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在生命垂危之际，以口授的方式留下了《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给代表大会的信》等文章和书信。这些文章和书信作为列宁最后的政治交代，构成了列宁的“政治遗嘱”。学者们曾从多种视角对列宁的“政治遗嘱”进行解读，但鲜有从干部队伍建设的角度探讨列宁“政治遗嘱”对领导干部素质提出的要求。实际上，列宁作为俄共（布）的“顶层设计师”，在逝世前对党的领导干部提出了许多要求和期许，其中蕴含的干部队伍建设思想，可以为当前加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

一、党的领导干部要具备良好的政治品格

良好的政治品格是党的领导干部正确开展工作的前提条件。由于肩负着伟大责任与使命，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干部应该具备良好的政治品格。针对这个问题，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对俄共（布）的个别领导干部的品格特征作了点评，指出政治品格方面的不成熟可能对俄共（布）及社会主义事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并阐明了领导干部具备良好政治品格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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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党的领导干部要心底无私，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列宁曾批评斯大林性格太粗暴，认为这样的缺点“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1]746，但是斯大林居于领导职位上，这个缺点“就成为不可容忍的”[1]746。列宁十分担忧斯大林一旦“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1]745。正是考虑到斯大林不成熟的政治品格及其潜在危害，列宁呼吁“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它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1]746。在列宁看来，党的领导干部倘若不具备耐心谨慎、谦虚大度、胸襟坦荡等重要的政治品格，就难以关心同志、团结他人，更难以肩负起党和人民的信任与委托。在评价托洛茨基时，列宁肯定了他的才干，称他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1]745。列宁欣赏托洛茨基的才能，即便与他在党的建设、工会问题、布列斯特和约等问题上有过激烈的争论，列宁还是秉持“用其之长、扬长避短”的原则，对托洛茨基委以重任。但是工作上的才能并不能掩盖托洛茨基品格方面的缺陷，列宁批评托洛茨基“过分自信，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1]745，经常居高临下发号施令，不利于团结同志。在列宁看来，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两个人品格方面的不成熟不利于党的团结，“这两种特点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制止，那么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1]745。

从上述对斯大林、托洛茨基的评价中可以看出，列宁主张俄共（布）的领导干部必须具有优秀的政治品格和个人修养。这一主张不仅对党的领导干部提高政治素养、个人修养具有借鉴价值，而且对于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也有启发意义。权力是党与人民授予的，党的领导干部在权力使用上要做到“心底无私天地宽”，在做人做事上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2]416。因此，党的领导干部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党的原则第一、党的事业第一、人民利益第一”，杜绝“个人风头主义，飞扬跋扈，唯我独尊”[2]416；要“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这些要求是共产党人最基本的政治品格和做人准则，也是党员、干部的修身之本、为政之道、成事之要”[3]。

第二，党的领导干部要政治坚定，对党忠诚，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政治规矩。政治上靠得住是党员干部最为重要的政治品格。如果政治立场不坚定，思想上就会出现动摇，在历史紧要关头就会丧失政治信仰。在评价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时，列宁认为他们“在十月的那件事当然不是偶然的”[1]745。所谓“十月的那件事”，指的是在“十月革命”前夕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未得到俄共（布）多数同志支持的情况下仍然坚持错误立场，反对武装起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但不服从党的政治决定，反而泄露了革命的机密。列宁旧事重提，意在批评他们在遵守党的纪律和政治规矩方面有过失，在历史紧要关头和重大问题上出现了摇摆。列宁虽然也特别强调“此事不大能归罪于他们个人”[1]745，但是在政治遗嘱中专门强调此事，可见他对干部政治坚定、对党忠诚、严守纪律等政治品格的高度重视。

所谓大局，是指整个局面和整个形势，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长远利益。具备团结合作的大局观念是党政领导干部做好各项工作的重要前提。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和波云诡谲的政治形势，党的领导干部要善于从全局的高度、以长远的眼光，观察形势，分析问题，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长远利益，认识和把握大局，团结协作，创造性地做好本职工作。

即便在最严酷的革命斗争中，列宁也严格遵守党内民主程序，利用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则妥善处理各项重大问题，积极维护团结稳定的政治大局，并未凭借自己的威望和地位以势压人。在病危时，列宁虽然指出斯大林性格粗暴，缺乏团结同志、总揽全局的政治素养，无法很好地胜任总书记一职，但是也仅仅“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将他从总书记这个职位上调离，并诉诸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按程序解决，从未越权、擅权、弄权。

第三，党的领导干部要具备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在评价布哈林时，列宁认为布哈林不仅是俄共（布）最宝贵的大理论家，也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全党最喜欢的人物，“但是他的理论观点能不能说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很值得怀疑，因为其中有某种烦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因而——我想——他从来没有完全理解辩证法）”[1]745。列宁称赞布哈林拥有渊博的知识，但是对他的理论观点是否完全属于马克思主义表示怀疑。列宁这是从侧面强调，党的领导干部应当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应当具有很强的思辨能力。马克思主义是革命行动的思想指南，是指导领导干部工作实践的哲学方法，而思辨能力是领导干部认识问题、解决问题、明辨是非所必备的政治品格。只有具备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很强的思辨能力，党的领导干部才能做到立场坚定、成熟稳重、执行有力。列宁对皮达可夫也作出了点评，指出他“无疑是个有坚强意志和杰出才能的人，但是太热衷于行政手段和事情的行政方面，以致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是不能指靠他的”[1]745。列宁在指出布哈林和皮达可夫品格方面不成熟的同时，也表达了对党的领导干部的殷切期望，希望他们寻求机会充实自己并“改变自己的片面性”[1]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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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党的领导干部要有团结合作的大局观念

放在当今来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极其复杂而又艰巨的任务。党的领导干部要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敢于尝试的革命气魄，在处理重要问题时必须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做到态度坚决、旗帜鲜明；面对大是大非要敢于坚持原则和表明立场，面对困难要敢于迎难而上；在历史紧要关头要政治上靠得住，忠诚于党，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保守党的秘密。检验一个干部理想信念坚定不坚定，在革命战争年代，“就看他能不能为党和人民事业舍生忘死，能不能冲锋号一响立即冲上去”[2]415；在和平建设时期，要看他“是否能在重大政治考验面前有政治定力，是否树立牢固的宗旨意识”[2]415。

列宁始终强调，俄共（布）的领导干部要有团结协作的大局观念，要能够从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长远利益出发认识和处理问题。早在1903年，列宁在《给〈火星报〉编辑部的信》中就把俄共（布）的领导集体比喻成一个大型音乐会，强调领导干部要从“党内团结”和“行动一致”这个大局出发，加强团结协作。列宁指出：“我们需要取得经验，好恰当地分配角色，让一个人去奏抒情的小提琴，让另一个人去拉狂暴的大提琴，让第三个人去挥动指挥棒。”[4]89在列宁看来，党的领导集体是由不同的个体成员所组成的，虽然成员之间的分工和职责不同，但是党的领导集体成员只要从大局出发，团结协作，通过民主讨论缩小意见分歧，就可以“形成一个真正合唱得很好的集体”[4]89。

在晚年病重之际，列宁更是呼吁俄共（布）的领导干部要从党的事业和前途等大局出发，切莫因盲目追求个人私利损害党的长远利益。列宁之所以发出这样的呼吁，是因为受当时的形势所迫。当时俄共（布）党内产生了激烈的斗争，权力过于集中。这不仅影响了党内民主，而且很有可能影响党的前途。对俄共（布）党内在革命与建设问题上的激烈争论，列宁多次告诫争论各方要服从大局、维护党内团结。列宁还凭借个人威望和高超的工作技巧从中调停，最终使俄共（布）党内达成共识并保持行动一致。列宁病重时，俄共（布）面临敌对势力的破坏、工农联盟不能协调一致、中央委员会的突然分裂等危险，国内外敌对势力妄图利用俄共（布）党内的意见分歧，使俄共（布）内部产生分裂而走向瓦解，以达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列宁指出，敌对势力在“反对苏维埃俄国的赌注中把赌注押在了党的分裂上”，“在这种分裂方面他又把赌注押在党内最严重的意见分歧上”[1]744。因此，列宁强调，如果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么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1]745。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呼吁党的主要领导干部要扬长避短，各尽所能，维护团结大局。正是为了防止部分领导的冲突对党的整个前途产生过大的影响，列宁建议增加中央委员会的人数，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十月革命”前，列宁建立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为了在严酷的革命斗争中顺利开展工作，实行了严格的集中制。在执政初期，俄共（布）出于维护新生政权的需要，不得不延续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结构。但是，列宁在病重之际意识到，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结构使得党的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而中央的权力又高度集中于斯大林、托洛茨基等少数几个人，这种“寡头政治”既不利于党的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也不利于党担负重大职责和光荣使命。就实际情况而言，无论是性格粗暴、缺乏耐心的斯大林，还是过分自信、热衷于纯粹行政方面的托洛茨基，显然都缺乏列宁那种团结同志、维护大局的政治素养，更不可能像列宁那样从政治和战略的高度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对党的政治制度做了一系列变动，改变中央委员会高度集权的传统政治格局，增加中央委员会的人数，提高工农检察院这一监督机构的地位和权力，尽力避免因为党的主要领导干部缺乏大局观念从而对党的事业造成巨大的损失。这是他着眼大局、维护党内团结做出的正确决策。列宁殷切期盼“这种改革会大大加强我们党的巩固性，会有助于它在敌对国家中间进行斗争”[1]743。

梦是理想，梦是目标，梦是对光辉未来和灿烂前景的宏大擘画，梦是对美好生活与宏伟事业的殷切期许。正因为如此，有梦才有信心，有梦才有追求，有梦才有方略、格局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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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领导和管理工作综合性、系统性很强，客观上要求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加强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素质。党的领导干部只有具备较高的业务素质，党的执政工作才有可能事半功倍。反之，则可能是事倍功半。因此，党的领导干部应当加强学习，提升自身的综合能力和业务素质，赢得群众的尊重和支持。

从“政治遗嘱”的内容上看，列宁没有正面阐述良好的政治品格包括哪些具体内容，也未明确指出领导干部如何培养良好的政治品格，他更多的是在发出警示，要人们深刻认识到俄共（布）的领导干部是否具备成熟的政治品格关乎党与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列宁指出，党的领导干部在品格方面的缺陷看似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上升到党与社会主义事业的高度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1]746。虽然我们所处的环境已经与列宁时期有了较大不同，但是列宁对领导干部政治品格的重视和相关主张，有助于领导干部深刻思考面对新的世情、国情、党情应该如何做人、处事、为官，以及如何切实养成良好的政治品格。

三、党的领导干部要具备较高的业务素质

当下，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面临的问题与列宁时期面临的问题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列宁关于领导干部要有着眼大局、团结协作的思想，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社会思潮和政治形势，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干部要站稳政治立场、找准正确方向，正确认识和处理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在实际工作中要具有大局观念，要用前瞻性和战略性的眼光分析和处理问题。同时，党的领导干部要像列宁那样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和国家的政治大局。

“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共（布）执掌了政权，却缺乏足够的执政本领。对此，列宁指出，处于执政地位的无产阶级政党“要什么有什么，既有政治权力，又有各种经济资源和其他资源。就是缺本领”[1]669。列宁所说的“本领”，主要是指组织能力、领导能力、管理能力等。可以说，“本领荒”是当时俄共（布）执政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列宁指出，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整个关键不在于政治权力，而在于会管理，会正确安排人员，会避免细小的冲突，使国家的经济工作不致被打断。我们没有这种本领，我们的错误就在这里”[1]691。由于缺乏与管理相关的业务素质，俄共（布）领导干部“虽然拥有全部政权和一切条件，但丝毫不会利用自己的权利和自己的政权”[1]681，“到处发号施令，结果完全事与愿违”[1]680，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谁都不会办事，谁都不了解究竟应当怎样处理国家事务”[1]688。因此，列宁要求党员干部要加强学习，不断提高业务素质，并强调“任何管理工作都需要有特殊的本领。有的人可以当一个最有能力的革命家和鼓动家，但完全不适合作一个管理人员”[1]105。

列宁在病重之际特别重视的一个问题，就是苏维埃国家机关存在严重弊端的问题——缺乏“有知识的，受过教育和训练”[1]785的专门人才。列宁在评价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时指出，领导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人应该“是具有科学修养的人，也就是在技术或农艺方面有修养的人”，尤其“应该具有吸收人才的高超能力，具有检查他们的工作的相当丰富的科学技术知识”[1]752。列宁所关注的问题正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关键问题，因为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是大多数人的事业，是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事业，党的领导干部只有具备较高的业务素质，成为行家里手，才能起到先锋模范作用，才能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关于如何提高党政领导干部整体业务素质的问题，列宁提出的重要建议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第一，国家机关选拔工作人员要采取业务考试的办法。列宁说：“这些职员要经过专门考查，看他们是否认真负责，是否了解我们的国家机关，同时还要经过专门考验，看他们是否了解科学组织劳动特别是管理、办公等方面劳动的原理。”[1]780列宁的观点很明确，即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要具有专业化的知识，“必须通过有关我们国家机关问题的基本原理、管理科学、办公制度等基础知识的考试”[1]788。第二，国家要不拘一格地发挥专家的作用。列宁在考虑如何提高国家机关质量的同时，非常关心政府部门是否能够吸引和接纳“真正具有现代素质的人才，即同西欧优秀人才相比并不逊色的人才”[1]784。因此，在改造工农检察院的问题上，列宁强调要吸纳高度熟练的专家，使得知识丰富的检察工作专家与中央委员紧密配合，相得益彰。第三，领导干部要通过学习提高业务素质。列宁主张党的领导干部要通过学习不断提高业务素质，“为了革新我们的国家机关，我们一定要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然后是检查，使我们学到的东西真正深入血肉，真正地完全地成为生活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学而不用”[1]786。关于学习内容，列宁认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在高度熟练的专家和在各部门都有很高威信的工农检察院成员的帮助下，年复一年地学习国家管理的课程”[1]749。关于如何学习，列宁一方面主张派专人出国“去收集图书和研究”，争取编写出“组织一般劳动、特别是管理方面的劳动的教科书”；另一方面主张领导干部要“到高级劳动组织研究所等机构去学习”，并学以致用，将“学习和业务结合起来”[1]791-793。列宁的“政治遗嘱”足以表明列宁对党政领导干部业务素质不高、本领缺乏的忧虑和痛心。他用数据说明了俄国民众文化落后的特点，论述了苏维埃俄国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基础”，强调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进而流露了对领导干部、国家机关人员业务素质不高、执政本领落后的忧虑。可以说，无论是列宁对文化问题的系列论述，还是列宁对国家机关的改革设想，无不蕴含着对广大人民群众和党员干部加强文化学习、提高业务素质的殷切期望。需要指出的是，列宁之所以高度强调俄共（布）的领导干部要具备较高的业务素质，是因为新阶段、新形势对俄共（布）提出了新任务、新挑战。“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共（布）将经济建设作为当时的中心任务，力图赶超西欧各国。面对这一中心任务，党的领导干部仍然只“依靠信念、忠诚和其他优秀的精神品质，这在政治上是完全不严肃的”[1]679。

总之，列宁“政治遗嘱”中关于领导干部政治品格、大局意识和专业素质等方面的要求，指向的是当时俄共（布）的干部队伍，对今天我们党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党在要求领导干部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政治理论素养的同时，也要高度重视领导干部的专业知识学习，使他们全面提高业务素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领导干部要“结合工作来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化、专业化水平。要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学什么，有针对性地学习掌握好领导工作、履行岗位职责所必备的各种知识，努力使自己成为行家里手、内行领导”[2]405。

2006—2015年，全球研发投入排名靠前的企业尽管分属多个行业（36～41个），但前三大高、中研发强度行业——制药与生物技术（占比17.7%～19.3%）、技术硬件与设备（14.4%～18.3%）、汽车与零配件（15%～17.1%）约占全球企业研发总投入的50%，前15个行业占比更是高达92%。同时，研发投入增长最快的行业逐渐由早前的传统行业石油与天然气、银行、建筑与材料变为了现今的新兴行业软件与计算机服务业。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3]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10-09（02）.

[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