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娴熟中国历史的政治家，他不但自小喜读史书，至老尤笃。《资治通鉴》是毛泽东最喜爱读的一部史书，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的书房里，既有这部书的线装本，也有1956年古籍出版社标点整理后的平装本，这个平装本正是毛泽东提议标点整理的。这两个版本的《资治通鉴》，都有着他圈点批画的手迹，

钢绞线在下料过程中，第一步，需要监测钢绞线的质量和刚度，确保钢绞线的质量满足实际工程的使用需要，禁止将不符合规范的钢绞线带入施工现场。另一方面，在钢绞线的下料过程中，需要保证预应力筋设计的尺寸和张拉要求达到行业标准，符合实际施工操作规范。一般情况下，预应力管理管道以金属波纹管到为主，直径在16～25m之间时也可以选取金属波纹管道作为管道使用。在管道穿行过程中，需要将钢绞线进行标号，确定号码后再进行施工，施工一般选择单根穿梭的方法，从而避免在穿行过程中出现的钢绞线纠缠等隐患。

《资治通鉴》简称《通鉴》，为北宋著名史学家司马光主持编写，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巨著，全书294卷，另有《目录》、《考异》，各30卷，共约300万字。该书记载了上起周威烈王23年（前403年）下至五代周世宗显德年，（959年）的事迹，是《史记》之后包容年代最长的通史之一。

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主要意图，是要通过历史事实，为封建帝王提供治理国家、统治人民的经验教训。所以，《资治通鉴》记载历代史实，既写其盛，又写其衰；既讴歌赞扬贤明、有作为的帝王，也敢于深刻地暴露历代统治者的丑行坏事。正如司马光在该书的《进表》中说其宗旨在于：“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所以，“专取关国家胜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在毛泽东看来：“《资治通鉴》这本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接触到《资治通鉴》，1912年19岁的毛泽东在一连投考农业、政法、商业几个专门学校都不满意而自动退学后，又报考湖南省立高等中学，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在这所学校里，他从国文教员胡汝霖那里借到一部《御批通鉴辑览》。自此以后，毛泽东对《资治通鉴》兴趣终生不衰，无论是在战争年代 ，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只要有空闲时间，他总爱拿这部书认真阅读。1959年10月毛泽东赴外地视察前夕，特地列出随身携带的书籍名单，《资治通鉴》就在其中。毛泽东晚年曾向身边的护士孟锦云推荐这部书，他说：《资治通鉴》是一部难得的好书，他读过17遍，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据孟锦云回忆，毛泽东有一段时间读《资治通鉴》真是入了迷，一读就是半天，累了就翻身，又读好长时间，这样持续了好久。毛泽东晚年的床头总是放着一部《资治通鉴》，书中有不少页都被透明胶布贴住，并留下他的批语。

毛泽东认为：《资治通鉴》最重要的是它突出了历代兴衰治乱之根本所在。他晚年同身边工作人员谈话中，曾评论司马光所以从周威烈王23年写起 ，是因为在这一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年，周天子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这一承认不要紧，使原先的三家分晋由不合法变为合法的了，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衰落的关键，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也。选择这件事为《资治通鉴》的首篇，这是开宗明义，与《资治通鉴》的书名完全切题。下边做的不合法，上面还承认，看来这个周天子没有原则，没有是非，无是无非，当然非乱不可。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你上面敢胡来，下面凭什么老老实实，这叫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毛泽东读《资治通鉴》，最感兴趣的是书中关于历代战争的记载，并注意从这些战争事实中吸取古人如何克敌制胜的经验和启示，用于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例如：1936年，毛泽东在其军事理论著作《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中讲到战略退却和战略防御的原则问题时，指出：“中国战史上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1938年，他在另一部著作《论持久之战》第82篇中，为了说明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会直接影响战争结局的问题，又再次列举出上述六个战例，并加上晋楚城濮之战、韩信破赵之战，认为这些战役“都是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都是先以自己局部的优势和主动，向着敌人局部的劣势和被动，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全局因而转成了优势，转成主动”。毛泽东列举的这些战例，在《通鉴》中都有比较精彩的描述。毛泽东不仅善于总结古代战争中制胜的经验，同时也十分注意吸取古代战争的失败教训。他在阅读《通鉴》卷71中关于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因误用马谡镇守街亭要冲，致使街亭失守，从而导致第一次北伐失败后，即在书中批注道：“初战亮宜自临阵。”认为诸葛亮作为蜀军的最高统帅，在首次北伐这样一个重大的军事行动中，应当亲临前线坐镇。这句批语充分显示了毛泽东敏锐的洞察力。再如，毛泽东在阅读了《通鉴》卷72中关于诸葛亮第四次北伐，因粮尽退军，以伏兵击退曹魏追兵这段史实记载后，又在书中批注道：“自街亭败后，每出，亮必在军。”毛泽东认为，诸葛亮吸取了街亭之战失败的教训，因而在以后的几次北伐行动中都亲临前线军中直接指挥。不过，诸葛亮在后几次北伐中，对于军中事务，无论巨细都一一过问，对此，毛泽东显得不以为然，因而他自己做统帅时，尤其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只抓重大战略，而将战术问题交由前线指挥去处理，即所谓“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可见，毛泽东的确善于从《通鉴》中所记载的古代战争中吸取经验教训。

作为统治者，如何识人用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法正（公元176—220年）是三国时期蜀汉的重要谋臣，起初依附益州牧刘璋，为刘备献策攻取蜀地，后任蜀郡太守，尚书令等。由于法正利用权势，“内为谋主，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已者数人”，于是有人劝诸葛亮向刘备汇报，加以节制。诸葛亮则从当时刘备所处不利环境这一大局出发，指出法正正像羽翼一样辅佐刘备，使他能自由翱翔，不能因为小的过失就限制他的权利。毛泽东读此在书旁写道：“观人观大节，略小故。”毛泽东的批语，表明他是同意诸葛亮的，从而提出评价人、使用人都要“观大节，略小故”。

《岁月》里的自行车，在这里已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物件，更是一种对过往的深深缅怀和那一代人永远也抹不掉的记忆。

参考文献:

［1］司马光.资治通鉴［M］.岳麓书社，1990.

［2］龚育之.毛泽东的读书生活［M］.三联书店，1986.

［3］薛泽石.跟毛泽东学史［M］.红旗出版社，2000.

［4］毛泽东选集［M］.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