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迪厄认为，艺术场可以视为一系列可能性位置空间的动态集合，占据这些位置的行动者，在艺术场这一空间中的实践活动与其拥有的资本具有对应关系。行动者所拥有的最重要的资本就是艺术资本、符号资本，这种资本可以表现为行动者被合法认同的某些信誉指数，行动者的艺术资本的构成及其数量决定了他在艺术场上争夺到的地位，这也是统治或被统治的地位；同时，也决定了他们的艺术观[1]。

贵州民族题材版画正是处于这种场域下发生、发展、壮大的，无论“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发生什么变化，民族题材始终是贵州美术界热情关注、倾心创作的题材，这种热情持续不断、从未消解。因而从题材主题，语言风格、材质媒介、价值转换、版画人群等方面必然会呈现新的转换。

一、贵州民族题材版画创作概述

(一) 少数民族美术与少数民族题材版画创作的概念

少数民族美术是绘画、雕塑、工艺美术、建筑艺术的总称，是我国民族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具有本民族的美学意趣、内容和形式，是本民族地区的社会生活和风俗习惯的反映，为本民族人民喜闻乐见。少数民族美术学科的范畴则包含少数民族传统美术、少数民族题材美术创作、少数民族地区当代美术实践[2]。

民族题材版画创作主要指新兴木刻运动以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以民族文化生活风情再现为题材的版画创作。

(二) 贵州少数民族题材版画创作所处的文化生态环境

人类学（民族学）的生态研究理论大致可分为“决定论”和“互动论”两部分。“决定论”又有两种极端观点：文化决定论、环境决定论。“文化决定论”认为文化决定了一个地区或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进而最终决定了它们现有的生态样式；“环境决定论”认为一个民族、地区的环境造就了其独特的文化系统。互动论与决定论相比显得较为温和，它认为文化与环境之间是一种对话关系，文化和环境的重要程度因时因地而异，有些情况下，文化会比较重要；而另一些情况下，环境占主导[3]。虽然现有的理论存在明显不足，但我们不妨站在“互动论”的基础上去研究贵州少数民族题材版画创作。文化是民族共同体的本质特征，每一个民族的生存状态都有与其相应的文化，每一种文化又会随生产的发展而变化。一个民族的文化最能体现一个民族的特色和风格，贵州民族题材版画正是在这样一个文化生态环境下滋生而出。

从自然生态环境来讲，贵州地处云贵高原，重峦叠嶂，绵延纵横，山高谷深，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气候凉爽适宜，水资源丰富，是人类和动植物的理想栖居地。贵州多样的植物资源，孕育着珍稀植物桫椤、银杉等，在2017年贵州美术“双百”工程中，吴建棠与朱剑坤就以此为题材合作了《蕨类活化石桫椤》，填补了我省以珍稀植物为主题的美术创作空白。而杜庆伟、梁练方、周红则用版画的形式记载了红崖天书这一神秘的自然人文景观，它了无刻痕、非雕非凿，在红色岩壁上留下红褐色神秘符号，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这在艺术表达中还属首次。

  

谌宏微《少年·湖》

改革不仅给贵州社会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发展，给多民族带来了文化涵化、整合的新契机，同时给民族题材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环境也带来了新变化。作为对变革的贵州的隐喻，版画家朱剑坤用《黔山·愚公的子孙们》来描绘发展中的贵州、行进中的贵州；朱世伟则选取安顺屯堡地戏作为其永恒的题材，画中人物场景的大胆布局、色彩关系对比、人物心理映射等等依然给我们带来惊喜；杨学文的《芭沙》系列依旧选用最后的枪手部落——以江岜沙汉子作为题材，在变与不变之间游；静穆、庄严的苗女题材依然是王建山创作的源泉；贵州的山山水水依然是李丰的版画创作信仰。

（三）贵州少数民族主题版画创作发展脉络

高中生物涉及生命体内部结构以及化学作用等知识，内容比较复杂，加上生物知识本身比较枯燥，提高了学生的学习难度，影响了学生的学习效果。因此，在高中生物教学中，教师要围绕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合理运用信息技术开展教学，为学生提供全新的生物知识学习方法，为学生直观呈现高中生物教学内容，拉近学生与生物知识之间的距离，从而提升学生学习生物的兴趣。这样不但可以将抽象的知识形象化，降低学生的理解难度，而且让学生真切体会到生命的神奇，从而进一步激发学生对生物知识的学习兴趣。

一次结亲、终生助人，一八三团300名党员干部用微关爱、微行动汇聚起推进民族团结的力量，凝聚起推进民族团结的人心，让生活在这里的各族群众，心手相牵，融为一家。□

底板Q345钢材料屈服强度按345 MPa，许用应力为其70%，不高于241.5 MPa；轴15MnMoV屈服强度大于370 MPa，许用应力为其70%，不高于259 MPa；转子本体最大径向位移7 mm，计为许用径向位移。

  

朱世伟《凤鸣》

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艺术的表现形式更加趋于多元化。尽管贴近生活的乡土艺术成为很多艺术家的切入点，但民族题材仍是许多艺术家的重要选择，并呈现出更为丰富的精神内涵。这一时期，贵州民族题材版画在题材选择上，除了民间美术元素、民族风情外，还对历史、神话传说有所涉猎，如苗族“蝴蝶妈妈”与“十二个蛋”等，董克俊发表于《美术》杂志上的一百多幅《雪峰寓言》为这一时期的经典力作。

在贵州少数民族题材版画创作中，多为木刻版画，表现技法主要以黑白木刻和套色木刻为主，水印木刻、粉印木刻为辅。其他版种及表现技法还未在本地区流行。在黑白木刻中，多以粗轮廓线条刻画民族人物或风景，或者以浓重的黑色块控制构图，刻法苍劲有力，构成关系大胆多变，黑白对比强烈震撼，民间美术中祈求圆满的象征意味充斥其中，使画面充实美满，不堵不塞。而在套色木刻中，主要沿用云南绝版套色木刻技法，造型大胆、色彩浑厚、层次简洁、印刷粗糙，主要以色块为主，少有细腻写实作品。

二、贵州民族题材版画创作的现代转型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国际间交流日益频繁，文化视野的日益开阔，艺术理念趋于多元，中国现当代版画受此影响呈现了创作格局的新变迁、民族精神的渗透和语境转换的新格局。

从传统意义上来说，版画只是众多画种之一，但从当今时代发展趋势来说，版画概念和版画创作本身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媒介的发明发现、技法的革命带来版画语言的革新，语言的发展又引发版画概念的延伸。贵州民族题材版画在现当代的转型实则是包含观念在内的一种全方位转型。

（一）传统民族题材的传承

从文化生态上讲，贵州是一个多民族共居的省份，苗族、布依族、侗族、土家族、彝族、仡佬族等18个民族在贵州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大杂居小聚居，共同构建了特色鲜明的民族与历史文化生态，民族节日多达上千个，节日仪式众彩纷呈，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精神祈求。在贵州民族题材油画、国画、版画创作中，不乏对各民族节日盛装、歌舞、祭祀活动、傩戏等的风情再现。除此之外，贵州民族民间工艺种类庞杂，涵盖刺绣、蜡染、剪纸、漆艺、银饰、建筑、泥塑、面具等多个品种，这些民族民间元素也是艺术家进行民族题材创作的资源素材。千百年来，各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创造了绚丽多姿的贵州民族文化，践行着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美好箴言。贵州民族题材版画与贵州文化生态环境相依相存，创作出了一批具有地域性、民族性、时代性的优秀作品。

“当我们将刀（刀法、刀工）、痕迹以及多种多样的印制看作版画最独有的语言特征后，以今天的艺术观念再来看它们，它们不再仅仅是工艺和手段，而本身就是艺术的形式和表现。这种版画的天然特征恰恰契合了当代艺术的诸多形式与观念，它们既可以是形制上的，也可以是材质本身的混用，也可以是几种关系的交叉应用。”[4]在贵州创作版画的长期实践中，已经有相当数量的版画家在试图探索这些关系，追求多样刻印痕迹效果、丰富的印刷效果以及特殊的材料媒介等方面实践研究，使得贵州当代版画耳目一新，不拘一格。

70-80年代初，版画创作因为“文革”而停滞不前，到了改革开放时期，宽松的政治经济环境，西方文化的交汇影响，画家们的思想不再受禁锢，得到了极大解放，反映少数民族同胞生活、劳动的版画作品格外突出。在80年代末期，贵州艺术冲破地缘性限制，接受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熏陶，在艺术形式及艺术表现语言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实践，出现了一批具有表现主义的经典作品。

经过户型内设计后，已经对装配式建筑中的内部功能进行了明确，能够使建筑、设备、结构之间的设计相互协调。而户型间则是设计师以户型为依据，利用结构接口组合而成的建筑单元。将BIM模块设计法应用到建筑系统当中，能够使构件在被有机整合以后成为有序的整体，内部户型之间不但相互处于独立状态，还存在一定的关联，这个供户型之间共享的构件便是“接口”，它属于建筑系统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且是户型之间相互沟通联系的媒介，是完整建筑模型形成的主要内容。

（二）版种、技法的增容

从版画版种角度来说，贵州的民族主题版画创作从单一的木刻已经发展到涉及所有版种，包括木刻（凸版）、铜版（凹版）、石版（平版）、丝网（漏版）、数码版，以及综合版画等。诚如康定斯基所说：“对材料、材质、手段和形式的充分利用，是现代艺术的特征之一。”木刻与其他艺术形式相比，具有自身的局限性，正是如此，贵州美协副主席、版画家曹琼德以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家的角度，来表达当今社会变迁对所处场域的积极和消极影响，以版画为媒介表达自我现实观照和个人情感流变，用作品诠释了个体在当今社会中的适应与发展、融合与再生等问题。他采用“跨界”的表现方式，融合手绘、拓印、油彩等多种表现手法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版画语言，完美地将自己的情感表达与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相结合。他的代表作品《甲骨文》系列、《岜莎》系列、《屯堡》系列、《城市镜像》系列、《万家祠堂》系列等，用立体主义和综合材料等技法，结合丝网印刷和铜板画的制作方式完成，独特的色彩表现出贵州少数民族安静、淳朴而和谐的共生状态。

王建山的《和熙·春风》，相较于之前创作的《皎月当空》《璀璨的阳光》《不尽的辉煌》等系列作品，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颜色以及色块的变化。受2009年初百年一遇的冰雪凝冻灾害，大地万物在冰雪凝冻的笼罩下，失去了往日的光鲜，灰蒙蒙的一片，丧失了生机，仿佛在给我们生态环境的警示和启发，王建山用这样一种高级灰的色调创作了《和熙·春风》，画中的苗女依然静穆地站着，造型更加简约、抽象，画面打破常规的边框处理，大胆地留白给人思考的空间；圆形等几何符号也作了精简；如果说其之前的作品像件华丽的袍子，那么《和熙·春风》可以说是件素衣。

“我的家乡盛产野生菌，既然我有这么好的货源，为什么不去那些大城市里试试? 抱着这样的想法，李志勇买了火车票，孤身来到深圳。他先找到了昆明驻深圳办事处，向办事员讲清自己推销家乡野生菌的来意后，办事员也觉得眼睛一亮: 对呀，我们云南的野生菌多有特色!这位热心的办事员给李志勇介绍了一家正热卖野生菌的高档酒店，让他去拜访。

（三）版画语言方式的嬗变

长期以来，大黑大白、铿锵有力的黑白视觉体验占据着黑白木刻大壁江山，也一直成为版画家的惯性思维模式，而作为贵州“灰调”黑白木刻形式的追随者——朱建坤、吴建棠、李、梁练方、冯果等人突破以往惯性行为模式，突出强调画面色阶丰富的“灰色调”以此来建构深层次交织的视觉节奏，同时强调刀法组织的多样统一，强调刀味与印味的融合与碰撞。他们对传统木刻的语言形式进行解构与再造，以极其自然的过渡方式呈现诸如素描般细腻的刀痕，丰富了黑白木刻版画的视觉体验，重新诠释了黑白木刻视觉概念。这类灰调木刻作品以其独特的视觉效果，新颖的形式语言，细腻的刀法组织，频频在国际国内展览中获奖，比如吴建棠的《造景》获得2015英国木版信托教育奖最高奖，这是世界级收藏、研究和推广中国木版版画的权威奖项，也是对他精工细作的回报，更是一种对木刻精神的致敬。

版画的创作思维与版画家的艺术观念密不可分，版画语言作为表达思想的有力武器，在当代艺术风生水起的后印刷时代，如何从形式语言上求新求变，贵州的版画家们做了大量尝试。

20世纪50年代后期，是贵州民族题材版画萌芽期，贵州的版画开始涌现出反映民族团结与劳动生活的艺术作品，如董克俊的《春返苗山》，吴家华的《荒原醒》《苗家》，蒙邵华的《清水江上的节日》等。这一时期的作品具有受政治影响的时代特征、浓厚的地域特色以及鲜明的民族特征，表现手法上主要以黑白木刻为正宗。

细数我国油印套色木刻创作的历史，就会发现多为沿袭前苏联版画制作模式以及我国传统年画中继承的方式方法，我国的富有特色民族性的套色木刻正是由上述两种方法长期建构与统治，而诸如油画艺术那般写实特征的油印套色木刻却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如此种种，贵州籍版画家王华祥以“贵州人”系列版画为代表，独创了“王氏套色木刻技法”，打破了套色木刻无法写实的传统，他的这套“无主版”套色方式也迅速火遍了全国。在新世纪，贵州版画摒弃了昌兴多年的云南绝版木刻方式，改用“王氏写实套色木刻”，将素描关系、黑白灰原理应用到木刻分色分版之中。例如凯里学院2014届毕业生邓益莲的《幸福向我们走来》，扎实的写实功底、造型能力，干脆利落的运刀方式，错落有致的刀法组织，和谐统一的色调，严谨的套色技法，牛毛在他的刻刀下根根分明，赶牛的农民朴实的笑容，稳重矫健的步子，夕阳西下的光芒，主旋律在画中的隐喻，不得不说是具有现实主义风格的写实佳作。

（四）跨界创作

除此以外，对于智能研判的方式还可将其运用于确定变量权重，上述的运用要点符合了模糊数学的基本思路。针对现有的路面拥堵首先应当判定其严重度，然后借助加权平均的方式来实现定量处理。在全面判断拥堵路况以后，就要对其发出相应的警报处理。

随着版画创作概念的不断延展以及跨界艺术的兴起，部分画家尝试着用不同版种的制作方式来进行艺术表达，也有吸收油画、水粉、水彩、综合材料等其他媒介材料以及表现手法，创造出具有全新视觉力量的作品。很多媒介材料、技法、语言开始拆散、重构，并走向综合。贵州省美协主席、国画家、评论家谌宏微的版画作品《少年·湖》有了很多写意山水的意境，空灵悠扬；油画家刘延顺的《狗年》有了大刀阔斧般的刀痕，与古朴的色彩融合，积淀了油画般的厚重与沧桑；而油画家耿翊则是将他擅长的油画肖像组图用现代水印木刻的方式呈现，让人物多了几分婉约和柔性。

众所周知，版画一直以来都以艺术性与技术性合二为一的整体姿态，作为艺术家表达思想的承载物。在当今时代弄潮下的贵州民族题材版画创作，必然会随时代发展，在技术革新、语言丰富、概念拓展下迈进多元与融合、跨界与合作的新纪元。

（五）新生力量的加入

新世纪初，贵州各高校纷纷建立版画专业或系，或在美术师范中开设版画方向课程，由贵州大学、贵州民大、凯里学院、黔南师院等版画师生组成的版画队伍日益壮大起来。此前，只有贵州美术家协会、贵州画院（2008年贵州画院也成立了版画创作分部）和各高校教师专门从事版画创作，原有的师资力量大部分来自于西南师大（现西南大学）、四川美院本科毕业生；2005年前后开始聘请或引进各大美院毕业的硕士研究生，比如中央美院毕业的吴建堂加入贵阳学院，天津美院毕业的朱剑坤引进到遵义师范学院，西安美院毕业的杜怡蒙、深圳大学毕业的何国富、天津美院毕业的周婷加入到贵州民族大学，西南大学毕业的李加入贵州师范大学，擅长铜版画创作的夏玉清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加入贵州师范学院，四川美院毕业的冯果加入黔南民族师范学院，云南艺术学院毕业的冯子轩加入安顺学院，还有天津美院毕业的杜庆伟等，他们都精通平版、凹版、凸版、孔版、综合版等各大版种技法，又在各自擅长的版种领域进行过实践研究，他们共同组成了贵州版画的新生力量，群策群力，推动着贵州版画的长久发展。

称取1 g纳豆，放入离心管中，加入10 mL蒸馏水，放入离心机4000 r/min离心10 min取上清液，即粗酶液，将上清液倒入10 mL刻度试管中，即为样品溶液。

三、贵州少数民族主题版画创作存在的不足及未来展望

面对这崭新的生活面貌和文化思潮的冲击，贵州民族题材版画继续沿用风情再现肯定是行不通。也不能仅是停留在形式语言、版种材料的当代性转型，还应有创作观念、精神意蕴的当代转型，还应关注少数民族时代精神的变迁以及大众生存状态和心理诉求。这需要版画家们去真真切切地融入民族地区，反馈新时代民族精神，与民族地区人民进行真实的情感碰撞，真实真切地表现具有时代感召力的、精神内涵表现的民族主题。

在版画教学中，除了不忽视技术性，还应充分发挥学生个性表达，纯化版画语言，在关注现实、融入社会和沟通大众的时候，不光是迎合大众的审美趣味，更重要的是提高大众的欣赏能力。

四、结 语

贵州版画，经过老中青几代版画人的努力，从20世纪80年代的“贵州现象”到90年代后期渐渐平庸，在新世纪又重新走向辉煌。2007年9月第17届全国版画展在贵阳举行，2011年举办了“中国版画进万家”活动以及中国版画年会在贵州召开，同年举办的“黑苏皖黔粤五省版画巡回展”，2013年1月在深圳观澜举办的“贵州经典版画走进观澜”展览等等重大事项无不宣告着贵州版画又重回人们视野，随着贵州民族主题版画创作被广泛认同与持续关注，充分说明以贵州版画集体形象在全国版画省域群体中占据的重要地位；伴随着王建山教授等人的版画受到国内外拍卖市场的青睐，足以预示着“贵州版画”又一个春天的到来！在新“艺术场”下，贵州少数民族题材版画如何在保持民族文化纯粹性上健康发展？如何拓展版画观念？如何解决版画语言的当代性？如何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如何真正走进千家万户，是版画家、收藏家、评论家以及所处这个场域内的每个人急需共同探讨和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林辉.“艺术场”的现象与逻辑——以场域理论解读中国绘画[J].艺术研究，2012(3):82-83.

[2]甘庭俭.少数民族主题版画创作[M].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9:1-2.

[3]骆建建，马海达.斯图尔德及其文化生态学理论[J].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2):168-170.

[4]王春辰.语言的哲学——版画的概念思考[N].美术报，2015-10-31(00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