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颂”得名于《诗经》中的《雅》《颂》[1]。所谓“雅颂”，就是作者用诗文歌颂神灵、君王、英雄等。《周颂》作为《诗经》中宗庙祭祀的乐歌，其“雅颂”思想颇为丰富。当代的一些研究者往往用阶级分析法评价《周颂》，认为其“内容充满着反动思想和迷信色彩”[2]28-29，“一味地赞颂统治阶级以欺骗人民”[3]99。本文通过《周颂》与《商颂》、《周颂》与远古颂歌的比较，探讨《周颂》的“雅颂”思想的伦理化特征及其成因，以发掘《周颂》真正的价值所在。

一、“雅颂”源起及流变

在万物有灵观念和神灵崇拜盛行的原始社会早期，先民最早可能运用巫术驱使鬼神，不用颂神的方式取悦鬼神[4]84。只有先民们认为使用巫术无济于事时，才会越来越多地求助于神灵，以侍奉、献媚和祈求的姿态出现在神灵面前，并用乐舞、乐歌和美言向神致意，恭请神灵庇佑并赐福[5]。于是，“雅颂”的观念就产生了。刘勰认为，“颂”的源头是相传为尧舜时期的乐歌《咸池》《九韶》[6]107。尧舜时期仍然属于神话与原始宗教时期。而“神话与原始宗教时代通常被人们认为是巫舞狂暴、非理性精神压倒一切的时代”[7]，产生于这一时代的颂歌是先民与神灵交流的重要媒介，具有非理性的巫术色彩。即便在夏商时代，人们对祖先神灵的颂扬也具有迷狂、幻想的色彩，而不像周代祭祀祖先那样充满伦理道德的观念[8]。徐复观认为，商代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尊神文化”[9]21。在商人的宗教观念中，上帝决定人世间的一切。殷商时代的巫史权力很大，既占据祭坛又把持学坛和政坛，使整个社会弥漫着浓郁的宗教迷信氛围。在这一氛围的笼罩下，《商颂》也充满浓郁的迷狂色彩，与商代整体巫术文化的氛围遥相呼应。我们可以从《商颂》展现的“万舞有奕”的宏大祭祀场景中感受到商人祭祀时的迷狂状态，也可从“置我鞉鼓”“嘒嘒管声”“依我磐声”等剧烈声响中感受到商人祭祀的狂热氛围。正如杨公骥所说，《商颂》是距今三千年前的诗歌，在《商颂》的思想感情中，没有《周颂》《鲁颂》中强调的“德”“孝”思想和道德观念，反而充满了“对暴力神的赞美，对暴力的赞美”[10]464。

二、《周颂》的“雅颂”思想内容

“雅颂”之声被古人视为“正声”“正体”[11]。《周颂》是人类理性精神开始自觉的产物，虽然杂糅着宗教情绪，但是非理性色彩并不浓郁。与《商颂》的“雅颂”思想拥有崇奉上帝的迷狂观念不同，《周颂》的“雅颂”思想具有伦理化特征。

（一）对“德”的颂扬

对“德”的“雅颂”是《周颂》的重要主题之一。首先，《周颂》中许多诗篇都是“雅颂”先王之德的。有的诗篇“雅颂”周文王的德行，如《清庙》以“于穆清庙，肃雍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颂扬周文王“至纯至美”的德行[12]93。《毛诗序》曰：“《清庙》，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诸侯，率以祀文王也。”[13]423《维天之命》以“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于乎丕显，文王之德之纯。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骏惠我文王，曾孙笃之”[12]935赞美周文王“纯一不杂，与天无间”的美德。有的诗篇“雅颂”武王的高尚品德。据王国维先生考证，《大武》是舞蹈乐曲，也是赞美武王克纣功绩的系列颂歌，与《大武》相应的歌诗有《昊天有成命》《武》《桓》《赍》《酌》《般》等。其中，《酌》“雅颂”了武王平定天下的丰功伟绩，《桓》“雅颂”了周武王克商的威武战功。此外，《周颂》的一些诗篇还“雅颂”了周族始祖后稷、太王（古公亶父）、周成王等人的德行。其次，《周颂》将“德”与“天命”联系起来，并“雅颂”了“以德配天”的天命观。王国维先生认为，西周文化的巨大变革是将“德”的范畴融入“天”的观念[14]453。周人认为“德”才是决定天命转移、王朝兴废的关键，与商人笃信天命的观念明显不同。周人的这种思想观念与《尚书》“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思想观念是一致的。在周人看来，虽然“天命靡常”，但是上天“惟德是辅”，只有“明德”“敬德”的统治者才能永保天命。周代统治者正是因为“敬德”“明德”，所以才得到了天下。总之，与殷人对天命的无条件迷信相比，《周颂》主张“以德配天”的天命观和对“德”的“雅颂”，是思想上的一大进步。周人的天命观一方面可以合理解释周取代殷而得天下的原因，另一方面也对统治者的品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敲响了失德败国的警钟。周人这种思想观念的进步，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二）对“孝”观念的颂扬

除了对“德”进行颂扬，《周颂》还重点“雅颂”了“孝”的思想和行为。换句话说，“雅颂”君王的孝行也是《周颂》的“雅颂”思想伦理化特征的表现。《雝》曰：“假哉皇考！绥予孝子。宣哲维人，文武维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后。绥我眉寿，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12]964《载见》曰：“率见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寿，永言保之，思皇多祜。”[12]966《闵予小子》曰：“于乎皇考，永世克孝。念兹皇祖，陟降庭止。”[12]972上述诗篇表达了对先祖、长辈的追慕和敬仰，蕴含着浓烈的孝敬之情。学界大多认为“孝”观念产生于西周时期，中国古代最早、最突出的伦理规范应推“孝”[15]300。“孝”观念与古人敬宗祭祖的思想紧密相连，宗教观念上的“敬天”，延伸为伦理观念就成为“敬德”。同样，宗教观念的“尊祖”，延伸为伦理观念就成为“重孝”“孝亲”。在这个意义上，周人可以说是“以祖为宗，以孝为本”[16]94的。殷人虽然也非常虔诚、狂热地“雅颂”祖先，但是他们祭祖的主要目的是禳灾祈福，以及表达对祖先的敬畏和依赖。因此，殷人祭祖仅具有宗教功能，既不存在宗法意义，也不具备“孝”“德”的内涵。西周时期，祭祖与宗法、孝德等伦理思想有着密切关系，所谓“用追孝于皇考己伯”[17]3869，周人祭祀已经具备了“显孝”和“追孝”等伦理道德内涵。同样，《周颂》对“孝”的“雅颂”也具有浓厚的道德和宗法色彩。这说明周人“只不过是借助人们对祖先崇拜的热衷，以标榜人间秩序的血缘命定性与宗法政治的合理性。由此决定孝的基本内容由宗教向伦理政治转化”[18]44。《周颂》对“孝”的“雅颂”时刻提醒周人勿忘先祖，恪守孝道，在维护宗法制度、巩固宗族团结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古代，这种“孝”的观念已经完全渗透到国人的思想意识之中，“以孝立身”成为人们加强自我修养的内在要求，又常常被外化为“以孝治天下”的政治伦理哲学。这对王朝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定都是十分有益的。

三、《周颂》的“雅颂”思想特征及其成因与“雅颂”思想的当代价值

（一）“雅颂”思想特征及其成因

与之前的颂歌相比，《周颂》的“雅颂”思想呈现出理性化、伦理化的特征，这种特征的形成有深刻的时代原因。首先，相比于殷朝，周代农业有了巨大发展。西周时期的农业生产工具，见于古代文献的就有耒、耜、钱、铚等，甚至还有铁器用于耕作[19]308，这说明周代农业生产工具较前代有了极大的改进。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进，周代农业生产技术比前朝有了明显的进步，种植的农作物种类也不断丰富[19]309。周代农业的巨大发展，反映了周人改造自然、征服自然能力的提升。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逐渐增强，意味着自然对人的“控制力”在逐渐减弱。换句话说，在人与神的关系中，随着人的本质力量的增强，神的影响必将逐渐衰微。这是《周颂》的“雅颂”思想呈现出理性化的原因所在。其次，商朝的灭亡也给周代统治者提供了前车之鉴。周人虽然继承了夏商“有命在天”的文化传统，也深信周朝迅速兴盛的原因是上天的庇护，所谓“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3]751，但是殷商的灭亡给周初统治者敲响了警钟。因为殷人曾经是上天的宠儿，殷人对上天的祭祀一向虔诚有加，后来却“昊天大降丧于殷”[20]305。在反思殷朝覆灭的基础上，周朝统治者认识到，保住天命的关键还在于有“德”，即“神所凭依，将在德矣”[21]350。因为“人之德”是承受天命的重要前提，周人要想确保自己能膺受天命，就必须高扬“敬德”的旗帜。这是《周颂》的“雅颂”思想呈现出伦理化的原因所在。

（二）“雅颂”思想的当代价值

英国著名思想家罗素指出，“孝道并不是中国人独有，它是某个文化阶段全世界共有的现象。奇怪的是，中国文化已到了极高的程度，而这个旧习惯依然保存。古代罗马人、希腊人也同中国人一样注意孝道，但随着文明程度的增加，家族关系便逐渐淡漠。而中国却不是这样”[22]113。《周颂》宣扬的“孝”“德”观念不仅是在中国古代社会发挥重要作用的伦理观念，而且可以作为当代社会的基本道德准则，因此“雅颂”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当代价值。首先，“孝”是现代家庭和谐的精神保障。社会的稳定与家庭的和睦密不可分，推崇“孝”“德”也是构建现代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之一。“孝不仅在道德领域占据核心地位，在经济、政治、法律制度中也有着深刻的影响，将现代孝德回归到家庭伦理本位，是当今社会的核心要求。”[23]现代社会需要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需要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那就要充分发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博爱精神，从家庭自然亲情出发，由关爱亲人而关爱朋友，由关爱朋友而关爱他人，进而将“仁爱之心”推及全民族和全社会。这对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具有良好的作用。其次，“孝”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增强民族凝聚力方面具有极大的作用，是国人生发爱国情感的基础。古往今来，国人都把报效国家视为人世间最大的“孝”，是个体道德品质的最高表现。所以，弘扬“雅颂”思想中“孝”“德”文化元素，对增强民族凝聚力、振奋民族精神有着重要意义。当然，《周颂》的“德”观念和“孝”观念无疑也糅杂了封建思想的糟粕，如果我们能舍弃其中的封建等级观念和愚忠思想，弘扬其克己奉公的精神，突显个体对社会和国家的责任心，在新的时代赋予“雅颂”思想新内涵，就能将它转化成建设和谐社会的文化力量。这对维护家庭和谐、社会安定，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恪尽职守的公仆精神，都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健康意识的不断增强,人们对健康教育的要求也不断提升,尤其是孕期健康教育。由于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各个地方的孕期健康教育各不相同,但其要点都是疏导孕妇的心理问题、为孕妇补充分娩知识。出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孕妇常会有紧张、焦虑、不安等情绪,其大多是因为孕妇对分娩的认识不足,因此加强孕妇的孕期健康教育势在必行。

认真落实《山东省水功能区划》，科学核定水功能区纳污能力，提出水功能区限制纳污意见。按照国家有关要求，制定水功能区分阶段达标控制方案，确保水功能区分阶段达标任务的落实。在此基础上，根据国家下达山东省的 2015、2020、2030 年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控制目标，制定了全省17市重点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控制目标分解方案，并按年度分解下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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