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十三五”规划提出，发展动力要从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这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破解经济发展深层次矛盾的必然选择。《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创新驱动是一个系统性的变革，要按照“坚持双轮驱动、构建一个体系、推动六大转变”进行布局，构建新的发展动力系统。双轮驱动就是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两个轮子相互协调、持续发力，科技创新突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通过科学技术创造新的产品、技术、市场等新经济发展要素；体制机制创新要调整一切不适应创新驱动发展的生产关系，统筹推进科技、经济和政府治理等三方面体制机制改革，最大限度释放创新活力，其实质是制度创新。2016年5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讲话强调：“科技创新、制度创新要协同发挥作用，两个轮子一起转”。

3.3.3 河套灌区水资源承载力亟待提高 经测算发现，2010—2016年河套灌区水资源农业经济规模承载指数均在0.9以上，表明河套灌区的现有农业经济规模已接近于当地水资源可承载的最大农业经济规模量，提高河套灌区水资源利用效率与效益已迫在眉睫。从2016年各旗县的水资源承载力指数看，五原县、杭锦后旗和磴口县分别为0.981、0.978和0.977，临河区和乌拉特前旗分别为0.946和0.956，处于水资源略有盈余状态。水资源承载力由强到弱依次为临河区、乌拉特前旗、磴口县、杭锦后旗和五原县（图6）。

制度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法律、规则和组织的集合(North，1990)[1]。制度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根本因素，制度创新不仅不会恶化公共部门预算平衡，而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是积极的(Carraro & Galeotti，1997)[2]，如果没有制度的创新，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最终将停止(Luc Laeven et al., 2015)[3]。制度创新可以降低少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与规模经济效应，同时为技术转移、技术扩散创造路径，推动技术创新的发展(沈坤荣、曹扬，2017)[4]。制度通过激励或压抑创新，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马宏伟，2003)[5]，制度创新还能够借助产权机制、动力机制、决策机制和协调机制影响经济发展(齐晶晶、阎维洁，2009)[6]。陈孝兵(2009)[7]认为转变发展方式的许多问题属于经济的外部性范畴，因此，政治、文化和社会体制等制度因素同样能够促进发展方式的转变，制度创新会带来经济结构优化、资源利用效率提高和生态环境改善，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8](钞小静，2013)。

相对于那些不胜枚举的科技创新实证研究文献相比，制度创新，特别是制度创新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实证文献就显得“门可罗雀”，刘英基(2015)采用Grange检验，发现制度创新是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的原因[9]；张新杰(2009)利用中国各地区1980-2006年的面板数据研究表明，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是不同的，但都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10]；郭晓合、孙倩(2012)采用岭回归等计量模研究发现，长三角地区制度创新通过影响要素投入促进区域经济增长[11]；范晓莉、郝大江(2013)通过灰色关联模型测算上海浦东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制度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研究显示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度[12]；刘斯敖、陈元林(2016)通过2003-2013年间浙江空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浙江区域企业制度、社会制度对浙江区域经济增长存在积极的正效应[13]。

综合现有研究，可以看出：一是，现有制度创新多为定性研究，定量研究较少；在寥寥无几的定量研究中，多采用回归模型，回归分析中选用何种因子和该因子采用何种表达式只是一种推测，这影响了因子的多样性，使得回归分析在某些情况下受到限制。二是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制度创新研究较为罕见，从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到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发展理论逐渐把要素内生化，制度创新过程中，制度因素可以将资本、劳动力、物质资源等有形要素与技术、知识等进行优化，形成新组合，驱动创新，而新的创新又为制度创新提供新技术、新空间、新方法，如此反复就形成内生性增长(洪银兴，2013)[14]，可见，将制度创新纳入内生增长研究框架更符合创新驱动提高发展质量、内涵式发展诉求。三是现有实证研究结果均显示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呈正相关，但是制度创新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有多少，尚未得以检验。本文尝试在以下方面进行拓展：第一，构建制度创新内生增长模型，同时将技术进步、制度创新、要素投入等纳入统一研究框架，揭示制度创新对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机理和实现条件。第二，将资源束缚、环境约束引入制度创新内生增长模型，把可持续发展转化为现实条件下的多目标求解，为解释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更切合现实的事实依据[15](杨依山，2013)。第三，定量通过参数的经验值的模拟检验，分别计算科技创新、双轮驱动模式下经济可持续发展诉求下的经济增长值，比较制度创新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率，进而说明制度创新的必要性。

随着全球经济新旧动能转化，数字经济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数字经济的规模正在加速扩大。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积极拥抱数字化，加速转型升级，重塑竞争优势。自2017年首次向中国市场推出ABB AbilityTM，ABB已为油气石化、汽车、机械、钢铁、交通等行业的数十家企业提供了行业领先的数字化解决方案，支持用户实现安全、高效的数据集成和分析，为用户提高绩效和生产效率提供深度洞见。

二、研究方法

本文构建一个包括7个部门的经济体：最终产品部门(DY)、中间产品部门(DYR)、技术研发部门(DR&D)、制度开发部门(DIN)、物质积累部门(DK)、资源开发部门(DR)和环境治理部门(DE)。为了便于分析，本文假设人力资本和人口保持不变，将经济体中人口数量标准化为1，这样一来经济体中所有的累计加总变量可以理解为人均数量。本文假设人力资本为外生变量，总量保持不变，其分配到每个部门的人力资本也保持不变。技术开发部门的技术创新可分为TY、TR&D、TIN分别用于生产最终产品、技术研发和制度开发。

TY+TR&D+TIN=T

(1)

将等式两边同时除以T，令则式(1)可写为：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11．5软件进行统计，实验数据按随机对照设计要求收集整理，计量资料以±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多组间均数比较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比较方差齐用Dunnett法，方差不齐用Dunnett's T3法，P＜0．05为有显著差异。

μ1+μ2+μ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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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制度创新部门将投入的技术创新HR&D与现有制度水平M结合，开发出中间产品所需要的组织生产管理制度和流程、员工能力提升方案等将其转让给中间产品的生产厂商，在中间产品部门(DYr)存在多个生产厂商，第i个厂商购买后再利用购买的物质资本K可以生产出中间产品Xi，并将其销售给最终产品部门(DY)。DY中同样有多个最终生产厂商，企业购买Xi的厂商采用技术HY，并将资源R和环境质量E共同投入生产过程，其产量可表示为Y。

(一)生产技术

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首次明确了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后代人需求的发展。按照Deakin(2014)，Gaigalis(2014)的研究[17,18]，经济可持续发展需要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条件一：要保持总产出可持续增长，即gY>0；条件二：避免资源枯竭，资源消耗的增长速度不高于资源存量的增长速度，即gY≥gR；条件三：保持非恶化的生态环境，即gE≥0。本文将可持续发展引入效用函数，建立包括消费、资源投入、环境在内，可加的固定弹性效用函数：

(3)

(2)最终产品部门(DY)。本文研究的是可持续发展问题，所以将环境与资源投入同时引入生产函数。假设生产函数为Cobb-Douglas生产模型，则最终产品部门的产出Y取决于中间产品投入X，劳动投入L，技术投入TY，资源投入R，以及环境质量E。由于本文假设人力资本为外生变量，L=1，生产函数可写为：

根据铁路视频特点，3天内占5%的数据是热数据，3～7天占15%的数据是温数据，7天前占80%的数据是冷数据。将这些访问频率极低的“冷”数据存储在一个高性能IPSAN存储设备上，其性价比不高。如果我们能把他们迁移到一个专为冷数据而设计的低成本存储层中，将能大幅降低功耗，从而延长存储设备的寿命，降低系统全寿命周期成本。

 

(4)

其中A1为生产最终产品的生产力参数，是给定的，A1>0。α4<0说明环境质量对于总产出具有消减作用，体现了环境与产出的内在动态变动关系。对应中间产品投入X，其为连续函数，借鉴Grossman模型，定义为：

 

(5)

N是中间产品类别数量，Xi为第i个中间产品的投入数量，δ表示中间产品之间的替代效应参数。

(3)技术研发部门(DR&D)。根据上述描述，可定义DHR的生产函数为：

本研究尚存在以下不足：所提亚组识别方法仅适用于两个处理组的临床试验；尚未考虑二分类结局比例以及目标人群的亚组比例对正确判断率的影响。上述所存在的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6)

表示技术研发部门的产出，即技术创新成果增量，A2为技术研发部门的生产力参数，A2>0，TR&D为技术创新存量，也是技术创新分配在研发部门的成果。

建立Hamilton函数如下：

 

(7)

表示为制度开发部门的产出，其产出为能够提高中间产品生产效率的综合性措施，包括组织、生产、服务的管理体制，商业模式等在内的各种制度创新要素，A3表示技术创新部门的生产力参数，是既定的。M是原有制度水平，由于中间产品Xi在区间[0,N]上是连续的，而非离散的变动，所以M也等于用于最终品生产的中间产品种类总数N。β1和β2分别表示制度创新速度参数和创新外部性参数。当β1>0时表示研发过程中随着TIN的增加创新速度将随之加快；β1<1时表示由于制度的专有型，制度实施的结果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制度开发过程中可能存在边际效应递减现象。β2>0表示制度积累对制度创新具有促进作用，β2<1表示随着管理的日臻完善，制度创新空间在缩小，创新产出亦变得更加困难。

为了进一步巩固当前耕地总量保持相对平衡，对土地用地结构进行合理规划，牢牢把控城镇建设用地外扩十分必要，否则难以达到对土地的科学管理目的。对于当地政府不能简单的采用开发管理耕地的方式来弥补城镇化建设对于土地的占用，同时也需要运用多种手段保证耕地面积。一方面需要保护当前耕地，另一方面则面临不断加快的城镇化建设需要，对土地进行整理规划可以在不增加土地面积的前提下满足对土地的利用需求，可以有效实现建设用地的控制，因此一定程度上符合用地需求，积极推行建设用地整理是目前较为成熟的方式之一。

(5)物质积累部门(DK)。物质资本分为用于物质资本积累、消费和环境治理，在不考虑资本折旧条件下，物质资本积累运动方程为：

 

(8)

表示物质资本的积累，即物质资本的增量，Y为总产出，C表示为用于消费的物质资本，KE表示用于环境治理的物质资本投入。为了使模型简单易懂，本文定义物质资本积累存量K与用于环境治理的物质资本存在某种线性关系，可描述为：

KE=θK,0<θ<1

(9)

θ表示物质资本积累存量K中用于环境治理的份额，由公式(8)，公式(9)可写为：

由(2)式可以看到，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依赖于门槛变量人力资本存量的取值。当HCit≤γ时，xit的系数为当HCit>γ时，xit的系数为令原假设为：通过构建F统计量进一步检验模型(1)是否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除了一个门槛值的检验程序外，为确定是否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门槛值，必须再进行两个门槛值的检验。

 

(10)

(6)资源开发部门(DR)。本文将强可持续发展理论引入内生增长模型，将资源区分为不可再生和可再生资源，通过大力发展可再生资源能够保证经济发展的同时资源总福利不下降。此外，创新同样也可以在以下方面对资源开发产生积极影响：一是通过提高勘探技术和开采技术，扩大不可再生资源的生产量；二是引入新技术、新工艺，降低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三是通过创新，将以不可再生资源为投入的生产替代为以可再生资源为投入的生产，降低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比例。本文用I表示资源存量，则

 

(11)

表示资源的增量，π为总资源增长速度，R表示为用于生产所消耗的资源。

(7)环境治理部门(DE)。按照强可持续理论，如果要实现环境总福利非减性发展，一方面通过技术改造、节能减排、清洁生产和低碳消费来降低环境污染，另一方面通过加大环境治理投入，提高环境的自我净化能力(如植树造林、增加绿地面积等)，从而提高环境质量。环境治理运动方程可表示为：

为了提高录取的数量和就业率，高职院校不得不放弃学科建设的理性和独立性，不顾自身实际情况，强行追捧热门专业与热门职业，导致专业教学内容浅显、技能简单、一味追求解决学生眼前的就业和首岗适应性问题，忽视了学生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的专业与职业成长的素质要求……从实际运行情况来看，目前高职院校虽然在技能培训方面做得好一些，但在工匠精神养成方面则略显不足。

 

s.t.

沙漠地区风沙的存在是不同于其他地区的一个最为关键的因素，在风沙掏蚀和磨蚀作用下，路堤路段，路肩被风沙掏蚀；路堑路段，反射气流掏蚀边坡。气流携沙经过路面时，高速运动的砂砾强烈磨蚀沥青路面表面，随着时间的推移，沥青面层会越来越薄，沥青路面的寿命也就会大打折扣。同时，在风沙对道路形成积沙和埋沙，在车辆经过沥青路面，在高温状况下，沥青软化，路面泛油，路面很快会形成车辙。如积沙不能有效清理，风积沙在车辆碾压作用下，细沙会混入沥青混合料中，使沥青路面出现松散，坑槽。

(12)

其中，表示环境质量的变动，即环境质量的增量，ZY表示环境污染水平，φE表示环境净化水平，φ>0。A4表示为环境对生产的影响程度，A4<0，说明生产与环境呈反向作用关系，生产越多环境污染越多，环境水平越低。θ表示物质资本积累存量K中用于环境治理的比例，X是环境治理水平，体现技术和制度创新水平。γ1，γ2，γ3分别为要素的替代效应参数，γ1，γ2,γ3∈(-1,0),-(γ1+γ2+γ3)=1,θγ1Kγ3表示为环境治理投资对环境质量改善的促进作用，θγ1Tγ2Kγ3表示为创新通过提高环境治理效率，改善环境质量，A4θγ1Tγ2Kγ3表示为环境质量与总产出负相关，与环境治理投入正相关，与环境治理水平正相关。

综合以上分析，扩大资源投入R可以增加总产出Y，而总产出Y带来环境污染，降低环境质量E；环境治理投入θK和环境自净能力φE可以降低污染、改善环境E；创新能力T和M则可以加快经济发展、减少资源消耗、改善环境质量水平。于是，产出Y、资源投入R、环境治理投入θK、创新能力T和M组成了一个经济系统的有机整体，完成了创新的内生过程，并形成了动态变化关系。

(二)效用函数

(1)中间产品部门(DYR)。在DYR中有N个数量的中间产品，每个中间产品又是不同的，每个厂商只生产一种最终产品。Romer认为技术是非排他性，而制度具有排他性，所以制度开发部门开发出中间产品生产、管理所需要的制度，DYR部门必将有一个生产厂商前去购买该项生产技术，并独家生产该项中间产品。为了使模型简单易懂，借鉴Barro et al.(2004)[16]的研究，假设生产一个中间产品需要耗费1个单位的物质资本K，即Xi=Ki，其为连续函数，为计算方便，暂不考虑折旧，故经济系统中的物质资本存量为：

U=U(C,I,E)=

 

(13)

其中，C、I、E分别表示t时的消费、资源存量、环境存量，σ1,σ2为边际效用替代弹性，σ3为环境偏好参数，反映对环境质量的要求，σ1,σ2,σ3>0。假定存在一个理性的社会计划者，其最优规划目标是使当期一代人与今后几代人的社会效用现值最大化，也就是跨期效用最大化，这样就可以构建一个连续时间条件下，同时考虑消费、资本、资源投入和环境的动态发展模型，将理性社会计划者的目标转为动态最优化的求解。令ρ为跨期效用的贴现率，在无限时条件下经贴现后的社会总效用函数为：

U=U(C,I,E)e-ρtdt

(14)

λ2(πI-R)+λ3(ZY+φE)+

maxU(C,I,E)=maxU(C,I,E)e-ρtdt=

 

(15)

其中，e-ρt为折现因子，ρ表示折现率，ρ>0。

三、研究结果

(一)科技创新驱动的可持续发展

科技创新模式下，经济发展的动力主要依靠科学技术创新，通过科学探索和技术攻关，形成持续创新的系统能力。科技创新模式下不考虑制度创新因素，故，新技术应用在两个部门，一种用于DY部门内生产最终产品，一种用于DR&D的技术创新积累，则公式(1)变为：

TY+TR&D=T，且μ1+μ2=1

公式(15)可转化为资源束缚、环境约束条件下经济系统的非线性系统动态最优化的问题：

K=Xidi=NX

s.t.

 

 

 

 

(16)

建立Hamilton函数如下：

 

 

 

(17)

其中，K、I、E、T为状态变量，C、θ、R、TY为控制变量，λ1、λ2、λ3，λ4表示物质资本投入、资源投入、环境质量、人力资本的影子价格。gY、gE、gI、gR分别为经济产出增长率、环境质量增长率、资源存量增长率、资源消耗增长率，在资源、环境约束下，要实现可发展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要保持总产出的增长，即gY>0；第二，避免资源枯竭，考虑再生资源的增长，资源存量增长速度率高于资源消耗增长速度，即gI≥gR；第三，保持非恶化的生态环境，即gE≥0。通过规划求解可得：

 

(18)

要实现可持续，需要保证gY>0，由于α1,α3>0，α4<0，-1<γ2<0，-1<γ3<0，则绿色发展实现条件为：

σ2<1，σ1>σ2且σ1>1

(19)

A2-ρ>0⟹A2>ρ

(20)

ρ为消费者的主观时间偏好，ρ越大，消费者对于当期的消费意愿越强，否则，消费意愿则降低。A2>ρ说明要实现绿色发展，必须保持人力资本的生产技术参数高于消费者效用的时间贴现率。σ1，σ2分别是效用函数U(C,I,E)的物质资本消费、自然资源跨期替代弹性的倒数，也被称为不变跨期替代弹性(Constant Intertemporal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体现总福利边际效用的影响。当σ1>0时，消费物质资本C对总福利U(C,I,E)的损害成比例地下降，σ1>1时，随着σ1的增大，边际效用增大，总福利的下降速度更快，所以消费者将会适当地控制消费，不愿意偏离时间序列上的均匀消费，即不会过于追求当期的物质消费而降低总福利，对当期消费的降低也降低了对最终产品的需求，资源投入需求也会减少，有利于保持环境质量不下降。当σ1<1时，物质资本消费的增加对总福利的边际效用降低，消费者并不关心消费的时间，即会增加当期的物质消费，扩大对最终产品的需求，对资源投入的需求也随着增加，环境质量压力变大。与σ1作用机理相同，σ2>1表明，随着σ2的增加，资源存量I的增加对于总福利U(C,I,E)的边际效用降低具有放大效应，消费者会减少当前资源存量，增加当期资源消耗、减少未来消耗，不利于绿色发展；σ2<1时，资源存量的增加对于总福利的影响下降，消费者将会增加当期资源存量，减少当期资源消耗、增加未来资源消耗，有利于可持续发展。

资源是产出的必要条件，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然要求资源的增长速度不低于资源消耗的速度，即gI≥gR。由推导可得gY>0，gR<0成立，由于资源消耗低于零，故可满足第二个条件。

gE=[1+γ3+γ2(1-σ1)]gY+γ2(A2-ρ)，将-(γ1+γ2+γ3)=1和公式(18)代入则：

 

 

(21)

当gY>0时，时，可满足第三条件。

首先，从大方向来看，教育部颁发的《中等职业学校语文教学大纲》中明确规定语文教学的任务是“加强语文实践，培养语文的应用能力，为综合职业能力的形成，以及继续学习奠定基础”。而在教育教学内容与要求基础模块中，第3条专门突出“语文综合实践活动，根据校园生活、社会生活和职业生活确定活动内容，设计活动项目，创设活动情境。通过搜集资料、小组合作、交流展示、总结评价等步骤，围绕活动主题开展语文实践活动，运用有关的语文知识和技能，提高语文应用能力，培养职业理想和职业情感。”

(二)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双轮驱动的可持续发展

双轮驱动模式下，经济发展的动力主要依靠科学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技术产出用途分为三种：一种用于DIN部门内生产最终产品，一种用于DR&D部门的技术积累，一种用于DIN部门的制度研发，公式(15)可转化为如下动态最优化求解问题：

 

Z=A4θγ1Tγ2Kγ3

 

 

 

 

 

 

(22)

(4)制度开发部门(DIN)。定义为：

 

 

当追求跨期社会效用最大化时，其为连续函数，公式(14)可写为：

 

(23)

其中，K、I、E、T、M状态变量，C、θ、R、TY、TIN为控制变量，λ1、λ2、λ3、λ4、λ5表示物质资本投入、资源投入、环境质量、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的影子价格。通过规划求解可得：

 

 

 

(24)

已知-1<γ2,γ3<0,0<α1,α2,α3<0,α4<0，当满足下列条件时，满足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一，即gY>0:

σ2<1,σ1>σ2且σ1>1且σ>1

(25)

A2-ρ>0⟹A2>ρ

(26)

ρ为消费者的主观时间偏好，ρ越大，消费者对于当期的消费意愿越强；否则，消费意愿则降低。A2>ρ说明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保持人力资本的生产技术参数高于消费者效用的时间贴现率。σ1,σ2分别是效用函数U(C,I,E)的物质资本、自然资源跨期替代弹性的倒数，也被称为不变跨期替代弹性，体现总福利边际效用的影响。当σ1>0时，消费物质资本C对总福利U(C,I,E)的损害成比例地下降；当σ1>1时，随着σ1的增大，边际效用增大，总福利的下降速度加快，消费者不会过于追求当期的物质消费而降低未来时期福利，对当期消费的降低也降低了对最终产品的需求，资源投入需求也会减少，有利于保持环境质量不下降。当σ1<1时，物质资本消费的增加对总福利的边际效用降低，消费者并不关心消费的时间，即会增加当期的物质消费，扩大对最终产品的需求，对资源投入的需求也随着增加，环境质量压力变大。与σ1作用机理相同，σ2>1表明，随着σ2的增加，资源存量I的增加对于总福利U(C,I,E)的边际效用降低具有放大效应，消费者会减少当前资源存量，增加当期资源消耗、减少未来消耗；σ2<1时，资源存量的增加对于总福利的影响下降，消费者将会增加当期资源存量，减少当期资源消耗、增加未来资源消耗，有利于可持续发展。

由于gλ2=-σ2gI=-σ2gR⟹gR=(1-σ1)/(1-σ2)gY，当公式(25)和公式(26)成立时，可得gR<0，即满足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二。可证，当公式(25)和公式(26)成立，且时，可知gE>0，满足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三。

②摊铺前浇水润湿基层表面，然后把搅拌完成后的基层透水混凝土用工程车运至施工现场，先用铁锹及铁耙子摊铺后用铝合金刮杠对基层表面进行首次找平处理，基层找平误差±10mm；待表面刮平后采用透水混凝土专用振动机进行均匀细致的振捣；对于不平整的部位及时补料并进行人工压实，然后再次采用振动机进行细致的振捣整平，直至与标高线等高为止。

(三)制度创新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

前文已分别推导出科技创新和双轮驱动下的可持续发展的增长实现条件，双轮驱动中包含了制度创新内生化的结果，因此将双轮驱动的可持续发展稳态条件下的增长率与科技创新驱动的可持续发展稳态增长率进行比较，就可以得出制度创新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为了计算两种模式下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稳态增长率，借鉴许士春(2010)、何正霞(2011)[19,20]的研究方法，选取各参数的经验值进行模拟检验，以验证在稳态条件下，两种模式下的增长差异，即制度创新的影响差异科，各参数的经验值来源于许士春(2010)、何正霞(2011)的研究，按照本文推导结果，进行适当调整以符合本文推导出各项约束条件的要求。为了增强稳定性，每个参数我们都取4个不同的值，共进行了52次模拟检验，检验过程和结果见表1(受篇幅所限，仅列出主要检验结果，如需详细结果可向作者索取)。

 

表1 科技创新和双轮驱动模式下可持续发展有效性模拟检验结果 %

  

检验次数序号科技创新模式双轮驱动模式gYgRgEgYgRgE制度创新贡献率15．03-1．680．125．64-1．880．5612．1324．53-1．510．115．08-1．690．5012．1434．87-2．030．095．44-2．270．5211．7044．72-2．360．065．26-2．630．4711．4455．02-1．820．115．62-2．040．5511．9565．00-2．000．105．61-2．240．5412．2075．20-1．730．255．78-1．930．6611．1585．36-1．790．365．90-1．970．7510．0795．03-1．680．126．47-2．161．1628．63105．03-1．680．127．28-2．431．7444．73115．00-1．670．105．61-1．870．5412．20124．97-1．660．085．57-1．860．5112．07135．03-1．680．125．48-1．830．448．95145．02-1．670．125．40-1．800．397．57155．53-1．840．136．20-2．070．6212．12167．04-2．350．177．89-2．630．7812．07175．03-1．680．125．64-1．880．5612．13185．03-1．680．125．64-1．880．5612．13195．03-1．680．125．64-1．880．5612．13205．03-1．680．125．64-1．880．5612．13215．03-1．680．125．49-1．830．459．15225．03-1．680．125．08-1．690．150．99234．62-1．540．285．64-1．881．0022．08243．32-1．110．765．64-1．882．3369．88254．81-1．600．205．40-1．800．6512．27264．25-1．420．414．78-1．590．8912．47平均4．94-1．770．185．72-2．040．7416．48

可以看出，双轮驱动模式下的中国经济增长gY值均大于科技创新驱动模式中的gY值，说明同时以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为动力的可持续发展速度更快；双轮驱动模式中的gR值均小于科技创新驱动模式中的gR值，说明同时以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为动力的可持续发展对资源消耗的需求更少；双轮驱动模式中的gE均大于科技创新驱动模式中的gE值，说明以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为动力的可持续发展其环境质量改善更明显。

综合模拟结果，可得出将制度创新引入经济增长模型后，稳态条件下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平均增长率为5.72%，而科技创新驱动的中国可持续发展稳态条件下平均增长率为4.94%，制度创新平均拉动可持续发展0.78个百分点，平均贡献率为16.48%。

四、研究结论和政策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构建环境束缚、资源约束下的经济内生增长模型，推导科技创新驱动、双轮驱动模式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机理、实现条件，并模拟检验、对比分析不同模式下可持续发展的效果。研究发现：

当满足σ2<1,σ1>σ2且σ1>1；A2>ρ；γ1<γ2α3(σ1-σ2))/α1(1-σ2)时，以科技创新为动力的经济发展是可持续的。

当满足σ2<1,σ1>σ2且时，以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为动力的经济发展也是可持续的。

要论某一部蒙古史诗所产生的时代，就有必要先将它放到世界史诗的框架中加以比较分析，进行综合考量，然后再对其做出推断。这样做的理由是，蒙古史诗既然是世界史诗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它就不应该游离于世界史诗之外而孤立存在。

模拟检验结果显示，以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为动力的双轮驱动中国可持续发展稳态增长率平均为5.72%，而以科技创新为动力的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稳态增长率平均值为4.94%，制度创新对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平均贡献率为16.48%。双轮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具有其内在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必然性。

(二)政策启示

创新驱动需要提高技术水平、创新管理机制、减少要素投入等“多管齐下”。本文的研究结果说明，将技术研发、制度开发、物质资本积累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能够实现经济增长、物质消耗下降、环境改善的可持续发展结果，充分印证创新驱动并不是舍弃要素投入，而是技术、知识、制度、商业模式等无形资本和物质资等有形要素相互组合，相互融合，共同作用。所以，实施创新驱动需要“多管齐下”：一是要加强科技创新，提高技术水平，尤其是要重视研发的作用，研发能够为永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技术支持；二是创新管理机制，提高生产组织管理水平，激发全体社会成员的潜力，不断制度供给能力可持续发展提供机制体制保障；三是降低物质消耗，宏观上加快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微观上引入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推动低碳、循环发展，逐渐降低生产要素的投入量。

坚持制度上的自主创新，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制度创新，实现创新的内生化，为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本文的研究显示只有内生化的经济发展才是可持续的。制度创新本身也有从外生向内生转变的问题，其实质是转变制度创新的模式。从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历程来看，农村联产承包制、价格改革等我国的自主制度创新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红利，但近几年，制度创新大多是学习、模仿和引进国外的，例如养老制度、住房公积金制度，这些创新在发展中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转变制度创新的方式，由外生转为内生，立足于自主创新，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不易模仿的制度优势，这样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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