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文献是那些历经时光淘洗，能提供给我们有关具有“深刻意涵和基础性”问题开放性答案的文本，其思想和观点具有丰富性、建设性和普适性。阅读推广为实现推动主流文化和价值观的传承，首先要明晰“经典文献”之所以为“经典”之“道”，才能顺“道”而“导”，才能“导”有其效。

在为皇家及贵族服务的官窑瓷系统中，具象美术处于主导地位。而在民窑及清末发展起来的文人瓷画系统中，意象美术处于主导地位。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的进步，人民科学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意象美术在陶瓷美术作品中的地位不断上升，现代民间青花为广大陶瓷爱好者和收藏家所追捧，不求形似而求笔简意全的观念成为多数瓷画家的共识，陶瓷巿场及拍卖会上＂珠山八友＂及当代陶瓷美术家的文人瓷画作品价格扶摇直上，这一切都说明意象美术作品在陶瓷美术作品中的份量己今非昔比，为人们所愈来愈重视。

一、经典文献中的“道器说”

1.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在孔子所著《系辞》最后一章，有这样的叙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对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其解释为：形是一定的材质、特征，特色，有具像的表述，道是抽象的各种具像的抽译，形是具在之称，道是通识的，并不实际所指；“凡有从无而生，形有道而立，是道在形之上，形在道之下”；“故自形外已上者谓之道也；自形内而下者谓之器也”（《周易·正义》）。即是说“形”是一种存在的东西，由道产生了形，由形拓展到器。也就是说“凡事先有物的理，后有物的实体”[1]。与之相对立，明清思想家王夫之则认为：“无其器则无其道，人鲜能言之”；…“有形而后有形而上……器而后有形，形而后有上……（周易外传）”[2]。在此王夫之强调：无器则无道，是先有器然后有形，有了形才能上升为道。由“道器合一”的思想对“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句话进行诠释的，极具代表性的是朱熹，他认为：“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别而不相离也；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有道须有器，有器须有道，物必有则……[3]”。凡事凡物，皆可见，而其理难知，要知其理，便要真实于事物上见其理。

2.道、形、器之义

把对个体的实在的“器”的观察，通过思考总结成“形”，在“形”的基础上抽象出“道”。再由“道”推及到“形”，拓延到“器”的认识和论证。这样我们认识问题就有两条通道，一个通道是“由上向下”的，即通过明确的概念和规律进行逻辑推理；另一个环节是“由下向上”的，先假设特征、规律、规则，再通过具体事实进行验证[1]。由于事物种类的共性与异性和古代人强调做事要恰到好处而不偏激的思想，中国先贤们注意到存在于“道”和“器”之间的“形”。具体的“器”中存在着无形的“道”，“道”之所以无形是因为道是由“形”抽译的，“器”之所以有形是因为“器”是“形”的具体所在。”也就是说：器是具体的，实在的存在，是可能固化的，但“道”是“通识”的、是“开放”的[1]。对于道、形、器的认知，东北师范大学史宁中教授有一个类比示例：当看到足球、乒乓球，我们感悟到了“圆”这种抽象的存在，如果离开了具体的背景，圆这个东西仍然存在于大脑中，这说明我们心目中的“圆”绝对不是背景的简单复制，而更多的是依赖在大脑中存在了的那个“圆”。也就是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了“圆”的概念、图形、符号、性质、或是利用圆来描述的自然界的规律，也就是“形而上”的“道”了[1]。对于“形而下”的器，可能是蓝球、圆桌，井盖（根据其性质：到一定点距离相等的点的轨迹，从而不易掉落）、圆周运动（受引力作用，行星绕恒星运动规律）等等物体与现象。

ADAMS是一种对机械系统的运动学和动力学模型进行仿真计算的计算机软件。采用ADAMS对简化的机械手模型进行运动学求解时，不追求构件的几何形体与实际的构件完全相同，只需要保证仿真构件的质量、相对尺寸、质心位置及惯性矩与实际构件一致，就可以保证仿真的真实性[8]。以验证建立的机械手运动学模型的正确性。

3.道者，生生之源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就在于它是“伟大心智”对于生命之共通性的言说[5]，正是由于这一共通性使得我们才有可能回归古典，也使得经典文明有可能融入现代。中国经典无一不将人生、社会乃至宇宙的道理追寻到终极，并将天道、地道、人道三者合一，所谓“太极”，所谓“道”，所谓“道体”，所谓“理”，都是社会乃至宇宙构成的规则和依据，世上万事万物都在这本体之源发生演化[6]。美国芝加哥大学校长赫钦斯（R.M.Hutchins）特别推崇古典名著的教育价值，认为只有通过学习西方经典这些“永恒课程”，通过学习这些扎根于传统的著作，从中“抽绎出我们人性的共同因素，和包含了知识领域的一切部分”，才能达到培育人智慧的目标[7]。

二、弘扬“中通”之“道”

1.生命之共通性

“道者，生生之源也”。正如老子所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中华先贤认为，宇宙万物源于乾坤或阴阳和谐之“道”的裂变。大道可分裂变为各式各样的具体之道如：生物之道、植物之道、动物之道、花之道、鱼之道、人之道，乃至各事物发展运行与相互交互之道。道位于形而上，形下之物，对应着形上之理。一物有一物之理，万物有万物之理，皆源于阴阳和谐之道[4]。对于人们常说的“一花一世界，一叶一浮生”，体现着大小世界的相似性与不同体系之间的相通性。“道生于万物，又赋存于万物之中”。体现出万物的共性与一物的异性，表现出个体之间的区别与相互依存，以及物与物、事与事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与平衡。所以孔子说要“化而裁之”。自然之道与人文之道的统一，人的物质存在与精神存在的统一（“形与神的统一”）。比照天地运行的自然之道论人文建制之道，人的身心成长与精神培育顺从自然和谐发展之道，就此“推而行之”。

2.传统文化中的中正之说、仁义精神

《大学》中又写道：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尚书》中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仁者爱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正，无文不行(《礼记·礼器》)。”“礼形于外”，“道诚于心”。以忠信、诚意按照一定的礼节规程相互表达“仁义”则“智”（意指思想道德，在今天也可延伸为科学与人文精神）成。

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天人合一、中正之说，人文中的仁、义、礼、智、信思想贯穿了我们的文明发展史。《周易·贲卦》中的《彖辞》有：“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阴阳此消彼长，日月更迭，寒暑交错，此即为天之“道”也；圣人观乎天文，俯察地理，顺应天道，观乎人伦从而教化天下，此即人文也。文明涵盖了人的身心、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对于其相互关系，《礼记·中庸》有“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观念，其实在传统文化中“和”涵盖了天人之和、身心之和、人伦之和、社会之和。在当代社会则体现在民主与法治、活力与秩序、公平与效率、科学与人文、发展与生态等的高度统一。宋代程颐指出“能恒久于中，则不失正矣。中重于正，中则正矣，正不必中也。”《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者也，天下之大本；和者也，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齐焉。”“和”来自“中”，中”是“和”所必需的度[8]。

可以邀请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以及老师和学科带头人在价值观中选择他们认为最基础和核心的观念和精神，也可以提供他们认为重要的价值观。由信息管理员和经典文献研究有造诣的专家系统组织形成系列专题。针对某一主题，形成以相应主题专家推荐为主的书目和对应的推荐文献。通过读者在经典注释本、评点本、赏析本的版本中梳理主题内涵的固化、发展、延伸，调整相应主题的系列内容和体系。邀请在这方面有研究的老师和专家开展系列论坛，通过主题在中西方思想长河中的位置和观点对比以及经典情节和事例引发的思想碰撞和在当代文明中的思考，进一步充实相应主题的内容。使道之器用，器聚升华为道，形成各主题的数据库信息。

3.系统组织经典文献之“道”

当面临种种“现代性困境”时，人们需要基于现实、回首过去，通过经典文献置身于古人的理解角度、视域和方法，寻找发展的起点和动力。为此，我们要深入挖掘和弘扬中外优秀文化中重民主、讲诚义、崇正直、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并进行系统规划组织。在各种印刷文献日渐增多时，人们为了便于管理和使用，采取了各种分类序化文献的方法。在数字网络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人们对知识信息的组织管理单元得以进一步细化，在各种信息平台、信息共享中心、信息论坛普遍堀起的时候，我们对经典文献中“核心价值”的挖掘和体系组织更方便快捷。

“六个环节”指的是“巧抛问题、引导探究、互动解疑、点拨指导、展示点评、巩固提升”，并且这六个教学环节环环相扣，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三、培植“诚敬”之意

刘蕺山说：“古人一言一动，凡可信之当时，传之后世者，莫不有一段真至精神在内。此一段精神，所谓诚也。唯诚故能建立，故足不朽。稍涉名心，便是虚假，便是不诚。不诚则无物，何从生出事业来？”冯友兰说：“凡是一个著作，能永远传世者，就是因为，无论什么人，于什么时候读它，总觉得它是新的，此所谓新，有鲜义。例如我们看《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等总觉得他们的话有鲜味。”就是因为里面存贮了一股至真精神。有真至精神是诚，常提起精神是敬。敬是“当心”、“认真”、“不怠慢”，是人的精神方面的勤，与我们经常说的坚持、努力、奋斗有同等功用，可又不止于此，又有信奉、专一的意味。程伊川说：“诚然后敬，未及诚时，却须敬而后诚。”对一事有“真至精神”自然会认真地去做，如果“无诚”，则只管专一认真的去做。

由于经典文献的久远性与“陌生性”，我们并不能轻易地感受到它们的意境与韵味，真正地认知只能通过我们深度专注的阅读，走进“经典”是一段至真精神与另一段至真精神的对接。对于经典文献的阅读：正如朱熹说，“熟读了，自精熟，精熟后，理自见得”，熟读成诵，烂熟于心，方见意味，“用力深，便见意境，意境长，便受用牢固”。要“居敬”、“执敬”方见其“诚”。清代乾嘉学者戴震，对于“十三经”全部能背诵，会背诵的不仅包括原文，还包括注释。现代我们读经典，虽不必全背，但至少要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的孙女，向钱穆请教关于读书的问题，钱穆回信说：“除了《论语》，须诵《孟子》、《大学》、《中庸》与《朱子章句集注》。《庄子》外，须诵《老子》。四书与老庄外，该读《史记》，须全读，不宜选读……须反复多读，仍盼能背诵。[9]”实际上，对于博览之书，虽然不必“三复”，但也得系统阅读，一字不遗地细读。有体系的熟读精思，方得圣贤意。正是源于此，引导“精阅读”、“深阅读”是“经典文献”阅读推广的必经之路。这既是日益浮躁、喧嚣世界的一剂“镇定药”，也是培养我们精气神的“强心针”。

四、提高“甄选”之“技”

阅读经典也绝非固守经典，而是在回望中甄定人类生活的方向，滋养时代的精神底蕴，为当下个体生命的发展重新寻找到内在的起点，不断地回归人之为人的原点[10]。个人只有自身在对和谐、中正、公平、民主、法制、诚信、仁义、友善等此类的人生价值观有着趋向性认同和开放性认识的时候，才能真正的意识到环境、社会、国家、事物、人与人之间相互美好的价值与意义，在面对一些具体事情和局势时能在大方向上做出合理的判断，而不是让自己的大脑成为“别人思想的跑马场”。人们在形成价值观的过程中，只有把一种普遍化的、形式化的概述、认知，结合自己的真实感受，当作鲜活的科学、社会、生活实践，才能内化为自己的生命智慧指导自己的行为，从而使自己获得的知识具备通达其他知识的能力，形成自身素质[11]。“道生于万物，又赋存于万物”，变化于万物中。“文化问题，体现在每一个人的生活中，就是思维方式的问题。不同的文明形态，其实就是不同思维方式的凝结。[12]”中国先贤提出了“天、地、人合为一体，不可分离的生存境域”，由此提出“人的价值目标也是注重整体的”。这样有利于我们从宏观上看到事物的联系，把握其整体性。相对于西方的“主客二分”原则相比又有一定的缺陷，主要就是因片面强调整体性、全面性所导致的模糊性与笼统性，以致对事物的多样性、具体的个性差异的把握显得无能为力[13]。这就要求我们在学习生活中选择判断时要把握一定的“度”。

苏楠想象着电话那头李峤汝酸溜溜的样子，不由得笑了。别说被别人领走当女儿了，你就是嫁出去你母亲也比念叨碧汝频繁得多。母女嘛，连着心哩。

“奥险半平淡，文章悟境界。”经典文献因其久远性与时代价值的传承性，其“斯义弘深不在文字深浅，乃在境界”。经典文献阅读推广为实现其推动和谐价值观与积极人生观的功能，不仅在于推广形式的多样化和灵活性，更重要的是要着眼于经典文献价值观和思想理念的梳理与系统组织，又因其境界的深远，需树立“诚敬”之心才有可能敏悟其“真至精神”。学生“经过科学与人文精神的熏陶以及自我身心的投入，逐步改变自己的价值观念、态度倾向与思维方式，在学习和生活中形成自己的科学推理能力与人文思想。

参考文献：

[1]史宁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评析[J].古代文明，2010，（03）:37-113.

[2]王夫之.《周易外传》卷5[M].北京：中华书局，1997：202-204.

[3]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75[M].北京:中华书局，1986:1935.

[4] 刘明武.科学与道器之学—两种文明背后的两种“学”[J].中国文化研究，2007，（01）:143-152.

[5]樊杰.生命共通性与儿童经典教育 [J].中国教育学刊，2013，（10）:55-58.

[6][9] 许总.经典阅读与人文精神重建[J].江淮论坛，2011，（04）:159-167.

[7]张亚莉.文学经典阅读与大学理念的重审—基于杭州师范大学本科生文学经典阅读的定量研究[D].杭州：杭州师范大学，2016：4，12.

[8]马传谊.“天人合一”思想的三维解读、影响及现代价值—以思维方式为视角[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9）:45-50.

[10] 刘铁芳.经典教育与生命滋养[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4，（02）:7-9.

[11] 程样国，詹世友.大学精神的奠立与高校校园文化的营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引领作用[J].江西社会科学，2009，（12）:223-228.

[12] 千春松.中国人思维方式的五大主题[J].新东方，2010，（72）：6-9.

[13]马传谊.“天人合一”思想的三维解读影响及现代价值—以思维方式为视角[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9）:4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