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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喻在翻译中的识解——以杨宪益、戴乃迭译《孔乙己》为例

更新时间:2016-07-05

隐喻和转喻是认知语言学研究的热点,但将转喻与翻译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并不多见。一篇成功的文学作品必然少不了转喻,要促进文化交流又离不开翻译。因此,很有必要在翻译范围内对转喻有更深入的研究。转喻历来是修辞学的研究范畴。传统修辞学只是将转喻看作一种修辞方式,将其简单定义为“用与被修饰对象相关的其他事物来指代被修饰对象”。在此框架下进行的转喻翻译研究价值是非常有限的,“无法反映转喻在翻译的认知过程中所起的复杂和动态作用,更无法翻译翻译的认知创造特征”[1]141。在认知语言学视角下,转喻和隐喻一样,是人们的一种认知方式,而且它在人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并不弱于隐喻,“在某种程度上比隐喻更为重要,转喻是在同一理想化认知模型源域凸显或激活目标域的认知过程”[2]。Taylor甚至认为转喻是一种比隐喻更为基本的意义扩展认知方式。转喻并不是语言表达的简单替换,它是由一概念激活另一个概念框架的认知过程。Lakoff&Johnson等较早的语言学家认为转喻最主要的是指称功能。Panther&Thornburg则认为转喻在言语行为的指称、述谓和言外层次上都存在着重要功能。基于此,他们把转喻分三类:指称转喻、述谓转喻和言外行为转喻。指称转喻是用一概念代指另一概念,述谓转喻是指用一种表达式来借代另一种表达式,言外行为转喻是用一种言外行为来借代另一种言外行为。

“枫桥经验”发源于20世纪60年代绍兴枫桥的“社教运动”,主要内容是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50年来,“枫桥经验”不断寻求自身突破与理念升华,成为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的好经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好典型、新时期社会管理创新的好样板。“枫桥经验”作为一种独特的地方治理模式探索,在一定意义上,已成为一种活的、具有本土性质的法治实践。从法治的视角看,“枫桥经验”与时俱进的发展,呈现出四种转变:

一、《孔乙己》及其翻译

《孔乙己》是鲁迅在“五四”运动前夕继《狂人日记》之后写的第二篇白话小说。这篇小说塑造了一个封建社会末期下层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深刻反映了孔乙己悲剧的一生和中国近代史上思想文化转型期的炎凉世态,是一篇讨伐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的战斗檄文。在小说发表后,受到了国内读者的普遍欢迎,同时也吸引了国际翻译界的注意力。它被译成了日语、英语、俄语、德语等多种文字。到目前为止,具有较高水平和广受欢迎的英译本就有三种。本文以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译本为例,分析译文对原文中的转喻识解。

二、《孔乙己》翻译中的转喻识解

Peirsman&Geeraerts[3]认为转喻范畴的核心是空间部分-整体的邻近性,他们将转喻描述为以邻接关系为基础的原型范畴。转喻是文学语篇,尤其是诗歌创作和阅读中常见的一种思维方式。“转喻对文学文本的构建有认知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理论基础。”[4]小说的建构离不开转喻这一重要思维,《孔乙己》这篇小说也不例外。要做到成功翻译,就要对原文中的转喻进行正确恰当的识解。

2003年10月—2007年10月,宜昌至湖口河段总体表现为 “滩槽均冲”,平滩河槽总冲刷量为4.96亿m3,平均冲刷强度为52万m3/km;河道冲刷以基本河槽为主,其冲刷量为4.31亿m3,平均冲刷强度为45万m3/km,占平滩河槽冲刷量的87%,见表2。

(一)“范畴-范畴特征”转喻识解

马铃薯收获可采用机械与人工配合的形式,既可保证收获效率及质量,又可减少对马铃薯块茎的损伤。收获前植株较高或未彻底枯死的,在收获前2~3天全部人工或机械割除薯秧,可用粉碎机粉碎后还田或运出田外。马铃薯收获后要按照不同的质量等级进行分级,晾晒至表皮干燥后无光贮藏,避免发芽,并能减少龙葵素的产生与积累。

译文:Our boss was a grim-faced man,nor were the cus⁃tomers much pleasanter,which made the atmosphere a gloomy one.

原文:掌柜是一副凶脸孔,主顾也没有好声气,教人活泼不得;……

广义上的转喻适用于人类的任何经验域,它是一种社会普遍存在的认知机制。在某一语境下,基于某一概念框架的邻接关系,只要有一概念实体激活了另一概念实体,就可以将两实体的关系看作是转喻。对立转喻是述谓转喻的一种,“其基本认知结构为:当B与A在某一概念框架中存在对立性的邻接关系,用‘A’转喻‘非(不、没有)B’[1]153”。对立转喻在文学作品中的使用,可以使语言更富有趣味性,增强语言的美学功能。

译文:And after this had happened several times,people stopped employing him as a copyist.Then all he could do was resort to occasional pilfering.

(二)对立转喻识解

原文中,“凶脸孔”和“好声气”均是“人”这一范畴中的一些特征,作者运用的是部分-整体的邻近性,增强了语言的形象性。根据语境,可以知道“凶脸孔”和“好声气”在语篇中分别指的是“有着一副凶脸孔的掌柜”和“好脸色的主顾”。译者在对这句的翻译过程中,激活了这一概念图式,将其分别译为:“a grim-faced man”和“pleasanter”,正是基于“范畴-范畴特征”这一转喻图式,杨、戴在译文中成功做到了转喻识解。

杨、戴二人这样翻译,将原文中的“没有法”和“免不了”与译文中“all he could do”建立起了联系。翻译离不开原文的特定语境,上文描写的是孔乙己的种种状况,正是有了原文对孔乙己生活的窘迫、谋生的手段和他好吃懒做的个性有了清晰详细的描述,读者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孔乙己除了偷窃别无他法了。把“没有法”和“免不了”结合起来,就可以将原文所要表达的实际意思理解为:孔乙己只有偶然做些偷窃的事。这一译句的认知结构是:“all he could do”(A)转喻没有“法”(非/不/没有B),这样的表达方式提升了译文美学价值。

原文:如是几次,叫他抄书的人也没有了。孔乙己没有法,便免不了偶然做些偷窃的事。

1.2.2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咖啡豆研磨成粉末(过0.45 mm筛),准确称取咖啡生豆粉末0.5 g(焙炒咖啡粉1.0 g),置于50 mL容量瓶中,加入50%的甲醇约25 mL,超声提取20 min,将上清液滤入50 mL容量瓶中,滤渣再加入20 mL 50%甲醇,超声提取15 min,合并2次提取液,用50%甲醇定容至50 mL,摇匀,过0.45 μm滤膜,待测。

在《孔乙己》杨宪益、戴乃迭译本中,译者多处利用了范畴与范畴特征之间的邻接关系来进行转喻识解。转喻图式的例示各式各样。谭业升[1]149认为:译者可以利用转喻图式的多样性例示实现创造性的翻译。杨宪益、戴乃迭的《孔乙己》译文基于“范畴-范畴特征”这一转喻图式,结合该图式下的多样性例示,实现了创造性翻译。下面略举译文中相关句子一二。

钻孔灌注桩施工中大部分施工内容都是在水下环境开展的,施工过程不能得到全面观察,并且施工活动需要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实际施工难度较大,对施工人员施工经验以及施工专业性要求较大。钻孔灌注桩的施工主要有成孔与成桩两个部分构成,实际操作程序就是放线定位、埋设护筒、成孔、钢筋笼绑扎、混凝土灌注等,在各个施工环节需要对技术合理应用,强化施工质量控制。

(三)“疑问-否定”转喻识解

Panther&Thornburg将言外行为转喻的属性界定为“在意义上替代言外行为本身,言外行为指向其属性”。“疑问-否定”转喻是言外行为转喻图式的一种。它建立在某概念框架或场景中实施某行为的前提条件(如:主体的能力、客观条件、可能性等)与具体行为间存在的邻接关系之上。“其基本认知结构为:言者对概念框架或场景中实施某种行为的要素如“方式”“地点”“状态”等存有疑问,因此否定主体实施某种行为的可能和能力[1]155

原文:我想,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么?便回过脸去,不再理会。

译文:Who did this beggar think he was,testing me!I turned away and ignored him.

小伙计是对“孔乙己考我”这一具体的行为持否定态度,通过“询问孔乙己具有考我的条件”这一转喻表达了出来。例句就是“疑问-否定”转喻图式一个例示。译文采用的是该转喻图式下所允准的另一例示。译者通过“询问孔乙己是否清楚自己的身份(Who did this beggar think he was)”转喻“否定孔乙己考我这一具体的行为”,成功地做到了创造性翻译,传达出了原文的艺术魅力。

三、结语

作为人类的一种基本认知方式,转喻在人类生活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人类认识和表达抽象概念强有力的工具。“用具体代抽象在心理上会给读者造成一种空间上或时间上的邻近感,从而使读者在阅读时引起一系列联想思维活动。”[5]它是一种富有语言创造性的表达方式,将转喻应用在文学作品中,增强了文字的表达力,赋予了作品感染力,增添了作品的审美性。《孔乙己》所具有的巧妙艺术构思和经久不衰的影响力离不开鲁迅对转喻灵活娴熟的运用。杨宪益、戴乃迭夫妇成功地翻译了《孔乙己》,传达出了原文思想和原文所具有的魅力,也正是基于对文中的转喻有了恰当的识解,他们在译文中适时地利用转喻图式的多样性例示创造性地翻译。目前,将翻译和转喻结合起来研究还待继续深化,值得深度专研,这必将推进翻译和认知语言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谭业升.认知翻译学探索:创造性翻译的认知路径与认知制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2.

[2]束定芳.隐喻与转喻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392.

[3]PEIRSMAN Y,GEERAERTS D.Metonymy as a prototypi⁃cal category[J].Cognitive Linguistics,2006(3):260-282.

[4]周福娟.指称转喻在文学语篇中的诗学功能[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104.

[5]李国南.辞格与词汇[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161.

王毅,丁如伟
《安阳工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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