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态（socialmentality）最本质的特征，是法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涂尔干所说的作为一种“社会事实”所具有的突生性（emergence）。被称誉为“欧洲社会心理学的旗手”的法国犹太人塞奇·莫斯科维奇以集体表象和“社会表征”扩展了“涂尔干之问”的论域，虽然二者都强调了群体心理或社会心态的突生性质。本土社会文化环境及社会转型实践对社会心态突生所发生的关键作用，成为研究的关注焦点或问题所在。被称作“现代化”的欧洲社会变迁或转型历程自17世纪甚至更早便席卷开来，18世纪和19世纪欧洲发生的“两次大革命”成为这些变迁的核心。如果说英国工业革命影响到其后数百年间的经济发展，那么法国政治大革命则彻底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政治制度、社会秩序和意识形态。一批欧洲学者描述法国大革命的“多数人的暴政”给整个世纪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和人们的复杂心态，这种集体心理或社会心态的主题叙述寄寓了思想界差不多全部的关注热情。与此不同的是，美国作为一个移民社会，他们的近代社会转型是与工业革命齐头并进的；在富兰克林的笔下，“个人凭借进取精神获得成功”成为这些离乡背井移民的“美国梦”。伴随着这场转型，由于地理条件优越，历史的培育和哲学的论证，他们把依靠自己提高为哲学信条，而个人主义最终竟变成美国主义的同义语。

那么，在中国社会的大转型中，问题的焦点或性质呈现怎样的特征，尤其是家庭在中国社会体制中扮演怎样独特地位与作用，本文就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

一、基于个体与群体间关系社会心态问题的中国体验

前三代（夏商周，特指西周）中国文化所崇尚小共同体本位,即血缘姻亲为纽带的熟人间人际交往的长期维系与代际传递。而秦汉以后的大共同体本位的转换，特别是隋代中期以后，“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1]的局面基本维持了传统中国的伦理社会秩序。至于辛亥革命，尤其是五四运动之后，中国人在现代化与西化的社会风潮中个人本位文化凸显，追求个性自由，以致个体与群体（家族）的关系问题第一次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乃至对峙。之后一段时间国家日益成为唯一的利益主体，集体主义价值观开始主导人们的行为。这种绝对化的“大群”至上与个人的自由民主存在天然对立；之后，尤其是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作为对“文化大革命”时期极端漠视个人自由与个人权利的一种反动，一方面因放大个体自由、体验自由发展、品尝自由果实的个人主义开始大行其道，甚而进退失据，茫然无措；一方面漠视集体、社会、国家的极端行为从偶发多发，进而恶化生态与风化。个体与群体（集体、社会、国家）的愈加尖锐关系问题急需从涵养社会心态的角度来作源头治理。

丁振军告诉记者，面对当下行业大环境，第一要小中见精、精益求精，学会如何去寻找市场。“在小众作物中做出大市场，需要瞄准目标作物，精益求精。”第二是一针见血，针针见血。他说：“目前很多促销是无效的，并且浪费成本，所有的促销一定要有时效性，否则就是增加成本。”第三是伺机而变，随机应变，不能将货物在仓库里放了很长时间还在计算成本。他特别指出：“要适时做一些价格调整，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是非常危险的。”欧化农业技术总监肖焱波博士也在沟通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无论经销商还是从业人员都要“知行合一，踏踏实实”承担起责任，将技术装在脑子里，实实在在为农民服务。

如果说个体与群体间的关系问题，就是中国社会长达近百年的社会转型所一再面临的社会心理学的核心问题，那么这一转型现实如何浸润在本土文化的道统文脉中获得可能的路径与方式？作为一种社会事实，社会心态的失序问题最终落入人们的视野，与2004年后国家提倡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舆论变化有关：对“和谐”的倍加关注替代由来已久的所谓“革命”或“发展”，使媒介、公众乃至整个社会都有可能对种种不和谐的社会现象中反映出的心态失序问题表现出应有的敏感与体会，著名学者朱大可先生直称2008年为“灾难元年”，透露出民间语文中的此种社会心态，急剧转型中社会心态的失衡之势，是全社会正在面临的挑战。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体验，是对以往实验室或亚社会情境中的个体或小群体的社会心理研究的具体实景化切入与历史进程性审视。因为社会心态的突发能够准确地反映当前社会变迁过程中人们心理世界的变动状况或特征，社会心态的涵养则会调动本土文化底蕴成为人们心理不至剧烈动荡的强大势能。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千百年来受到过度压抑的中国人个性的崛起或张扬，与强大的群体（从家族到群体再到社会直至国家）制约间的持续紧张形成的对峙问题，如何使每个人都能在群体或社会之中找到自己满意的心态秩序，也摆在整个社会面前。

二、齐家成为中国社会心态的集中体现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传统中国人的人生范式之一。中国人注重家，视家为避风港，无论在外经历多少风浪，回到家中，总能感到安心和温暖。《静夜思》的中天明月、《枫桥夜泊》的夜半钟声、孔鲤过庭的声声教诲、岳母刺字的泣血箴言无一不尽现对家的思念和依恋。

具体而言，这些力量可以是：自主学习，提升自身能量——利用各种学习工具，有效积累组织各种培训的知识，整合系统知识从而形成自己的知识宝库，形成符合自身条件的时间管理，明晰自身问题，通过时刻地学习成为跨界专家，为自己的深度赋能；转化角色认知，实现自我管理——从“雇员”向“伙伴”的角色转化，将个人的使命与组织的使命交相呼应，主动参与到组织活动中，体验企业主人翁的愉悦感，使自身发展的驱动力得到提升，更有机会发挥自身才能，为自我发展赋能；培养敏锐环境洞察力为自主创新赋能；保持心态开放为与他人合作赋能等。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大型渡槽重大技术装备研发应用及前景分析…………………………………………………… 董必钦(20.66)

家风就是门风，是一个家庭或家族的传统风尚或作风。它是家庭教育的圭臬，是文明传承的土壤，是包罗文化密码的中国书本，是建立在中华文化之根上的集体认同。由家庭里亲与子言传身教，夫与妻默契与共，人际交往间感同身受，是贯穿人一生的德育课。家风，其外在表现是家人的言行举止、喜怒哀乐等点滴琐碎，在一岁至十八岁少年之过程中所刻下的家庭烙印，是三百六十五天乘以十八年的打磨。其内在表现是家族核心价值观与核心技能在薪火相传中的指引。家风家教是一种积累，是习惯与价值观的过滤筛选沉淀，通过行为、表情和意志而表现出来的家族甚至地域的脸谱。

《诗经·凯风》有云“母氏圣善，我无令人。”“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在儿子眼中，母亲永远是最善最美的。“养儿方知父母恩”。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遇到重大挫折的时候，很多别的关系都难敌金钱腐蚀的时候，我们总会感受到父母之爱的珍贵。中国文学尤其大众审美心理，对父母挚爱的咏叹及引申性意象，完全超出作为“人学”的表达，逐渐成为国人心灵归宿与情感慰藉的载体。

（一）夫妻之礼

夫妇为人伦之始，男子为天，女子为地，夫妇是一小天地。夫妇和就是天清地宁，夫妇不和就是天翻地覆。不但家不能齐，国家亦不能治，天下亦不能平。夫妇之道关乎于家国天下，其重大如此。全世界人没有像中国人这般看重女性的。一部二十五史中讲到女性的至少有10-20%，并且绝大多数都不牵涉政治事件，更多是家庭生活里的平凡故事。

“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孟子·离娄上》）天下等于无数的家庭或者说家族，每个人都在一个长幼尊卑的位置上，都有自己的家长，他们都很尊敬自己的家长，都很亲近自己的亲人，因此整个社会是很平安的。英国牛津大学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提出了150定律（Rule Of150，即著名的“邓巴数字”），认为人的大脑新皮层有限，提供的认知能力只能使一个人维持与大约150个人的稳定人际关系，这一数字基本是人们拥有的、与自己有私人关系的朋友圈。在中国这个人脉网络以家庭成员与姻亲工作居住接触范围作为基础，以从家庭成员与姻亲工作居住接触范围获得的社会感受与社会意识为基础，可见家庭风气对社会心态形成的基础作用。

中国人内心真心信仰的“一日夫妻百日恩”浓浓人情，完全超越现代人的平等思想，甚至超脱历史故事中晋文公如此“谲而不正”的行径。为底层百姓津津乐道、同悲同喜的韩玉娘与程鹏故事，更加可贵可叹。“一夕之爱，虽若所爱已失，然此爱则尚在己心，亦韩玉娘之所好也。”[3]163此韩玉娘之一夕之爱，存之于心二十载，程生亦是二十年不忘真情，终于找到韩玉娘。其情感之深浅，好像难以描摹。

“试问岭南应不好？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苏轼《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王巩（苏轼的好友）幸甚，虽被贬到岭南荒僻之地，而有安处他乡的柔奴毅然随行；东坡亦幸甚，虽历经波折，漂泊四方，前后有三位聪明温婉、贤淑良善的妻子一直陪伴左右。是爱的支撑，给平凡琐碎困苦的生活带来慰藉，心定菜根香。

有人因为爱情这种浪漫（romance）成分把夫妻间的亲密关系归结为法国中世纪骑士之爱的理想类型，其实中国人的姻缘观念才根深蒂固。缘分的外在性关系表达和配偶的前定性的承担，根本不同于西方人的自我选择与倾力追求，“我爱你”的话语或符号表达就是西方的常识性宣告。虽然到了唐朝才有了对“月下老人”的经典型民间书写，但“千里姻缘一线牵”“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都是对姻缘发生的期盼与宿命。“过日子”的稳定婚姻形态，客观要求双方要检视自己的过失，包容对方的不足；借助社会组织（亲朋好友）帮助修复，即“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

立爱自亲始、百善孝为先。孝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对生命之源的感恩，对人世间最无私、最伟大、最可靠的情感的一种回报。父母是我们最可尊可亲的。

（二）亲子之情

在拉绍德封，(2012年被西铁城集团收购)La Joux-Perret继续改装畅销的ETA机心，比如2892和7750，以及Sellita SW300和SW500机心。这家公司自己并不开发入门级机心。

孝是人自然的本能，亦是一种意识，艰难而动人。现代的生活方式，孩子因工作、学习、婚姻等诸多原因大多离家，“空巢老人”现象引人关注。有人认为，到2050年我国临终无子女的老年人将达到7900万左右，独居和空巢老年人将占54%以上。如何填充老人内心寂寞，如何弥补子女心中遗憾，恢复孝为德之本的社会结构，复兴家庭关系，是一个很大的课题[4]。

西方文化中，突出个人主体性，父母、子女只是暂时、偶然的关系，由于宗教信仰使然，基于平等的个体权力神圣不可侵犯，人神关系高于亲子关系，财产权为核心的个人权力吞没了含情脉脉的家庭伦理。人际关系冷漠化，家庭亲属关系难逃厄运。而中国自汉代立国始便以孝治天下，“堂上二老便是佛，何须灵山朝世尊”。改编自李渔名剧《无声戏》又名《连城璧》的“三娘教子”，儿子中状元，丈夫立功升官，大团圆结尾。平常人的动人故事引发普通人一代一辈的感动与追捧，情真意切的唱腔荡气回肠，萦绕脑际，引万人空巷。亦悲亦喜就是中国人的人生常态，全家人苦尽甘来、富贵团圆就是中国人的人生理想。

家规是治家教子、修身处世的重要载体，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张謇暮年迫切希望唯一的儿子张孝若能够尽快成才并继承家业，因而辑取了刘向、诸葛亮等7位古人的教子格言作为张氏《家诫》。其首为汉代刘向所说“董生有云：‘吊者在门，贺者在闾’，言有忧则恐惧敬事，敬事则必有善功而福至也。”[2]敬业的规训成为德育的核心思想，旨在以敬畏尊崇之心打通理与事的隔阂，落到心灵修养的层面。学习是获得理性价值的源头活水，作为是成就世事的精神依托，敬业则是沟通二者的持续不竭原动力与催化剂。理念升华为行动，“勤”成为基本的标尺，对时间的珍视变得重要，明确反对“闲”和懒；就连他给儿子书房里都题有“白饭道德黄金时间”字样的对联。人生在世必须矢志在自己的社会和家庭角色中恪尽做事的本分，即事理之本分（常业）。

在费孝通的差序格局中，以“我”的血亲族亲姻亲社会范围排在前列的就是“悌”——兄弟同袍，所谓“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论语·学而》），原本手足情深这等人之常情在独生子女家庭也似乎变成了稀有资源，然而多子女家庭为孩子的身心健康成长提供了可能，良好的手足关系确实会让孩子受益终身，甚至与老年时期的健康状况相关。有研究表明，孩子们能从和兄弟姐妹的社会交往中学习社会认知技巧，展现出亲社会（而非反社会）的一面，包括如何解决冲突、换位思考、提供情感支持，以及调节情绪等。手足接触会成为重要的情感关系之一，为孩子社交能力的发展提供绝佳的机会。相反，独生子女中心理健康问题相当严重，小学生阶段约占15%,中学生阶段占20%,大学生阶段有25%。独生子女的心理问题己趋于严重，突出表现在情绪异常、思维异常、行为异常、人格异常等，这些心理问题不仅明显，而且从表现形式看也呈现复杂性。

（三）兄弟（姊妹）之情

耐人寻味的是宣扬一切烦恼和痛苦根源是世俗欲望、“六根清净”的佛教在禅宗本土化进程中，不断欣然接受中华孝文化思想。《六主坛经·疑问》就有“恩则孝养父母”的思想，《佛说孝子经》与《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都是宣扬孝道，注重孝顺，子女如何报亲恩行孝道。当下对于道德上有某些示范要求的职业，社会和政府不断推出以孝作为遴选入职与考核的条件与标准。

在家庭内部同性或异性孩子之间相处是社会规范培育的试验场，基本的原则就是“友”，字面含义即为二手相依，互相帮助的意思。尊贤良的友朋关系，一是体现为患难相死的朋友之道，侠义之风；二是从“朋”到“友”的理念飞跃，即朝夕相伴的酒肉朋友飞跃到“同悦而交，以德者”的挚交与同道。孔子的“友直、友谅、友多闻”等观念奠定了儒家五常伦之朋友之间的的基本内涵，“切切偲偲”“言而有信”“以友辅仁”的根本归宿。朋友间主敬也是其显著特征，“言友则师在其中”。古代士人以君臣相友、同治天下，做个保民利民的明君清官作为自己的毕生期盼。其实普通人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走出以慈孝友悌维系家族和睦兴衰的视野；“友”“悌”的社会价值并没有释放出足够的社会效应。人际关系的和谐以人与人之间的友爱与尊重为前提，重道义、尊贤良的交友之道在一切关系法律化、伦理关系冷漠化的现代社会更显其独特价值[5]。

三、崇尚家风是基于人们追求美德与秩序的社会心态

人类历史把美德的来源归于家庭，正面的价值追求（和善有关的），最早多是从亲缘关系中派生出来的。正是家庭里这种温情脉脉的东西滋生出社会的所谓美德。家庭教育角色是社会角色承担的重要内容，母爱角色和父爱角色也并非单纯自然属性层面的理解，其社会属性又寄寓在个性遗传、环境养成及后天习得等方面。母爱教育角色人类文化基因的生物性溯源，表现为无条件性，这对亲子关系产生影响并投射到社会文化角色中。父爱教育角色的有条件性特征，呈现约束与规范的社会性指征。摆脱家庭教育的窠臼，形成刚柔并济的健全人格，尽力克服多种教育塑造的偏差[6]。

例如，“公子（晋文公）娶季隗，生伯儵，叔刘；以叔隗妻赵衰，生盾。将适齐，谓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来而后嫁。’对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则就木焉，请待子。’处狄十二年而行。”（《左传·晋公子重耳之亡》）谚云“前叔隗，后季隗，如珠比玉生光辉”。季隗的温柔修补了重耳残缺的心灵，使重耳情感重新坚强。重耳在齐七年，遇齐姜，帮助重耳恢复斗志。重耳罗曼史中的女子成就了其声名显赫的春秋霸主地位。钱穆先生说，中国人“不尚男女之爱，而特重夫妇之爱”[3]160。

在一个亲人（熟人）社会中，即使没有血缘关系，只要是经常接触的，而且这个接触是长期不变的，“低头不见抬头见”，就会产生感情依托。重复博弈，打交道不能占尽便宜而不考虑别人。人际依赖关系，形成一种保护关系。信息对称，“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基于信任的人际关系调整，会最大程度的降低交易成本。传统中国正在经历现代化转型，但家风的感染力和约束力仍潜在，并在社风塑造中发挥重要作用。人才源于风俗。风俗厚，人才出；风俗薄了，人之有才，反而会多做坏事而不是好事。

(4)注重社会合作。美国高校向社会提供大型仪器设备的开放共享，其不仅面向学校、科研院所进行资源共享，更是对整个美国社会开放共享，这种高度开放的形式，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科技进步，对美国高校而言，一是可以带来较大资金收益，二是降低了大型科学仪器设备的空置率和浪费，提高了大型科学仪器设备的使用效率和科研产出，是双赢的共享模式。

林氏并非这里最早的原住民，而是从福建迁移过来的。第一代林姓祖先带着族中十几口人，走到村南时，随行的一只大狗突然趴下，任主人怎么吆喝也不动。主人佯装弃它而去，那大狗仍是趴着，不起身跟上。主人觉得奇怪，这是以前从没有过的事，这只狗平日里脚前脚后，与他形影不离。

古谚云：“道德传家，十代以上；富贵传家，不过三代”。好的家风在当下显得越来越重要。家风有一种“结根遥向”的影响力，其熏陶和代际传递作用就在此。家风有一种“润物细无声”的约束力，其修身和养德的作用就在此。家风是一把塑造人生的“双刃剑”，没有好的家风家教，既难以清白做人，也无法专心做事。

“书蔬猪鱼，考早扫宝，常说常行，八者都好，地命医理，僧巫祈祷，留客久住，六者俱恼。”[7]只是要真正做到并培育为惯常的风气，不是一朝一夕形成，更非只言片语得来。文正公总结道：“家中养鱼、养猪、种竹、种蔬四事，皆不可忽。一则上接祖父以来相承之家风，二则望其外有一种生气，登其庭有一种旺气。”[8]“常设常行”，平凡行为养成习惯，落实在行动上，家庭保证和睦幸福，良好的家风让家庭世系繁衍、血脉相传。

房间另一边，老四双手扶住威尔的腰部，带他一瘸一拐地走出门外。艾尔呆呆地在门口立了几分钟，目送着他们离去。

被西方人誉称为“最温柔的艺术”的家书所承载的家风文化，是从古至今士子文人乃至粗通文字的寻常百姓表露心绪、寄予乡愁的鱼传尺素，沉淀为独特的中华民族文化现象与乡土文化维度。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梁启超留下的家书在2000封以上，占其著作总量的十分之一还多。古人很看重家书“烽火连三月”的时代，家书有“抵万金”的分量；在平时，家书则往往是家教的一种，长辈通过家书，把道德修养、人格风范等言传书写传授给子孙。“尺牍虽短寸心长，万金难抵一家书。”在字里行间中传承而来的是家风，也承载着家族文明的族约祖训。《曾国藩家书》约计1500封，上及祖父母至父辈，中对诸弟，下及儿辈，将曾氏家族的家风一以贯之地传递。

现代社会已经进入“小家庭时代”，社会被分割成一个个小的家庭单位，更需要“家风”的熏陶、规范和引导。“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我们每个人背后的温暖小家，乃是社会集体“大家”的源头活水与加油港湾。如果每个家庭的风气都温馨充满活力，那么集体形象就会健康向上，社风气自然就会醇正清明。

第二，组织做好《条例》的宣传培训。按照干部职工牢固掌握、相关人员深入理解、社会公众了解支持的要求，在“六五”普法期间，深入开展《条例》的宣传。积极发挥新闻媒体、网络的作用，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在全流域广泛开展宣传活动，进一步增强全社会爱水、护水、节水意识和水法制观念，努力营造规模大、密度高、形式新的宣传氛围，确保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会《条例》确立的基本原则、主要制度，准确把握《条例》的深刻内涵，增强贯彻实施的自觉性，保障《条例》的全面、顺利、有效实施，全面提升流域综合管理能力。

参考文献：

[1]秦晖.传统十论：本土社会的制度文化及其变革[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3

[2]刘向.诫子歆书[M]//严可均，辑.全汉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378.

[3]钱穆.情感人生之悲喜剧[M]//钱穆.中国文学论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4]张祥龙.孝道时间性与人类学[J].中州学刊，2014（05）：11-20.

[5]秦晖.“大共同体本位”与传统中国社会[J].社会学研究，1999（04）：12-23.

[6]张弘弢.父母教育角色承担与健全人格塑造[J].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6（01）：99-101.

[7]曾国藩.同治五年十二月初六日与澄第书[M]//曾国藩.曾国藩家书：上.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467.

[8]曾国藩.八月二十二日弋阳行营[M]//李翰章，编.曾国藩家书.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11：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