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兰性德，字容若，清初第一词家，出身于官宦显要之家，其父是当朝权宰明珠。他自幼聪敏好学，文武兼修，在词的风格上或豪放俊逸，或哀感顽艳，语言上清丽婉约，自然超逸，独具特色，著有《通志堂集》《侧帽集》《饮水词》等，他不但有很高的文学成就，而且书法、古文、书画鉴赏、学术均可观。被王国维誉为“北宋以来，一人而已”[1]。纳兰性德性格落拓无羁，秉赋超逸脱俗，但却因结发妻早亡，而沉于痛苦中不能自拔；又因文学挚友的聚少离多而失落与悲观；还因仕途的厌倦与富贵的轻看而身心疲惫。他在痛苦、忧伤、惆怅中苦苦挣扎。他于三十一岁便飘然而逝，不得不说词人的一生是充满悲剧的一生。

一、爱情的缺憾，一生为情所困

纳兰有据可循的有三段彻骨的婚姻，但几乎每一段都伤痕累累。二十岁,纳兰娶妻卢氏，新婚的生活如诗如画般惬意。婚后二人感情笃深，心意相通、琴瑟和谐。美满的生活激发了纳兰的创作，他用笔记录下了幸福的感觉，在《纳兰词》中，描写与其妻子甜蜜生活的词章就有数十篇，如《眼儿媚》《浣溪沙》《蝶恋花夏夜》等。“洛神风格丽娟肌，不是卢郎年少时。无限深情为郎尽，一身才易数篇诗。”从词中可以看出他与其妻卢氏的感情深厚，恩爱有加。在几年夫妻生活中，两人心意相通，情意缠绵。可惜造化弄人，这种诗意的生活转瞬即逝。结婚三年，卢氏因难产而香消玉殒，天人永隔。这一变故对纳兰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令其伤情彻骨。“自从他的妻子死后，顿觉生死无常，人生乏味，所以发之于词，遂多凄婉之音”[2]，纳兰有这样一句话：“知己一人谁是？已矣！”(《荷叶杯》)可见纳兰与卢氏不仅是如胶似漆的小夫妻，更是情意相投的爱侣。卢氏的逝去，给纳兰留下了亘古的悲伤，他将无限的悲痛倾注于笔尖，写下了大量的缠绵哀感的悼亡之作，其中所表现出的真挚而凄婉悱恻的感情催人泪下。如他含着血泪写下阙第一首悼亡之作——《青衫湿遍》：“忆生来、小胆怯空房。到而今，独伴梨花影，冷冥冥、尽意凄凉。愿指魂兮识路，教寻梦也回廊。”[3]写完后，他掷笔于地，悲痛欲绝，柔肠寸断，撕心裂肺地嚎啕大哭起来。这一生一世，唯有卢氏是纳兰的红颜知己，沉重的精神打击使他病魔缠身、心力交瘁，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纳兰都沉浸在丧妻的悲伤当中，两人在一起的幸福时光，不时在他脑海、心中涌现，使他一直难以忘怀。这一时期的词大部分也是以亡妻为吟咏对象，表达其哀婉凄楚的相思之情和怅然若失的怀念之情，此类词数量可观，风格凄婉，语言精丽。代表作除了卢氏三周年所作《金缕曲·亡妇忌日有感》外，还有《红窗月》(焉归花谢)、《天仙子》(好在软绡红泪积)、《蝶恋花》(辛苦最怜天上月)、《菩萨蛮》(晶帘一片伤心白)等，极善抒愁写恨，缠绵婉转，悲痛欲绝，字字滴血。其好友顾贞观评价纳兰词：“容若词，一种凄婉处，令人不能卒读，人言愁我始欲愁。”爱妻的死并没有被时间冲淡，反而让他更加悲痛。从卢氏卒，到八年后纳兰抱病离去，悼亡之作从未间断。

在卢氏死后，纳兰另娶官氏为妻。在那个年代，纳兰作为贵胄世家的长子，又生活在繁花著锦衣食无忧之中，续弦之举实属平常。但卢氏在纳兰心中的位置是无人能代替的，他对这个妻子有多少爱意，恐怕连他自己也不敢明说。如果感情甚好，也不可能再纳妾颜氏。而在之后的生活中，纳兰性德恹恹度日，痛苦、悔恨、思念之情在他心中纠缠，无法自拔。

在纳兰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曾和江南才女沈宛有过一段恋情。沈宛为江南艺妓，才华横溢，她身上独有的气质，深深吸引着纳兰，他们心灵之间也有着一种相知互怜的情愫存在。虽然两人情投意合，相惜相怜，却因沈婉为汉人，满汉不能通婚,又因其身份低微，故只能纳为妾，深居别院。可惜,这场婚姻始终未被纳兰家族认可接纳,他们的短暂爱情以悲剧告终，后被迫分离。沈宛回归江南，两人都万分痛苦。纳兰似乎对这段分离始终耿耿于怀，总是觉得自己辜负了她。纳兰以沈宛的口气，留下了那首千古绝唱《木兰花令·拟古决绝词》(“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以纳兰的性格，别人若是负了自己不会计较，自己若负了他人，那将是终生不忘。在词作中他反复表达了内心的愧悔，在生命垂危之时，他写道“近来怕说当年事，结遍兰襟，月浅灯深，梦里云归何处”，自责之情油然而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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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纳兰自幼受到汉学儒家思想的熏陶，因此与他交往甚厚的都是些落魄的江南汉族布衣雅士，如顾贞观、姜宸英、张纯修、严绳孙、朱彝尊、秦松龄等，他们或穷困潦倒，或抑郁失意，但纳兰欣赏他们的气骨，仰慕他们的才华，喜欢和这些才高八斗的文人把酒言欢，谈天论地。作为满族贵族公子的纳兰与一群年长的汉族落拓文人之间心灵相通、情投意合，与他们沟通学习其倾慕的汉文化知识，这与清初的社会主流是相背离的。纳兰对于他的友人皆是披肝沥胆,推心置腹。仗义、敢为是其为友的风格，他对朋友是一腔真情。在众多脍炙人口的佳话中，纳兰与顾贞观肝胆相照的知己之情尤著称于世。

二、挚友的聚散，充满感伤情怀

对于多情而敏感的纳兰来说，爱情是他人生的重要的寄托，而一再遭受的打击使他沉痛无比。纳兰因思念成疾，在康熙二十四年，他抱病与好友相聚，染上寒症，而后卧床不起，不久就撒手人寰。他去世的那一天，也许是上天的安排，恰巧是卢氏的忌日。可以说，在他的妻子亡故直至其辞世的这些年，漫长的哀伤和无尽的思念一点一滴地耗尽了他年轻的生命，当生命完结，他的悲歌才戛然而止。纳兰的爱情随他的心一起埋葬在那不朽的历史长河里。

纳兰与顾贞观在性格和对诗词的追求方面，如出一辙，这也是他们息息相通的主要原因。在当时的世人看来，词是闲适无聊的消遣方式，难登大雅之堂。但是，纳兰性德与顾贞观对词有共同的见解和追求，俩人经常在一起谈论诗词歌赋，心中无限畅快。后来，顾贞观母亲病逝，纳兰解囊相助，使顾贞观顺利奔讣。纳兰与友人一样沉浸在悲痛之中，临别写下了《花木兰慢·立秋雨夜，送梁汾南行》，抒发了朋友之间的真挚感情和离愁别绪。纳兰性德辞世后，顾贞观悲痛不已，他黯然从容地在为他盖的茅屋归隐故乡，过上了足不出户的隐居生活，并一心整理好友的生平文稿，编集成《侧帽集》，留芳百世。

顾贞观，号梁汾，清初著名的诗人。他一生郁郁不得志，早年担任秘书省典籍，因受人轻视排挤，忿而离职。顾贞观是在四十岁时才认识纳兰性德的，他说：“岁丙午，容若二十有二，乃一见即恨识余之晚。”那时，顾贞观又一次上京，经人介绍，当了纳兰性德的家庭教师，两人相见恨晚，成为忘年之交。容若初识顾贞观时酬赠之作《金缕曲·赠梁汾》是其成名之作。这首词是纳兰乍逢知己，欣喜若狂，感慨万千之作，向顾贞观深情地表明了与其相见恨晚、相互知心的友情，抒发了其对才士贤人不幸遭际的同情与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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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兰性德创作的大量诗词中，都是抒发自己无限的忧愁之情的，这种悲观厌世、空虚苦闷的愁绪不断地笼罩在他的词作之中。按理说，纳兰出生贵胄之家，锦衣玉食，且有天生超逸脱俗的秉赋，又饱读诗书，才华出众。他从十八岁参加科举考试，便一路顺畅，功名轻取；二十二岁时，再次参加进士考试，考中第二甲第七名，赐进士出身。他是人人羡慕的青年才俊，前途无量的达官显贵，然而他淡泊名利，对当时的官场充满了厌恶，侍从生活也使他落落寡欢，视为精神负担。

关于纳兰性德与朋友之间的交往，还有一个“生馆死殡”的佳话。当时,清朝初期著名的江南才子吴兆骞因仇家诬陷，卷入了“丁酉科场案”而受株连，全家发配宁古塔为奴。好友顾贞观为他鸣不平，奔波了二十年。顾贞观写下了回忆吴兆骞的《金缕曲》二首，纳兰读过了顾贞观情深意切的《金缕曲》后,感动得热泪盈眶,慨然应允以五载为期，并发誓一定竭尽全力营救吴兆骞入关。

“结遍兰襟”的纳兰是极其珍惜友情的，顾贞观评价纳兰“其于世味也甚淡，其视勋名如糟粕，势力如尘埃，其于道义也甚真，特以风雅为性命，朋友为肺腑”[4]。然而在当时的环境和条件下，身为御前侍卫的他却需要频频随驾出游，感受频繁的别友之苦。尤其在爱妻早逝之后，能够宽慰纳兰精神上痛苦的人只有他的那群挚友了，但与好友难得相会。每一回的别离都给多情重义的纳兰带来了难以尽言的苦楚。别离时的伤感，分别后的思念，往往又助长了纳兰淡薄名利、厌恶官宦生活的思想。所以，重情于痴心的纳兰变成了负担，常常带来失落与惆怅，以及对于“衮衮诸君”的失望与蔑视，于是敏感、多愁的他就将这些独特的感情著成了千古佳篇。在纳兰42首描写友情的词中，有近30首是写与朋友分别后的思念之情的。

要说令纳兰性德不快活的心事，头一件就是他的御前侍卫身份。康熙对纳兰才华非常欣赏，在他考取进士后，就把他留在身边作了侍卫。“御殿则在帝左右，扈从则给事起居”[5]，侍卫虽然能时常伴在皇帝左右，职务重要而显贵，但从本质上讲只是皇帝的高级仆从，这种职务实在是和差吏差不多，就是宿卫站岗和执事当差，一切都要配合皇帝的一举一动，随时听候差遣，俗话说：“伴君如伴虎，”行事还要谨小慎微，处处束手束脚，压抑和苦闷自然是少不了的。然而其实纳兰性德满腹经纶，自少年便胸怀问世大志,追求的是继续攻读经史、著书立说，为促进满汉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作出贡献。侍卫之职实在是与其渴望建功立业的抱负相去甚远，也使他一展宏图的理想化为泡影。纳兰对这种壮志难酬的生活自然是十分厌倦，内心的悲愁忧郁终究难以排遣，造成了他精神上的苦闷,在如此空虚无聊的生活中消磨着青春，怎么会不令他伤心难过？

三、职业的厌倦，理欲痛苦挣扎

经过五年的努力，再加上诸多好友及有正义感的朝廷大臣徐乾学、徐元文等鼎力协助，又有纳兰请出权倾朝野的宰相父亲明珠出面，明珠也爱惜吴兆骞之才，答应营救，终于使吴兆骞结束了流放生涯，回到了他阔别多年的中原。吴兆骞回京后,为了解决他在京城的住宿和生活问题，纳兰又将其聘为馆师，让他住在自家府邸里教授七岁的弟弟读书。两年后,吴兆骞在返回家乡探亲的途中过世了。纳兰听闻此消息后,便赶往吴兆骞的家乡,亲自为他操办后事,并照顾其子女，还安排了其弟的工作。这件事被后世传诵为友谊的楷模，“生馆死殡”也成为一句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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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兰在将近十年的扈从生活中,多次随驾出征、巡游边关要塞、朔北江南，饱尝了鞍马风霜之苦,身心疲惫,心力憔悴,而他追求轻闲自在的隐逸生活并尽情抒发个人情怀的愿望始终得不到实现，慢慢地他变得彷徨、失望、消沉。纳兰时刻伴在皇帝身边唱和诗词，其才为康熙赏识，多为应制之作。词作主旨，多感离别之苦，羁旅之叹，以及兴亡之感。风格不拘，豪放凄婉兼备。描写景观色调灰暗，意境壮观。描物状景同时或怀念亲人，或怀师友，与摹景描物之时，多涉怀古身世之感。羁旅行役中的劳苦和离愁别恨，使他思乡心切，孤单落寞，无比怅惘，不禁写到：“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长相思》)，这样意境阔大的词作，也显得情致绵绵、惆怅苍凉。他无奈地悲叹“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断肠声里忆平生”(《浣溪沙》)。“不恨天涯行役苦。只恨西风，吹梦成今古。明日客程还几许，沾衣况是新寒雨。”(《蝶恋花》)表面上看是他从薄宦飘零、天涯沦落中体认出的人生况味，骨子里却是屈子式的怨愤郁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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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父明珠其时权势益盛,纳兰目睹其况，慎于言行，凄苦万端，见诸于文。据严绳孙《成容若遗集序》云：“即官侍从，值上巡幸，事件时时在钩陈豹尾之间。无事则平旦而入，日晡未退，以为常。日观其意，惴惴有临履之忧，视凡为近臣者有甚焉。”可见纳兰身世境遇之感。现实处境与心灵追求的冲突难以调和，身心断裂般的痛苦，不能不使他的作品充满愁云惨雾，字里行间流露出哀郁凄婉之情。代表词作《浣溪沙》(身向云山那畔行)、《如梦令》(万帐穹庐人醉)、《于中好》(谁道阴山行路难)等。

明治时代(1868－1912)作为日本近代化国家形成的开端，无论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革，为确立天皇制意识形态而施加于民的儒家思想，受到西方追求个性解放的文化思潮的强烈冲击。作家们以其特有的细腻敏感的笔触，将亲身体验或感知的种种矛盾、复杂通过文字呈现给读者，使得明治中后期的文学呈现出绚烂多元的现代特征。中日学界的明治文学研究一直在持续，表现出一一对应关系的同时，也呈现了一定的本国特色。

综上所述，纳兰性德的一生有种痛入骨髓的悲凉，在他的诗词中透露出不尽的惆怅哀怨、凄清悲婉的情怀。这位天分极高的承平少年，虽然淡泊名利，却生于富贵之家；虽一腔热血，却壮志未酬。爱情之途的坎坷，挚友之旅的离别，仕途之路的压抑，注定了其生命的短暂、绚烂而悲情。他用凄婉的笔触抒发了内心反复郁结着的生命悲情，倾其一生,写尽了情深与忧伤。

参考文献：

[1]王国维.人间词话[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6.

[2]郑梦彤.中国诗词发展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779.

[3]张草纫.纳兰词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338.

[4]纳兰性德.通志堂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834.

[5]福格.听雨丛谈：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2007：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