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学术界陆续运用原型理论研究沈从文的作品，产生了一批解读沈从文小说内涵与意蕴的新成果。有的研究者借鉴荣格、弗莱提出的原型，如阿尼玛原型、智慧老人原型、大地母亲原型、死亡再生原型等，探析这些原型在沈从文的作品中是如何呈现出来的。有的研究者根据沈从文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意象，提出了沈从文小说中存在观音原型、高唐神女原型的观点。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反思，有助于分析原型视域下沈从文小说研究的整体状况和基本走势，为运用原型理论深化对沈从文小说的研究提供系统性参照。

钱泰吉《曝书杂记》言：“余昔有明初抄本，即《解题》所载本。”《文渊阁书目》未囊括这个钞本，因为它是官府藏书目录，而《直斋书录解题》则是陈振孙的私家藏书目录。可见《解题》本到明初一直是为私家钞录收藏，而未进入官家藏书库。

一、有关沈从文小说的原型研究

（一）少女形象原型研究

翠翠、三三、萧萧这类十五六岁不谙世事的湘西少女，是沈从文小说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形象，也是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形象。运用原型理论研究这类少女形象是沈从文小说研究的一个热点话题。较早运用原型理论研究沈从文作品的学者黄献文认为，沈从文融合了湘西少数民族独特的心灵历程和自己独特的情感体验创造了这些少女形象，这些少女在形象气质和自身的悲剧氛围上与屈原、曹植笔下的人物形象一脉相承。他将沈从文笔下的翠翠、三三、萧萧等少女形象追溯至屈原的《山鬼》《湘君》《湘夫人》和曹植的《洛神赋》等作品中的人物[1]。黄献文虽然没有进一步论证翠翠、三三等人物形象的具体原型指向，但是分析了楚文化对沈从文刻画这些少女形象的影响。持类似观点的还有昂晴。昂晴认为翠翠、三三等少女的原型源自《九歌》中的女神[2]，她们孤独、哀婉的气质与《九歌》中的湘夫人等人物的气质一脉相承。

黄书宇将沈从文笔下的女性形象按照身份、气质进行分类，分析了高唐神女原型在湘西少女、妓女、情妇和寡妇等女性形象中的不同体现[3]。他认为少女形象是沈从文笔下最完美、最澄澈的人物形象，她们具有高唐神女原型爱与美的特质：《柏子》中描写的妓女形象体现了高唐神女原型自由大胆的爱情特质；《连长》中的情妇和《旅店》中的黑猫则体现了高唐神女原型守护爱情的特质。

谢萍、王海燕等人与黄献文、昂晴、黄书宇根据少女形象的气质进行原型溯源有所不同。谢萍指出，在苗族文化中月亮是神性女性象征，古苗语里“月亮”和“妈妈”同音同意，因此沈从文作品中湘西少女的原型是月亮女神[4]。王海燕通过实地调查发现，沈从文的家乡一直保留着富有地域文化特征的观音信仰，这种信仰影响了沈从文对笔下少女形象的刻画，因此推测这些少女的原型应该是湘西民间崇拜的观音[5]。潘浩通过对翠翠、三三等少女形象的分析，概括了沈从文的阿尼玛特质[6]。胡斌同样认为沈从文笔下的少女形象是阿尼玛原型的投射[7]，并指出沈从文之所以将这些少女的年龄设定为十五六岁，是因为这个年龄的少女处于青春期，最纯洁、美丽、懵懂，也容易拥有爱情的梦想和哀愁。

（二）水意象原型研究

《唐两京城坊考》记载，安南崇仁坊集市繁盛，“一街辐辏，遂倾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绝”，属于中国人的“夜市时代”就此到来。

张亚男根据《诗经》中《关雎》《蒹葭》等诗篇对水的描写，《山海经·海内北经》记载的舜的两个女儿居于黄河之滨大泽中的故事，以及分隔牛郎织女的银河，指出“水”是一种隔离的原型，进而关注水与《边城》情节发展、人物命运之间的关系。例如：翠翠的母亲喝冷水自杀；大佬在滩下的漩涡中遇难；翠翠的祖父死在雨夜里[8]。潘静也持类似观点，认为水作为原型蕴含着阻隔与禁忌的意味[9]，因为《易经》中用“乾坤坎离”代表“日月水火”，坎卦对应水，而“坎”即“陷”，意为“重重险阻”。潘静用弗莱的文学溯源方式为沈从文作品中水意象的内涵寻找到这一文本依据是其论述中的一个亮点。刘飞娥认为沈从文作品中水意象具有双重内涵：其一，水具有象征女性的意义，如《边城》中的“溪水”之于翠翠、《三三》中的“潭水”之于三三，小说描写水就是在描写少女形象，水意象和少女形象的统一体现了沈从文追求的优美、健康、自然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其二，水具有生命野性的意蕴，如《一九三四年十月一十八》中年近八旬的老头在冬天里光着脚争抢着做纤夫涉及的“水”、《辰河上的水手》中掌舵水手跳进的“寒气刺骨的水”[10]。美中不足的是刘飞娥只是从小说文本层面进行解读，缺乏原型溯源，立论显得单薄。

分析沈从文小说中水意象原型内涵的还有刘芷悦、罗伟文等人。刘芷悦认为，沈从文笔下的水意象具有“命运、悲剧、女性”等意蕴，与女神崇拜有密切的关系[11]。罗伟文指出，沈从文笔下的水意象作为原型，与“忧郁、自然、生命”具有密切的联系，“水”之所以能对沈从文的创作产生影响，源于楚文化中的水神崇拜习俗[12]。罗伟文的研究亮点在于，他将《山海经·海外西经》和《梁书·东夷传》记载的女子洗浴后怀孕的故事作为发掘沈从文小说中的水意象与生命内在联系的依据。但是，在以孔子的“逝者如斯夫”作为水意象与“忧郁”的关联依据和以老子的“上善若水”作为水意象与“自然”的关联依据这两个问题上，罗伟文的论述同样略显单薄。

（三）湘西世界原型研究

沈从文的乡土小说大多以湘西作为环境背景，许多学者在原型视域下对沈从文如何艺术地构建湘西世界展开了研究。李海燕认为，沈从文对现代化生活的抗拒和对湘西故土的思念，促使他在构建湘西世界时不断地美化湘西世界，而现实生活中湘西世界的变化又使得这种美化充满了悲悯和无力；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成了在都市生活的沈从文心灵的避风港，寄托了沈从文对善与美的追求[13]。

除了现有研究已经涉及的高唐神女、观音、阿尼玛、鱼、力、死亡与再生、大地母亲与智慧老人等原型，沈从文的小说中还存在许多值得探究的原型。比如，《媚金·豹子与那羊》《月下小景》等小说是沈从文根据湘西神话故事改编而来的，其中涉及“难题求婚”的文学母题。又如，沈从文笔下有许多雄健俊美的男子，《渔》中的孪生兄弟、《边城》中的天保、傩送兄弟等，这类反复出现的男子形象，也可能蕴藏着某种原型。所有这些都有待学者们的深入探讨。

运用原型理论研究沈从文小说的文章虽然不多，但是涉及了沈从文小说的主要构成因素，如环境背景、人物形象、乡土事物，以及故事构成方式。这些研究揭示了沈从文小说蕴含的丰富的原型，为深入解读沈从文的小说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参考。

孙晓娅以沈从文的创作时间为轴线，分析了沈从文笔下湘西世界的发展变化。孙晓娅认为，沈从文在1924年至1927年期间的创作中，仅限于单纯摹写或客观再现湘西世界，鲜有充满想象的构建；1928年以后，随着创作的不断成熟，沈从文开始有意识地将对生命的理解、对人生的理解渗透到湘西世界的构建之中，他笔下的湘西世界已经不再是对现实生活中湘西世界的单纯摹写，而是一种艺术构建[15]。

（四）其他原型研究

到目前为止，对沈从文小说的原型研究主要集中在“少女形象”“水”“湘西世界”这三个方面，还有少数研究成果涉及沈从文小说中其他事物的原型研究。

徐婕的《沈从文〈三三〉中鱼的意象抒写》是目前仅见的一篇研究沈从文小说中鱼原型的论文。徐婕将苗族人民对于鱼的生殖崇拜作为论证鱼作为原型存在的依据之一，指出《三三》中的“鱼”与女性是一体的[16]。在沈从文的小说中，《三三》描写鱼的内容最多，是分析沈从文笔下鱼原型的最佳样本。从鱼原型切入，徐婕对三三这一人物梦境有精当的分析：三三对白脸人产生了懵懂的好感后，做了一个关于钓鱼的梦，梦见自己“拿一根烟杆钓鱼，倒是极新鲜的事情，但身旁似乎又已经得到了许多鱼”[17]288，这一梦境其实隐喻了男女情爱。

朴宰范认为，死亡与再生原型是《边城》故事构成的根本原型，翠翠的母亲、祖父和天保的死亡使翠翠的情感世界趋于复杂，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们通过对翠翠的影响获得了“重生”[18]。然而，朴宰范的研究存在明显的缺陷。首先，他认为天保是在对歌输了之后在途中投江自尽的，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边城》并没有写到天保自杀，只是说天保途中遇难淹死了。其次，他虽然指出月亮、渡船、白塔等事物与人物命运有关联，但是并没有对这些事物的原型作具体的论述。

吴翔宇认为“力”是一种原型，夸父逐日、刑天舞干戚、大禹治水等都体现了“力”这种原型，沈从文笔下的湘西男子形象也体现了这种原型。比如《边城》中的天保、傩送都结实如公牛；《龙朱》中的龙朱强壮如狮子；《柏子》中光溜溜的船桅杆，那些水手只要一贴身就能飞快地爬上去[19]。吴翔宇认为，“力”不仅意味着身体的强壮，还意味着意志力的坚强，比如《渔》叙述了两个家族的男人因一点极小的事情结下了冤仇，多次相约拿刀砍杀，而女人则站在山上呐喊助威的故事。但吴翔宇所说的“力”，或许更多地是指一种野性而合乎自然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本身并不是原型，对这种生命力的崇拜才能作为原型。

伴随着现在社会的进步与企业的飞速发展，对现在的企业基层党建政工工作有了新的任务，进行基层党建工作的工作人员不能有效改变传统的工作方式与内容，肯定是无法有效发挥党建政工工作的作用。现在许多的企业仍然使用传统的书面文件、工作会议的方式进行党建政工工作，这种“假、大、空”的方式已经不能保证党建工作的有效性了，因此就需要改革这种形式化、表面化党建政工工作方式，增强企业基层党建政工工作的质量。

罗强烈认为，《边城》等作品构建的湘西是一个乡土原型，这种乡土原型作为现代文明的对立面存在，其中折射的人与人的关系属于作者的理想重构，人与自然的关系则是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相互依存的。罗强烈进一步指出，乡土原型使作家形成了独特的叙事模式，比如沈从文笔下的人物或多或少地类型化了，许多人物是人格化的湘西[20]。“乡土”这一原型概念的提出是否合理还有待商榷，称之为“还乡原型”或许更为贴切。所谓“还乡原型”，指作者离开故乡后根据对故乡的记忆和印象在文学作品中重构的故乡，从而从精神上实现对故乡的回归。

根据公式1可以知道随着模型复杂度的提升，即弱分类器数量增加，集成模型的准确度即系统的偏差会降低，但同时系统间基分类器预测值间的方差将会增大，导致系统的预测误差会提升。在实际集成学习中，模型复杂度过高会导致过拟化，即模型在训练样本中有很好预测精度，在应用数据或训练样本中表现一般，如果模型复杂度过低则会导致欠拟化[20]。图3分析了集成模型在训练样本和测试样本中的预测误差。

视觉图像思维自从人类诞生就产生了，在没有发明文字前，人们用石器在石头、木头等物体上刻画图案用来表达事件、物体、动作等，人们几乎不需要怎样学习都能理解其意义。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来的图案慢慢变成规则的符号，失去形象的效果，思维方式也慢慢改变。视觉图像思维是通过摄影般逼真的具体图像来思考，视觉化思考的具体程度因人而异。一般的视觉思考者只能想象静止的图像。这些图像的范围包括，从具体地点的图像，到更模糊的概念图像。运用图像思维的好处有：丰富的信息量、具体且形象、准确、推理方便、协助记忆、协助整理思路等。

二、沈从文小说原型研究成果的借鉴价值

任葆华认为，沈从文在作品中构建的湘西世界体现了人和自然的契合，这种契合不仅包括人和外在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还包括人自身内部自然性和社会性的和谐。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人物如天保、傩送、柏子、祖父、翠翠、连长、五明等，都是顺应质朴生活方式的人，都是不悖乎人性的人物。这种质朴的契合感与都市生活的繁杂形成了对比[14]。任葆华还指出，沈从文到都市生活后产生的挫折感和自卑感进一步触发了楚文化对他创作的影响，因此他构建的湘西世界是“天人合一”的理想社会原型的体现[14]。

比如，传统的观点认为，翠翠、三三、夭夭等少女形象或者源自沈从文在湘西绒线铺所见女孩，或者源自他在青岛崂山遇见的女孩，或者源自他的初恋马泽慧，或者源自他的妻子张兆和，或者源自他的婚外恋对象高青子。而围绕这些少女形象展开的原型研究得出了新的结论，即这些少女形象是某种原型的体现，可能是阿尼玛原型，可能是月亮女神原型，也可能是观音原型。当然，相关研究的观点或结论也存在值得商榷之处。比如黄献文、黄书宇、昂晴等人都认为阿尼玛特质可以遗传，却没有注意到荣格所说的阿尼玛原型只是一个形式，代表男性心中有一种理想的女性形象，而女性形象的具体内涵则是作家在生活中不断填充进去的。原型只是一种形式，形式具有遗传性，而原型内涵不具有遗传性。换句话说，少女的性格、外貌、年龄等原型内容是作家根据切身的生活经验和生活体验不断填充到原型里的。不同作家为原型填充的内容有相同的成分，也有不同的成分，研究人物原型必须区分原型的形式和原型的内容，否则结论就会存在缺陷。

潘浩研究了沈从文小说中的碾房、渡船、橘园等意象，认为这些意象或许是大地母亲原型的体现，因为“碾坊、渡船、橘园”等事物与《圣经》中的伊甸园、《红楼梦》中的大观园、《水浒传》中的梁山泊、《瓦尔登湖》中的瓦尔登湖、《竹林的故事》中的竹林和《呼兰河传》中的后花园一样，对人物具有有限的庇护性[21]。此外，潘浩认为《边城》中的祖父、《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中那个年长的人、《夜》中的老年人等都是智慧老人原型的体现。沈从文为智慧老人原型填充进去的内容包括与人为善、安于本份的生活，以及遵从合乎人性的命运等[21]。

在沈从文的小说中，水是极其重要的意象，如《阿黑小史》中的雨、《长河》中的辰河和《三三》中的溪水。从原型层面探究水意象，是原型视域下研究沈从文小说的另一个热点话题。

再如，沈从文经常形容少女像观音：《阿黑小史》中的五明常说阿黑慈悲、清雅又温柔，是观音；《龙朱》中龙朱所爱慕的花帕族少女，模样像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边城》借天保的口夸翠翠长得标致，像观音一样；《贵生》中鸭毛伯伯说金凤的真实名字应当是观音。王海燕提出的“观音原型说”对这一文学现象的解读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特别是王海燕关于湘西观音信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沈从文悲悯情怀的观点，更有益于读者感受沈从文在创作中孜孜追求的人性美。此外，胡斌将废名、沈从文、孙犁和汪曾祺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这些作家在成长过程中大多受到母亲或是继母的影响，都有比较明显的女性情结，这使得他们的作品充满了柔和美。胡斌的研究为学界提供了启发，也留下了继续研究的空间，比如上述作家受母亲或是继母的影响形成女性情结的具体原因是什么，他们的女性情结的具体内涵是什么，为何女性情结会使得这些作家热衷于描写女性，这些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传统的研究一般将沈从文作品中的水作为自然背景加以分析，重在研究沈从文对水的描写与他生活经历之间的关系。在原型视域下，研究者也关注水与人物性格、人物命运的关系，分歧在于有的研究者认为水本身就是一种原型，有的研究者认为水是隔离原型的体现。弗莱对水有过这样的论述：“水的象征主要表现为清泉池塘，滋润万物的雨水，时而还有一道溪流把男人和女人隔开，从而保持了他们各自的贞洁，一如但丁笔下的忘川。”[22]132弗莱的这段话是现有原型理论中为数不多的论述水原型的文字。弗莱的这段论述显示，将“隔离”作为水原型的内涵之一更为合适。换句话说，我们可以认为沈从文受到楚文化和在水边生活经历的影响，将“悲剧、生命、野性、女性、隔离”等意蕴作为内容填充到了水原型中，其作品体现了水原型。对水原型的研究成果启发我们，如果能广泛联系沈从文小说对水的描写，不仅可以充实水原型的论据，还可以作为一种论证的对照，能够启发读者从“隔离”意蕴的角度解读沈从文小说的水意象。徐婕关于沈从文小说中意象原型的研究，为探讨水和生殖的关系提供了启示。水作为原型并非孤立地存在于沈从文的作品中，往往和鱼、洞等相关原型同时存在。赵国华指出，不管是蛙还是鱼，都要有水才能繁殖，古代的蛙神往往出现在雨水丰沛的春夏，水和女性的繁殖能力在初民的观念里有密切的联系[23]256。如果将水、鱼、洞等原型结合起来分析，或许可以深入探究沈从文为何偏好将少女年龄定位在十五六岁。现有的原型视域下的沈从文小说研究还缺乏这种整体性的研究。

在沈从文小说湘西世界原型研究方面，研究者形成了一个共识，即沈从文构建的湘西世界渗透了他对人生的理解，与现实中的湘西世界差异较大。这类研究成果分析了沈从文为笔下的湘西世界填充的内容，这些内容包括十五六岁的纯真少女、善良质朴的老人、健美雄力的青年男子，还包括源远流长的沅水、翠绿的竹林、大片的橘园，以及承载着古朴生活方式的渡船、碾坊、油坊等。我们应该注意到，沈从文在为笔下的湘西世界填充内容时，还融入了他的审美情感，因此他构建的湘西世界具有美和善的双重特质。许多优秀作家都在文学作品中构建了依托于现实又有别于现实的文学地理区域，如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县、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小镇、川端康成笔下的雪国、曹雪芹笔下的大观园、鲁迅笔下的鲁镇，他们在精神还乡之中构建的故乡可以视为家园原型的体现。虽然每个作家的生活经验和情感阅历各有不同，为家园原型填充的内容也各不相同，但是我们可以借鉴这种群体性的创作共像解读沈从文的家园原型。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以家园原型为纽带，将沈从文、鲁迅、福克纳、马尔克斯等作家的相关做品作比较分析，从而为探明沈从文作品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提供一种路径。

在高中数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引导学生进行知识探究，营造轻松愉悦的课堂氛围，有助于加强课堂互动交流，提高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本文从以下几方面简要阐述如何在高中数学教学中巧妙设置疑问，希望对教育教学工作有所借鉴和帮助。

对沈从文小说的原型研究，虽然存在成果数量少、质量良莠不齐等问题，但作为新兴研究领域，现有研究成果为解读沈从文的作品，特别是解读沈从文的乡土小说提供了许多可借鉴之处，同时也使得运用原型理论研究沈从文的小说成为一种可持续的、有价值的研究方向。

然而在传统的专业课程教学中，虽然针对学生本专业的培养目标，设定了具体完整的培养方案，但是大多注重理论知识的教学，对实际的工程实践涉及较少。这主要是由以下因素导致的。

三、沈从文小说原型研究的偏误与思考

21世纪以来，沈从文研究一直呈持续升温的态势。研究者以沈从文对人性美的追求、所受的地域文化的影响，以及沈从文的宗教意识、少数民族意识、民间意识等为切入口，对他作品的叙事方法、诗化风格、美学立场等展开研究。还有的研究者将沈从文与中外作家（鲁迅、孙犁、废名、汪曾祺、川端康成、哈代、福克纳、泰戈尔等）并置，进行比较研究。在这样的研究潮流中，运用原型理论研究沈从文作品的相关成果呈日渐增多的态势，为今后沈从文作品原型研究的深化奠定了基础。沈从文在谈及创作时说：“个人只把小说看成是‘用文字很恰当记录下来的人事’，这定义说它简单也并不十分简单。因为既然是人事，就容许包含了两个部分：一是社会现象，二是梦的现象，便是说人的心或意识的单独种种活动。但是第一部分不大够，它太容易成为日常报纸记事。但是第二部分也不够，它又容易成为诗歌。必须把‘现实’和‘梦’两种成分相混合，用语言文字来好好装饰、剪裁，处理得极其恰当，方可望成为一个小说。”[24]117沈从文创作的这种独特性正是研究者运用原型理论研究他作品的重要基础。

当然，我们应该注意到，在沈从文研究领域中，原型研究依然处在边缘位置。究其原因，主要有四点。其一，缺乏大家、名家从事此类研究，也缺乏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凌宇虽然早在2002年就指出，“只有全面理解沈从文的人生观及其创作与西方现代心理学的关系，才能对沈从文的人生观及其创作有更深一层的理解”[25]，但是没有运用原型理论解读沈从文的作品。其二，原型理论在中国的接受群体属于“小众”。弗莱在荣格集体无意识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神话原型批评的概念，并带动原型批评理论在西方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批评流派。而中国直到1987年叶舒宪编选的《神话——原型批评》问世以后，才逐渐兴起原型批评的研究。由于一些研究者对原型理论缺乏了解，甚至存在认识上的错误，运用原型理论研究沈从文作品的成果自然就良莠不齐。其三，现有在原型视域下开展的沈从文作品研究，在资料收集上下的功夫不足。有的研究者对沈从文作品的阅读不够全面，仅仅发掘部分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意象就提出有关某种原型的观点，进而从神话故事、民间传说、文学作品、民间风俗等方面进行论证。比如有学者仅仅根据《边城》一篇作品就断言“月亮消失”是死亡原型的体现。在这种状况下开展的研究，其结论的严谨性难免打了折扣。其四，学界对沈从文作品中原型的溯源论证缺乏力度，内容单薄，立论不够坚实。荣格的原型理论涉及考古学、人类学和神话学等领域，比如他在对宗教和原始艺术的研究过程中发现，花朵、十字、车轮等图形具有象征意义，据此提出了曼陀罗原型。而当前关于沈从文作品的原型理论研究，更多采用弗莱神话原型批评的方式，从神话故事或是文学作品中寻找某类原型存在的依据，有的研究者甚至仅仅依据从神话故事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找到的个别证据就下结论，缺乏像荣格那样的资料翔实的原型溯源。研究领域的局限性导致许多研究者的观点难以令人信服，容易引发争议。以上四个方面的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原型视域下的沈从文作品研究就难以在沈从文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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