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话语在叙事学中指的是叙事文本中使得故事得以呈现的陈述句本身，确切地说就是叙事文本的时间、频率、视角如何安排与运用。新叙事学认为，叙事话语并非单纯的叙事内容(事件、情节、故事及其结构)的信息载体，而是影响叙事内容、人物、结构的重要元素。刘震云的小说《我不是潘金莲》，自出版后不但被冯小刚改编成同名电影而大大拓展了受众群体，而且相关的研究也随影而至。但在当前众多评论和研究中，涉及其题旨、人物、审美和叙事内容(故事、情节、结构)的占据绝对优势，而从叙事学之“叙事话语”角度探析的，则寥寥无几。故本文力图探析《我不是潘金莲》的“叙事话语”特征及其影响下的题旨表达与人物形象。

一、《我不是潘金莲》的时序

作品在被接受时有两个时间：阅读文本(作品)所需要的物理时间形成了文本时间；而作品中虚构的故事所具有的时间形成了故事时间。文本时间和故事时间的前后关系，或者说序列关系就形成了时序。当文本时间和故事时间序列(前后)基本一致时就是顺序，反之是逆时序，又分为倒叙和插叙。

《我不是潘金莲》的大故事是“李雪莲告状上访”，作品采用了典型的顺序方式，从“那一年”的告状写到“二十年后”的上访；而且，“那一年”的告状故事和“二十年后”的上访故事，也采用了顺序方式。采用这种叙事方式，作品逻辑性、大众化更加明显，即更符合因果逻辑关系，更容易被大众接受。如果放置在中国叙事文学之叙事演变历程看，采用这种叙事方式使得作品更近似于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因为“我国古代的传记文学、传奇、话本等叙事作品普遍采用这种叙述顺序”[1]。

然而，如果小说只是中规中矩地采用“顺序”来讲述，则未免过于单调乏味，因此作品还大量采用“逆时序”中的“插叙”。小说开始的“序言：那一年·一”叙述李雪莲找王公道告状，接下来的“序言：那一年·二”就“插叙”了李雪莲找王公道打官司前的情节——李雪莲和秦玉河假离婚之情节，然后再转回到李雪莲找王公道打官司上面。这样的顺序中频繁介入插叙的叙事方法在整个作品中极为常见，小说中李雪莲告状和上访时遇到董宪法、荀正义、史为民、蔡富邦、储清廉、郑重等官员时，都插叙了他们的各色小故事；而且还插叙了李雪莲和下层百姓老胡、孟兰芝、李英勇、孙大头、贾聪明等人的“小故事”。这样的时序安排，使得作品在逻辑性、大众化增强的同时，又具有灵活性与现代感。不过，如果仅仅从叙述技巧本身来看待该小说的“时序”运用，那也不过是将叙事话语视为情节故事讲述的信息载体而已。事实上，如果将时序同题旨或与小说类型联系起来看，《我不是潘金莲》中插叙的大量运用，使官场的各级官员陆续而频繁地登场进而使暴露官场的题旨得以强化；同时使下层民众也陆续登场而使小说涵有了“反思下层民众生存哲理”的意蕴。所以，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何许多人将该小说归为“官场小说”而同刘震云的《单位》《一地鸡毛》等小说放置于同一谱系而论了；也就是说，小说采用的“时序”同小说叙述的内容一起，共同构建和强化了小说的题旨与文类。

二、《我不是潘金莲》的时长

所谓“时长”，指的是一段连续时间的长度。通常情况下，作品被接受时会形成两个时长，一个是文本虚构的故事占有的时间，即故事时长；一个是文本被阅读时消耗的时间，即文本时长。两个时长的对比关系，就形成了四种叙事方式：省略、概括、场景、休止。

(李雪莲)提上自己的提包出了门。出门并不是为了回老家，而是想找一个地方寻死。寻死的方式也想好了，就是上吊。上吊不是因为秦玉河死了，告状的缘由没了，今后无法再告状了，这冤永远无法洗清了；而是因为秦玉河的死，李雪莲的告状成了笑话。因为李雪莲的告状，已经不是原来的告状，二十年来，芝麻已经变成了西瓜，蚂蚁已经变成了大象，现在芝麻和蚂蚁突然消失了，告状的链条断了，使你无法告状了，这链条的断法，成了笑话，捎带着整个告状也成了笑话……这段文本中，主要是叙述“李雪莲提包出门准备寻死”之事件、情节，但在“然后提上自己的提包出了门”之后，故事时间突然暂停，然后开始叙说李雪莲内心的想法，而且更是大量地、戏谑的辨析寻死的方式与原因，此时由于故事时长为零而只有了文本时长，故为典型的休止。事实上，这样的“休止”，在整篇小说中并非孤例，尤其是“说理性”的休止频频出现，成为了小说非常鲜明的特色。

《我不是潘金莲》善用省略。小说“序言：那一年”与“序言：二十年后”之间，时长为“二十年”，却无有一丝直接叙述，而是通过二十年后的李雪莲上访故事来间接叙述出来的。这样，由于文本时长为零，使得故事时长和文本时长之间形成了典型的省略。至于概括，由于故事时长不小于二十年，文本时间不可能持续那么长，故有些事件、情节必须省略地叙述，故小说在这一点同其他小说一样并无特别之处；同样，小说中由对话和动作描写构成的场景也无什么特别之处。但小说在时长方面最值得关注的是休止，也就是说，小说在叙述中频繁插入“第三人称的介绍性和评论性话语”。比如小说“序言：二十年后”结束时，叙述李雪莲寻找地方上吊，小说写到：

杨伟东11月29日还以阿里文娱大优酷总裁、阿里音乐CEO的身份现身第六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他在主题演讲中着重谈到了优酷今年推出的“这就是……”系列超级网综，这正是被外界猜测导致杨伟东出现“经济问题”的项目。

当然，考察重复这个叙事话语，最终的目的还是要讨论作品的题旨意蕴问题。通常认为，叙事文学要求由事件构成的情节应当是曲折的、不断变换的，而重复显然与这种通常看法有所抵牾；那么反过来说，既然冒着情节不够曲折、不够变换的风险来重复，就说明作者要有意地表达不一样的创作意图和题旨。就像《老人与海》中“同大鱼搏斗”事件的重复，以及《面包与运动》中“跑道上奔跑”事件的重复，都让形而下的情节具有了形而上的意蕴——无尽的渴望与追求。以此推演，《我不是潘金莲》中重复的大量运用，恰恰也有从形而下的情节抽取形而上的意蕴的可能，这种可能就是作品通过重复——告状与上访的不断强化，细腻地展示了生活中特有的现象——芝麻变成西瓜，蚂蚁变大象，从而将生活的戏剧性、荒诞性剥开并给读者看到。正如小说第二部分“序言：二十年后”结尾处所谈及的李雪莲告状的行动之性质，已经发生了不可预料的、荒诞性的变化，“李雪莲的告状，已经不是原来的告状，二十年来，芝麻已经变成了西瓜，蚂蚁已经变成了大象”。所以，从叙事频率来分析，《我不是潘金莲》题旨的解读决不能仅仅停留在现实主义层面，即不能停留在“批判现实生活”的层面上，而必须注意其形而上的哲理意蕴，这一点，正是其与当代很多官场小说或底层小说区别之处。

《我不是潘金莲》在采用第三人称叙事的同时，还经常性地突出隐含叙事人的声音，即文本经常出现居高临下的评论式话语，这一点同古典评书和演义的手法非常相似。比如：

叙事学中的“叙事频率”，通常指的是文本话语与故事内容的重复关系，这种重复关系大致呈现为两种形态：一是相似的事件在文本话语中反复出现；二是文本话语从不同角度反复叙述一个事件。后一种“重复”较为典型的代表，小说中当属《喧哗与骚动》，电影中应是《罗生门》；前一种“重复”，则以《老人与海》《面包与运动》《等待戈多》等为典型代表。当然，在判定和考察《我不是潘金莲》叙事频率之前必须明晰，文本中事件的重复并非前后发生的事件是完全一样、毫无二致的，而是事件整体上的相似或者是构成事件的人物主体行动的相似，毕竟生活中不会有完全重复的事件，人也不可能两次迈入同一条河流。

三、《我不是潘金莲》的叙事频率

（3）企业经营的国际化意愿，反映企业走国际化道路的倾向，具体指标如：组织结构复杂度、授权方式、决策方式、信息沟通方式、人员招聘方式、企业高层的海外经验等。

《我不是潘金莲》的“大故事”是李雪莲的前后二十年的“告状和上访”的故事。作品上半部分“序言：那一年”以“告状”为主要行动，而下半部分“序言：二十年后”以“上访”为主要行动。“告状”事件主要有：李雪莲第一次向王公道告状——李雪莲第二次向王公道告状——李雪莲向老贾和董宪法告状——李雪莲向荀正义和老曹告状——李雪莲向史为民告状——李雪莲向蔡富邦告状——李雪莲去北京告状。“上访”事件主要有：李雪莲被王公道劝阻上访——李雪莲被郑重劝阻上访——李雪莲被马文彬劝阻上访——李雪莲被赵大头和贾聪明劝阻上访——李雪莲上访失败(或曰失去意义)。在这两组行动中，尽管告状和上访的受动者各不相同、行动失败的表面原因也各不相同，但告状和上访的施动者、行动失败的深层原因、结局都是相近的，也就是说它们都大致遵循这样的深层行动结构：告状发生(打破平衡)——告状实施(平衡加剧)——告状失败(暂时新的平衡)——再次告状(新的打破平衡)；上访开始被阻止(打破平衡)——上访继续被阻止(平衡加剧)——被阻止失败(暂时新的平衡)——上访再次被阻止(新的打破平衡)。所以说，从叙事频率角度看，小说可谓将重复这种叙事方法运用得淋漓尽致，通过事件的不断重复，将各级官员、各色群众、多种生活纳入一个完整的叙事结构中，作品结构也因此而极其规整。

采用SPSS 19.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计数资料以百分数（%）表示，采用x2检验；计量资料以“±s”表示，采用t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高中化学实验的过程复杂，伴随化学主反应的进行也会有着相应的副反应生成物的出现，而有一些反应物、反应生产物具有腐蚀性、毒性等，尽管在实验时，教师会着重强调使用前后的洗手消毒等，但是总不可避免的生成出一些不需要的反应生产物，从而造成环境的污染.

四、《我不是潘金莲》的视角

其实，刘震云的小说从《单位》《一地鸡毛》开始，逐渐摆脱了现实主义的束缚，不但在内容上跨入了一个新境界，而且叙事视角也由第一人称视角转变为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同样，稍有叙事学知识者即能识别出《我不是潘金莲》运用的是第三人称视角，文本非常自由地讲述、讲清楚每一个事件、情节、故事和人物之内心活动、情感情绪等，甚至力图讲清楚故事中大多数人物的特点或来龙去脉，所以主人公李雪莲之外的王公道、董宪法、荀正义、老曹、史为民、蔡富邦、首长、郑重、马文彬、贾聪明等大小官员，以及李英勇、老胡、赵大头、秦玉河、看厕所大嫂等人物，无不活灵活现。但如果只是注意到《我不是潘金莲》采用了第三人称视角，并不能发现作品有何特别之处，毕竟采用第三人称视角的小说太多了，因此还有必要进一步深入分析。

叙事学中的视角，指的是文本中对故事内容进行观察和讲述的角度。一般情况下，视角类型的区分是按照人称来进行的，即分为第一人称视角、第二人称视角和第三人称视角这三种，只不过第二人称视角很少用到。但实质上，叙事视角的本质是叙事限制，第一人称视角常常根据“我”的所见所闻所感所知来讲述故事，这种讲述就是有限制的；而第三人称视角则基本没有叙事限制，可以突破“我”和故事中某个人物的见闻感知局限来非常自由地叙事，故又称全知全能视角。

如果熟悉中国古典小说的话就会发现，这种描述和说理式的“休止”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极为常见，尤其是“评书”“演义”经常会有“人物外貌、动作的详细描写”和“说理式的话语”强行介入和打断事件和情节的演进过程，尤其是“各位看官，有道是……”“此正是……”等此类话语正是休止这种时长关系的典型形态。所以，从时长角度看小说《我不是潘金莲》，它非常接近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模式，或者说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一种变异——在叙事中频繁出现休止，只是省略掉了“各位看官，有道是……”等类似的标志性语言。我们知道，评书、演义中的说理式休止，其主要功能就是给予观众一些道理，甚至给予观众一些教育；而《我不是潘金莲》频繁采用这种说理式休止，那么其启发观众、传达哲理的意图或功能就非常明确了。由此，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作者在创作这篇小说时，其定位并非仅仅是讲一个曲折的上访故事，也并非仅仅是向读者揭示官场的生态；其创作的目的更可能是将“上访故事”与“官场展示”作为表达哲理、传达思想的平台。正如刘震云本人在解析《我不是潘金莲》时所说的：“新作貌似写了官场百态，实际上想表达的却是生活背后的戏剧和荒诞逻辑。一个妇女利用上访，告倒了从下到上一溜官员。李雪莲是冤的，但一批官员更冤，谁导致了他们的冤？是生活逻辑和政治逻辑。”[3]所以说，无论从刘震云自我解析还是从文本叙事话语之时长角度看，如果只是将《我不是潘金莲》的题旨定位在现实生活的反映、官场生态的揭露等层面，那么这一种只看到了叙事内容(事件、情节、故事、结构)的较为浅薄的解读，并未能把握小说其深远的创作意图。

县长郑重听说李雪莲终于被抓住了，心里一块石头，也终于落地了。但他的落地与王公道的落地不同，王公道只是就事论事，在北京抓到了李雪莲，立了大功，可以马上打道回府了；郑重高兴的是，这回抓到了李雪莲，和往年抓住李雪莲不同；如今秦玉河死了，不但这回李雪莲不会在北京出事，今后也永远不会出事了……郑重在电话里对王公道说……

身心素质主要表现在体质水平和心理品质两个方面。体质主要包括体能、身体基本活动能力、生理机能、体格和适应能力。体育教育提高学生体质水平的主要路径是通过提高学生的力量、耐力、运动速度等体能素质，增强学生内脏器官特别是心血管系统和呼吸系统的功能。在某种意义上，学生的体质水平越高，他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和对疾病的抵抗力就越强。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日益加快和生活方式的不断改变，越来越多的人因运动量不足导致体质趋弱，大学生也不例外。为此，高职院校体育教育应该通过科学、有效的运动方式引导学生积极参与体育运动，提高他们适应内外环境的能力。

这段话语的第一句是典型的第三人称视角叙事，但从“他的落地与王公道的落地不同”开始，隐含叙事人的声音凸显出来，对事件进行居高临下的评论。类似的第三人称叙事在作品中也频繁出现，而且作者经常用非常“拧巴”的语言来进行评论，从而使话语表达的道理有一种很拧巴的感觉，比如叙述李雪莲突然不想告状的原因时，作品写到：“但今年李雪莲不准备告状了。不准备告状不是这状不能告了，或各级政府把她吓住了，或二十年年年告状，天底下没有一个人信她的话，她自个灰心了，而是天底下有一个人信她的话，这个人死了。这个人也不是人，是她家里的一头牛。”其实这个原因就是李雪莲信任的牛死了，她决定不告状了，但作者却曲曲折折用了好几个转折才说出真相(真因)。事实上，作品中这种层层递进或转折之后再讲出最终道理的话语非常多，这也就是刘震云被很多人认为是“中国说话最绕的作家”原因之一，当然，刘震云也大大方方地解释了如此“绕”和“拧巴”的原因，“日常生活中，我们的思考习惯往往是特别容易大而化之，这事就说不清楚。我觉得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从别人说不清楚的地方开始，我来把它说清楚”[4]。

其实，讨论刘震云是否是中国最绕的作家，对于解读《我不是潘金莲》来说并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刘震云创作该小说时显然抱着一个重要的创作目的——要讲清楚我们民族常常不愿意讲清楚的生活之事理。因此，《我不是潘金莲》才频繁出现隐含叙事人的大段评论，从而使得小说的叙事视角与众不同。

五、结语

笔者通过对《我不是潘金莲》叙事话语的探析，可以得出下面几个结论。首先，小说采用较为独特的叙事话语——时序、时长、频率、视角，并非只是为了“炫技”，而是与创作意图、作品题旨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合二为一、相互帮衬的。那么，联系叙事的内容来看，《我不是潘金莲》的题旨至少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作品展现了官场的不正常生态，展现了底层群体的生存状态；二是作品传达了一个形而上的哲思，即生活是喜剧性的、是荒诞的，甚至是悖论式的。其次，由于极具特色的叙事话语的运用，《我不是潘金莲》呈现出明显的审美风格，这个风格大约可以用“拧巴”一词来形容，即作品的插叙、休止、重复、评论式第三人称视角等叙事话语，同情节故事本身的荒谬一起，使得作品形成这种拧巴的风格。在这一点上，《我不是潘金莲》同《一句顶一万句》具有极其相似的风格特征，用一些论者的话说就是，刘震云的这两篇小说的特点是“拧巴世道的拧巴叙述”[5]。此论可为一语中的，准确地道出了刘震云近几年小说的整体审美特质。

参考文献：

[1]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332

[2]高建平，丁国旗.西方文论经典：第1卷 古代与中世纪[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396.

[3]刘震云.我触摸着幽默的底线[N].北京青年报，2012-08-08.

[4]范宁.刘震云：我是中国说话最绕的作家吗[J].长江文艺,2013(3):92-99.

[5]马俊山.刘震云：“拧巴”世道的“拧巴”叙述[J].当代作家评论,2011(6):132-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