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台湾正式实施了辅导金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政策在日趋完善的同时，也饱受争议。人们对辅导金政策的争议主要集中在：此政策是否应该存在、如何定位更有利于电影业的发展、在执行过程中如何使得资金的分配更加公平三个方面。但毋容置疑的是，辅导金政策的出现的确使台湾电影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好转，并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电影人才，同时也为台湾电影产业的发展起到了政策导向作用。本文将从辅导金政策产生的背景出发，分析辅导金政策的现状及其具体实施情况。

显效为患者的头痛、腹部不适等自觉症状完全消失，血压降至正常水平［收缩压小于140 mmHg（1 mmHg=0.133 kPa），舒张压小于90 mmHg］，尿蛋白检测阴性（＜100 mg/24 h）；有效为患者的头痛、腹部不适等自觉症状较治疗前显著改善，血压明显降低（下降20 mmHg以上），尿蛋白减轻；无效为临床症状、尿蛋白、血压等无显著变化或继续加重，被迫终止妊娠。

一、辅导金政策的产生

20世纪40年代末，国民党迁到台湾后，就建立起了电影工业，并采用政策、电检等手段干涉影片的制作过程，将电影当作了其控制意识形态的工具之一。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是台湾电影最灿烂、最辉煌的时光。在这一时期，台湾电影经历了 50 年代的台语片、60年代的主旋律“健康写实片”、70年代的武侠片和琼瑶片、80年代的社会写实片与电影新浪潮[1]。实际上，70年代末，台湾电影就开始进入了恶性循环期，其制片、映演和发行都很难实现垂直整合。80年代，由琼瑶小说改编的台湾电影《燃烧吧！火鸟》《却上心头》《问斜阳》等的票房与之前其作品改编的电影相比差距太大，出现了票房极其不佳的状况。受香港及欧美商业大片的冲击,自1985年起,台湾本土电影产业中产量与发行量较多的公司，如学甫、龙族等的投资量与发片量也一路下滑；同时受当时新兴媒体，如有线电视的影响，人们对电影的热情下降，去院线欣赏电影的愿望减少，电影业开始不景气，台湾电影产业在影片制作量减少的同时,制作水平也呈现出了下降的趋势,甚至从业者也缺乏拍摄的意愿[1]。这样，台湾电影逐渐由辉煌走向没落，1985年也就成了台湾本土电影业萎缩的起点。1989年，蒋经国宣布解严，李登辉宣布就职.解严后，虽然出现了政策松绑、电检尺度放宽的局面，但台湾的电影工业却已经沦为了夕阳产业。

为了振兴和发展台湾的电影产业，协助从业者拍片, 提升影片的产量，1988 年,台湾的电影事业发展基金会提议设置 “辅导金”, 由政府与基金会共同出资来承担电影的部分制作费用，以鼓励兼具文化性与观赏性影片的拍摄。该基金会在1989年办理了第一个年度辅导金案。1990 年，在“振兴台湾地区电影事业辅导方案”中，当时的“新闻局”认为，实施辅导金政策的原因在于：一是有了辅导金的帮助，可以保护台湾本土的电影文化及产业，有利于抵抗好莱坞大片的入侵；二是中国共产党制作出了多部高水平的影片，且得到了国际影坛的认可，而在国际影坛上却没有台湾电影产业的一席之地；三是电影产业的振兴有利于带动其他电影艺术（如音乐、舞蹈、戏剧、文学等）的发展；四是要提高台湾地区的国际上地位，需要借助作为沟通国际文化传播桥梁的电影产业的发展[2]。这样，自1990年起，主管业务的“新闻局”就通过辅导金来支持艺术电影的制作。辅导金政策最初计划实施三年，主要目的在于，观察利用这一政策对电影拍摄实施资助后，能否缓解电影制作方面的困境及增加台湾在国际上的曝光机会。到1992年，辅导金才真正引起制片公司的兴趣和注意。此后，辅导金政策才开始承担起了振兴台湾电影产业的使命。

日本雕塑家新宫(SusumuShingu)是一位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活跃在动态雕 塑领域的艺术家，他的作品大都从大自然中来。他是一位仍然坚持用最简单、 原始的一套动态艺术原理制作动态雕塑的艺术家。并且，与考尔德雕塑的强大自然动力形式不同的是新宫晋的动态雕塑中所体现出的“自然哲思”（见图6）。

二、辅导金政策的现状

（一）辅导金的整体情况

文学翻译领域，学界围绕“何为翻译”、“如何翻译”等问题展开了长久探讨。严复曾提出“译事三难”：信、达、雅，对译者之为译者所应具备的基本素养及翻译伦理进行了细致探讨；奈达曾主张“形式对等”、“功能对等”，就翻译实践中贴近源语还是贴近译入语问题进行了探讨。

（二）辅导金的资助额度

自1989年设立辅导金以来，其资助额度虽在每年均有不同程度的变化，与上一年度相比或升或降，但总体呈上涨趋势，具体情况见表1、表2.2006-2012年辅导金额度由约35亿元上升至约54亿元。

在设立辅导金之初，台片和港片都能获得辅导金的帮助，申请人的身份不受限制，资金主要用于辅导剧情长片和摄制过程。1997年，实施了所谓的“蔡明亮条款”，规定必须有台湾本籍身份的人才能申请辅导金。1998 年，增加了对电影短片和纪录长片的辅导金资助，且规定辅导金也可用于支持台湾本土影片的放映及电影业界办理与振兴台湾本土电影有关业务或活动。随后，辅导金政策的辅导范围也进一步扩大，包括了制作、发行、放映、市场营销等方面；同时注重对电影产业的数字化、人才培训和剧本创作方面提供帮助。从 2001 年起，电影辅导金开始面向跨国合作电影和两岸合拍片，并规定享有国际声誉的海外制作业，如果在台湾地区进行电影制作，且制作成本超过一定的金额，也可获得辅导金补助。2004年开始，辅导金分为一般组与新人组。辅导金在2005年又细分为一般组、新人组和3D旗舰组，且规定每位导演参与辅导金电影的制作以两次为限，以增加新导演获得辅导金的机会。2005年，辅导金改制，不再全额资助一部电影，辅导金最多只占 50%的投资比例[4]。2007 年后，除常规辅导金外，增设了策略组、旗舰组辅导金。辅导金对电影题材，除为配合辅导金的补助原则要求不得制作限制级电影外，没有其他方面特别的限制[5]。2009年，实施了策略性补助，成本3000万台币以上的影片可获得补助。2010年起，主要资助制作成本在8000万台币以上的中大型影片。自设立辅导金政策之日起，台湾地区电影创作人才拍片的主要资金来源便是辅导金。实际上，台湾政府出资及主导的电影辅导金几乎是买赔、贴钱的公益基金[3]，也是对台湾电影亏欠所给的安抚金。

（三）辅导金的补助分类

辅导金对于台湾电影人不仅是资金上的支持，更是精神上的鼓励。它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滋生了电影从业者的依赖心理，成为他们逃避市场压力的港湾[5]，也使得他们千方百计、巧立名目得到辅导金，这就很容易透过这一政策的执行产生一些矛盾和问题。

 

表1 1990-2001年辅导金额度

  

年度 辅导金预算额度 实质辅导金总额度/元1990 40 000 000/元 9 679 917 1991 50 000 000/元 15 046 202 1992 50 000 000/元 43 662 851 1993 46 000 000/元 41 352 133 1994 50 000 000/元 46 789 802 1995 100 000 000/元 40 745 682 1996 100 000 000/元 100 000 000 1997 120 000 000/元 100 894 901 1998 90 000 000/元 92 341 311 1999 90 000 000/元 92 500 520 2000 50 000 000/新台币 未获得数据2001 81 000 000/新台币

 

表2 2007-2015长片辅导金年度总额度

  

注：由于所收集资料有限，一些年份的辅导金额度无法查询，只能从一些文章的只言片语中得到一些信息，且作者无法考证数据的真实性。

 

年度 总额度/万元新台币2007 5900 2008 7750 2009 20150 2010 12800 2011 8000 2012 8150 2013 12170 2014 20500 2015 19200

（四）辅导金政策的执行

电影辅导金补助分为直接和间接两大类。直接补助分为五大类，分别是影片制作类、剧本创作类、影片行销及映演类、票房及影展奖励类和人才培训，间接补助分为减税和优惠贷款两部分。具体情况见文献[4].通过辅导金的补助范围可以看出，台湾地区的管理者试图通过辅导金政策对台湾地区的电影产业进行全方位的扶植与提升，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台湾地区对于电影文化的重视。

辅导金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的矛盾主要集中在资金和产生的效益上，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资金如何分配才更加公平、公正、公开，才更有利于电影产业的发展和扶持更多的新人导演，为台湾本土电影的跨越式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二是资金如何受到相关制度的约束，如严格的会计制度、审计制度、信托管理制度等，如何监管获得辅导金资助的电影的资金使用情况；三是获得资助的影片是否在国际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促进了台湾国际声望的提高，本土影片的票房是否可观，与投入是否成比例，有部分辅导金辅助的影片和导演获得辅导金后影片的质量、市场和票房均差强人意，使人质疑辅导金政策是否应该存在；四是获得辅导金的导演或影片是否有既得利益代表者的助推。五是由于辅导金是台湾电影拍摄资金的主要来源，因此辅导金影片的评审备受关注，对于辅导金评审机制的指责一直是人们对辅导金政策质疑的重点之一[6-10]。

针对这些问题，台湾电影产业的管理者也采取了一些必要的、富有远见的手段，如增加辅导金评审的透明度，对辅导金采取信托管理方式，对跨国或跨地区的合作进行鼓励（尤其是重视与大陆的电影合作），扶持新人、重视高科技的应用等[8]，这为台湾电影产业的发展起到了正确的政策导向作用。

三、结语

任何一项政策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背景和目的。辅导金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台湾电影事业的发展，为电影人提供了资金支持，成就了一批知名的电影导演，如李安、蔡明亮、侯孝贤、张艾嘉、魏德胜、杨德昌等，帮助其拍摄的电影，如《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郊游》《聂隐娘》《海角七号》《赛德克巴莱》等，在国际上获得了良好的声誉，培养了五个商业电影接班人：魏德圣、蔡岳勋、陈哲、苏照彬、郑芬芬，同时也为台湾本土电影的发展注入了活力。然而，事物的发展总是有多面性，辅导金政策也不例外。它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部分电影产业从业者的依赖和懒惰心理，在资金的使用上和评审过程中也由于缺乏更加严格的管理制度而备受争议，甚至出现了质疑此政策应不应该存在的问题。因此，对待辅导金政策应该从客观的角度审视，既要看到政策对电影产业的正面影响，又要认识到这一政策带来的消极作用，也应该更加注重使用辅导金对电影产业各方面人才进行培养。通过辅导金的帮助实现台湾电影产业的自主发展、可持续发展，使电影业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才应该是辅导金政策的最终目标。而真正实现的那天，也就是辅导金政策的取消之时，那时的台湾电影必然适应市场需求，有广阔的发展天地。

参考文献：

[1]陈彦君.从台湾电影政策演变看台湾类型电影的兴衰[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3（3）：50-56

[2]胡延凯.从台湾电影辅导策略观察台湾电影现况[J].当代电影，2012（8）：108-112.

[3]周静.台湾地区电影产业辅导金政策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16.

[4]周静，余纪. 台湾地区电影产业辅导金政策的得与失[J].电影艺术，2016(4):27-35.

[5]陈晓彦.台湾电影产业的支持性策略[J].当代电影，2015（10）：117-120.

[6]孙慰川.台湾电影辅导金政策的嬗变[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2（5）：61-66.

[7]梁民.台湾电影人强烈抗议辅导金名额缩水[J].中国电影市场，2011（2）：32.

[8]范馨如.新世纪以来台湾电影本土文化的书写[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7.

[9]汪方华.台湾电影·台湾符号·台湾意识[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14（2）：45-51.

[10]董枭.魏德胜电影导演艺术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