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生活须臾离不开空间和时间，人是未完成的动物，实现其潜知潜能的过程即终身学习过程。空间、社会化演进和学习价值取向是成人学习研究的三个基本维度。

一、空间转向——沉重的代价

在横向空间坐标上，当代以城市化为特征的 “空间转向”和“空间生产”是资本逐利的必然结果，使人在享受都市生活便利的同时也付出沉重的代价。

英文“community”译成中文可以有两种表述:一是“社区”，二是“共同体”。较早使用“共同体”概念的是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他将“共同体”和“社会”作为一对相对应的概念提出来。“在较早的那个时代(译者注：共同体的时代)，家庭生活和家族经济史是基本色调。在稍后的那个时代(译者注：社会化的时代)，商业和大城市生活是基本色调”。[1] 可见“共同体”的概念是时间性与空间性并存的。

水稻应该怎么种，才能帮助农民真正实现增产增收？答案是“水稻+”。2018年10月17日，在湖北省洪湖市召开的全国水稻绿色生产技术模式现场观摩交流会上，全国农技推广中心宣布启动实施“水稻+”“551”工程，大力推行“水稻+”绿色高质高效生产模式，力争用5年时间发展到333.33万hm2，实现年产值1 000亿元。

滕尼斯发现“血缘的、地缘的、精神的共同体相互之间最密切地相互联系着。因此可以观察到这些原始的方式的各种容易理解的名词相互并存：亲属、邻里和友谊”。[1] 所以，他赋予“共同体”的含义既有区域性，又指向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与中国古代的社区概念不谋而合。由此不难理解，原始的真正的共同体是心性相契式的共同体，而现代意义的泛指的共同体则是利益结盟式的共同体。原始的社区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相互依赖的社区，而现代意义的社区只是纯粹指人居住的一个地方。“共同体”一词与“社区”一词的“根”是高度一致的。

优质旅游发展是新时代旅游目的地形象的重要载体。当前旅游规划不仅局限于对景区等旅游目的地的规划建设，对于旅游目的地城市形象以及配套服务设施的规划建设也同样有较高要求。优质旅游发展并不等同于简单的优质旅游服务，它是全域旅游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包括优质的旅游治理机制、旅游综合服务、旅游目的地环境等。旅游市场需要高端的规划设计人才，来满足旅游者的更高消费需求。

20世纪下半叶以后，国外人文科学兴起一股被称为“空间转向”的理论思潮。由于整个世界总体进入相对和平的发展时期，世界现代化进程加快。地球上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以城市化为特征的“空间生产”无孔不入，高楼、电梯、立体交通、产业、电子商务等生产出一个个有形的和无形的新空间，且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人的日常生活。这就是列斐伏尔所指的堪称“第二自然界”的空间性，缘起于人类有目的劳动的应用。

在这一过程中，人类致力于摆脱对自然供给物的依赖，骄傲地成为大自然的主人，却沮丧地发现对于自然环境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大自然本身的修复能力。人类正在威胁甚至铲除地球上的其他生命系统，正在透支子孙后代无法偿付的地球宝藏支票。如果不从心灵上作一番彻底的改变，地球就会像金星一样变成焦炭而死亡。

无法说清楚的魂灵，在表明疑惑的同时，也表明了内部空间的一种“紧张”：有，还是没有，这真是一个问题。然而，无论有还是没有，都显示出内部空间的异化早已使人产生了对自身存在意义的怀疑。这是异化空间对人压迫的必然结果。一个无法获得自身变革动力的封闭社会，只能是在不断异化的固态化中被驱逐、被消失。

人类社会化的演进始于族群，族群由5到80人组成，其中大多数或全部是有血缘关系或婚姻关系的近亲。族群的土地为整个族群共同使用，由族群发展为部落，规模达到数百人，部落由不止一个亲属群体的氏族组成，氏族之间相互通婚，土地属于氏族而不属于部落。酋长或土司扩大管辖范围，管辖地人口远远超过部落人口，从几千人到几万人不等。

罗宾·邓巴提出“邓巴数字”，即成员人数不超过150人可称之为共同体，因为在此类群体规模内，人类能够借助记忆完成对他人的个性化认知，从而相互投入感情，取得信任，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在突破“邓巴数字”限制的群体规模后，人就无法依靠记忆实现对他人的个性化认知，人与人之间情感的、信任的、亲密的关系亦无所依凭。如今，当一个城里人习以为常地拥有上千张名片或上千位网友时，“邓巴数字”内可能建立的亲密关系自然烟消云散。

对于20世纪末期伦理堤防的溃决，有人将其归究为“五四”运动发起和之后的革命摧毁“宗法秩序”的结果。某些保留着“宗法制”残余的农村减缓了伦理崩塌的速度。家族成员间的亲情、信任与责任感尚在，家族伦理、家庭伦理尚能艰难维持，并构成农村社区稳定的基础。因此，有人呼吁恢复建立在族群血缘基础上的乡绅制度。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即使在1949年后“宗族势力”备受打击，却仍在乡村基层长期隐蔽地存在，改革开放后部分乡村基层政权甚至出现了“黑社会化”的现象。基层选举中的贿选者无不诱之以利挟之以力，亦无不利用同宗同族同姓关系。“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人的解放”即基于宗法、家族之于个人的桎梏，批判者因此有切肤之痛。长期以来，关于“封建大家庭”的印象，诸如《家》《春》《秋》之类的文学作品影响下的历史想象与认知，现今已成为传统社会“宗法制”的形象教材。

二、社会化演进——失落了什么

在纵向时间坐标上，人类社会在文明进程中克服了区域的、交通的、语言的局限，让“地球村”梦想成真，却不幸地发现自身距人的天性愈来愈远。

经济学家赫尔曼·达利倡导生态经济学理论，提倡以增加社会福祉、和谐健康发展为目标。他认为，最重要的是一切事物之间的关系，即人与人之间、人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他所指的这种“关系”的演变与人类文明史的演变即社会化进程互为因果。

文明的进程是一条不断前进的道路，虽然我们也承认在某些文明的交替时会出现困顿，但是往往认为前进的步伐不可阻挡。代表人类生产力进步的时期大致可划分为狩猎采集时期、农耕时期、工业时期和后工业时期；代表人类交往扩展的时期大致可分为族群时期、部落时期、酋长(土司)管辖时期和国家治理(全球化)时期。与前述时期相应，人类以不同方式居住在一起，其外在形态又可分为家族、村庄、城市。这些文明从产生、发展、扩张到最终成为整个地球的主宰，构成人类社会进步的文明史。

代价之一是对物质空间的空前破坏。人类最初并没有把物质空间当作身外之物来看待，亦即没有让物质空间对象化。在资本驱动下，人类不断“占有空间”、“生产空间”，并因此大大提高了生活生产成本，加速了自然资源损耗，致使地球的物理、化学和生物特征迅速改变。如今人类面临的是由自己引发的全球性环境动荡，最为显著的表征就是全球气候急剧变化，包括地表温度上升、淡水资源枯竭、极地冰川融化、海平面抬高、土壤沙化、海水酸化以及动植物减少乃至灭绝。

人有天性、禀性和习性。真、善、美是天性，即心性之端；“食、色、性也”指的是人的禀性，两者皆与生俱来。唯有习性是社会赋予的，其因子或藉由“经验返先验”，成为“集体无意识”。习性是人的社会化思维产物，其手段与目的相对立，以得失权衡为选择依据，体现人的选择意志。反之，在人的本质意志里，行为与目的是合一的，如进行非功利性目的的学习，投身非锦标性质的跑步、跳远、跳高等实现生命潜能的过程就是目的。社会化程度越高，物质越丰富，人的选择意志越强烈，本质意志也就越薄弱。人的选择意志影响了人际之间的关系，使人变得更加孤独，即使学会合作，也是为了使自身利益在可能条件下的最大化，而非情感上的分享和无关报偿的互助。

从图2可知，采用Baseline抛光液对铜晶圆进行抛光后，在检测到约50%的时候就已停止扫描，说明缺陷已经达到30 000个。当抛光液中不含有表面活性剂时，在CMP过程中二氧化硅磨料与铜晶圆之间有很强的机械作用，导致晶圆表面出现明显的刮伤。抛光液中的双氧水也会将电镀在布线槽中的铜氧化，从而在晶圆的铜表面生成氧化铜、氧化亚铜等结晶体。前期研究[6]指出，FAOI螯合剂与双氧水的协同化学作用能增大铜的去除速率，但也会使新裸露的铜表面继续产生刮伤、腐蚀等缺陷。

代价之二是对心理空间的空前破坏。心理空间对现代生活的影响是无形的、内在的，因而是更可感的、更直接的。人的心理空间是物质空间的投射，更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投射。由IT业波及其他行业的高频率跳槽现象，以及职业半衰期缩短、自由职业增多和“奶酪精神”强化等人才市场空间新景象，使职场中人有机会认识更多的同事与客户。智能化移动终端的普遍应用，更使人们在虚拟世界中结交朋友成为可能。心理空间生产的载体和标志成为开拓心理空间的新资源，但事实上却在无情地解构人的心理空间。

大城市纯粹由自由的个人组成，在他们交往中不断接触、交换和共同发挥作用，然而却没有产生共同体和共同的意志。在城市，货币和资本是无穷的和无所不能的，城市能够为整个地球生产商品和科技。世界工业、金融业、商品贸易集中在那里，人们怀着金钱欲和享受欲汇聚到那里，也怀着求知欲和好奇心汇聚到那里。在城市，科学和艺术虽然贵为社会公器，但是也常常靠逐利行为来推动。

成人学习是一个宽泛且不定型的实践领域，它不像中小学生对年龄有清晰的划分标准，也不像大学生对自身专业发展有明确的界定。成人学习者有着丰富的学习内容、多样化的学习形式与不同的学习动机及目标取向，因此相关研究亦充满悖论。成人教育学理论建立在关于成人学习者的五个基本假设上。一是随着个体的成熟，自我概念从依赖型人格转向自我导向人格；二是成人积累的经验库是学习的丰富资源；三是成人的学习准备度与其社会角色的发展任务紧密相关；四是随着个体的成熟，个体的时间观会发生变化，从知识的未来应用转向立即应用，因此成人学习更多地是一种问题中心学习；五是成人更多的受内在因素而非外在因素的驱动而学习。基于上述假设，诺尔斯提出设计、实施和评估成人学习活动的各种启示和建议。但是布鲁克菲尔德提出，如果从实践角度进行推论，其中有三个假设是有问题的。他认为，假设一中的自我导向性更多的是一种期望的结果而不是既定的条件；假设四中问题中心和知识立即应用的期望会导致狭隘和简陋的学习观形成;只有假设五才是扎根于实践的。然而他的观点也受到质疑。虽然成人期比儿童期要长，而且成人的经验远比儿童丰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一定会转化为高质量的经验进而成为学习的一种资源。成人学习更多的受内在因素驱使。如阿斯兰尼和布里克尔的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83%的成人参与学习活动是因为生活中的某种跃变；另一方面，强制性继续教育的日益流行，可能会被用来反对成人学习是受内在因素驱动参与学习的假设。[4]

在列斐伏尔等人的理论语境中，社会空间拥有对心理空间的统摄性。最发达的社会关系是资本原则主导下的生活图景，这标识着空间生产问题的现代性归属。“共同体的结合是本质意志①的主体；社会的结合是选择意志②的主体”。[1] 社会中的人以个人和家庭为基本利益单位，以权衡利益得失作为语言、行为等社会表达的依据，甚或给别人的施予或贡献也包含着某种回报期待。自由主义原子式的个人观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自我观，导致当代社会个人主义发展到极致。现代人试图借助法律等工具实现更大范围的合作，在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下，只要每个人都遵循法律原则，努力追求个人利益，社会就不用付出矛盾与冲突的代价而实现利益最大化。但是法律只能起到限制性的作用，却无法促进人与人之间形成积极关系。“由法律规范的武力可以限制人民的行为，但却因为太粗糙而不能激励他们日常的、面对面的交流。比如在家庭问题上，它可以规定结婚和离婚的条件，却不能引发爱和伴侣的关系”。[2] 涂尔干以“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这对概念来分析社会转型的实现，认为传统社会成员共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习俗规则使他们产生共同的意识，并以此维持这种同质性的“共同体”，因此是建立在同质性基础上的“机械团结”。近代社会以分工为纽带，基于人们意识上的差异扩大和生产与消费上的相互依赖，因此是建立在社会分工和个人异质性基础上的“有机团结”。与此相悖，滕尼斯笔下的共同体是持久的和真正的生活，社会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和表面的共同生活。共同体本身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而社会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机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依笔者之见，共同体与社会只是聚合剂不同，前者以分享与情感为聚合剂，后者以分工与交易为聚合剂，使得现代人将人际交往理解为一种生意，对人的心理空间产生消极的影响。

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社区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修复，不是传统社会意义上的恢复而是重建。近年来由地方政府主导的“修宗祠”、“续族谱”、“祭祖”等活动往往徒有形式，或出于“开发旅游资源”、“打造文化品牌”的功利目的。在我国，商业流通、城镇建设以及现代世俗社会人际关系的滥觞恰始于明、清。真实的宗族世界远不似人们想象中那么美好。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著名的“双轨政治理论”。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的皇权，另一方面是自下而上的绅权和族权，二者平行运作、互相作用，形成“皇帝无为而天下治”的乡村治理模式，塑造出一个形象而又独特的传统中国政治运作逻辑的“双轨政治”模型。笔者以为，对于处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而言，社区建设不是一个逆向而行的过程，恢复基于血缘家族关系的共同体既非福音也无可能。社区重建更接近基于人的本质意志的精神共同体，不仅有助于基层治理，更重要的意义在于社区文化功能重塑，这是终极性的目的，体现人的生命性价值取向。

三、情景规制——成人学习价值取向讨论

社区学习共同体是“生活在社区中的居民因共同学习而结成的能实现生命成长和建立守望相助关系的群体”。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草根式”生长的社区学习共同体展现出不可遏制的生命力，成为社区重建的心理引擎。如杭州目前已有“文化与艺术、生活与休闲、健康与娱乐、公民与公益等类型的社区学习共同体4，500个，每个月有9.7万人在学习共同体中学习”。[3] 在社区情境中体现关爱伦理的学习属于人的本质意志，是人天生的“中意”、“习惯”的文化、记忆中的家园。关爱伦理是通过人际关系产生的，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只有通过和别人发生交互作用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也就是说，人需要的不仅仅是筑居，更是诗意栖居。这意味着生命成长需要共同学习、交流知识、分享心得，需要一方滋养心性的“生态位”和一种守望相助的归属感。

社会的富裕和文明的进步有时会产生一些让人迷惑不解的现象，似乎与进步自相矛盾。在笔者观察所及的范围内，注意到成年人学习权利和自主发展空间变得狭小的同时，孩子成为受到加倍眷顾的主体。这种情形与半个世纪前的家庭形成鲜明对照。人们把孩子当作最宝贵的、不可轻率对待的命根子，生恐在心理上、发展上伤害孩子，对孩子宠爱有加，以竞争之心、功利之心送他们去学校及与之相辅的学习场所，这恰与择优分等的传统学校教育制度相适配。

在一个功利主义盛行的社会中，成人通常扮演“售货者”和“享受者”的角色。即用知识技能获取薪资报酬，用薪资报酬换取享受。他们可能早就为自己的“学习者”角色卸了妆，即使勉力为之，也只是作为换取职业资格与薪资报酬的筹码，失却了学习的生命性价值取向。当学校、职场成为功利角逐的场所，关爱伦理的温润空间就留给社区。但是，伴随工业社会的到来，熟人社会及其交流系统土崩瓦解，如今的城市社区只是指人居住的一个地方。重建社区是指重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传统的学校教育和企业教育正不遗余力地催生学习者的选择意志，两者相辅相成。基于本质意志体现关爱伦理的学习实践是难以在传统学校与企业生存的，唯有在社会人际竞争最间接的地方和人原始意义生活最接近的地方——社区才得以迸射活力。

一个颇具影响力的典型案例来自于设计师周子书和他的团队。2016年底，周子书凭借改造北京亚运村安苑北里地下室这一项目，荣获DFA亚洲最具影响力设计奖。他通过创设技能交换式共同学习，使居住在这里的“北漂”一族重拾共同体生活。这是带着关爱伦理“温度”的共同学习，学习者除了交流知识技能，更重要的是经验、情感的交互，是社区感、归属感的获得。这个获奖项目的最大特点在于设置更多的社区公共交流空间。这是真正的“宜人”空间，而非满足物欲和消费的空间，是对逐利性的以城市化为特征的“空间生产”的一种反拨。

成人应是处在学习与生命成长中的个人。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发展自己、改变自己，从而发挥生命潜力。相对于儿童来说，成人具有更为丰富的生活经验，这一点几乎被所有的研究者视为成人学习区别于儿童学习的一项关键因素。由此可见，依照传统教育模式设计的成人教育远不能满足成人多样化的学习需求。

赫伯特·甘思的《城市村民》中一项关于来自乡村的意大利人如何适应波士顿生活的研究表明：在新环境中，大多数人维持着许多原有的社会结构。这种做法使得移民获得一种认同感，并且加强了他们与其他意大利裔美国人的联系。在其他一些下层劳动阶级的街区，也存在着强烈的社区感情。在当代中国的进城农民中，不难发现类似的现象。无论进城农民是否真的将某种与家族有关的文化带进城市，宗族由此隐性地维系，构成城市文化虽然边缘却坚硬、不易被消化的部分。

子弹从舱内被抛出后,各层速度大小不同,各枚速度方向不同,从而形成一定的散布,根据子弹出舱后的受力情况,建立其质心运动模型。

11月16日，四川美丰2018年“镁”世界“丰”未来核心客户峰会在天府之国成都举行。此次峰会旨在全面提升美丰产品品质，整合优质资源，为经销商和美丰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

由于诺尔斯对人本主义心理学理论的依赖，他在对成人教育学理论的批判中指出成人教育对个体学习者盲目关注，忽略学习所发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从1969年开始，美国教育部全国教育统计中心对成人参与教育情况进行定期的系列调查。瓦伦丁将调查结果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调查结果进行比较，并得出相关结论。1969年，与工作相关的课程和与工作不相关的课程几乎各占半壁江山。20世纪70年代后期，与工作相关的课程开始占据优势。到1984年，前者与后者的比例是2:1，这种状况持续到1993年6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研究报告表明：高达90.6%的成人认为职业和工作仍然是他们参与教育的理由。这一趋势也可以在同期发展的中国获得印证。1987年2月，国务院批转的《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改革和发展成人教育的决定》中明确提出“把开展岗位培训作为成人教育的重点”。瓦伦丁认为，在美国就业导向的成人教育正在显著增加，但要清楚地认识到，数字比例之间的差距应归因于研究方法的不同。佩兰德运用改进后的概率抽样法从美国成人中选取1，501名被试者。结果发现，78.9%的美国成人无论在自我规划课程还是正规课程中都将自己视为继续学习者，75%以上的成人独立规划一种或多种学习项目。在所研究的9种学习领域中，个人发展和家政最受欢迎，其次是个人爱好与娱乐等。[4] 显然，与职业和工作相关的成人学习在20世纪后期渐占上风，学习的工具性价值取向盛行一时，至今未见衰退迹象。但与此同时，关注生活质量和生命成长的成人学习生生不息。上述并行不悖的两种成人学习争论由来已久，理论工作者大多将其归因于研究方法或观念的不同，却忽视研究对象的情境性规定与制约，即工作场所学习与社区学习的区分。

自1990年彼得·圣吉的《第五项修炼》问世之后，迅速风靡全球，荣获世界企业学会最高荣誉的开拓者奖。彼得·圣吉成功地将学习应用于管理之中，描述了公司如何通过采用学习型组织的战略和行动对策排除威胁组织效率和事业成功的“学习障碍”。他认为，个人修炼必须与组织修炼相结合。“大多数传统修炼都聚焦在个人身上，而建设真正的学习型文化所要求的修炼，除个人方面以外，还必须有集体的方面”。“学习型组织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我们不仅有学习的天性，而且热爱学习。我们大多数人都曾经是某个优秀团队的一员，在团队中大家以不同寻常的方式共同做事——彼此间相互信任，取长补短；大家有着共同的目标，它比每个人的个人目标更大，并且团队最终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因此，《第五项修炼》被一些成人教育工作者誉为工作场所的学习圣经。但毋庸置疑的是，彼得·圣吉在解释学习型组织各项修炼至关重要的原因时指出，学习型组织与依靠传统权威专制的控制型组织存在根本区别。可见“组织”才是出发点与归宿点。由此衍生的“学习型XX”(班组、社团、企业、机关、学校等)莫不如此。我们不禁要追问的是，学习是人的生命成长过程还是组织取得优异成绩的工具？谁在“学习型XX”中起支配作用？谁来规定学习什么是有价值的，学习什么是无价值的？为什么组织竞争比人的生命成长更占优势，这种局面是如何形成的？为了维护这种局面，学习情境是如何设定的？激励与宣传的语言是如何使用的？这是与成人学习相关的伦理问题。实践中的成人学习伦理困境根植于相互冲突的利益主体和不同的价值取向。虽然彼得·圣吉强调尊重个人愿景，并建立共同愿景，但是他难以摆脱囿于工作场所学习的组织主宰力及其形成的学习实践伦理困境，尤其是难以摆脱企业实现赢利目的的市场压力。

斯特雷特提出的关爱伦理是指注重生活质量的学习，包含“文化丰富”、“个体性”、“忠诚”、“潜能”、“尊严”、“赋权”和“环境”等。吉利根、诺丁斯和贝克都把关爱伦理视为教育实践的关键构成。诺丁斯致力于建立“一种用来维护我们最深厚且十分细腻的人类情感的标准”,[4] 这些情感包括养育和爱。吉利根和莱昂斯发现，“大多数女性会对关爱伦理产生共鸣”。[4]

滕尼斯认为女人更多表现人的本质意志，男人更多表现人的选择意志。虽然这并无数据支撑，但是人们却能从经验中得到印证。体现关爱伦理的共同学习实践是人的一种天生的禀赋实现，是人固有生活的一部分。学习者享受的是当前的、令人愉悦的学习过程，而非未来的、社会功利的学习结果。因此，关爱伦理的共同学习实践是基于人的本质意志的。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基于选择意志的学习。它可以理解为一种“生意”，遵循特定的社会功利目的，把预想中的名利收获作为学习目的，用尽可能方便的、简单的手段，尽可能少的时间和精力获取高的收益。选择意志的学习适合具备择优分等功能的学校教育，同时也适合促进人力资源提升的企业教育。

在进行消解试验时，检测出丝瓜上的咪鲜胺残留量最大时为 0.36 mg／kg，原始沉积量低，3 d 后，均检测不出咪鲜胺残留量。可能的原因是生长稀释作用，丝瓜为牵藤作物，果实上不易着药。

MFAC的理论基础是利用一个新引入的伪偏导数[6]PPD(pseudo partial derivative)，在受控系统轨线附近用紧格式、偏格式、全格式一系列的动态线性时变模型来替代一般非线性系统，然后基于该等价虚拟模型再利用受控系统的I/O数据在线估计系统的伪偏导数，从而实现非线性系统的MFAC。本文对非线性系统采用紧格式线性化方法[7]。

令梅里安和凯弗瑞拉等成人教育工作者感到十分头疼的是，作为教育者和课程规划者，通过关爱伦理来发展和维护充满人道的关系是一项十分耗时的工作，尤其是合作者不愿意接受把关爱看作实践基础的文化。看来梅里安和凯弗瑞拉所理解的关爱伦理学习只是一种在传统教育场景下的成人学习，而不是自觉、自主意义的成人学习。社区学习共同体是生活在社区中的居民因共同学习而结成的能实现人的生命成长和建立守望相助关系的群体。学习者关注的不仅仅是学习结果，更重要的是充满人际温暖的共同学习过程，并在平等、互助、共享的学习过程中建立强烈的归属感。所以，社区成人学习不仅仅是从判断应当学什么的问题开始，更重要的是从想要与什么样的人物和事情接触开始。社区居民真正的学习动机正是一种积极的、互助式的情感体验。

目前共识机制应用的场景越来越广泛，且不同场景下对共识机制安全性与效率要求不同，能否找到一种适用于大多数场景的共识成为关键。

社区学习共同体中的成人学习是在社区情境中体现关爱伦理的共同学习，是一种重建社区的有温度的共同学习。社区学习共同体的复兴，社区人际交往空间的开拓，是对当代以城市化为特征的逐利性“空间生产”的一种反拨，也是在社会化演进历史进程中体现否定之否定规律的“社区重建”。这充分反映出人类历史进程“螺旋式”发展的规律，更是关爱伦理作为具有群体归属感的人的本质的顽强表现。

注释:

①意志是一种愿望类型，在人的本质意志这种类型的愿望中，思维和行为的在成长中形成的形式和内容与由身体状况所制约的和从祖先继承下来的经历、思维和行为的方式，构成统一体。

②选择意志是思维本身的产物，选择意志先于它所涉及的活动，而活动与它的关系则是作为它的实现。

参考文献:

[1][德]斐迪南·滕尼斯著.共同体与社会[M].林荣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17,54,200.

[2][美]休斯顿·史密斯著.人的宗教[M].刘安云,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5.

[3]汪国新.学习共同体中的生命成长[N].中国教育报, 2015-12-31(10).

[4][美]雪伦·B·梅里安,罗斯玛丽·S凯弗瑞拉著.成人学习的综合研究与实践指导[M].黄健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2，41，34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