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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个环节着力推进党的十九大精神在高校的传播——以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为研究视域

更新时间:2016-07-05

推动党的十九大精神在高校传播工作的顺利进行,是“新时代”高校首要的政治任务和重要工作内容,同时也是推进十九大精神向全社会传播的重要环节。究其实质而言,就是使十九大精神中蕴含的思想内涵、理论成果、创新阐释为广大高校青年学子所学习和理解,并且自觉地将其作为思想引领去指导自身的行为活动。由此可以看出,能否推动党的十九大精神在高校传播工作的顺利开展,能否真正使十九大精神深入高校青年学子心中,关键在于如何做好传播工作才能实现其效果的最优化。作为当代文化研究之父,斯图亚特·霍尔基于电视话语提出的编码解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媒体理论的创新性成果,是适用于一切话语生产分析的理论范式,与十九大精神在高校传播工作的开展有着深刻的内在契合,对这项工作的顺利推进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在编码解码理论中,霍尔从马克思的生产概念出发,运用符号学的相关理论对传统大众传播进行了反思,他指出,传统大众传播的线性模式“仅只关注信息交流的层面而未能把不同时刻作为一个复杂关系结构的结构化概念,”[1]进而在批判反思传统大众传播的过程中提出了另外一种新的模式,即“通过表现相连而各异的诸多环节——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再生产——生产并维持这个结构,也有可能(并且认为这是有用的)根据这个结构来思考这个过程。”[2]也就是说,在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中,他将电视话语意象化为等同于商品的事物,认为电视话语也需要像商品价值的实现流程一样经过生产、流通、使用与再生产四个环节,并且每一个环节都有其特殊性和独特形态。在这里值得提及的是,霍尔认为信息的使用与再生产这两个环节是并行的,是基本不分先后的。通过对编码解码理论的建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随着具有“主导的复杂结构”的完成,“媒体信息的生产(‘编码’)以及受众的接受程度(‘解码’)具有各自的独立逻辑,”[3]霍尔在强调编码具有优先性、主导性的同时也表明了由于受众之间不同的知识素养、各异的观念立场,都会使信息在不同的语意环境中进行,进而产生多义的、具有差异性的解码,从而突出了受众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主体地位。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将信息的传播过程划分成了“编码”、“传递”、“解码”三个阶段,与十九大精神在高校的传播过程有着密切的吻合性,可以为优化十九大精神在高校传播的各个环节提供新的思路与新的思考。因此,可以在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范式的指导下,从三个环节着力推进党的十九大精神在高校传播工作的开展。

一、夯实基础,注重理论建构环节

理论传播的起点在于对理论的建构,推进党的十九大精神在高校传播的首要环节和重要基础就在于对党的十九大精神进行理论建构,也就是需要对党的十九大精神进行编码,使其“在一种话语的语义链范围之内通过符码的运作而组织起来。”[4]由于这一过程涉及对编码者和解码者的双重考量,所以在进行编码时不仅要注重编码者的理论素养与价值选择,同时也应该重视受众的特点,构筑符合受众特点的理论风格。

近年,我国猕猴桃产业发展迅猛,面积和产量逐年增加,但产业发展中存在以下十个方面的突出问题,制约产业持续健康发展,需要果农朋友们进行深入思考。

(一)重视提升理论传播工作者的理论功底

编码主体是具有多样性和异质性的集合体,而不是单一性与同质性并存的共同体。霍尔在编码解码理论中强调,“如果在实践中没有讲清楚意义,就不会有任何效果。”[5]可见,编码者的经验是否丰富、文化结构是否系统、讲授方法是否正确,对整个编码——解码环节的实现有着十分凸显的影响作用。理论是指导实践的先行军,推进十九大精神在高校的传播,实际上是三位一体的系统性工作,每一个部分都离不开理论的指导作用。因此理论传播者的学术修养高低、价值取向正误、对理论的理解深度与理解高度是否到位,同样是影响受众接受与认可理论的重要因素,也会直接影响到这一工作的顺利开展和应有效果的取得。所以在推进党的十九大精神在高校的传播过程中,需要高度重视理论传播工作者的整体素养,需要从根本上夯实理论传播工作者的理论功底,进而为理论的建构打好根基、筑牢基础,以提升理论的传播成效。首先,理论传播工作者要夯实自身的理论根基,加强对理论的学习与理解。理论传播工作者作为理论传播的主体,只有通过长期的自我教育与理论学习,多层次、宽领域、立体化的学习最新理论成果,只有不断深化对理论的整体性把握和真理性理解,才能够尽可能地加强所授理论的深度和广度,才能真正展现所授理论的魅力与光芒。其次,理论传播工作者也应该在实践中传播理论、总结经验,以最新的理论感染受众。理论传播工作者对理论的践行会直接影响到受众对理论的信任与认可。因此,理论传播工作者要在日常的生活生产实践中以身作则,通过自己的知、情、意、行去感染受众,使受众受到熏陶、得到陶冶,进而提升十九大精神在高校的传播效果。

(二)重视形成符合受众特点的理论风格

理论宣传的目的在于被受众所接受并且指导自身实践。编码解码理论强调了受众在理论传播过程中的重要地位,认为理论意义的真正实现在于受众是否可以真正的理解接受理论并将其贯彻到自身实践中去。因而霍尔强调,如果“电视观众不知道所用的术语,不能理解或者阐述的复杂逻辑,”[6]最终只会导致信息编码者“不得不面对的是‘系统的被扭曲的传播’。”[7]因此,在信息的编码过程中还需要高度重视形成符合受众特点的理论风格。十九大精神是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行的精神引领,是基于中国实际所凝练出来的最具一般性的指导方案,是具有抽象性、系统性和全面性的思想体系。要想推进十九大精神在高校传播工作的顺利进行,必须要考虑受众的接受能力与个体情况,这里的受众主要是指我国高校的青年学子。首先,理论传播工作者应该对受众有着准确的认知,可以确切把握受众的需要。受众的需要是其接受某一理论的动力源泉,如果理论不能够帮助受众解决其面临的难题与困难,就不能充分激发其对理论学习的渴望与兴趣。所以理论传播工作者要深入受众,通过广泛调查去了解受众的思想实际、语言习惯、文化素养以及受众的所感所需,从而才可以有选择性的对受众进行理论传播、才能够使受众从心底深处接受传播的理论。其次,理论传播工作者要熟知受众的个体特点,形成符合受众特点的理论风格。不同的受众有着不同的理论接受能力与接受特点,如果不能够寻求最适的理论风格,会直接影响到受众对理论的认同感。因此,理论传播工作者在建构理论的过程中要运用符合受众特点的编写语言、采取符合受众特点的行文方法,这样才可以更好的与受众形成互动、产生共鸣,才能够更好的提升受众对理论的接受与认可程度。

二、优化路径,重视理论传递过程

四季柚苗木定值后半个月即可长出嫩芽,意味着新根开始生长,此期开始追肥,以薄稀人粪尿(10%浓度)进行浇根,每15天浇一次,也可以用水溶性肥浇根。幼苗期,用10%碳铵、过钙液(碳铵:过钙液=1:1)浇根,幼苗生长快。当新稍长到20 cm左右时,注意摘心,促使新稍老熟,萌发二次梢。新芽长出后要及时喷施农药,防治病虫害。九月份之后不施肥,以防促长嫩梢,避免冻害。

(一)注重理论传递载体的多元化

物质载体作为理论意义的主要承担者和中介要素,理论的传递必须建立在物质载体的基础上才可以进行。霍尔认为,受众在解码的过程中存在很大的差异性,不同受众由于解码方式的不同会对相同的理论产生不同的释义。基于这一认识,霍尔进而强调,“从信息来源到接收者的渠道中,“信息形式”是事件必要的“表象形式。”[9]因此,在进行信息传递时要选取最为有效的物质载体。首先,应充分借势新媒体,促进理论传递载体的多元化。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受众接收理论的途径逐渐呈现多样性的发展的趋势,微博、微信、网络幕课等物质载体始终以其时效性、灵活性、多边性等特点为受众所喜爱,成为了受众接收理论的重要渠道。为此,在推进十九大精神在高校传播的过程中,要注重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相结合,充分发挥二者各有的优势,使受众在更加轻松愉快的环境中接受理解理论,并可以更加准确的对理论进行解读。其次,应充分利用文娱活动,促进理论载体的层次性。理论传递的平台并非只能局限在狭窄的教室之中,丰富多元的主题文化活动同样是可以采用的特色形式之一。主题文化活动可以营造相对活泼的气氛环境,相较于课堂教学而言,更容易吸引受众加入其中并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使受众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便身有所感、情有所触,可以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因此,在推进十九大精神在高校的传播过程中,要发挥文娱活动的独特优势,以更加柔性的方式加深青年学子对十九大精神的理解。

(二)注重理论传递方法的最适化

建构理论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受众接受、理解和贯彻理论,即推动理论意义的实现。因此,在推进十九大精神在高校传播的全部过程中最为核心的环节就是其实现环节,也就是编码解码理论中的解码环节。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的创新点就在于他确立了受众在理论传播过程中的重要性和主体性地位,认为受众会凭借自己的需要和方式对有意义的编码符码进行解读。因此,在推动十九大精神在高校的传播过程中,要关注学生所在的角色位置,自觉满足学生的实际需求。

完成编码的理论想要让受众所接受、理解并贯彻到自己的行为活动中,最为关键的环节就是理论的传递环节。十九大精神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方面面,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指导方略,也是需要社会每一个人,特别是作为祖国栋梁之才的高校青年学子所学习与宣传的重大战略思想。要想保证十九大精神可以真正的入耳、入脑、入心,可以真正使高校学子自觉地加入学习传播这一最新理论成果的行列中,就必须要在理论的传递环节下苦工、做工作。霍尔认为,“成为或脱离‘信息形式’(或者符号交换的模式)的转化,不是我们可以随便看中或忽略的一个任意‘环节’,”[8]即作为符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得以有效的传递就一定要受到一定的传播方式和载体的影响。因此,在推进十九大精神在高校的传播过程中,需要重视所用的方法和载体。

三、关注受众,重视理论的解码过程

理论传递方法是否达到最优化、最适化,对于理论传递的时效性和效用性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霍尔强调,“自然化的符号所证实的一切就是适应性的程度,在意义交流的编码和解码双方之间存在基本的相互联合、相互依存的关系——一种既成的对等时,它才产生。”[10]可见,如何实现理论传递的对等,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实现编码方和解码方之间达成一种既定关系,直接影响着“隐藏在场的编码实践的(意识形态的)效果”[11]的实现。因此,在推进十九大精神在高校传播的过程中,要寻求最优、最适的理论传播方法,以保证理论传递的时效性和效用性。首先,应采用理论灌输与情感交流相结合的方法。列宁在与俄国经济派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提出了“灌输论”的教育方法,对于当时工人阶级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升自己的革命热情和思想素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灌输法”作为高校理论课教师在日常教学工作中常用的方法之一,对于青年学子拓宽理论视角、增加理论积累有着十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与列宁强调的多元“灌输”方法不同,当前存在部分教师只是单纯的对学生进行学理化的“灌输”,而忽视了“善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善于利用身边事例、善于煽情激励行动”[12]的“灌输”方法,这便很难吸引大学生真正参与到课堂中来,其课堂效果也是很难达到预期的。因此,在推进十九大精神在高校传播的过程中,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理论与情感相结合、理论与生活相结合的方法,真正使高校青年学子从心底里接受这一理论,从行为上遵循这一理论。其次,应采用普适性与针对性相结合的方法。高校青年学子作为同一时代的生命体存在,必然会有着普遍性的共有特征。但与此同时,由于受到生活环境、理论素养、现实经历等多种具有特殊性因素的影响,使得个体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此,在推进十九大精神在高校传播的过程中,要注重因材施教,在关注整体状况的基础上有针对性的对个体进行教育,这样才能尽量保证每个高校青年学子真正的搞懂、融通这一理论知识。

为了不流于纸上谈兵,我想到了示范,同时在指导学生时特地制定了“学车三步走”策略:第一,教师下水做题并实物投影现场示范,完整地“骑一次车”给学生看;第二,提供真题情境,扶着学生“骑”;第三,提供仿真题,放手让学生自己“骑”。

(一)自觉树立受众的主体地位

作为信息“实现的出发点”,负责解码的受众在霍尔的“三环节论”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霍尔认为,由于“在各个话语环节中信息登录和播放的‘相对自治性’,以及‘确定性’,”[13]这就使得“编码和解码的符码也许并不是完全对等的。”[14]也就是说,编码是否有意义不仅取决于编码者的意义建构,还取决于符码是否从建构意义上进行解码。因此,我们不仅要去关注符码的生产和传递环节,更要关注符码的意义解读环节,即应该了解大众对符码意义的解构过程。所以在推进十九大精神在高校传播的过程中,高校教师应在日常的教育教学工作中高度重视受众的主体地位,应牢固树立主体教育观念。当前,部分高校教师在对学生进行理论教育时经常忽略学生的主体地位,依旧采用“填鸭式”的教学模式进而自导自演整个课堂,学生难以参与其中并无法形成有效的师生互动,这对于学生理解和掌握理论知识是十分不利的。因此,高校教师在传播十九大精神时,应该积极贯彻主体教育观念,即要坚持主体教育观念的基本价值立场、坚持主体教育观念的人性论内容、坚持主体教育观念所运用的基本策略,真正做到将学生当作主体、真正做到以主体来培养主体,进而形成有效的师生双向互动模式,并在这一过程中帮助学生加深对理论的认识和理解。

(二)自觉满足学生的实际需要

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5]可以说受众的利益诉求和实际需要是影响受众进行理论解码最为重要的因素。霍尔也在《编码,解码》一文中强调,“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似乎被划分为各个话语领地,等级分明地组合进主导的或选中的意义。”[16]也就是说,生活在不同话语领域中的现实的人,会基于本领域的现实需要或者自身的利益诉求,进而“以一种‘绘制的’方式来处理、归类、安排和解码一个事件。”[17]因此,在推进十九大精神在高校的传播过程中,高校教师也要重视学生的实际需要和利益诉求,并且有意识的拓宽了解学生需要的现实路径,进而有针对性的帮助学生解决面临的困难和难题。由于学生发展具有阶段性特征,在不同年龄段有着各异的思想观念和行为特点,相较于高中时期封闭式的管理办法和朝夕式的相处模式而言,高校教师与中学教师相比,在了解学生需要的途径上还是较为狭窄,主要是通过主动与学生进行非常态的交谈、主动向其他学生问询等多具“单向性”特点的途径去了解学生,更多突出的是学生的主动性和教师的自觉性,然而想要切实了解学生的实际所需,光靠这些途径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在今后的教育教学工作中,特别是在推进十九大精神在高校的传播过程中,高校教师应该在加强与学生进行交流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发放问卷、建构常态谈话制度、设置无记名信访机制等途径深入学生群体,进而更好地了解学生的兴趣爱好、接受能力、实际需要等涉及学生诉求和利益的多方面内容,真正了解学生最为关注且亟需解决的问题,从而有目的性的寻求解决办法,有针对性的解决现实难题,以真正做到理论的编码与解码实现对等化,以真正使得受众打心底里接受理论,以真正推动十九大精神深入人心、深入人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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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凤丹.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研究——基于大众文化与政治的关系[M].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60.

[12] 易 强.列宁灌输理论视阈下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培育[D].中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1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87.

李凯,宫玉涛
《兵团教育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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