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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高管薪酬、风险承担水平与银行绩效——基于信贷集中度与损失类贷款研究

更新时间:2009-03-28

一、引 言

现代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引起了一系列的委托代理问题。高管薪酬作为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制订合理的高管薪酬政策,以改善股东和经营者利益不一致的状况,降低委托代理问题受到学术界和实践界的广泛关注。金融危机之后,人们严重质疑以“华尔街”高管们为首的金融机构管理层的薪酬制度的合理性。由于金融机构高杠杆化经营的特性,高管如果为了追求其个人薪酬的最大化,在任期内采用激进的经营策略,使金融机构过度承担风险,有可能对所任职企业带来严重的后果。另一方面金融企业之间广泛存在的同业业务,有可能将单一企业的风险传导到其他的关联金融机构,最终给整个金融体系带来剧烈的震荡。

那么如何通过合理的激励契约设计,建立适用于商业银行的高管人员薪酬激励与约束机制,将其个人报酬、银行的经营业绩与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有效地联系起来,最大限度地降低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由于代理问题造成的影响。本文希望通过对银行高管薪酬、风险水平和业绩之间关系的深入研究,探讨高管薪酬与风险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对贷款发放集中度和损失类贷款的分析,以更好地了解银行业高管薪酬与业绩之间的内部联系。

文献综述和研究假设

(一)高管薪酬、产权性质与银行风险承担水平

国内已有部分学者关注银行高管薪酬这一问题,曹艳华和牛筱颖(2009)[1]使用2000年至2007年间共14家上市的商业银行数据,他们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薪酬最高的前三位高管薪酬水平与风险承担指标呈负相关关系。李丽芳等(2015)[2]发现在目前银行的薪酬结构体系下,高管有动机追求更高薪酬而从事更高风险的贷款业务,导致风险承担水平上升。郝项超(2015)[3]的研究发现国有控股银行的高管不仅会受到薪酬激励的影响,也会受到政治晋升激励的影响,而市场化的薪酬激励制度会有效的降低其风险承担水平。宋清华等(2016)[4]发现高管薪酬与风险承担水平呈现倒U型关系。综上所述,国内文献的相关实证结果,并未能就银行业高管薪酬与风险承担水平之间关系达成一致观点。

Bebchuk和Fried(2004)[5]对于管理层和股东之间的博弈关系,提出了高管权力理论的观点,他们认为当经理人的权力高于股东时,高管薪酬会导致经理人采取冒险的经营行为以获得更高的个人回报,而不是追求企业整体绩效和运营效率的最大化。考虑到我国的监管机构、社会舆论和学术界对金融业高管薪酬这一话题给予长期的关注,也颁布了相关法规以期改善这一状况,然而金融业高管们的天价薪酬这一现象仍然长期存在。这无疑是管理层在所任职企业内部拥有高度权力的体现。而高管所能够获得的薪酬越高,实际上也是其内部权力更高的一种体现(康光文,2014[6])。当管理层权力过大时,使得董事会和监事会等内部治理手段失去应有的监督和治理作用,基于经纪人原则此时高管的首要效用目标主要是攫取个人经济利益,而不是公司利益,而管理层此时出现任何决策上的失误,会直接影响到整个公司的运营稳定。因此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a和1b。

H1a:高管薪酬与破产Z指数呈现负相关关系,即高管薪酬越高,代表其在企业内部权力越大,因此内部监督和管理机制失灵的可能性越大,导致企业经营越不稳定;

近年来,利用仪器测量受试者的肤色的 L*、a*、b*,得出数字化的受试者的肤色最好的特征,即个人类型学角度(ITA°):ITA=ArcTangent[(L*-50)=b*)]×180×π-1。

H1b:对比薪酬偏低的银行,薪酬较高的银行中高管薪酬与破产Z指数的负相关关系更加显著。

与股份制银行相比,国有控股银行在薪酬上受到更多的限制,国有银行高管的权力不仅受制于企业的董事会,相应的国有主管部门也会对他们的行为予以监督。因此国有控股银行的高管为了追逐更高薪酬,而采取激进的经营策略的动机下降。国有银行的高管会考虑其过度风险化经营如果产生不良后果,对其政治声誉会造成负面影响,因此会选择更谨慎运营的策略。但国有银行高管薪酬若持续低于市场水平,且没有获得其他补偿,则有可能降低高管的经营积极性,进而对银行的绩效造成负面影响。对于股份制商业银行来说,由于所有制的原因导致企业没有国家信用的背书,在经营上可能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压力,因此股份制商业银行需要用更加市场化的考核制度和薪酬激励制度来对高管人员进行管理。从股份制商业银行高管人员自身考虑,在开展日常经营管理活动中,需要面对短期业绩的考核压力和高额的经营绩效奖励,势必会采取更加激进的经营策略,来完成考核目标以追求更高的薪酬。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2。

参考国内外文献的方法,本文采用破产Z指数来度量中国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其度量方式如下: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为贯彻学校发展战略,组织教师开展考核评价体系改革,其总体思想是改变“依靠一张试卷”的局面,建立“知识+技能”全面考核的模式;弱化死记硬背的理论学习,突出学习过程中职业素养的培养[5]。考核方式以“就业”为指挥棒,将考核评价体系与当下用人单位对人才的需求挂钩,把对学生职业技能的培训融入到考核过程中,逐渐培养学生“以考促学”、“以考促练”的学习习惯。

(二)薪酬与经营业绩的影响

关于高管薪酬和经营业绩之间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Jensen和Murphy(1990)[7]研究探讨影响高管薪酬契约的因素,并尝试提出最佳的薪酬计划。Bebchuk等(2002)[8]研究发现高管的薪酬并不是简单地与企业绩效呈现同步关系,实际上是经理人声誉机制与高管权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银色的砂床完全被薄薄的水幕遮住。他趟水来到北坝,北坝依山分段隐在在山谷壑口间,上次同来的专家就特别提醒过他。库区冷寂,只有雨与流水响声,巡库员的手电光束在黑夜里游动。迟恒想这库要是没修,这会儿必定灯火通明,成百上千的人在堤上拚死拚活扛沙袋塞洞堵口,大小领导守在坝上,求神保佑人定胜天。

国内学者也有不少对于银行业的薪酬业绩研究,对于银行业高管薪酬与业绩之间的联系仍然莫衷一是。宋增基等人(2009)[9]发现银行业高管货币薪酬与绩效的关联敏感度要高于一般企业,但是CEO的薪酬与相对业绩没有显著的关系。魏华、刘金岩(2005)[10]研究发现在薪酬激励方面,银行高管人员薪酬对其绩效并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从而认为银行高管人员的激励机制并没有产生应有的作用。苟开红(2004)[11]使用国内5家上市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作为研究样本,发现员工总薪酬水平与银行业绩相关,但是高管薪酬总和与银行利润和收入却是负相关关系。徐勇(2009)[12]的研究表明我国商业银行高管薪酬与绩效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而股权的制约对于高管薪酬和绩效敏感度有弱化作用。作者认为,金融业高管高薪实际代表着管理层在企业内拥有较高的权力层级,权力过大时,会使企业内部公司治理效用失效,较高的薪酬不但不能够起到激励的作用,反而会对企业绩效有负面影响,因此提出假设3。

H3: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呈负相关关系,即高管薪酬越高,企业绩效越差。

(三)高管薪酬与信贷集中度

信贷集中度对商业银行的影响一直都是银行业关注的重要问题。巴塞尔委员会在其发布的报告中提到,以往数次银行危机都已经证明信贷集中度增加所引起的风险会给银行业造成巨大威胁。目前有关中国银行业信贷集中度的研究还较少,已有的研究结果也并不一致。魏国雄(2010)[13]指出中国目前银行业集中度的情况非常严重,银行业80%的贷款集中投放10%的授信客户上。Berger(2010)[14]对1996到2006年的中国银行业数据进行研究,发现采用较为分散的信贷策略能够增加银行利润,降低银行的不良率和整体风险。巴曙松等人(2010)[15]发现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下行的背景下,中国银行业出现了一些潜在的风险点,新增贷款表现为中长期性、大中型企业集中性、房地产行业集中性和地方平台集中性等特点,贷款集中度风险开始凸显。任秋潇等人(2016)[16]使用2007-2014年16家上市银行的数据,发现行业集中度会增加商业银行的风险,客户集中度会降低商业银行的风险。

商业银行的经营方式主要集中在发放贷款,而如何配置信贷资源无疑会对商业银行的绩效造成影响。如果高管受到短期薪酬刺激,采取激进的经营策略,那么增加贷款发放的额度无疑是比较重要的手段。相比开拓中小企业所需要面临的种种困难,通过将贷款集中投放在大客户无疑是完成业绩指标的“捷径”。国内银行大客户基本上均为大型国企,相较于民企来说信用水平更高,固定资产等指标更加符合银行内部风控部门的要求。此时,若薪酬的激励效应对高管的行为产生影响,那么银行有可能会通过集中给大客户释放贷款以快速增加其经营业绩指标,考虑到贷款集中度的集中,未来贷款出现坏账的风险也会提升。而相比较那些高薪酬的银行高管,获得较低薪酬的银行高管可能会采取更加审慎的经营态势,将贷款集中度进行分散,以降低由于贷款集中所导致的风险。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4a和4b

H4a:高管薪酬与前十大贷款金额呈正相关关系,即高管薪酬越高,前十大贷款金额越高;

H4b: 高管薪酬与损失类贷款金额呈正相关关系,即高管薪酬越高,损失类贷款金额越高。

三、数据来源、变量选择和研究模型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在我国境内A股上市的商业银行,分别为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等16家上市银行,样本期间为2009-2015年。

从此后,甲洛洛开始认认真真地守着仓库,几乎不离开仓库半步。可也奇怪,有些时候,大家发现盐袋子上有个小洞,米袋子也少那么几斤,有些时候连腊肉都少那么一两根。

(二)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

H2: 对比国有控股银行,非国有控股银行中高管薪酬与破产Z指数的负相关关系更加显著。

 

其中,ROA表示银行的总资产收益率,σ(ROA)表示其标准差,CAR表示其资本与总资产的比率。由于Z-score的分布可能有偏,因此本文中使用破产Z指数的自然对数lnZscore作为被解释变量。

对于银行绩效的衡量,本文采用传统的财务指标总资产收益率(ROA)进行度量,即净利润与平均银行总资产的比值,当ROA越高时,反映出商业银行运用其资产的效率越高。

2.解释变量

lntop10i,t+1=β0+β1lntop3manageri,t+Controls+Year+εi,t

19世纪英国对地方政府和司法进行了较大力度的改革,打破了光荣革命后治安法官在地方确立的寡头统治,将治安法官的行政职权转让给民选的地方当局,治安法官专事司法;改变了英国的司法体系,治安法官的司法权是进一步加以明确和规范,并将治安法官司法纳入国家统一的司法体系之列,统一进行规范管理。

lnZcorei,t+1=β0+β1lntop3manageri,t+Controls+Year+εi,t

(三)研究模型

lnlossi,t+1=β0+β1lntop3manageri,t+Controls+Year+εi,t

3.控制变量

借鉴现有的中外文献的成果,本文还在实证模型中控制了以下一些因素:银行净利润的对数值(NI);银行总资产的对数值(ASSET);银行杠杆率(LEV);是否属于国有控股的银行(SOE);非银业务收入占比对数值(OTHERIN)。此外加入了年度哑变量Year。

(1)

ROAi,t+1=β0+β1lntop3manageri,t+Controls+Year+εi,t

(2)

高管薪酬(Lntop3)参考国内外文献普遍采用的薪酬前三的高管的自然对数。

(3)

综合前述理论分析、假设设定和变量选择,本文建立以下计量模型如下:

(4)

ROAi,t=β0+β1lnlossi,t+Controls+Year+εi,t

(5)

ROAi,t=β0+β1lntop10i,t+Controls+Year+εi,t

(6)

模型(1)、(2)、(3)、(4)分别用于检验高管薪酬对于商业银行风险水平、总资产回报率、前十大贷款金额和损失类贷款金额的影响。模型(5)、(6)用于检验前十大贷款金额和损失类贷款金额与总资产回报率的影响。

四、实证结果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1为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1 描述性统计

  

变量观察值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lnZscore125 2.037 0.496 0.420 2.784ROA1251.1420.1880.4051.490lntop1012224.5191.56121.30328.890lnloss12421.4691.57116.59324.159lntop3manager1246.6400.6515.1478.026top3manager124937.994605.343171.8403058NI12523.9261.44920.62826.345ASSET12528.5071.36725.05530.657LEV12593.7001.35987.89296.907SOE1250.3360.47401AGE12516.2007.676130OTHERIN124(5.325)0.488(6.713)(4.319)

根据表1的描述性统计我们可以观察到排名前三的高管薪酬总和最大值为3 058,最小值为171.84,均值约为938,标准差为605.343,这一结果说明我国上市银行之间前三位高管薪酬的差距较大。

(二)实证结果分析

表2报告了T-1期和T期前三位高管薪酬与银行风险水平的回归结果。上一期和当期的高管薪酬均值与衡量银行风险水平的破产Z指标在5%和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因此随着高管薪酬的上升,破产Z指标下降,从而银行风险水平上升。反之当高管薪酬下降时,银行风险水平下降。研究结果与假设预期一致,随着银行高管薪酬的增加会激励其进行高风险的经营行为,导致其破产可能性上升。

 

表2 高管薪酬和商业银行风险承担

  

变量名lnZscorelnZscorelntop3managert-1-0.14∗∗(-2.25)lntop3manager-0.15∗∗∗(-2.69)ControlsYESYESConstant10.54∗∗∗(3.24)8.70∗∗∗(3.70)Observations110124R⁃squared0.6710.668YearYESYES

注:***表示1%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表3报告了按收入中位数上下进行高低分组和按是否属于国有控股分组,前三位高管薪酬与风险承担水平的回归结果。我们发现只有在收入较高的组别,收入与破产Z指数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高管收入水平处于较高水平时,其薪酬下降公司破产风险越低,风险承担水平越低。因此对于那些“天价年薪”的银行高管进行薪酬调控,对于银行经营的稳健性的提升效果最大。

(1)效果观察:每天由1名经过培训的护士及1名麻醉师专门对全院所有自控镇痛患者进行为期2d的抽样调查。其中麻醉医生对自控镇痛患者进行2次随访评估, 分别在术后第一日的8am、4pm进行,护士于术后24h或48h再次进行随访, 并向患者详细解释调查的目的、注意事项, 获取调查结果并记录, 同时每次进行现场患者满意度调查问卷, 并记下满意度评分。

稻虾共作模式是近几年在湖北及周边省份快速发展起来的一种稻田高效生态种养模式,该模式充分利用稻田水面、土壤和生物资源,发挥了不同物种间资源互补的循环生态效应[1],实现一水多用、种植养殖结合[2],既促进稻田增产增效,又净化稻田养殖水体,提高了农产品品质。但在实际生产中,生产者为了追求养殖效益,过量地投喂养殖饲料,未被小龙虾取食的部分便分解残留于养殖水体中,同时小龙虾排放的粪便中亦含有一定量的氮磷营养元素排放到养殖水体中[3],导致稻田养殖水体中氨氮、亚硝酸盐及磷含量都高于单作水稻田[4],虽有利于水稻生长,但同时也增加了养殖水体富营养化风险。

从国外的资产评估人才培养模式中我们看出,无论是重视准入考试的美国还是重视高等教育的澳大利亚,其对资产评估人员的后续教育都一丝不苟。对后续教育未能完成的资产评估师的惩罚都十分严厉。我国的后续教育开展时间较短,处罚力度也相对较轻,造成许多资产评估师对后续教育相对敷衍。因此,我国资产评估协会可以成立专门的后续教育培训机构,负责我国资产评估师的后续教育的培训以及监管。除去正常的后续教育,各资产评估机构还应多开展关于资产评估行业的研讨会,和其他资产评估人员互相交流研究心得,互相促进对资产评估行业的理解。

 

表3 高管薪酬和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按照收入高低分组)

  

变量名高收入分组低收入分组国有控股分组股份制分组lnZscorelnZscorelnZscorelnZscorelntop3managert-1-0.38∗∗∗(-3.59)-0.26(-1.62)0.15∗∗∗(4.86)-0.32∗∗∗(-4.11)ControlsYESYESYESYESConstant9.03∗∗(2.03)9.71∗(1.87)7.47∗∗(2.48)9.10∗∗(2.52)Observations54563773R⁃squared0.8200.5740.9360.624YearYESYESYESYES

考虑到国有股份制银行所受到的监管较非国有股份制银行更加严格,因此我们通过是否国有控股这一指标来进行分组,以观察当存在薪酬管制的情况下,薪酬与风险承担水平之间存在何种关系。根据表4回归结果,我们可以发现在国有银行组别在1%分位水平上,高管薪酬水平和Z值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即国有银行高管薪酬越高,破产Z值越大,其经营越稳定,说明银行的破产风险越小。对于这一结果,可能是由于国有银行薪酬整体受到薪酬管制的影响,因此薪酬水平处于较低水平时,此时薪酬的增加实际上是对管理人员的激励作用。在非国有银行组别中,商业银行高管薪酬与破产Z值在1%水平上呈现负相关关系,说明此时的薪酬已经失去了应有的激励作用,高额薪酬带来的更多是风险水平的上升。

 

表4 高管薪酬和商业银行业绩表现

  

变量名ROAlntop3managert-1-0.03∗(-1.89)ControlsYESConstant6.34∗∗∗(8.38)Observations110R⁃squared0.866YearYES

表4中将T-1期的高管薪酬与T期的商业银行总资产收益率(ROA)进行回归,发现两者在10%的水平上呈现负相关关系。这一结果符合前述假设,基于高管权力理论,当管理层权力大于股东时,为了追求更高的薪酬回报,高管会选择经营风险更高的行为,反而降低了企业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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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课改的深入推动,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已经成为当务之急。良好的数学学习能力不但是教学质量的保障,也是学生自身发展的关键。教师要树立科学教育观,不要仅仅满足于课堂教学,还要注重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和独立思考意识,使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人。

由表5结果可以看出,高管薪酬与前十大贷款额和前十大贷款所占比值均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与损失类贷款金额和比率在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随着薪酬水平的上升可导致前十大贷款金额和损失类贷款金额的上升。这一结果也与上文中的逻辑保持一致,商业银行高管为了达到更高的业绩目标,采取了更为激进的经营行为,如贷款集中度的上升,从而导致了损失类贷款的增加。

 

表5 高管薪酬商业银行前十大贷款和损失类贷款

  

变量名lntop10lnlosslntop10_Ratiolnloss_Ratiolntop3managert-10.66∗∗∗(4.81)0.28∗∗(2.11)0.65∗∗∗(4.79)0.28∗∗(2.20)ControlsYESYESYESYESConstant21.75∗∗∗(3.56)-15.39∗∗(-2.58)23.31∗∗∗(3.89)-12.55∗∗(-2.23)Observations107109107109R⁃squared0.8710.8790.4830.245YearYESYESYESYES

进一步考察前十大贷款金额和损失类贷款金额上升对商业银行所带来的影响,由表6回归结果可以发现,t-1期的前十大贷款额和损失类贷款金额均与t期ROA在5%水平上呈现负相关关系。随着前十大贷款集中度的上升和损失类贷款的上升,ROA会有一定水平的下降。这一结果说明,由于贷款集中度和损失类贷款的上升,对于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语文教育是母语教育,有取之不尽的教育资源,有得天独厚的语文环境。引导学生在课后结合当前学习情况开展相应活动,可以极大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出黑板报,办手抄报、交流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开主题队会,读书、看报、听广播,参加文艺、体育、科技竞赛,甚至交友、谈心写日记等都是很好的举措。

 

表6 前十大贷款额损失类贷款金额和商业银行业绩

  

变量名ROAROAlntop10-0.02∗∗(-2.53)ControlsYESYESConstant6.34∗∗∗(11.28)5.48∗∗∗(16.12)Observations121123R-squared0.8800.953YearYESYES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实证研究的严谨性,本文做了以下检验以测试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受限于文章篇幅,主要检验结果如下:①加入公司层面固定效应。本文将主检验方程加入公司固定效应进行回归,商业银行高管薪酬与风险承担水平和银行绩效的关系保持不变,与前述检验结果保持一致。②改变检验时间周期。考虑到高管薪酬可能是由上一期或者当期经营业绩决定,因此其给公司经营带来的变化有可能是当期也有可能是下一期,所以我们为了保持实证研究的严谨性,使用T期的高管薪酬来进行实证分析。主要结果均与上文保持一致。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使用2009-2015年中国A股上市商业银行年度数据,实证检验了银行高管薪酬、银行前十大贷款金额和比率、银行损失类贷款金额和比率对于商业银行风险和经营业绩的影响。根据实证结果显示:①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与其高管薪酬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随着商业银行高管薪酬的下降,有利于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降低。这一结果在薪酬较高的组别和非国有股份制组别的银行更加显著。在国有企业组别中,由于存在高管薪酬管制的影响,高管薪酬的上升不会引起银行风险的上升,此时薪酬的激励作用更加显著,薪酬的提升反而会更好的促进高级管理人员积极应对企业风险。②当用总资产收益率(ROA)作为银行绩效的衡量指标时,商业银行高管薪酬的上升,会显著降低银行绩效。根据实证结果,高管薪酬的增加会显著增加前十大贷款金额和损失类贷款金额,并对下一期的经营业绩产生负向的影响。

综合上述实证结果,本文提出的政策建议如下:①对高管薪酬水平的设置不仅应当考虑短期的经营业绩,而且要将银行所承担的风险考虑进来。综合考虑银行经营的特点,将相关风险指标纳入薪酬指标中,避免单纯以短期盈利目标为主的考核机制,以降低管理人激进经营的动机。也可以通过增加递延薪酬支付或者股权激励等手段,降低高管个人短期经济利益与股东长期利益不一致对银行经营绩效的负面影响。②进一步增加高管薪酬的相关信息披露内容,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年报中披露的薪酬信息主要是现金薪酬金额和持股相关信息,而对高管其他收入信息,例如薪酬考评目标、当期递延支付薪酬金额、当期在职消费和员工福利金额、绩效奖金等信息基本没有披露。更加完善的信息披露有利于提升公司透明度,使内外部治理机制在公司内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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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献中,禹天寒
《华东经济管理》 2018年第05期
《华东经济管理》2018年第05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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