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症性肠病（IBD）是一种慢性非特异性，主要累积道消化道的炎症性疾病[1]，分为溃疡性结肠炎（UC）和克罗恩病（CD）[2]。由于炎症主要累积消化道，且反复迁延常导致病人在一定时期出现不同程度的营养不良[3]。近年来的研究表明，给予恰当的营养支持治疗不但可以明显改善炎症性肠病病人的生活质量，改善疾病预后，还可以对部分病人起到控制炎症，治疗疾病的作用[4]。国内针对IBD病人营养风险与营养状态、疾病特点之间关系的临床研究有限。营养支持治疗，尤其是肠内营养支持治疗的安全性也临床医生的关注点，本研究通过回顾性分析388例住院接受治疗并随访的IBD病人的资料，探讨了营养风险发生的危险因素和肠内营养支持治疗的选择。

1 资料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以2006年1月至2015年12月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诊治并随访的资料完整的IBD病人为研究对象。回顾住院接受治疗的IBD病人的临床资料，包括：年龄、性别、发病年龄、家族史、实验室检查、病变范围、活动程度、复发情况和治疗方案等，同时收集病历中入院前3月内体重下降情况、进餐量变化等资料。对于多次入院治疗的病人，每位IBD病人只收集一次最近或最典型的发病治疗过程的病历。研究纳入388例IBD病人，UC306例，CD82例，所有IBD病人均由两名消化内科医生分别重新以《炎症性肠病诊断与治疗的共识意见（2012年·广州）》中的诊断标准为依据进行规范诊断[5]。其中UC和CD病人疾病活动程度判定分别以改良Mayo评分 ≥ 11分、Harvey和Bradshow简化CDAI评分 ≥ 9分判定为重度活动。疾病的复发情况分为慢性复发型和持续型。

低镁血症与心率失常发生的关系早有报道。在观察冠心病监护病房(CCU)的一组病例，其中324例患急性心肌梗塞，其血清镁较对照组明显降低。入院时有低镁血症的急性心肌梗塞病人，其严重室性异位搏动，室速和室颤的发生率明显增高，而且这组病人房室传导阻滞、室上性心动过速、房颤和短阵室速的发生率也高。在动物实验中，缺镁可导致心动过速，心电图ST段下移、T波低平或倒置。缺镁常伴有缺钾现象，并且是洋地黄等药物中毒而产生心律失常的原因之一。实验证明，低镁使动物实验性缺血性心律失常的发生率增加。

与智慧油田、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相关信息技术应用的概念类似，石油大数据同样不是一个全新的理论概念与技术名词，应当将其看作是众多相关的大数据理论和技术在石油行业应用和发展的必然结果，虽然它目前的应用范围尚未覆盖到石油行业的整个产业链，但是在不远的将来必然会显示出非常巨大的推动作用。

1.2 研究方法

1.2.1 营养风险筛查 根据病历记录采用营养风险筛查2002（NRS 2002）工具进行，在疾病严重程度、营养受损程度和年龄三个维度对入院当时病人的营养风险进行评估，以总分≥3分为具有营养风险。

1.2.2 根据BMI分组 根据病人入院时的体重指数（BMI）作为营养评价状态的指标[6]，将IBD病人分为三组： BMI正常（≥18.5且＜ 24）、降低（＜18.5）和增高（BMI ≥ 24）。

2.4 CD病人的营养风险 对于CD病人，营养风险的发生在疾病行为（B1、B2和B3）、既往手术史和严重程度上存在差异，在病变部位类型上无差异。82例CD病人中存在营养风险者53例，非狭窄非穿透型（B1）、狭窄型（B2）和穿透型（B3）分别占各自类型比例的 51.5%（16/31）、66.7%（28/42）和100%（9/9），χ2=10.138，P = 0.006；具有手术史和无手术史者分别占各自的77.8%（42/54）和39.3%（11/28），χ2 = 11.952，P ＜ 0.001；轻中度活动和重度活动者分别占各自的49.0%（25/51）和90.3%（28/31），χ2=14.389，P ＜ 0.001。病变部位末端回肠型（L1）、结肠型（L2）和回结肠型（L3）营养风险比例分别占各自类型的56.5%（13/23）、61.5%（8/13）和69.6%（32/46），χ2 = 1.198，P = 0.549。可见CD穿透型、既往有手术史和重症活动者营养风险发生比例高。

1.2.3 营养治疗选择 足热卡治疗定义为根据IBD病人疾病的严重程度和理想体重给予每日至少25～ 30 kcal/kg的营养支持治疗。肠内营养治疗指足热卡基础上主要营养来源是使用口服或管饲肠内营养制剂，包括部分肠外营养治疗。

2.1 IBD病人总体营养风险和营养状态（BMI）的关系 388名IBD病人中营养风险总发生率为49.5%（192/388），其中UC营养风险发生率为45.4%（139/306），CD为64.6%（53/82），两者比较χ2=9.546，P ＜ 0.0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可见CD较UC更容易发生营养风险。入院时UC和CD病人 BMI的分布情况如表1，χ2=0.218，P ＞ 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3.0统计软件，计量数据以±s；计数数据以百分比表示，其中率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均数的比较采用t检验，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这一句歌词再次运用反复的修辞，“他已走”的反复出现作用在于强化印象，使歌曲缠绵悱恻，言已尽而失落凄美之触感留在听众心上久久不褪。这更成就了歌曲的无限魅力。

2 结 果

1.2.4 营养风险、BMI与营养支持治疗 了解IBD整体营养风险发生情况，分析病人入院时营养状态（BMI）、一般情况、疾病特点与营养风险的关系。在具有营养风险的IBD病人中，了解足热卡营养治疗和肠内营养治疗的使用情况，分析其不良反应。

表1 UC和CD病人的BMI[n(%)] Table 1 BMI in the patients with UC and CD[n(%)]

BMI ≥18.5且＜ 24 ＜ 18.5 ≥ 24 χ2 P 值UC 208（68.0） 53（17.3） 45（14.7） 0.218 ＞ 0.05 CD 54（65.9） 16（19.5） 12（14.6）

炎症性肠病目前病因不清，疾病的临床特点之一就是反复发作，大多数病人这一疾病伴随终生[7]。炎症性肠病中的溃疡性结肠炎病人寿命与正常人无差异，克罗恩病病人寿命略有减少，这样计算从少年期直至老年期的数十年中，病人普遍存在着诸多的营养问题，包括：蛋白质-能量不足、肥胖、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缺乏等[8]。有研究发现大约有20% ～75%的IBD病人表现出体重下降，这一症状也是疾病的主要症状之一。针对存在营养风险的IBD病人进行恰当的营养治疗已经取得了国内外的认同[9]。

表2 营养风险在不同BMI的发生 Table 2 The occurrence of nutritional risk in different BMI states

BMI ≥18.5且＜ 24 ＜ 18.5 ≥24 χ2 P 值病人人数 262 69 57 0.218 ＞ 0.05营养风险 109 66 17占比(%) 41.6 95.7 29.8

2.2 IBD病人一般情况与营养风险 营养风险发生在年龄、性别、IBD家族史上均不存在差异，如表3。

表3 一般情况对营养风险发生的影响 Table 3 Effects of general conditions on the nutritional risk

组别 年龄（均值±标准差） 性别（男/女） IBD家族史(%)有营养风险 47.3 ±15.7 1.33:1 6.3无营养风险 48.1 ±14.0 1.03:1 5.1 t/χ2值 0.491 2.074 0.239 P 值 0.623 0.150 0.625

国内较早关注IBD与营养的研究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的数据。他们采用营养风险筛查2002（NRS 2002）对112例IBD病人进行了营养风险筛查。用体重指数作为判定为营养不足的主要客观指标，得出IBD总营养风险发生率为40.2%，CD病人发生营养风险明显高于UC病人，且营养风险发生率与疾病严重程度相关的结论[10]。还有研究得出营养风险发生与疾病严重程度相关的结果，并报道重度UC营养风险发生率为高达68.4%。此项研究还关注了对有营养风险者给予营养支持治疗的情况，发现营养支持治疗的比例为58.8%，说明还需要加强对营养支持治疗的重视[11]。另有国内多中心的研究比较了使用营养风险筛查2002（NRS 2002）与营养不良通用筛查工具（MUST），发现了两种方法的营养筛查结果具有很高的一致性[12]。

So the gingerbread man jumped up on the fox’s back and the fox swam off.

2.5 营养治疗 在有营养风险的IBD病人中，UC给予足热卡营养治疗占46.8%（65/139），CD占 77.4%（41/53），χ2=14.525，P ＜ 0.00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选择肠内营养治疗，UC占21.6%（30/139），CD 占 71.7%（38/53），χ2=42.131，P ＜0.00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存在营养风险的139例UC病人中重症活动者70例占50.4%，这些病人腹泻、血便、电解质紊乱等情况突出，故139例中的35例（25.2%）UC病人选择了肠外营养支持治疗，30例（21.6%）使用了肠内营养支持治疗。肠内与肠外营养支持治疗者比较活动度比例有差异，如表4。存在营养风险的53例CD病人中38例（71.7%）使用了肠内营养支持治疗，其中22例（57.9%）为手术解除肠内营养禁忌后开始使用，15例为肠梗阻部分肠管切除术后；2例为脓肿引流术后；5例为肠内瘘造口术后。本研究中总体肠内营养的相关不良反应主要表现为使用初期腹泻、腹痛加重，经过控制营养液温度、调整速度或改变营养制剂类型逐渐减轻适应。严重不良反应UC病人1例（占3.3%）为使用肠内营养后严重腹泻、便血，病人要求下行外科手术治疗。CD病人2例发生严重不良事件（占5.3%）其中1例肠内营养治疗过程中出现自发穿孔，1例发生消化道大出血，均采取紧急手术治疗。上述病人根据临床判定均与疾病本身活动相关。

（1）在治疗前、治疗2疗程后，测定T细胞亚群水平变化情况，包括CD3+、CD4+、CD8+、CD4+/CD8+。（2）以欧洲癌症研究与治疗组织（EORTC）[6]制定的癌症患者生活质量评定量表（QLQ-C30）评定患者治疗前后生活质量，总分100分，得分越高说明生活质量越好。（3）观察两组患者毒副反应发生情况。

表4 选用肠内和肠外营养治疗的UC病人活动度比较[n(%)] Table 4 Comparison of the severity of UC in patients treated with EN and PN[n(%)]

组别 轻中度活动 重度活动 χ2 P 值肠内营养 14（63.6） 16（37.2） 4.09 0.043肠外营养 8（36.4） 27（62.8）

3 讨 论

入院时三组不同营养状态IBD病人（BMI正常、降低和增高）的营养风险如表2，χ2=74.158，P＜ 0.00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3 UC病人的营养风险 对于UC病人，营养风险的发生在不同复发类型、病变范围和严重程度之间存在差异。慢性复发型和慢性持续型的营养风险分别为43.8%（116/265）和70.0%（12/30），χ2 = 7.452，P = 0.007；E1、E2和E3存在营养风险分别为 33.2%（63/190）和65.5%（76/116），χ2 =30.423，P ＜ 0.001；改良 Mayo评分 ＜ 11 分（轻中度）和≥11分（重度）营养风险分别为34.0%（69/203）和 68.0%（70/103），χ2=31.808，P ＜ 0.001。三项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可见UC复发越频繁、病变累及越广泛、严重程度越重越容易发生营养风险。

本组IBD病人的营养风险发生率接近50%，与国内研究的数据相近[10-11]，说明IBD病人存在着较高的营养风险。CD营养风险为64.6%明显高于UC病人的45.4%，与以往的文献研究结果一致，提示我们更要重视CD的营养支持治疗[13]。同时本研究发现虽然入院时UC和CD病人的营养风险不同，但是两者的BMI情况相近。这也提示临床医生，首先要从营养风险评价决定是否给予营养治疗，随后再从营养状态来决定营养治疗的方案[14]。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对于存在营养风险的病人来说，营养不足者的营养风险的发生率高达95.7%，需要临床医生格外关注。

本组IBD病人的营养风险发在年龄、性别、IBD家族史上不存在差异。对UC和CD分别比较营养风险在不同情况下的发生发现，UC病人复发越频繁者、病变范围越广泛者、疾病活动程度越重者的营养风险越高；而CD病人穿透型、既往有手术史和严重活动者营养风险比例高，病变范围不同与营养风险发生不密切。

本研究发现，CD病人给予充分热卡的营养治疗比例要明显高于UC，说明医生对营养治疗对CD是诱导缓解治疗手段高度认可，也证明了营养支持对CD更加重要[15]。其次因为存在营养风险的UC病人中重症活动者多，临床症状突出，使用肠外营养支持治疗的比例较高。这提示对UC的肠内营养支持主要是改善病人的营养状态，对CD的营养支持的目的是诱导疾病缓解[16-17]。第三，本组病人肠内营养支持治疗发生严重不良反应较低，我们的经验是，重症UC病人不能一味强调肠内营养途径，CD病人应先处理好禁忌征再开展肠内营养。在掌握好适应征和禁忌征的前提下给予IBD病人肠内营养支持治疗是安全的，“凡肠道能用者尽可能使用肠道”的营养治疗理念应当得到认可[18]。

本研究存在着很多不足之处。首先这是一项回顾性研究很难回答营养支持治疗对IBD的诱导缓解治疗的作用。其次，UC和CD病例数不平衡，对于CD病人样本数量仍显不足。最后，反映营养状态评估的其他指标和一些特殊营养素，如维生素、微量元素的缺乏情况没有在本研究中得到体现。今后需从临床问题出发建立队列，如补充某一营养物质，或剔除某一饮食对疾病的影响，从而给临床医生提供更多的环境因素对IBD的发生、发展中的作用的循证医学证据。

IBD病人的营养风险高，CD较UC更明显，尤其应重视低BMI值的IBD病人。UC和CD病人的营养风险发生各有其相关因素。把握好适应征和禁忌征的前提下给予IBD病人肠内营养治疗是安全的。

临床使用方面，中国药典按品种来源分五味子、南五味子，且标准各不相同，而临床上按照中药药性理论，两个来源的品种均统称为五味子，且各地在名称、处方应付方面差别较大，临床五味子和南五味子的使用较为混乱，临床用药和药典标准未有效衔接。建议在提升标准、规范生产和流通环节外，加强对标准和临床使用的衔接，对临床使用环节不同来源五味子的名称、饮片规格、处方应付等应该按照《中国药典》进行明确和规范。另外，本次抽验还发现一些地方饮片标准收载的饮片规格有跨区超范围使用情况，建议加强生产、流通、使用领域的监管，开展专项抽验的长效机制，保障公众的用药安全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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