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使城市日益成为各民族人口交往交流和碰撞摩擦的焦点地带，也使得城市成为影响民族关系与社会和谐的关键地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的融入状况，不仅关乎到他们本身在城市能否立足与发展，同时也关系到城市社会的稳定与繁荣。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城市民族工作。2014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关于进一步推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工作会议，提出“推动建设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民族交流交融，巩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1]同年9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表明，“推动建立互相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已经成为全局性的民族工作方针。[2]新时期，国家城市民族工作战略目标是建设目标一致、结构相融、利益相连和情感相通的“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

党和国家不仅将增进族际交往作为搞好民族关系的基本路径，也力图通过此途径为民族团结构筑坚实的社会基础。构建支持民族交往融合的条件和环境，对于改善城市少数民族群体的生活、促进城市的稳定和繁荣至关重要，而这也离不开相关成熟理论的指导。从已有研究来看，在族际交往因素对于促进民族关系方面，国内学术界的研究不够系统深入，尤其对于西方在族群交往领域中的一些较为成熟的理论关注得不够，这极易在城市民族工作的实践中产生混乱和困难。同时，新时期下党和政府倡导的“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又是一个非常富于创新性和实践性的概念，将此概念与当下城市民族工作的实际以及西方成熟的相关理论体系相结合，进一步阐释如何构建“民族互嵌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从而明确城市少数民族工作战略方向选择和近期目标导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例4 如图12，△ABC中，AB>AC，D，E分别是AB，AC上的两个动点，且BD=CE，连结DE，取中点F，试研究点F的轨迹，并说明理由.

二、我国现阶段城市少数民族工作的背景

（一）作为一个多民族的民族国家，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剧变中

近代以降，伴随着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与西学东渐之风，中国人在救亡图存、自强兴邦的民族危难中，中华民族的自觉观念逐渐强化。新中国成立后，以现代民族—国家形式出现的“多元一体”民族格局基本确立，由多民族构成的中华民族正式步入了民族—国家的建设的新阶段。[3]平等团结的民族政策与“走群众路线”的政策实践相结合，“超民族性”的国家主义价值观被确立，并且集中表现为以国家为中心的各民族同心同德的凝聚力。

两种病房分离到的肺炎克雷伯菌对大部分抗菌药物均具有较低的耐药率，除氨苄西林外，对其他抗菌药物耐药率均小于40%。肺炎克雷伯菌对呋喃妥因、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厄他培南、亚胺培南和美罗培南等11种抗生素的耐药率在两种病房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ICU和普通病房的ESBLs阳性率分别为23.7%和22.2%，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184，P＞0.05）。 药敏结果见表 2。

然而，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之中，并面临着体制改革后利益重新分配的新机制。全球化与市场经济牵引着社会观念逐渐走向多元化，整体社会语境由同质化逐渐走向异质化，社会生活不再单纯围绕着国家政治而展开。随着物质条件的不断改善和外来文化的冲击，生活本身也变得愈发的安逸舒适和丰富多彩。安逸日常生活世界里缺乏宏大的理想主义，反而充斥着功利主义、消费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时代变迁对于社会观念的更新，使得民族政策的理论话语在某种程度上陷于刻板而流于形式化，人们的自我身份认同机制亦在不断地重塑。

在得到了目标匀速运动的测速结果后，我们模拟了目标变速运动的场景，模拟目标多普勒频率变化符合：fd(t)=1 200t2+600t。模拟器的输出为1.772 GHz+fd(t)Hz，一次测速实验持续10 s，每0.2 s输出一个测速结果。图4到图6是单次模拟实验获得的测量数据，图4为接收机在1 s时间内得到的基带信号幅度（实部），相位和频谱。接收机的闭环跟踪精度为305 Hz，所以基带信号的频率分布于±152.5Hz之间。

群际接触理论（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是西方社会心理学领域作为解决群际冲突问题而发展出来并逐渐得到完善的一整套理论体系。该理论主要集中关注群际之间的接触交往对于改善群际关系的影响和机制，被公认为是改善群际关系最为有效的理论之一。[13]群际接触理论的要旨在于：不同群体的成员以不同方式进行相互接触是减少或消除可能存在于他们之间的紧张、偏见或敌意的理想方式。群际接触理论的集大成者，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Williams　R.）不仅对群际偏见起源进行了根本分析，还提供了消除偏见的一系列有影响的政策建议。

涂尔干认为，在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的规范和标准受到了破坏，又还没有新规范来取代，社会失范就会出现。转型社会较之稳态社会容易引发更多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传统秩序的瓦解和新秩序的重建，需要经过一个相对动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城市中的个体生活、群体结构、个体及群体之间的互动方式乃至对于转型社会的前景的预判，都具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在城市的民族交往与融合问题上，这种不确定性会提高各民族之间的互动关系的敏感度与摩擦度，导致民族交往过程中的行为失范。

（二）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少数民族人口向城市迁移

二战后，世界经济总体上呈现出迅猛发展的态势，世界城市化进程也在加速发展。世界城市化水平由28.4%（1950年）提高到了20世纪末的50%，其中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进程更快。[4]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也日趋频繁。改革开放后，我国城镇化的步伐也在加快，城市少数民族的人口不断增长。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数据显示，在全国2.6亿流动人口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占7.7%，约为2 000万人，目前已超过3 000万人。[5]可见，大量少数民族人口向城市流入，是世界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的必然结果，我国也不能例外。

（三）现代城市面临着“共同体”意义上的危机，社区建设的重要性凸显

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对在工业化带来的城市化急剧社会变迁的时代背景下的“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这两种异质的人类社会形态作了极富洞见性的描述和比较。滕尼斯认为，“礼俗社会”是基于自然意愿而形成的社会结合，社会普遍存在着“我们”和“我们的”意识。而“法理社会”指的是非传统的城市社会，理性和法律成为支配性的力量，传统习俗和情感的作用变得无力。社会变迁推动着城市社会由“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逐渐过渡。[6]在城市的生活方式中，由群体转变为个体，人们的共享的“类意识”逐渐崩塌，日趋原子化的个体变得日益理性化。城市生活的特点是工于心计的自私自利和分崩离析的个人主义，现代城市生活面临着“共同体”意义上的缺失与危机。

VR技术是计算机技术、仿真技术、多媒体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传感器技术、通信技术等现代科技最新的发展成果[7]。伴随中国社会整体由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演进，社会矛盾日趋复杂，警察执法面临空前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人们通过科学分析，在把握社会发展以及科学规律的基础上，能够运用VR技术建构出贴近公安实战场景以及执法情景，为公安教育训练提供新方向、新思路。伴随VR技术的发展及成熟，VR与真实世界的界限渐趋模糊，VR技术甚至有望增强真实训练场景的教育训练效果。面对VR技术内涵的丰富性，VR技术应用于公安实训宜在深入交流研讨的基础上，按照从易到难、先重点后一般的思路循序推进。

我国改革开放后，单位制逐渐解体，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管理体制，社区便应运而生。社区使得单位制转移出来的单位人得到某种再组织，从而将曾经单位制的社会保障功能逐渐移至社区。[7]作为基层行政力量和服务体系，作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社区的稳定社会的现实意义愈发地重要起来。城市社区作为城市少数民族生活的主要载体，本应成为消融矛盾冲突的缓冲器；但是现阶段我国城市民族政策，在指导思想和政策具体落实上，仍然是城乡二元体制下的“一国两策”的分割体系。政策制定大都从“以城市居民为主”的思维和立场出发，忽略了将少数民族人口纳入到社区建设之中。这种社区建设中的“封闭性”与“不对等”问题，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之下，无助于减少城市社会的民族冲突和提高社会整合程度。

现实层面而言，政府出台的各种民族政策、尤其是涉及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福利保障性的方针与政策，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生活改善与社会融合具有重要意义。在广义上，这种制度性的支持可以是来自于社会传统方面的支持、社会道德与规范的支持、官方政策的支持以及来自于政府颁布的政策和相关法律的支持等。

三、社会分割、心理疏离与逆向歧视：我国城市少数民族工作的困境

我国城市少数民族工作作为一个复杂的长时期性的系统工程，目前尚处于探索时期，并面临着经济、文化和制度等方面的诸多困境。

（一）经济困境：身份区隔与职业区隔

另外，关于群际接触的主要作用机制，美国学者佩蒂格鲁（Pettigrew　T.F.）将其总结为增进了解、缓解焦虑和产生共情三个方面。[15]美国学者多维迪奥（Dovidio　J.F.）将群际了解发挥作用的过程作出如下细分：其一，人们更有可能用更加个体化的方式去审视他者，并与外群体成员建立新的、非刻板印象的群际关联；其二，减少交往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增加认同感；其三，获得历史背景和文化敏感性，从而增强跨文化理解的意愿和能力。[16]有学者研究发现，与那些缺乏群际交往的白人相比，有过跨种族接触的白人在群际交往过程中显示出更少的心理紧张状况以及自我报告焦虑感，而且更加容易产生共情。[17]全面理解群际接触理论，并探索其对改善群际关系的作用机制，对于我国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

（二）制度困境：城乡二元体制与逆向歧视

在影响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制度性因素中，最为根本的制度性障碍就是城乡二元户籍制度[9]。城乡二元制度作为一个内容包罗丰富的制度体系，主要包括户籍制度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住房、就业、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所涉及的利益与权利分配，深刻地影响着进城少数民族的生活和融入状态。户籍制度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农村人口无节制地涌入城市，具有合理性的一面。但户籍制度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屏蔽”制度，即它在一定程度上把城市少民族流动人口屏蔽在城市社会资源之外，阻碍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生活的进程。

转基因作物的种植现状。作为全球最早开发和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国家之一，2013年，我国成为世界第6大转基因作物种植大国，主要为抗虫棉。转基因作物在生物转基因性状上包括：抗病毒、抗除草剂、抗细菌、抗耐药、抗旱、抗虫等改善品质。虽然在转基因农作物方面取得新成果，但是产业化的发展还不算很强，这就需要短期内进一步的改革和落实方案[2]。

在制度的实践层面上，我国政府在实行以“积极干预”为主的民族政策理念，即政府主动介入到各种与少数民族相关的事务和工作中。而与此对应的“消极干预”是指，国家只是为这种行动提供必要的政策和制度环境，国家把自己的干预限制在一个只干预负面行为的范围内，一些发达国家在处理族群关系的公共政策中往往采取消极干预的模式。[10]与积极干预类型的民族政策相比，消极干预政策的关注点和落脚点在于弥补群际认同差异而可能导致的社会裂痕，在制度上为促进社会成员互相接纳提供基础性的条件和环境，同时避免因积极干预所可能造成的对群族身份和群族认同的过度强化，即避免无限放大“少数民族身份”的特殊性，从而造成一种“逆向歧视”的后果。另外，如果国家单纯强调善意的感召力，忽视法律的平等性和全体社会成员的公民权利的一致性，会使得一些少数民族成员的“优越意识”增强，使其无原则地利用国家认可地特殊身份，不合理乃至非法获取“特殊利益”。

在民族政策实际制定的实践中，对于积极干预与消极干预的界限往往是含混不清的，尤其在群族跨文化、异质性与多元性的城市民族环境中，欲避免“逆向歧视”的制度困境，就必须对两者的界限进行适度把握。

（三）文化困境：文化震惊与心理疏离

长期以来，城乡二元体制也钳制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和移民在城市中的流动迁移，往往经历了一个与流出地迥然相异的社会环境。这种异质性环境的冲击给他们心理带来了巨大的“文化震惊”，他们对外部社会环境的认知和价值观念发生重大改变，他们在城市生存所必须的工具理性思维（如法律意识）与克服乡村礼俗社会意义上的习俗与情感不可避免地产生冲突，对时间、传统文化的态度以及人际互动模式等方面都在发生着认知上的变化与重塑。同时，这种“文化震惊”的经历，使他们对于自己流出地的反观产生一种再认知的印象，这种“再认知”印象也会触发一种对于他们的流出地的陌生感和疏离感。乡村中的“落后与不发达不只是一堆能够勾勒出社会经济图象的统计数字，更是一种心理状态”。[11]另外，城市部分户籍居民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也怀有一种消极的刻板印象——落后、野蛮、不讲卫生、缺少教养等，这使得两个群体之间处于一种主动交往上的隔离与断裂状态”[12]。这种认知上的偏差与刻板印象，阻碍了城市生活中进一步的群际接触，也加剧了城市少数民族的心理疏离感。

因此，如何防止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少数民族移民与“当地人”之间的身份隔离、心理隔离和文化隔离等演变为社会隔离基础之上的群体冲突，值得引起相关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保持相当关注。

给予WT与TLR4-/-小鼠大剂量LPS刺激后，血清相关炎症因子水平ELISA检测结果显示：分别与各自对照组（NS组）比较，WT LPS组与TLR4-/-LPS组小鼠血清中IL-1α、IL-1β、TNF-α以及IL-18均明显增加（P＜0.05）。与WT LPS组相比，TLR4-/-LPS组小鼠血清中IL-1α水平无明显差异，但IL-1β、TNF-α和IL-18水平明显低于WT LPS组（P＜0.05，图5）。表明TLR4-/-主要影响IL-1β、TNF-α及IL-18的水平，对IL-1α水平影响较小。

四、促进城市少数民族关系的改善——群际接触理论的视角

(一)群际接触理论概述

对2015年1月—2017年12月江苏省如皋市育龄妇女死亡状况进行分析，选取606例育龄期死亡妇女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育龄死亡妇女年龄为17～49岁。纳入标准：调查育龄死亡妇女，年龄处于15～50岁。排除标准：其他年龄段死亡女性；资料不全女性。

群际接触理论对于改善群际关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群际接触的最优条件；二是群际接触的作用机制。奥尔波特提出了群际接触的最优条件问题。他指出，群际接触是一个基于特定情境下的不断变化的现象，分为积极接触和消极接触。他将促成积极接触的因素概括为四个最优条件（Optimal　conditions）：平等地位，即互相接触的不同群体成员须保持平等的正向态度；共同目标，即设立接触双方都须通过积极努力才能达成的某一共同目标；群际合作，即在达成共同目标过程中，接触双方处于合作而非对立状态；制度支持，即政策、法律乃至道德规范等外在环境对群际接触予以支持。[14]并且，奥尔波特认为群际接触产生积极效果依赖于上述四个最优条件的支持和满足。事实上，群际接触理论由一种假设进化为一种严密的理论体系，主要得益于他的两个方面的洞见。首先，他认为群际冲突的产生本质上是由于现实与群际接触的最优条件相违背，是群际接触的条件而非群际接触本身导致了群际冲突的产生。其次，群际接触与群际关系之间是极为复杂的非线性关系，相对于群际接触本身，更加需要关注和考察的应是群际接触的环境和条件。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大量的少数民族向城市流动迁移。相对于城市中的原来的居民而言，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往往因为各种原因，如个体人力资本、体制结构位置、社会网络联系等，处于劣势地位。在城市社会中，往往会出现分属于“本地人”和“外来者”、“首属劳动力市场”和“次级劳动力市场”。流动人口和移民往往被区分为“外来者”，往往只能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中”选择一些“脏、危险、待遇低、没面子……”的工作岗位。[8]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与城市户籍居民同等享有社会资源与公共服务、参与社区事务与文化生活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城市民族工作中面对着社会分割困境。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国家的族群理论不包括中国的理论和实践，其关于族群的理论探讨主要局限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的族群交往与融合理论，而对于中国、印度这些文明古国的族群理论几乎没有涉及。[18]为了提高群际接触理论在中国情境下的解释力，就必须结合我国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工作的实际情况，进而对作为“舶来品”的群际接触理论进行改进和完善。我们需要借鉴群际接触的四个最优条件，结合当下我国城市民族工作的方针政策与实际情况，构建一个改善我国城市民族流动人口工作的理论框架。

（二）群际接触理论导向下，改善城市民族关系的民族工作维度及其阐释

奥尔波特主张，应当有正式的和制度性的框架以支持群际融合的新政策，比如美国平等机会委员会或种族关系特别法庭的成立，确实帮助创造了一种可以尝试更宽容政策的社会氛围。并且，他认为，在地位平等和共同目标及其他条件的限定下，制度性的政策干预可能都会有效地减少偏见和改善关系。这种制度性的政策干预包括确定融合性的住宅方案、废除歧视和隔离主义雇佣惯例、引进合理的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教育和公共设施。[23]我们可以看到，群际接触理论的制度支持条件在于，通过各种政策性的干预（制度设计），使得群体在实践中实质性地消除对外群体的无知与偏见，尤其是那些想象性的、负面刻板印象，营造一种利于改善群际关系导向的新的情境。

  

图1　群际接触理论的四个最优条件的操作化内容

1.平等地位：维持良性和谐群际关系的基础

学生的智慧生成是一个长期的、内隐的过程，从主客体关系来看，人的智慧成长包括三个方面：主体对外部世界的主观认识和把握（即理性智慧）、主体对外部世界的能动改造（即实践智慧）和主体对外部世界和与主体世界关系的认识和把握（即价值智慧）。智慧课堂教学与以往课堂不同的是，其目的在于引导学生由浅入深的学习，培养学生学会学习的能力，最重要的莫过于促进学生创造性学习，最终实现启迪学生心智，促进学生智慧成长的目标。智慧课堂可以说是集多种智慧于一身的结合体，它包括德性智慧、理性智慧、实践智慧、价值智慧等。总之，智慧课堂是一种知性与理性相伴、科学与人文相伴、理论与实践结合、技术促进智慧生成的充满创造精神的积极课堂。

奥尔波特主张，如果群体在地位和权力等方面存在根本性的不同，那么在群体之间展开广泛的接触并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城市的各个民族之间的平等地位是维持良性和谐民族关系的重要和必要条件。在城市民族工作中，保持各个民族的平等地位的非常重要。

收集福建省立医院2017年1月—2018年5月收治的22例MM患者的病理资料。其中男性13例，女性9例；中位年龄62岁（年龄范围：50～75岁）；其中12例为初治患者，10例为含BTZ方案治疗后复发的患者。MM诊断和临床分期参照2017年中国专家共识标准[1]，入组患者染色体核型分析结果显示为正常核型，排除难治性骨髓瘤患者及合并其他肿瘤患者。骨髓穿刺术抽取MM患者骨髓，采用FCM法分选骨髓瘤细胞（CD38＋/CD138＋浆细胞），同时留存其详细临床资料。所有临床检验样本的采集均经受检者知情同意，并获得医院伦理学委员会批准。

民族平等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民族社会学家马戎认为，对于民族平等的讨论与思考，有几点特别需要注意：第一，要在性质上区分开法律上的平等和“事实上”的平等；第二，族群之间的“平等”所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如政治、法律、经济上的平等权利以及宗教信仰和文化认同等方面；第三，要注意分辨族群内部个体之间的差异和族群之间“结构性”的平等，两者是不能混淆的问题。[19]

当前水资源监控终端的研制厂家众多，产品质量参差不齐，缺乏统一的管理和认证，带来的问题已经在目前的水资源管理中显现。因此，需要制定“水资源监控终端认证技术规范”，进一步加强水资源管理系统监控终端设备产品认证，规范水资源监控终端设备的产品质量。该规范将对水资源监控终端的基本技术要求、试验项目、试验条件、试验方法等进行规定，其中包括产品的功能要求、性能要求，电气安全要求及防雷、抗干扰、抗电源波动等特性要求，并依据上述要求给出明确的检测方法以及判定规则。只有认证合格的监控终端方能在国家水资源监控能力建设中应用推广，以确保国家水资源监控能力建设的工程质量。

因此，我们认为，达到民族平等的途径主要在于两个重要方面：第一，通过完善政府立法实现各族群在法律上的平等；第二，在此基础上，逐步实现各民族在事实上的平等，并且需要将消除“族群分层”作为实现“事实上平等”的核心问题。

2.共同目标：建立“民族国家”下的多元认同意识

群际接触理论认为，在群集接触的过程中，缺少一个共同目标在场所提供的刺激，群际互动就不太可能产生认知和态度上的巨大改变，共同目标在群际接触中的非常重要。站在多民族的现代国家的角度上，在我国的城市民族工作中，如何确立一个共同目标呢？这里涉及到一个重要的概念——“民族国家”，即民族国家是民族认同的根本来源。

民族国家（Nation-State）作为政体的一种形式，发源于近代西方的国家建构模式，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基本政治单位。事实上，原有的族群意识与国家意识二者互相形塑，已经呈现出同构的特点。[20]关于民族认同问题的考察，即族群认同的建立与维持必须置于民族国家的概念框架内。在一定的条件下，对民族国家的认同与民族内部的认同是并行不悖的。马克斯·韦伯认为，正如政治实体中操纵了权力的人会求助于国家观念一样，民族群体内的成员会凭借着其自身的独特性而有权享用共同体中被视为“文化财富”的某些产物，以加深对于共同体的认知。[21]

现代社会中的都市群落具有异质性、多元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建立一个具有族群超越性的共同价值观（或共同目标），从而达到“社会成员对自己群族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的状态，以这种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来保证城市各个民族的群体稳定性和凝聚力，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种共同目标体现在现阶段的中国，具体可以包括如下几点：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社区稳定和谐的目标等。

无独有偶，就在本次学术研讨会召开短短数日之后，2018年9月24－25日，由俄罗斯阿穆尔国立大学宗教学与历史教研室主办的俄罗斯宗教学中心协会第四次代表会议在阿穆尔州首府布拉戈维申斯克市举行。俄罗斯宗教学中心协会是俄罗斯最具学术权威性的宗教学学术研究组织之一，致力于世界宗教历史与文化、宗教哲学、宗教学理论、文明的冲突与共生等研究，每两年召开一次代表会议。本次代表会议以“作为文明互动因素的宗教”为主题，汇集了来自莫斯科、圣彼得堡、喀山、叶卡捷琳堡、伊尔库茨克、巴尔瑙尔、赤塔、雅库茨克、符拉迪沃斯托克、乌苏里斯克等俄罗斯城市，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英国剑桥大学等科研单位40余名国际学者。

3.群际合作：群际间的良性互动有助于克服歧视与偏见

奥尔波特认为，群际之间的接触需要涉及到某些合作性的活动，并且应当是长时间的和积极性的，而非不经意的或者偶然的。在其《偏见的本质》一书中，阐述了美国心理学家谢里夫（Sherif，1961）很早就认识到群体之间功能关系的重要性。他认为，群体之间的竞争会产生偏见和歧视，而群体间的成功合作能够减少群体间的偏见和歧视。奥尔波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群际合作的重要性，他认为群际竞争导致了群际之间的威胁和恐惧，是偏见和歧视的主要原因。[22]

建设项目的施工将导致新的水土流失，工程建设过程中的废土石沙料任意倾倒，砂、土、石乱采滥挖，乱堆乱放，每遇暴雨洪水冲入河道后，不仅污染水质，还易阻塞河床、影响河道行洪，产生和加剧水土流失，所以人为因素也是造成水土流失的主要因子。

在现实生活中，城市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与融合也同样离不开群体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存在于城市社会生活的各个场景：如公共突发事件的共同应对、日程生活中的市场买卖活动、社区邻里的互助行为、各个领域内部的生产合作行为等。

4.制度支持：政策干预可以改善群际关系

双优山葡萄在松原栽培有早产丰产特点。施用本然土壤调理剂的比施用化肥的，在今年丰产性更好，增长（与施用化肥比较）16.8%，详见表4。

基于群际接触理论的四个最优化条件，结合我国城市民族工作的实际，我们将群际接触理论的四个最优条件进行操作化，作为沟通理论世界与经验生活的桥梁，在经验生活的层面展开如下图（见图1）：

现阶段城市民族工作的背景十分复杂，党和政府在制定相关的政策时，应当考虑到上述这些方面的因素。并且，现阶段中国城市的民族问题已经显露出一些与之前不同的特点，在城镇化趋势势不可挡以及市场经济深度嵌入城市的条件下，资源竞争和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深刻地影响着城市的不同族群的互动模式。产生了一种政策“倒逼”机制，推动相关制度的调整与变革。

五、长期战略与近期目标相结合，构建现阶段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工作机制

立足于当下我国城市少数民族工作的背景和面临的多方面的实际困境，有鉴别地借鉴西方群际接触理论的相关内容以及新时期国家层面对于推动建设目标一致、结构相融、利益相连和情感相通的“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这一新时期的城市民族工作的长期战略目标，通过体系化的梳理和建构，得出现阶段我国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工作的机制图（见图2）：

  

图2　现阶段我国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工作机制图

做好城市民族工作，围绕建设“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这个中心，清晰的思路和体系化的工作机制，有助于把握和明确城市民族流动人口工作的长期战略选择和近期工作目标的内容及实现路径。

首先，党和国家必须立足于大时代的宏观背景，从我国当下的实际国情出发。第一，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超民族性”的现代民族国家，处于社会转型的剧变中。第二，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少数民族人口向城市迁移。第三，现代城市面临着“共同体”意义上的危机，我国社区及其建设的重要性凸显。

其次，党和国家必须认识到现阶段城市少数民族工作面临的困境，包括理论上的困境和现实层面的困境。由于我国在群际交往对于改善民族关系的问题方面，国内学术界的研究不够系统深入，而群际接触理论作为群际交往领域中的较为成熟的理论，具有相当的理论应用价值，因而可以一定程度弥补国内民族统战理论相关研究上的不足。本研究主要借鉴群际接触理论的四个最优条件，并将此操作化来作为改善我国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工作的四个内容维度。在理论采借时，要注意所采借理论本身的局限性与外来理论的解释力与适用性问题。另外，认知到诸如经济上的身份区隔与心理区隔、制度上的城乡二元制度及制度本身的逆向歧视问题、文化上的“文化震惊”效应和心理疏离等现实层面的困境，同样也是把握城市民族流动人口工作的现状、做好城市少数民族工作的关键所在，这样才能在相关的政策制定上，真正做到对症下药，有的放矢。

第三，围绕本研究的主题“城市少数民族流动工作的战略方向的选择和近期目标导向”，结合现阶段国家的“推动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政策的内涵，进一步明确我国城市民族少数流动人口工作的宏观层面的长期性的战略方向选择和微观上的近期的工作目标导向的内容和工作重点。明确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工作的战略导向直接决定了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工作的近期政策内容，而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工作近期目标的明确与实现，也有赖于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工作的战略方向的指导与规范，两者在逻辑上具有内在一致性。

我们认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工作的近期工作目标的关键在于城市社区的建设，力图将城市社区建成新时期下的“礼俗社会”（情感维度）与“法理社会”（理性维度）相融合的新型“城市共同体”。城市民族工作的总体战略布局旨在建设“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作为一个长期性的系统性的社会工程，这种有机的“社会结构”需要“平等地位”“共同目标”“群际合作”与“制度支持”等促进因素协同运转。而且，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工作需要立足于现阶段实际国情，充分考量全球化、城市化的时代背景以及来自经济的、制度的和文化等方面的现实困境，最终以“消解异质多元的社会张力，修复和改善多民族社会结构的松散和碎片化的状态，为多民族国家建设提供相应的社会整合基础和动力”[24]为目标指向。

六、城市少数民族工作的政策建议

群际接触理论启示我们，促进城市民族的关系必须从改善群际接触条件入手。我国长期囿于文化、政治、经济和社会四维框架来思考民族问题和开展民族工作，对于民族问题发生、发展的外部社会环境则未给予充分的重视，这种缺乏整体统一性思维的割裂式的实践过程不断挤压和撕裂着社会结构。[25]在今后的城市民族工作的战略问题上，党和国家应当树立多领域兼顾的“视域融合”性观念，并立足于理论的前沿和实际工作的复杂性实践过程来做好城市民族工作。我们认为，做好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工作必须坚持“两个端点，双向视角，多重维度，理论导向，留有余地，社区为基”的原则。

第一，当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政策制定与具体管理均需要考虑到流入地和流出地两个端点。双方需要信息互通工作，在党和国家的政策的指导下协同治理。做好城市民族工作必须树立统筹“两个端点”的意识。

第二，近期中央会议文件使用了一系列的“相互”来阐释如何构建“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因此做好城市民族工作需要坚持双向视角，多重维度的工作原则。“相互”表明了嵌入式社会结构的建构以各民族的主体意识为基础，发挥各民族的主动性与能动性，同时强调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不以任何民族为主体的多向构建模式。

第三，做好城市少数民族工作需要留有余地。民族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类共同体，有其产生发展消亡的规律，即民族发展有其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民族间的交往融合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民族的特征，特别是语言、习俗和心理结构等具有很大的稳定性，这些民族特征的变化也是一个渐进缓慢的过程，是由总体量变和部分质变渐进发展的历史性过程。这种量变的积累的过程，是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阶段相协调一致的。

由于我国社会所处的历史条件和发展阶段的局限，我国当下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公共服务政策制度存在差异等现实困境，以及少数民族的城市融入进程本身也具有自身的规律。党和政府应认识到城市少数民族的融合是一个长期的系统性的社会过程。在制定相关政策时需兼顾长期战略导向与当下工作目标落实，尊重城市民族融合的进程规律，适当留有余地。在发挥制度性的政策规制作用的同时，也重视保留一些非制度性的积极因素发挥作用的弹性空间。另外，制度本身的“逆向歧视”效应，也要求政府采取适度的积极干预与消极干预相结合的弹性的民族工作政策。

第四，做好城市民族工作要坚持社区为基本。城市社区是政府社会管理和服务工作最基础的落脚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从业、居住和其他各项活动的空间都离不开社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群体了解城市、适应城市、融入城市的切入点也在社区。因而，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工作的基本重心在社区。

总之，做好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工作必须基于现实的背景与困境，立足于理论的前沿，以党和国家制定的方针政策为导向，统筹长期的宏观战略和近期的具体工作目标两个方面，坚持针对性原则与适度原则。同时，我们还应当意识到，理性的制度安排与心理层面社会文化认同的培育，都同样有助于维护良性的族际互动，因而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进一步推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N].人民日报，2014-05-27

[2]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N].人民日报，2014-09-29

[3][24][25]关凯.国家视野下的中国民族问题[J].文化纵横，2013(3)

[4]蔡禾主编.城市社会学讲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98

[5]曹军锋.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市民化的现实困境及对策[J].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8)

[6][德]费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58-144

[7]李友梅.社区治理：公民社会的微观基础[J].社会，2007(2)

[8]李培林.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49-160

[9]徐祥运、蔡振东、张岩.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研究——以辽宁省大连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为例[J].辽宁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1)

[10]关凯.民族政治[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275-277

[11]殷陆君等.人的现代化——心理、思想、态度、行为[J].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3.

[12]刘杰、田毅鹏.本土情境下中国第三部门发展困境及道路选择[J].社会科学研究，2010(5)

[13]John　F.Dovidio，S.L　Gaertner，K.Kawakami.Intergroup　contact：the　past，the　present，and　the future[J].Group　Processes　&　Intergroup　Relations，?2003 ，?6　(1)

[14]Allport　G.　W.　the　nature　of　prejudice[M].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537

[15]Pettigrew， T.　F..　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1998(49)

[16]Dovidio， J.　F.， Gaertner， S.　L.， &　Kawakami， K.　Intergroup　contact：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Group　Processes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2003(6)

[17]Blascovich， J.， Mendes， W.　B.， Hunter， S.　B.， Lickel， B　&　Kowai-Bell， N..　Perceiver threat　in　social　interactions　with　stigmatized　other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01(80)

[18][19]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636、512-515

[20]周大鸣.多元与共融——族群研究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3

[21][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二卷）[M].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057-1062

[22]JohnF.Dovidio，PeterGlick，LaurieA.Rudman.OntheNatureofPrejudice——Fifty Years　after　Allport　[M].Malden：Blackwell　Publishing，2005：227-233

[23][英]布朗（Brown，R.）.群际过程[J].胡鑫、庆小飞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7：221-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