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孔子与南子的相见，《论语·雍也》记云：“子见南子，子路不悦，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史记·孔子世家》记云：“灵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原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夫人在絺帏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在帏中再拜，环佩玉声璆然。子路不悦，孔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这件事可以简洁地概括为：孔子在卫国与卫灵公的美貌妻子南子相见，遭到了弟子子路的强烈反对，因此孔子立下了毒誓。这是一段著名的历史风化公案，在《论语》短短的数十字记载中，虽然没有写下孔子和南子相见的更多细节，但却记下了孔子重要的弟子子路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和孔子的反应，引发了历代学者的诸多解释。故此清儒赵翼在《陔余丛考》中云：“《论语》惟‘子见南子’一章最不可解。”那么，孔子为何要见南子，南子为何要见孔子，子路为何会“不悦”，就成了历代文人一直争论的焦点，也引发了一系列的道德评价。

一、孔子为何要见南子

鲁定公十二年(前498年)，孔子为鲁国的大司寇兼摄相事，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派子路折毁季孙氏的费邑(今山东费县)、孟孙氏的郕邑(今山东宁阳)、叔孙氏的郈邑(今山东东平)。一年之后，孔子的堕三都计划失败，孔子不久被迫离开鲁国，开始了周游列国、宣扬自己政治主张的历程。公元前495年是政治上失意的孔子第二次来到卫国，准备接受卫灵公的“奉粟六万”。孔子与南子的会见事件，就发生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

公元前495年(鲁定公十五年)，时年孔子57岁。孔子第一次来卫国是在鲁定公十三年，这一年卫国发生了贵族公叔戍叛乱事件。公叔戍叛乱不成逃到鲁国，而孔子曾与其父公叔文子有过学术上的交往，可能有人据此举报孔子与公叔戍过往甚密，卫灵公自此就与孔子疏远。于是孔子在卫国居住了十个月之后，于鲁定公十三年末离开卫国，这就是《史记·孔子世家》中所记的“孔子恐获罪焉，居十月，去卫。”让孔子万没想到的是，在离开卫国前往陈国的流亡路上，孔子又因相貌与阳虎相像而在匡城被囚，使本来就仕途不顺的孔子再受打击：“将適陈，过匡，孔子状类阳虎，拘焉五日。”后来，在与公叔戍定下了不再回卫国的协议之后，孔子才得以解围。因此，孔子心理上的挫败感一定很深。

市政工程本身就比较复杂，其施工和管理过程中也存在着很多的影响因素，在众多影响因素的影响下也很容易出现施工和管理问题，这些问题很多都是可控的，也存在不可控的因素，要着力提高市政工程造价控制水平和管理水平就必须对这些影响因素和实际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对可控的因素进行有效的控制，对不可控因素进行预防等。

就是带着这种挫败心情，孔子再次回到卫国，住进了老友遽伯玉家中等待机会。此时卫灵公已经老了，卫灵公对孔子表面敬重，却没有给孔子想要的政治前程。而卫国的第一夫人南子正在当红之际，并在此时对孔子示好，南子的友好态度似乎给了孔子希望，使政治上失意的孔子产生东山再起的幻想。还因为南子掌握着卫国的政治实权，正处在卫国政治斗争的焦点，见不见南子是一种政治倾向的表达，这对于在卫国立足未稳的孔子师徒来说，当然事关重大。在此政治情形的逼迫之下，孔子不得不屈尊去见南子，就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会见，也是一种人际交往的策略与交锋。“此章孔子屈巳，求行治道也”，就是后世文人的总体评价。

古今学者把孔子拜访南子的原因归为三大类：一是孔子迫于礼而见；二是孔子迫于局势而见；三是孔子迫于保住优厚待遇而见。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被迫”的因素都是显而易见的。而体现在史书上的这次会见，南子明显是主动者，孔子一直是被动者，孔子先“北面稽首”，然后南子“再拜”还礼，也完全符合交际礼节，但却难以拂去孔子心头的不快。因此在一个月后的一次公开活动之后，孔子再次受到刺激：“居卫月馀，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巿过之。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丑之，去卫。”史书并没有说明卫灵公与南子出游的真实目的，但可以看出卫灵公和南子都把孔子当成一种“人装饰”，以车载着孔子招摇过市，引得民众关注与围观。坐在车中的孔子明白民众观看的是美貌的南子而不是自己，便深以为耻，就发出了“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的感叹，然后离开了并不想实施孔子仁政的卫国，投奔了曹国。后来孔子又曾三次来到卫国，仍然想通过卫灵公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可“灵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还发生了卫灵公“与孔子语，见蜚雁，仰视之，色不在孔子”的失礼行为，于是“孔子遂行”，并喟然叹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反复五次到卫国，却一次次失望而去，可以看出，孔子在卫国是多么失意，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见证孔子与南子相见时的心情。

事后，南子对这次会见是满意的，虽然南子与孔子相差三十多岁，但这位年轻美貌的南子还是看出潦倒的孔子的政治价值，南子心底应当是对孔子真心欣赏并想重用孔子的，这才会有了一个多月之后，“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巿过之”的事情。雍渠是当时卫国重要的宦官，深得卫灵公的信任，所以卫灵公出行时要把雍渠当作参乘。而南子是将孔子当成自己的心腹，也把孔子与重要的雍渠并列，列为次乘。“招摇巿过之”说明了这件美人与圣人同时出行的影响巨大，想必是当日卫国都城里一件万人空巷的大事。而从后来孔子“丑之”的态度来看，卫国民众议论的焦点并不是孔子的仁德和学术，很可能还是以南子的风流事为话题，编出一些子虚乌有的闲话，说不定这些闲话还传进了孔子和子路的耳朵里，致使孔子发出了“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的感叹。后来孔子下决心不顾南子的赏识，也不顾卫国给予的高俸禄，更不留恋未来可能有的机会，再次毅然地离开卫国，也是这次出行的直接后果。

二、南子为何要见孔子

总之，“子见南子＂并不是一个生物学意义的男子与一个生物学意义的女子的会面，而是包含了太多的儒家道德命题，引发了众多关于圣人品德的置疑的历史事件。1928年的新文化运动中，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之下，曲阜第二师范的学生因演出了林语堂创作的《子见南子》的话剧，竟引发一场波及全国的学潮；再至2010年，周润发主演的《孔子》影片中将南子设计成主角，设计一些孔子与南子之间的交往，也引发了公众的非议，更说明“子见南子”确实一直是反儒者最为敏感的话题。从古至今，学者对此事解读各异，争论不休，在各种解读中，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子见南子”不是什么好事。但从另一个侧面看，作为一位女政治家南子，能在春秋时代的政治风云里慧眼识珠，欲与孔子建立政治联盟，体现的是南子的政治魄力。而孔子敢于顶着风流的恶名、顶着弟子的反对而去见南子，也说明孔子正在调整自己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调整自己的人生角色，努力地去实践自己的“大道为先”的原则，这也许是孔子品德中多元化的一面。

从上述《左传》的记载可以看出，南子完全主宰着卫国的政治，在制止大臣公叔戍的叛乱、驱逐太子蒯聩、重立太子等大事件中，都可以看到南子的政治手腕。又从上文中提到的“灵公老，怠於政”的情形来看，卫灵公在卫国已失去了政治权力，而实际执掌卫国的应当是夫人南子及其党羽。为了使自己的势力更加强盛，也为了使当时已名满天下的孔子成为自己的谋师，更为了提高自己在民众面前的美名，平息国内汹汹涌涌的反对之声，以应对越来越严峻的国际局势，于是南子才打着“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的名义，约见当时的名士孔子。此时的南子，虽然有着风流之名，但与孔子的相见却是一场公开的政治活动。从《史记》中的记载可以看出，孔子是在子路的陪同下来见南子的，会见的场所也设在大堂之上，两人隔帘相对：“夫人在絺帏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在帏中再拜，环佩玉声璆然”。很显然，孔子连南子的长相都没看清，只隔着纱帘看到了一个隐约的身影，听到了帘内的环佩叮当而已。因为两人身分特殊又都是公众人物，二人的会面应当是众所瞩目的大事，旁观者一定不少，不可能有发生苟且之事的可能。至于后人所云的种种是非，不过是隔着时空的主观想象。

参考文献：

将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到工程机械设备中，通过该技术的信息控制系统，可对机械的作业过程进行自动化控制，如此一来，极大地提高了作业的精准度。例如，将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到沥青的摊铺机中，就可以实现自动找平、自动供料，不仅提高了施工的质量，也提高了施工的效率。可以说，通过机电一体化技术的应用，基本上实现了工程机械的半自动化 操作，进一步降低了人工操作中出现的误差现象，提高了施工作业的精准度，满足了现代工程施工的要求[3]。

子路不悦的第二条原因是看出“孔子至卫，见此南子，意欲因以说灵公，使行治道故也”的意图。当初子路来见孔子时，《论语》记云：“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鸡，佩豭豚，陵暴孔子。孔子设礼稍诱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质，因门人请为弟子。”也就是说，子路跟随孔子是看上了孔子的“好礼”，并接受了孔子的“义之为上，君子好勇而无义则乱”理论，才成了孔子周游列国时的忠实卫士。当子路看到孔子以圣人之尊，为了政治前途而去讨好一个风流女人，子路认为这有伤圣人体统，有损于“君子坦荡荡”的道德追求，耿直的子路就对孔子直接而粗暴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三、子路为何不悦

（1）从产业转移角度分析，建筑业、工业与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在区域间的转移趋势明显。东北、华北和华东地区表现为相对稳定的转出，而中南、西南和西北地区表现为稳定的转入，产业结构的空间调整同时也对能源强度的空间分布产生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是百家争鸣、各种思潮流派此消彼长的时代，在旧的社会体系彻底颠覆、新的社会制度刚刚诞生的时代，新生的道德标准相对宽泛，男女相见甚至是私定终生，也被新道德观所允许。关于这一点，已被《诗经》中的大量记载充分证明，如“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说的就是一对青年男女在城门外相会的情景；又如“氓之嗤嗤，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媒”，说的是一对男女私定终身的事情；还有“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也是讲的一个少年想讨得少女的欢心，一再来到少女家里骚扰的情景。而孔子对《诗经》的评价却是“诗三百，一言一蔽之，曰思无邪”，说明了当时人们对这种男女私情的基本态度。

在这种社会氛围之中，重权在握的美女南子要约见学富五车的圣人孔子，应当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并且南子与孔子会见的目的是要孔子与卫灵公结为兄弟，进一步广大卫国的政治影响，进一步实施孔子的政治主张。二人的联手对南子来说，是扩张了南子的政治势力，对于孔子来说，是给孔子找到了一个可能施展抱负的机会，这种两全其美的好事，作为弟子的子路，为何会心感不悦？

子路不悦的原因应当归为如下两条：第一条就是子路早就了解南子的名声淫乱，了解南子虽然贵为卫国第一夫人，却也是一个随时随地都会产生绯闻的女人。关于这一点，在孔安国、王充、朱熹、刘宝楠、李泽厚等人的注释里，都直接或间接提到了南子的“淫乱”。虽然史籍里没有明白指出南子究竟有什么风流事，但在南子与孔子同行时，卫国民众的指指点点，就从侧面证明了南子的恶名。这也就是孔子为何接到南子邀请时，并没有痛快答应，迟迟没有去见南子的原因。子路担心孔子见南子会担上淫乱之嫌，出于对老师名声的维护，所以才会“不悦”。孔子当时的考量就是：如果见南子的话可能会有名声上的损失，而不见南子可能自己会再次流离失所，带上弟子四处奔波。二者权衡，孔子决定取其轻者。《史记》的“不得已而见之”，就是孔子反复思考后的结果。孔子见南子时说了什么、做了什么都难以考证，子路的不悦，显然不是在于孔子和南子做了什么事，而是因为孔子“乃见淫乱妇人，故不悦乐。”

Cytolytic Induction therapy comprises of immunosuppressive drugs that have been introduced into clinical transplantation directed against human lymphoid cells.Several different forms of cytolytic induction therapy have been used as identi fied in Table 1.

据统计，南子是《论语》中唯一留下名字的女性，也是春秋时期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女性之一。《左传》有三则提及南子：一是( 定公十三年)“公叔戍又将去夫人之党，夫人诉之曰: “戍将为乱。”二是( 定公十四年)“卫侯为夫人南子召宋朝，会于洮。大子蒯聩献盂于齐，过宋野。野人歌之曰: ‘既定尔娄猪，盍归吾艾豭。’大子羞之，谓戏阳速曰: ‘从我而朝少君，少君见我，我顾，乃杀之。’速曰:‘诺。’乃朝夫人。夫人见大子，大子三顾，速不进。夫人见其色，啼而走，曰: ‘蒯聩将杀余。’公执其手以登台。大子奔宋，尽逐其党。”三是(哀公二年)“夏，卫灵公卒。夫人曰: ‘命公子郢为大子，君命也。’对曰: ‘郢异于他子。且君没于吾手，若有之，郢必闻之。且亡人之子辄在。’乃立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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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程俊英.诗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2]张秉楠.孔子传[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

[3]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7.

[4]论语译注[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