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美学思想是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源头。在美学和文艺中，“变易”也是艺术辩证法的基本要求，变易应是美和审美及其艺术的基本规律，简易、平易也是人类美和审美及其艺术发展的基本趋势，每一时代大众文艺、大众审美与精英艺术、精英审美的相互变易，辩证发展，几乎成了世界各民族美和审美及其艺术的根本规律。

一、《易》与中国古代生命美学思想

《易》（《周易》）原本是一部中国远古时代人们卜筮应用手册，但它对中国美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影响深远。《易》不仅给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奠定了哲学基础（阴阳之道本体论、生生不已素朴辩证法），而且它的卦爻辞、系辞、传等解说之中蕴藏着极其丰富的美学思想、诗歌作品、人生思考。经过刘纲纪、张锡坤、王振复等学者整理挖掘，现在美学界已取得共识：《周易》具备了一定系统性的美学思想，可称之为“周易美学思想”或“周易美学”。周易美学思想可说是一种“生命美学思想”，或者说“素朴的自然生命美学”。《周易》是中国古代的生命哲学，而其中就包含了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周易》从天地（乾坤）出发讲美也就是从生命出发来讲美，《周易》所说的生命规律也就是美的规律。《周易》“素朴的自然生命美学”提出了中国特色“生命即美”的独特观念：第一，美不能脱离自然生命而存在。《周易·乾卦》说：“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这就是说：天创始了万物并能用美的东西和好的东西给天下带来利益，但天并不说它所带来的利益，这是多么伟大啊！这就比较明确地说明了世界上的美是天（乾）所生成的，也就是有利于生命的。第二，美与宇宙、自然、万物的运动、变化、生长相关。《周易·乾卦·彖》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意思是指：乾这个头卦是多么博大，万物靠它创始，它统领天下万物。它使云朵飘行、雨水施降，各种事物流动之中赋形，明亮的太阳周而复始，乾卦的六爻按照不同时间位置而组成，好像六条龙接连驾驭天上。这明显是把美与宇宙的运动变化联系在一起，生命的流动变化产生美，而生命的流通顺畅就使人产生美感愉悦。第三，美产生和存在于生命的繁荣、财物的富有、人的事业努力。《周易》不仅认为美和审美愉悦来源于天地的孕育生命和运动顺畅，而且与人类的事业和财富也有密切关系。《周易·坤卦》说：“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说的是：君子应具有黄色中和的品质而通情达理，应摆正自己的正确位置，其中就会有美了。自然畅达于四肢，发达于事业，就美到极致了。《周易·坤·文言》还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由此，《周易》美学思想在源头上奠定了中国美学思想的基本特征：“美善相乐”，以“和”为美，肯定生命的存在与发展，突出灵与肉的统一，充分认同审美功利性，强调效法自然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之主体创造，反对非理性主义和超自然、反社会倾向。因此，《周易·乾卦·彖》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意思是说：乾卦象征着天道的变化规律，万物各自按照本性和机遇，保持太和协调，就会顺利吉祥。这都标明周易美学思想是一种自然生命美学的突出特征。

二、《易》与传统艺术交感论和审美意象论

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在艺术和审美方面不同于西方传统美学思想的主要特征就是，艺术交感论和审美意象论。它们的源头也是周易美学思想。艺术交感论认为，艺术创造不是主体模仿客体的产物，而是主客体相互作用、交感的结果。审美意象论认为，艺术作品不是对原已存在于自然中的东西的模仿，而是艺术家在自然基础上所创造出来的审美意象。中国美学的艺术交感论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并显示出自己的独特性。《周易》最初奠定了中国传统艺术美学思想交感论的哲学基础，汉代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说”，东晋慧远提出“《易》以感为体”，都对中国美学产生了影响。不过，溯源追流，“感”的概念被明确应用于美学，实始于荀子《乐论》，继承《乐论》而来的《礼记·乐记》又进一步发挥了交感思想。自此至东汉的《毛诗序》，中国美学思想始终以心物交感而产生的情感表现来说明艺术的产生和本质。经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的阐发，以心物交感而产生的情感表现来说明艺术的发生与本质，成为中国传统艺术美学思想公认的理论观点。《周易·咸卦·彖》说：“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説，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下万物之情可见矣。”这里充分论证了天地交感、万物交感、男女交感，从而形成天下和平昌顺，观察这一感应的法则就可发现天地万物的真情。正是这种天地万物交感论，经过不断传承发展而形成了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中的艺术交感论。因此，《礼记·乐记》就有：“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毛诗序》中就有：“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直到刘勰《文心雕龙·明诗》就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艺术交感论：“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钟嵘《诗品·序》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之舞咏。”白居易《策林六十九·采诗》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1]这种艺术交感论逐渐成为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不同于西方传统美学思想模仿论的艺术本质思想。

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审美意象论同样来源于《周易》的生命哲学和生命美学思想。如果说艺术交感论偏重在“效法自然（生命）”的变化和创造的过程，那么审美意象论则侧重于效法自然（生命）的具体外在显现方面。《周易》以独特的符号模拟法来效法自然（生命）。这种符号模拟法是运用卦象符号来比拟、象征事物变化的规律，因而卦象符号既是哲学性质的，又具有审美、艺术的性质，而且是“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的。这就使得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不仅非常重视主体情感的表现（交感论），而且也不排斥再现，当然这种“再现”，不是对于事物的感性形象的描绘、再现，而是对事物的结构、关系、功能的模拟、呈现、再现。这样，由观物取象，到取象释卦，再到“立象以尽意”，《周易》就最早形成了中国美学思想的审美意象论的雏形。《周易·系辞上》说：“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2]在《周易》之后，这种意象论贯穿在中国历代的艺术理论之中，绘画理论中的形神兼备论，追求“不似之似”的写意论，诗歌理论中的比兴说、意境说，实际上都是讲究“意”和“象”统一的意象论的不同表达形式。《礼记·乐记》说：“声者，乐之象也。文采节奏，声之饰也。”《周礼·大师》说：“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毛诗序》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顾恺之《魏晋胜流画赞》说：“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犬生之用乖，传神字趋失矣。”刘勰《文心雕龙·神思》说：“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王昌龄《诗格》说：“诗有三境：一曰物境。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绝秀者，神之于心，出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二曰情境。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三曰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于心，则得其真矣。”刘禹锡的《董氏武陵集纪》提出：“境生象外，故精而寡和。”直到王国维《人间词话》提出“境界说”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审美意象论，从《周易》“立象以尽意”的意象论，经过中国古代绘画、诗歌的形神论、比兴说、意境说等的发展完善，也就形成了不同于西方传统美学思想形象理论的审美意象论。

三、《易》与中国古代美学范畴

《周易》美学思想虽然并没有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美学范畴体系，但它的卦爻辞、传等解说对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一些重要的美学范畴进行了内涵上的描述和阐述，基本规定了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美学范畴系统的基本趋势：刚健、厚德、向上、向善。如阴柔之美、阳刚之美、神、文、象、意、意象、中和、刚健等美学范畴就是后来中国传统美学思想所不可或缺的。阴阳刚柔是《周易》最基本的哲学范畴，也是最基本的美学范畴。尽管《周易》并未提出“阴柔之美”和“阳刚之美”概念，可《周易》却贯穿着阴柔之美和阳刚之美的论说和阐述。《周易·乾卦·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潜龙勿用，阳在下也。见龙再田，德施普也。终日乾乾，反复道也。或跃在渊，进无咎也。飞龙在天，大人造也。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乾卦如天道运行，刚健有力，它昭示君子自力更生、坚强振作。卦象显示龙潜入水中，暂时不宜作为，所以阳气居于下位。卦象显示龙出现在田间，说明大德将普施于世界。卦象显示整天勤勤恳恳，表明君子反反复复在行道。卦象有时跃起有时在深渊，表明进取而不会有害。卦象龙飞在天上，说明大德之人可以创业成功。卦象显示高高在上的龙终归会有悔过之时，表明盈满不可长久。用九，说明天道大德不可能永远居于首位。可见，《周易》所谓“阳刚之美”就是自然生命的生生不息、坚不可摧力量的感性显现，也是人类道德精神力量的感性显现；它是遍布于整个宇宙世界一种合规律、有节制的力量的感性显现。类似论述在豫卦、大壮卦中也有。《豫卦·象》：“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卦象显示雷声发出、震动大地，象征快乐。先王效法此象制作音乐来尊崇天德，殷勤献祭给上帝，同时祭祀祖先。这里说的是，以一种阳刚之美的乐曲来祭献上帝和祖先。《大壮卦·彖》：“大壮，大者壮也。刚以动，故壮。大壮利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意思是说：大壮指刚强壮大。刚健地行动，所以就壮大。刚强壮大就有利于坚贞不屈，表明壮大者还应该正直。正直而壮大就能够发现天地万物的真情。可见“大壮”就是壮大，也就是美学上的“壮美”“大美”，也就是阳刚之美的具体分类。阴柔之美是美学中的另一个主要美学范畴。《周易》阐释和说明了阴柔之美的内涵。《周易·坤卦·彖》说：“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意思是说：大地的开创之功，达到了极致。万物依靠她获得生命，她顺承着天道的变化。大地厚实，承载万物，大地美德，广大无垠。它蕴藏深厚，地面辽阔，各种物类都顺利生长。雌马是地上走兽，奔跑在无边无际的大地上，生性柔和、温顺，有利于守持正道。《周易·坤卦·象》：“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说的是：坤卦显示大地的形势平展，昭示君子效法大地的宽厚德行来容纳承载万物。这是一种大地母亲的仁爱之美，是一种蕴含广大的含蓄之美，是一种柔顺、平静的女性之美。在这里，阴柔之美主要体现出儒家美学思想“温柔敦厚”的观点，与尚柔主静的道家美学思想还有点不同。这就反映出周易美学思想的主导方面是儒家的。这种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的思想后来在清代桐城派古文家姚鼐那里就形成了明确的“阳刚之美”“阴柔之美”两种美学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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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在《周易》中是与变易、变化密切相关的，这个“神”并不是为美学提出来的，却具有重要的美学意义。《周易·系辞上》关于“神”说：“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主要说的是阴阳、天地变化的微妙和难以预测，恰恰可以用来通向艺术和审美的变化莫测的非机械性、创造性。后来的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用“神”来阐述艺术和审美的变化莫测和创造性，用“神”来品评具有天才创新性的作品。比如，说文章高手或者绘画天才“下笔如有神”。“文”在《周易》中也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周易·系辞下》说：“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说的虽然是阴阳两爻相杂、交错而形成，但正因如此，才在相杂、交错之中产生了美，这也与中国原初审美意识与“五色相杂”所生的“文”密切相关。这样，文就成为了一个美学范畴。这意思就是说：美是从天地万物的杂多性的变化统一之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天地万物应该是有“文”的。所以孔子说：“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明代诗论家胡应麟《诗薮》说：“汉人诗，质中有文，文中有质，浑然天成，绝无痕迹，所以冠绝古今。”《周易》就是以卦象、爻象来象征万事万物，从而来预测人生和事业的吉凶祸福，所以“象”应该是《周易》的一个核心。《周易·系辞上》说：“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周易·系辞下》说：“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象也。”“八卦以象告。”所以，《周易》的“象”主要是指：卦象和事物的形象。这个卦象就是《周易》之所以产生的缘由，即“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因此，这个卦象给中国古代人类规定了一种象思维或者象数思维，从而使得中国古代思维方式就带有了象征性、直觉性、整体性，因而中国古代的文字也使得中华民族的文章、书法、绘画、诗歌都具有了意象性，也都具有了审美性质，形成了中国传统美学和艺术理论的“取象比兴”“意”“意象”的美学范畴，从而也就形成了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独特的审美意象论。“中和”是中国传统美学思想最重要的美学范畴之一，这个“中和”美学范畴也是从《周易》发源的。《周易·乾卦·文言》说：子曰：“龙德而正中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意思是，孔子说：有龙一样德性的人是实行正中之道的。这种人的平常言语是讲信用的，他的平常行为也是谨慎小心的，防止邪念，心存诚实。善待世人却不以此夸耀，以广博达到德行感化世间一切。《周易》用正中之德，庸言之信，庸行之谨，来劝导人们遵守“中和”原则。《周易》强调“一阴一阳之谓道”，只有阴阳、刚柔、天地、男女等万事万物都能够统一和谐，才能形成世界，才能构成世界万物的变化规律。这就是《周易》所说的“阴阳合德”，包括天人合一、刚柔相济、动静相兼，所以《周易·解卦·象》说：“刚柔之际，义无咎也。”就是说刚柔平衡，才可能达到和谐，才能够不产生害处。总之，最终的目标是阴阳平衡，也就是阴阳和谐，自然协调，社会和谐，天下太平。《周易》强调天人合一，就是天、地、人的和谐统一，这是《周易》的哲学和谐论，也是它的宇宙和谐论与社会和谐论。《周易·说卦》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这就是说，天、地、人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它们各有自己的和谐规律。阴阳是天之道，刚柔是地之道，仁义人之道，三者各遵其道就可以达到天下和谐。“刚健”是《周易》美学思想的主导，儒家思想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出自《周易·乾卦·象》，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道德修养的重要目标，也成为了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主导性美学范畴。刘纲纪先生在《〈周易〉美学》中指出：“‘大畜’卦彖辞中所说的‘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一语，就是对《周易》美学精神的最佳描述，同时也鲜明地体现了中国美学和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大畜’一卦的构成是‘乾下艮上’。下卦为乾卦，因此具有来自天之‘德’的‘刚健’之美。我们已经说过，这种‘刚健’之美，既是天地万物运行不息的、强健的生命力的表现，同时又是社会生活中人格的坚强与伟大的表现，两者是不可分地统一在一起的。《周易》深信，人只要努力发挥像天那样‘刚健’的精神与力量，那就没有什么艰难困苦是不能克服和战胜的。显然，《周易》对‘刚健’之美的推崇，同时也包含了对五千多年来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推崇。这种精神，表现在从古至今许许多多为了国家兴盛和人民幸福而奋斗的志士仁人的生活中，也表现在无数虽不为人知，但同样在为国家兴盛和人民幸福而默默奉献的最普通的人民生活中。我们不能设想，如果没有这种‘刚健’的精神，还会有中华民族悠久光辉的历史与文化。从艺术来说，《周易》在‘豫’卦中以‘雷出地奋’来比喻‘乐’的美，正是‘刚健’精神在艺术中的强烈表现。”[3]可以说，正是《周易》的“刚健”美学范畴，奠定了中国传统儒家美学思想和中华民族美学精神的主导倾向。由此也可看到《周易》美学思想对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奠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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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易》与传统美学的变通、变易思想

《周易·系辞下》说：“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易”“变通”思想观点，也是中国传统美学思想最早的素朴艺术辩证法的表达。变易是《周易》的核心观点，变易化生出“生生之谓易”“一阴一阳之谓道”，说的就是：阴阳、刚柔、天地、上下、内外，一切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自然和社会的万事万物都处在变易之中，这就是阴阳变化的最大规律。天地万物变化不辍，生生不息，才能源远流长，通达恒久，万世不竭。《周易·系辞上》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说的是：形体之上（看不见）的是道理，形体之下（看得见）的是器物，阴阳转化裁制出万物就是变易，阴阳推移形成万物运动就是通达，把这种变易通达施行于天下人民的就是事业。因此，变易是万事万物的不易本性，也是万事万物的道理和规律；通达是万事万物的转化，也是形成万事万物的道理和规律；因此按照《周易》这种变通的规律在人民大众之中实行起来就成就了人们的事业，在这种事业之中产生了人类艺术文化和审美意识，开启了后世的艺术辩证法和艺术发展论。《礼记·曲礼上》说：“毋剿说，毋雷同。”它告诫人们，不要拿来别人说的话当自己的话，不要像回应打雷一样跟别人一模一样。这不仅是做人的准则，也是艺术的圭臬。汉代刘安《淮南子·汜论训》说：“先王之制，不宜则废之；末世之事，善则著之。是故礼乐未始有常也，故圣人制礼乐而不制于礼乐也。”讲礼乐制度不能完全照搬旧制，而应随时代而变易，孔子等圣人是创制礼乐，而不是受制约于礼乐的，所以，要有变易的观念。阮籍《乐论》说：“然礼与变俱，乐与时化。”强调的也是音乐应随时代变化而变易。最系统阐述这种变易通达思想观点的是魏晋南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通变》。“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然绠短者衔渴，足疲者辍途，非文理之数尽，乃通变之术疏耳。故论文之方，譬诸草木，根干丽土而同性，臭味晞阳而异品矣。”意思是说：文章的体裁有一定常规，文章写法的变化却没有一定标准。如何知道是这样的呢？诗、赋、书、记等所有文体，它们的名称和创作规格古今是有所继承的，这就说明体裁有一定常规；文章的气势力量，要通达变易才能长久流传，这说明写作的方法没有一定的框框。文章名称和它们的创作规格有一定的常规，所以讲体裁一定要借鉴过去的实际；文章写作的变化通达没有一定的框框，所以写作的变化一定要斟酌最新的声音。这样才能在没有穷尽的创作道路上奔驰，汲取永不枯竭的创作源泉。然而汲水绳短的人就会因打不到水而遭受口渴，足力疲软的人往往停步在路途中，这并不是因为创作方法有限，是不善于通达变易罢了。所以论述创作方法，就好比说到草木一样，草木的根和干都生长在土地上，这是草木共同的性质；但是草木由于吸取阳光的差异，就会长成不同的品种。赞曰：“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趋时必果，乘机无怯。望今制奇，参古定法。”《文心雕龙·通变》总结如下：写作的规律运转不停，日日都有新的业绩。变易才能持久，通达才能不贫乏。适应时代必须果断，抓住时机不要胆怯。面向当今出奇制胜，参考古代确定法则。所以，唐宋古文运动就是实践了《周易》美学思想的变易观点，唐诗宋词也是不断变易诗体，推陈出新，创造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巅峰。明清时代的前后七子、唐宋派和桐城派走入了模仿古人的误区，最终遭到了袁宏道、李贽、贺贻孙、冒春荣等人的反思批判，一直到晚清时代的“诗界革命”和五四新文学运动，正是通达变易，才有了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三千年的辉煌成就。

五、《易》与传统美学的简易、平易

简易、平易的审美和艺术的要求或准则似乎也是《周易》所开启和规定的。《周易·系辞上》：“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意思是说：乾道成就男性事业，坤道成就女性事业。乾卦知道万物的初始，坤卦运作化成万物。乾卦以平易知道万物，坤卦以简易能成万物。平易就容易知道，简易就容易顺从；容易知道就可以亲近，容易顺从就可以成功；可以亲近就可以长久，可以成功就可以广大；可以长久才是德才兼备者的德性，可以广大才是德才兼备者的事业。平易、简易的卦象就得到了天下的道理规律。得到了天下的道理规律，成功的位相也就在其中了。因此，平易、简易不仅是古代为人处世的道德准则，同时也是文学艺术的审美标准。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刘攽（1022-1088）《中山诗话》说：“诗以意为主，文词次之，或意深义高，虽文词平易，自是奇作。世效古人平易句，而不得其意义，翻成鄙野可笑。”南宋无名氏《漫斋语录》：“诗文要含蓄不露，便是好处。古人说雄深雅健，此便是含蓄不露也。用意十分，可几风雅；下语六分，可追李杜；下语十分，晚唐之作也。用意要精深，下语要平易，此诗人之难。”清代刘熙载《艺概·卷二诗概》：“诗能于易处见工，便觉亲切有味。白香山、陆放翁擅场在此。”[4]这些都说明《周易》美学思想平易、简易风格对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和审美情趣都有着深远影响，值得我们在“以人民为中心”，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时继承发扬。尤其在今天这个文化艺术大众化的时代，我们更应该注意精英艺术和精英审美与大众艺术和大众审美之间的变易通达，就像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那样，正确处理精英艺术和精英审美与大众艺术和大众审美的关系。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历史证明，像《离骚》等是在《诗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唐诗宋词、明清小说的发展也离不开汉代民歌、乐府、敦煌曲子词等民间诗歌和宋元话本等民间说书等形式。当代著名文学史家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说：“一部分的文人学士，虽时时高唤着复古，刻意求工的模仿着古人，然时代与民众却即在他们的呼声所不到之处，暗地里产生了不少伟大的作品。到了后来，则时代与民众又压迫着文人学士采取这个新的文学型式。当民众文艺初次与文人学士相接触时，其结果便产生了一个大时代。过了一个时代，这个新的型式，又渐渐成为古董而为时代及民众所舍弃，他们又自去别创一种新的文学型式出来。五代、宋之词，金、元、明之曲，明、清之弹曲，近数十年来的皮黄戏，其进展都是沿了这个方式走的。”[5]这说明精英艺术和精英审美离不开大众艺术和大众审美，而精英艺术和精英审美能把大众艺术和大众审美变易通达为精英艺术和精英审美，它们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变易通达的关系，而且精英艺术和精英审美一旦离开大众艺术和大众审美的源头活水以及平易、简易的品格就会走向矫揉造作、华而不实，就好像后期的汉赋、魏晋六朝的诗文、宋代的诗歌、明清的复古诗文那样自然走向没落。所以，在一定意义上，中华民族的艺术和审美，乃至全世界各民族艺术和审美的发展历史就是大众艺术和大众审美与精英艺术和精英审美之间的变易通达过程，也是平易、简易与繁缛、绮靡的风格变易通达过程。这种历史教训和经验也是值得我们在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时铭记的。

参考文献：

[1]谭令仰.古代文论萃编：上册[M].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 45-51.

[2]十三经注疏：上册[M].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14-15.

[3]刘纲纪：《周易》美学[M].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6： 280.

[4]胡经之.中国古典文艺学丛编： 二[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376-378.

[5]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 上册[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