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是清朝吴敬梓的名著。这部著作模仿正史中的《儒林传》，通过讲述诸多文人的一个个小故事，全面展现了当时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的群体形象。其中，有名满天下的真儒、名贤，有沽名钓誉的假儒、假名士，还有欺压良善的恶儒、恶霸。同时，《儒林外史》还兼顾对其他阶层人物的描写，用以烘托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形象。《儒林外史》对科举制度和所谓名士的负面描写较多，被世人视为反科举、反名士小说；又因揭露社会黑暗面较多，被学术界称为讽刺小说[1]536。在笔者看来，《儒林外史》大量存在的尖刻犀利的话语只是表面现象，其行文深处蕴含着发人深省的用意。吴敬梓在小说第一回借用书中人物王冕的话评价八股取士说：“这个法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2]15对此，吴敬梓提出的匡救方法是“降下这一伙星君去维持文运”[2]16。因此，抛开语言表象，我们可以说《儒林外史》不单是一部讽世讥世之作，而且是一部匡救弥缝、拯救人心的警世救世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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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世讥世往往只简单揭露、批判社会现象，并不关注社会风气变坏的根源和治理的方法。而警世救世不单要揭露社会的黑暗面，更要找出社会风气变坏的原因，指出改进的方向并提供良策。从《儒林外史》对人物的直接褒贬和行事叙述可以看出，吴敬梓认为社会风气变坏的根本原因是德行的缺失，因此要想转变社会风气必须重塑德行，而重塑德行的关键在于文人名士。《儒林外史》反对僵化的科举制度，抨击欺世盗名的假名士；推崇完善的科举制度，推重行为世范、崇德重行的以“仁义服人”的真儒和真名士。吴敬梓通过赞扬真儒、真名士，讽刺假儒、假名士，呼唤德行良善、积极向上的文人群体，并期望他们在社会上倡导德行，借以扭转社会风气。因此，德行重塑既是吴敬梓借助《儒林外史》传达的良苦用心，也是他提出的救世良方。这一主题是解读《儒林外史》的指南和密钥，需要读者认真体会。

一

德行是儒家伦理的核心要素，是统领儒学的纲领。“德行”一词最早出现在《周易》一书中，所谓“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孔颖达疏云：“德行谓人才堪任之优劣。”[3]222《国语·晋语》有“宣其德行，顺其宪则，使越于诸侯”[4]283之语。孔子在创立儒家学说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德行的论述和修养。孔子认为人各有德，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论语·颜渊》），评价一个人主要看其德行。孔子说：“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孔子又说：“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为政》）“孔门四科”，其中一“科”便是“德行”，所谓“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论语·先进》）。孔子还主张“为政以德”，所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孔子的德行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晋代葛洪说：“德行文学者，君子之本也。”[5]224其后的《世说新语》更是把“德行”作为全书门类之首。

吴敬梓也深受儒家德行思想的泽惠，并通过《儒林外史》表达对德行的推崇。如在第十七回中，匡迥考中秀才后，匡太公叮嘱他，“第二的侥幸进了一个学，将来读读书，会上进一层也不可知，但功名到底是身外之物，德行是要紧的”[2]209-210。在第十六回中，吴敬梓借学道之口表明对德行的深刻认识，“‘士先器识而后辞章。’果然内行克敦，文辞都是末艺”[2]206。在第三十二回中，娄太爷给杜少卿留言，“银钱也是小事，我死之后，你父子两人事事学你令先尊的德行，德行若好，就没有饭吃也不妨。你平生最相好的是你家慎卿相公；慎卿虽有才情，也不是甚么厚道人。你只学你令先尊，将来断不吃苦”[2]383。在第四十七回中，吴敬梓再次强调了德行。可见，从评价人物所持的标准看，吴敬梓顺应了当时的主流伦理思想，把德行塑造置于重要位置，使之成为《儒林外史》着重宣扬的主题。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运用多种写作手法刻画小说人物形象，突出德行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价值，为宣扬德行、突出德行服务。这些写作手法包括：运用结对描写的手法展现同胞兄弟在德行方面的异同；不断反复描写一些相同的场景，强化德行的作用；将同类人物放在一起描写，通过揭示人物的共同命运突显德行。

二

最后，吴敬梓对那些品性优劣兼具、为人亦真亦假的人物持有宽容的态度。《儒林外史》中的这批人物追求功名利禄和社会名气，德行存在一些不足，但是他们不因自己的追求而伤害他人，因此他们的德行处于中间状态。遽公孙是吴敬梓塑造的一个性格、德行方面存在自我矛盾的人物形象。遽公孙既有注重德行的一面，也有招摇撞骗等违背道德的一面。他有仗义疏财的古风，将讨账要来的二百两白银赠予了落难而逃的王惠；他有追求名气、做名士的欲望，将王惠收藏的绝本《高青邱集诗话》刻印送人，达到了他求名的目的——“自此，浙西各郡都仰慕遽太守公孙是个少年名士，遽太守知道了，成事不说，也就此常教他做些诗词，写斗方，同诸名士赠答”[2]109。遽公孙与鲁小姐结婚后，迫于压力开始谋求科举功名，并在认识马二先生后体悟到了新的人生境界。对这个人物，吴敬梓并没有予以他过多的讥讽，比较客观地描述了他与杜少卿等人的交游之事。金东崖也是《儒林外史》中在德行方面优缺点都比较突出的人物。他做了杜少卿的邻居后，为了附庸风雅而著《四书讲章》，在书中望文生义，乱解儒家经典。吴敬梓借杜慎卿的口取笑他说：“一个当书办的人都跑了回来讲《四书》，圣贤可是这样人讲的！”[2]357但是，金东崖有时也比较看重道德伦理，表现出谨慎处世的性格。当王惠建议荀进士隐匿丧事以避“丁忧”的时候，金东崖说“做官的人，匿丧的事是行不得的”[2]99。金东崖还是一个回避现实、惧祸全身的人。他任职的吏部矛盾重重，人际关系复杂，风波迭起。正如他所说的，“近来部里来投充的人也甚杂，又因司官王惠出去做官，降了宁王，后来朝里又拿问了刘太监，常到部里搜剔卷案”[2]222。面对这样的混乱局面，金东崖缺少主见，更不敢面对现实，反而“怕在那里久惹是非，所以就告假出了京来”[2]222。对于金东崖这样一个人，吴敬梓一面“安排”他与严贡生等假儒、假名士交游，借以披露他性格、德行的缺点；一面又“安排”他与杜少卿等真儒、真名士交游，展现他性格、德行的优点。《儒林外史》中类似金东崖的人物有娄氏兄弟、汤氏兄弟、秦氏兄弟、胡氏兄弟、景兰江、赵医生等，吴敬梓对他们均采取宽厚容忍、褒贬兼备的态度。

首先，吴敬梓真心褒扬和推崇真儒、真名士。《儒林外史》不反对人们走科举之路和追求名气，并针对文士如何走科举之路和追求名气，以及获得科举功名和名气之后如何回报社会等问题，表达了作者独特的见解。吴敬梓通过在《儒林外史》中塑造具有表率意义的上流文士形象，表达了他对真儒、真名士的崇尚，也对上述问题给予了回答。《儒林外史》中有两个重要人物：一个是虞育德；另一个是庄尚志。其中，虞育德代表了吴敬梓心中的真儒士，庄尚志代表了吴敬梓心中的真名士。吴敬梓有意将对两个人的描写集中在小说的第三十四回、第三十五回、第三十六回，其目的是在前三十几回叙述各色人物出场并表现他们德行的基础上，以这两个品行无瑕的人物与此前出场的假儒士、假名士形成对照。如第三十四回描写庄尚志出场，“这人姓庄名尚志，字绍光，是南京累代的读书人家。这庄绍光十一二岁就会做一篇七千字的赋，天下皆闻。此时已将及四十岁，名满一时，他却闭户著书，不肯妄交一人”[2]402。其后小说叙述了庄尚志的诸多事迹：应召赴京面见皇帝，向皇帝呈上《教养十策》；推辞太保公收为门人的要求，并上本请求皇帝恩赐还乡；归途中在台儿庄礼葬了素不相识的两位老人；筹备并参与了修建泰伯祠，主持了拜祭泰伯的隆重仪式。第三十六回则集中笔墨描写虞育德。虞育德的名和字取自《易经·蒙卦》中“山下有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作者以此为源为人物取名，包含了“德”和“行”两方面的伦理内涵，属于典型的春秋笔法。虞育德是他母亲在梦中拜文昌帝君所赐，而文昌帝君掌管天下文运和文士，故而吴敬梓将虞育德视为封建文士的榜样和维护人间文运的“星君”的代言人。虞育德一出场，就挽救了一个因欠债不能葬父而欲自杀的人。其后，虞育德多行善事，广积阴德，相继考中了举人、进士，做了南京国子监博士。虞博士在为官期间以德行教化人，倡导仁义礼智信，所以小说在第四十七回中借余二先生之口说，“看虞博士那般举动，他也不要禁止人怎样，只是被了他的德化，那非礼之事，人自然不能行出来”[2]254。在第三十六回中，小说叙述了虞育德和庄尚志两人初次见面就彼此赞赏之事，“虞博士爱庄征君的恬适，庄征君爱虞博士的浑雅，两人结为性命之交”[2]425。小说中与虞育德、庄尚志相似的文士还有杜仪。他也是一个广散家财、喜做善事的人，但是因为缺乏社会经验，手中很大的家业均被骗子骗光。在为人处世方面，他不如庄尚志沉稳；在待人接物方面，他不如虞育德持重。这是小说中一个带有缺点的、德行不足以号召天下的人物。但是，他的“风流经济”却堪称超时代的宏论。在第三十四回中，当季苇萧劝杜仪娶妾时，杜仪说：“娶妾的事，小弟觉得最伤天理。天下不过是这些人，一个人占了几个妇人，天下必有几个无妻之客。小弟为朝廷立法：人生须四十无子，方许娶一妾；此妾如不生子，便遣别嫁。是这等样，天下无妻子的人或者也少几个。也是培补元气之一端。”[2]401这番话得到了迟衡山的欣赏。迟衡山评价他说：“宰相若肯如此用心，天下可立致太平！”[2]401第四十六回描写的虞梁“也是一个非同小可之人。他自小七八岁上，就是个神童”[2]539，有文采和经世之才，“真正是个大家”[2]539。他家先祖为了全县的风水，独力修建了元（玄）武阁，虞华轩秉承祖志，又重修了元（玄）武阁。类似的还有其他一些有德行的人士。如庄洁虽然身为商人，但是能敦睦兄弟、敬重文人，有管仲的风范，与人合伙做生意可以将本金让给破产的合伙人。《儒林外史》通过对真儒、真名士这类人物的言行描写和心灵塑造，赞扬了他们积德行善、德才兼备、恤民爱国的高尚人格。

式中:Td2和Td3的力矩值由曲线形上升段的半径所决定,即设计该助力特性曲线时,需要先根据实际需求给出曲线段特性曲线的函数表达式f(Td-Td2),然后以此为基础设定两直线段的斜率k1和k2,最后得出整段特性曲线的表达式.图11为根据改进后的特性曲线绘制出的三维曲面图.

《儒林外史》塑造了众多人物形象。其中，知识分子大致可以分为热衷科举者（以入仕做官为目的）和名士（以追求名气为目的）两大类；商人可以分为儒商（讲究信用义气）和奸商（贪求蝇头小利）两类；百姓可以划分为孝子（万里行孝）和逆子（忤逆犯上）两类。当然，《儒林外史》对人物类型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小说也描写了具有中性特点的人物（兼具善恶品性）。但无论怎样划分，都不影响我们对《儒林外史》以德行为标准评价人物的判断。“德行”这一标准适用于全书所有人物，并贯穿全书。据此，笔者将《儒林外史》的人物分为三类：真儒、真名士；假儒、假名士；德行介于二者之间的人物。

其次，吴敬梓无情嘲讽和批判了假儒、假名士。《儒林外史》中的假儒、假名士，以匡迥、严贡生等人为代表。匡迥在贫贱时做个小本生意，赡养卧病在床的老父亲，能奉行孝顺之礼。但是知子莫若父，在他因刻苦读书受到李知县的赏识而顺利成为秀才时，父亲就提醒他，“我看你在孝弟上用心，极是难得，却又不可因后来日子略过的顺利些，就添出一肚子里的势利见识来，改变了小时的心事”[2]210。匡迥父亲的担忧并非多余。匡迥追随景兰中等人学做名士，渐渐偏离了以德立身的轨道。他受“良朋”潘三的不良影响，赌博抽头，私写公文，为金东崖的儿子金跃替考。在潘三被官府缉捕后，匡迥接受了李给事中（前李知县）的邀请，前往北京考取教习一职。在京期间，他隐瞒了已有妻室的事实，娶了李给事中的外甥女。吴敬梓给这个人物取名“匡迥”是有深刻用意的，意在批判他在考中秀才前后德行迥然不同、反差甚大，实为假行孝悌、言行善变的小人。严贡生原本是一个可以成为栋梁之材的人，却堕落为品行恶劣的无赖。严贡生扣留邻居的猪，抢夺债务人的驴和米，敲诈船民，谋夺弟弟财产，冒充周学台的亲戚，做了很多有违德行、有辱斯文的事。吴敬梓笔下的匡迥、严贡生等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做一切事均以个人私利为追求目标，不讲仁义，不顾廉耻，全然抛弃了儒家的道德教诲。与一直把持市井的恶棍潘三等人相比，他们对社会的危害更大，因为他们顶着儒林人士的光环，带坏了社会风气，动摇了社会的文化之根。

三

中学生物学课程作为科学课程，除了具备自然科学的一般属性，还有其独特的学科特点，即生物学概念大多是观察，比较和归纳的结果，而不是靠数理逻辑的演绎。生物科学研究中常用不完全归纳法，运用归纳和概括注定无法穷尽复杂多样的生命世界。因此，通过不完全归纳归纳获得的生物学概念和规律常有例外的存在，缺乏学习情境所习得的生物学概念必然导致知识的支离破碎，易导致学生对概念做绝对的理解。

《儒林外史》描写了许多同胞兄弟，其中着墨比较多的有汤氏兄弟、余氏兄弟、严氏兄弟等。这些人物往往成双结对地出现在故事中，形成对比或映衬的关系。余氏兄弟是作者刻意塑造的兄弟和睦的人物典型。余大先生名余特，余二先生名余持。余特在无为州打秋风，因掺和人命官司惹上麻烦，余持不顾自身安危，全力担当。这反映了余氏兄弟兄友弟恭的德行。作者甚至“走入”小说直接对他们做出评价。第四十四回写道：“余家弟兄两个，品行文章是从古没有的。”[2]511仪征的汤氏兄弟，哥哥汤奉做广东高要县知县，弟弟汤奏做贵州镇远府总兵。兄弟二人在彼此任上均能勤于政务、严于治民，但是他们的行为举措往往有些过头。汤奉因听信范进和张静斋的话，将一名违反了官府禁令的回族人枷死，引发了骚乱。汤奏在征剿南方骚乱的过程中贿买上级书办，增派了官兵，虽然平乱成功，但是仍然受到朝廷的处分。这兄弟二人虽然重视德行政绩，但是为政严厉有余而宽厚不足。在吴敬梓的笔下，余氏兄弟、汤氏兄弟既有值得称赞的一面，又有需要批评的一面。与上述人物相比，《儒林外史》中严氏兄弟的人格就猥琐低下得多。哥哥严大位（字致中）是贡生，弟弟严大育（字致和）是监生。哥哥胆大妄为，鱼肉乡民，生活奢侈；弟弟低调做人，胆小怕事，对己刻薄。他们最终因为争夺家产将儒家倡导的家庭和睦的德行统统抛在脑后。吴敬梓通过展现这些人物的德行，激发读者对人物的褒扬或贬斥之情。

11月9日，泰安市召开全市森林防火工作会议，签订新一轮森林防火期责任书，安排部署今冬明春的森林防火工作，动员全市上下立即行动，明确任务、压实责任，强化措施、严加防范，确保今冬明春的森林防火工作不出大问题。

为了更好地表现推崇德行的主题思想，吴敬梓还使用了反复呈现的手法，通过描绘多个相同的场景，塑造命运相似的人物，促使读者思考人物命运背后的社会原因，以达到推崇德行、主张改善科举的目的。周进进学为童生后，在功名路上一直停滞不前。在逛贡院时，周进目睹“两块号板摆的齐齐整整，不觉眼睛里一阵酸酸的，长叹一声，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2]31，醒来后就变得疯癫了。后来，他姐夫金有余会同一些商人，出钱为他捐了一个秀才，他才有机会在科举路上继续前行，最终考中了举人和进士。范进的经历与周进相似，同样也身为童生，多年生活在困顿之中。已经官至学道的周进因范进与自己处境相似而同情他，提携他中了秀才。后来，范进中了举人，竟然因为激动过度而疯掉了。周进和范进将人生的全部希望寄托在科举上，沉重的心理负担和巨大的挫败压垮了他们的精神世界，作者通过叙述他们的不幸遭际揭露了科举制度对封建文人心灵的戕害。值得注意的是，吴敬梓并没有一味抓住他们的可悲心境不放，反而注重发掘他们心中没有完全泯灭的善良人性和真性情。考中进士做官后的周进和范进没有忘记他们前半生的痛苦经历，能够做到推己及人，注重选拔有真才实学的贫寒书生。周进担任广东学道后，认为“我在这里面吃苦久了，如今自己当权，须要把卷子都要细细看过，不可听着幕客，屈了真才”[2]35。范进担任山东学道时以才华选人，将周进的学生荀玫取为童生之首。周进和范进贫困时“正身以俟时，守己而律物”，腾达后能秉公取士、不忘德行，也是文士中有德行的人物。第八回描绘的娄府娄琫、娄瓒兄弟，第四十二回中描绘的汤府汤由、汤实兄弟，都很有友善孝悌之心，他们结交的朋友大多是社会下层人物。小说通过描写他们在相同或相类的社会交往场合中的表现，赞扬了他们的美德。

任何道德伦理规范只有被社会所接受、所践行，才具有现实价值和实践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必须成功塑造出遵循某一道德规范的人物群像，才能凸显崇尚德行、转变社会风气的创作意图。为了传达对德行重塑的呼唤，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着力刻画了具有不同德行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按照人品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比如，萧昊轩、萧云仙父子与汤奏属于同一类人物，吴敬梓通过他们的遭际抨击了“有功不赏，有过不罚”的封建用人制度，表达了德行化人的倡导与主张。汤奏在担任贵州镇远府总兵时，为了保卫边疆多方运筹击败了苗兵，却被朝廷斥为“率意轻进，糜费钱粮”，结果被“降三级调用，以为好事贪功者戒”[2]506。萧云仙在边疆有战事时投奔平治少保，担任作战前锋，率军一举平定了乱军。后来，萧云仙奉平治少保之命治理边疆，坚持以德行为先劝农兴教，使得边疆“仿佛江南的光景”。但是，工部认为萧云仙为了获得虚名而任意开支钱粮，“应请核减银七千五百二十五两有零，在于该员名下着追。查该员系四川成都府人，应行文该地方官勒限严比归款”[2]465。萧云仙、汤奏等人在管理百姓、处理政务时奉行儒家为政以德、广施教化的主张，为社会安定、百姓乐业做出了一些贡献。但是，他们不仅没有得到朝廷的恩赏，反被贬斥降级或勒令赔偿钱物。读者从他们相似的遭际可以感受到当时政治的黑暗、朝政的混乱，进而体会到作者一片仁德救世的慈心。吴敬梓还借萧云仙等人宣传忠孝仁义，所谓“为人以忠孝为本，其余都是末事”[2]465。

总之，推崇德行、重塑世风这根红线贯穿《儒林外史》始终，为小说中一个个貌似零散独立的小故事编织了内在联系的纽带，使原本散落的珠玉连贯成耀眼的珍珠项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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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语[M].陈桐生，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

[5]葛洪.抱朴子[M].中国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