动荡的民族宗教因素[J].西北民族论丛，2008（1）.

[23]路艳丽.“一带一路”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述评[J].国际研究参考，2017（2）.

[24]刘文波.“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地缘政治分析[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

[25]赵继峰.中南亚恐怖活动与地缘背景[J].新疆社会科学，2004（5）.

[26]杨思灵.中南亚：美国主导下的地缘政治现实及其影响[J].阿拉伯世界研究，2012（4）.

[27]赵敏燕，董锁成，王喆，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安全形势评估及对策[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6（6）.

[28]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5-7.

[29]吕彬.“一带一路”与中国的地缘政治战略[J].科学经济社会，2015（1）.

[30]科林·弗林特，张晓通.“一带一路”与地缘政治理论创新[J].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6（3）.

[31]李晓，李俊久.“一带一路”与中国地缘政治经济战略的重构[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10）.

[32]曾向红.“一带一路”的地缘政治想象与地区合作[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1）.

[33]王成至.“一带一路”助力亚洲命运共同体建设[N].解放军报，2015-03-31.

[34]冀文亚.“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研究[J].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15（6）.

[35]杨达.秩序完善、地缘缓和、治理提升：“一带一路”的国际政治理论新解[J].贵州社会科学，2017（5）.

[36]崔日明，黄英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投资便利化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6（9）.

[37]刘英奎.“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贸易投资风险防范[J].中国财政，201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