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晓原（常熟理工学院教授）：各位同学和老师，下午好！今天是“东吴讲堂”第六十九期，我们很高兴邀请到著名学者和评论家孟繁华先生来担任讲演嘉宾。看了网上的介绍，我们知道孟老师是山东邹城人。这是一个很有文化的地方。这里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之孟子的故里。一九六八年，在在座的同学们父母可能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孟老师就到东北吉林敦化插队。一九七八年初，孟老师考上了东北师范大学。当时他学的是历史专业，后来“弃”历史而转中文。读书期间就热衷于诗歌写作等什么。一九九五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毕业，导师是谢冕教授，名师高足。

孟老师从北京大学毕业以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后被挖到了辽宁沈阳师范大学担任特聘教授。现在是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博士生导师，担任过香港岭南大学客座教授。他还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文艺青年家协会主席、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创作委员会委员、《文学评论》编委。孟老师获过很多奖，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理论批评奖，中国科学院理论成果奖、中国文联优秀理论批评奖等。在繁花似锦的当代文学批评园地里，孟繁华教授自成了一种别样而醒目的风景。

今天孟老师给大家讲的题目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这个题目的范围非常大。我们这个时代不仅仅是孟老师的时代、我的时代，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时代，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东吴讲堂到今天已经将近七十讲了，如果每次讲座我们都能够认真听，那么我们也许也会一天一天地“繁华”起来。

翻耕以机械作业为佳，既能切断霉变及残弱鞭，也能将嫩鞭梢头切除，又不伤及壮龄鞭，可以避免人工翻耕时表层竹鞭被“一刀切”的做法，使壮龄鞭能够提早萌芽、出笋。材用林翻垦前最好将毛竹伐桩进行清理，既可以用机器打孔粉碎，也可进行人工挖掘清理；同时用锄头清理跳鞭、浮鞭、过桥鞭，以减轻机器翻耕时的劳动强度。

下面，让我们用更加热烈的掌声欢迎孟老师给我们讲课，大家欢迎！

我的眼泪就在这一刻无声地滑落。过去的一切像放电影似的在我眼前一幕幕闪现，以前对父亲的不理解，终于在此刻恍然大悟：原来父亲所有的忙碌和辛劳，只为送我一件跨越时光的礼物……

孟繁华：常熟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历史文化名城，有着很悠长的历史，当然，也有着很悠久的文化传统。我们这个学校的有些学科在国内也很有影响。非常荣幸我能够被邀请到常熟理工学院来。

还有一篇是写乡村的，是河北作家协会副主席胡学文的，作品写的非常精致。他写的《命案高悬》，一个乡村无产者吴响，草场分到个人之后，村里有一个风韵犹存的少妇，一天突然牵着两条牛，到这个草场来吃他的草。他说：“这怎么可以，草是分给我个人的，你的牛怎么能吃我的草呢？”除非你付出一定的代价你的牛才可以吃我的草，少妇觉得代价太高了就没同意，少妇的牛就没吃到草。一个星期以后，这个少妇被镇里的某些领导叫去了，又过了一个星期这个少妇离奇死亡了。吴响觉得这个事情他有责任，他暗恋少妇已久，他一定要调查清楚这个少妇的死因。他做了很多工作也没有调查出来，就像朱主席一个个人和一个庞大的体制在战斗，他最后的结果可以想象。甚至这个少妇的丈夫都被八万块钱的封口费收买了。所以这个命案依然高悬。我看到胡学文的一篇谈创作的文章，他讲的是中国农民的困苦，苦农民都习惯了，祖祖辈辈的农民就是苦，关键是困：困惑、困扰。他说，这个小说除了乡村流氓无产者吴响是虚构的，其他都是真实的，唯一给乡村带来点希望的这个人物是虚构的，其他还是真实的，底层生态人际关系之间的这种艰难，官民之间的矛盾之大到了怎样的程度，这是写底层生活最尖锐的几个作品。那是在二〇〇四年和二〇〇五年发表的。但是这个传统一直延续下来，中国的作家对于底层生活的这种关注和我们中国社会主义以来以来现实主义写作的传统有密切关系。

还有一种是静观，就是对乡土中国改革的变化不作评价。一个是刘亮程，他是个的散文家，大概是九十年代末期，他的《风中的庭院》《晒晒黄沙梁的太阳》等作品风靡一时。他的小说《虚土》用散文化的写法，写一个村子，写一条狗，写一头驴，写一个铁匠铺，没有变化，今天明天没有变化，大家都是慢悠悠地过日子。但是改革开放无可避免地要冲击这里，但是他只写到村子里隐隐约约听到机器的轰鸣声，也就是说，现代的工业生产的队伍已经来了，他写到这个地方也没再继续往下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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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羊水染色体核型分析 在无菌操作条件下抽取羊水约10ml，并进行接种、培养、收获、制片、G显带及核型分析。

之前，有会议讨论九十年代，有批评家提出八十年代是有人认领的，有人专门研究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没有人认领。为什么没有人认领？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是联系在一起的。今天我们文化界所处理的一切问题，它的关键词、主题都和九十年代没有区别。短二十世纪结束之后没有一个九十年代的存在，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一样。这个情况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的文学创作。我们百年来成就最大文学——乡土文学，就是从新文学的肇始，这个情况是中国的社会性质状况所决定的。吴江的一个重要学者费孝通先生，大社会学家、北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他在三十年代有一本大书，就是《乡土中国》。在这本书里面，他把中国乡村社会的道德、伦理、价值观、风俗、礼仪、差序格局讲得清清楚楚。到现在我们认为，对于乡村乡土文学研究的著作，还无出其右者，它的经典性可能还没有人超越。

乡土文学是到什么时候终结的呢?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我们的乡土文学终结了。乡土文学终结之后，取代他的是另外一个概念，叫农村题材。过去我们把乡土文学和农村题材不加以区分。乡土文学是对中国原生态社会状况的一种描摹和书写，农村题材是试图在中国的农村建立起阶级斗争，是用阶级斗争的方式来书写中国乡土生活。比如《白毛女》，写的是两个阶级的对立。这个对立就成为后来农村题材的主旨，当然这和我们对文艺的工具性的理解和我们对文艺的要求有直接关系。那么，文艺是干什么的呢？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希望文艺能够帮助中国共产党实现民族的全员动员、建立起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其中《白毛女》、《小二黑结婚》、《漳河水》、《五月端阳》等等，在民间有广泛的影响。这个状况说明毛泽东对“五四”新文学有看法。按照西方学者阿里夫•德里克的说法，毛泽东到了延安以后，他希望中国的作家在语言上有一个转译。转译是什么？“五四”时期，中国的作家所说的那些话——科学民主、个人主义、个人自由、恋爱自由——老百姓听不懂，所以那个时候的启蒙只是在知识分子之间进行的，启蒙对于大众来说没有起到多大作用。这个语言转译，就是用中国作派、中国风格来写作品，不仅在语言上要转译，同时在话语方式、情感方式、思想方式上都要转译。

怎么实现这个转译呢？在一九四二年前后，有一个下乡运动，让文学家走向民间，学习民间的语言，学习民间的情感方式和表达方式，这个实践是非常成功的。到四十年代末，有两部非常重要的经典作品——一个是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个是周立波的《暴风骤雨》——都是农村题材代表性、经典性的作品，后来获得了斯大林文艺奖。建国以后我们走的还是这条道路，文学发展道路是“三红一创”，“三红”是《红日》、《红岩》、《红旗谱》，“一创”的成就最高，《创业史》塑造了梁生宝这个形象，浩然的《艳阳天》塑造了萧长春这个形象，《金光大道》塑造了高大泉这个形象，这个谱系与其说是在进行文学创作，不如说是通过这些人物在构建我们社会主义的价值空间，通过这些人物来预示、宣示、告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道路，走梁生宝的道路，走肖长春的道路，就是走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一直走到文革结束，我们发现走不通。

一九七九年前后，发表了两部作品，这两部作品获得了茅盾文学奖，一个是古华的《芙蓉镇》，一个是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我们看《芙蓉镇》里面的豆腐西施胡玉音，还有王秋赦，《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里面人物的肤色、衣着、吃食，和当年的阿Q、老通宝、祥林嫂、华老栓、有区别吗？没有区别。也就是说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七九年六十年间，真正的革命并没有在中国农村发生过，中国农民依然过着非常贫困的日子，或者说中国共产党在这条道路上没有找到希望找到的东西。前期社会主义，讲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个承诺落空了，认识到这个问题是我们实现改革开放的前提。如果不改革开放的话，那么中国农民依然过着十分贫困的日子，我们终于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样一个合法性的地位，文学也开始发生变化。所以，进入新时期之后，我们重新回到新乡土文学，用现实主义的方法，用原生态的方法来表达我们的乡土生活，这种作品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当然还有一种是乐观的方法。作家周大新，获过茅盾文学奖，他的作品《湖光山色》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周大新很乐观，《湖光山色》写一个地方，名叫楚王庄，这里有一个楚长城，改革开发以后，有些历史学家到这个地方来考察。楚王庄里面有个女孩子叫暖暖，她发现了商机，她就建起了家庭旅馆，规模做得越做越大。然而中国农民有个根深蒂固的东西——“不患寡患不均”，大家觉得楚王庄资源都被暖暖占据了，就有意见了，然后村长不断地难为她、刁难她，特别希望让暖暖嫁给自己的弟弟，暖暖不同意，后来她嫁给了一个一文不名的穷小子旷开田。暖暖跟他说，想要改变现在的处境，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让你来当书记。后来通过暖暖的运作，旷开田以微弱的优势当选了书记。当书记后，暖暖受欺压、受欺辱的状况就改变了。但是有别的问题，旷开田当了书记以后，继续发展楚王庄，招商引资。招商引资带来资金的同时，也把城里的“小姐”带来了。带来这群“小姐”之后，旷开田就不回家了，生活作风出现问题。为了进一步让楚王庄发展，他们排了一个情景剧叫《离别》，以此来吸引游客。情景剧讲的是楚王出去打仗，楚国人民来送行。而楚王这个角色就理所当然的给了旷开田演，他也很享受饰演帝王的感觉。周大新想要讲的就是中国乡村改革开发确实带来负面东西，但也有希望，另外一方面，它批判了中国的王权思想，王权的思想在中国农民里面根深蒂固。还有，比如关仁山的农村三部曲——《天高地厚》《麦河》和《日头》，特别是他新近的《金谷银山》，这些作品都乐观地歌颂我们乡土中国改革开放的变化。

这种挽歌式的写法，对乡土中国的变革和变化有忧患意识，这是优点。缺点在于历史感不够。恩格斯有个重要概念——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目的性。人类的发展有一个合乎历史发展，合乎人类诉求要求的一个目的性，但是在通往这个目的的过程中，一定有各种各样的力量来干扰。也就是说，进入这样一个目的的过程不是顺利的，它充满了各种挫折，充满了各种困难。中国乡村的改革也是一样，并不是说总体经济发展的好了我们就不管失去土地的农民，不是这样的，它还要往前发展。如果我们把过程当成终点来看，是缺乏历史感的，所以对乡土中国用一种悲观的方式来书写，作为一个文学批评的人，我觉得里面有问题。

我们江苏是乡村改革的一个典型的地方，比如吴江的华西村。二〇〇七年，在这里召开了一个全国农村题材小说的创作研讨会，全国去了二百多个作家，到了那里我们感到非常的震惊。那里发达的程度，跟发达的工业园区一样，居民们的生活条件也非常好。当时很多作家非常感慨，西北一个作家说如果这是我的家乡该有多好。我说如果这个是你家乡的话，那就是中国的灾难。中国有一个华西村，可以。可农村是干什么的？农村是生产粮食的，也就是吃的，还有生产纤维，也就是穿的，如果整个中国的农村都变成了华西村，中国的粮食安全怎么办？中国发展的特点是不平衡。尤其是中国的中西部，乡村里都是留守老人、留守儿童，乡村的空心化越来越严重。我前些年写过一篇文章，叫《乡村文明的崩溃和五零后的终结》，这是事实。乡村，特别是中国中部和西部地区，乡村文明的载体已经不存在了，乡村文明怎么能够存在呢？年轻人走掉了，只剩下留守老人，这些情况在文学作品里面反映的特别充分，非虚构作品和虚构作品都在讲这个事情。比如前些年作家梁鸿创作了一系列的作品，写梁庄。她的作品可能是近些年来大众文化阅读里的核心作品之一。特别是《梁庄》，是《人民文学》提出非虚构概念后发表的第一部作品，同期发表的当然还有《中国，少了一味药》，《南方工业词典》等都是非虚构。非虚构的影响非常大。梁鸿写梁庄，是因为她离开梁庄的时候完全不一样，离开梁庄的时候，梁庄还满目青山，河水在奔流，到处是牛羊、鸡鸭，乡村还是生机勃勃的一个状况。当她成为一个文学博士、文学教授的时候再回到乡村，乡村变化了，乡村已经是看不得了。非虚构的作品也是一样，贾平凹的《秦腔》是个非常好的作品，它是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一个作品。《秦腔》讲的是清风街的故事，清风街的故事完全是碎片化的，讲一个著名的秦腔演员叫白雪。秦腔是陕西非常重要的一个剧种，是传统文化的一个符号。在小说里，白雪也是一个唱秦腔的演员，但是她这个人物，在《秦腔》里渐行渐远，最后变成一个点，没有了，消失了，它是一个隐喻性，也就是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我们乡村里面渐渐地消失。还有一个入围的作品，这个作品也很有影响，就是孙惠芬的《上塘书》。《上塘书》这个小说，是用村志的方法写的，写上塘的交通、上塘的教育、上塘的政治，也是碎片化的。同期还有一个作品，获过茅盾文学奖，阿来的《空山》。《空山》也是用碎片化的方式写故事。

有的专家统计，现在每年有近万部左右的长篇小说出版，其中至少有几千部是原创的。无论是批评家，还是学者，想要一个人把这些作品都读完是没有可能性的。一个专业的批评家一年能够读四五十部长篇小说已经算是很多了，因为他还要从事别的工作。我们过去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现在大家在大学读书，“万卷书”是肯定读不过来的。那怎么办呢？那就是要把书读对，而不只是读多。读对书才是必要的。那怎么才能读对书呢？像丁老师这样的老师会自己替你们把书先读一遍，有个选择之后，再把需要读的书、重要的书告诉大家，这样大家就能把书读对。现在校园中和在社会上的文学生活完全不一样。现在普遍的现象是大家“无心问学，无心向学”，即便是专业领域里的学生，读书的动力都不大，读书整体的环境不断在恶化。文学生活一方面是外面的环境，一方面是内部的环境。外部环境的恶化，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文学人口的分流。八十年代是我们国家的文学辉煌时代，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代，那个年代，人们互相交流的渠道大概只有文学。今天不一样，今天文学分流，有各种各样的文化和文化的消费形式，特别是年轻人。比如说网络，大家对网络文学、网络小说、网络游戏的熟悉程度远远要大于对我们专业的熟悉程度，这就是一种新兴的文学文化现象。网络文学，每年长篇小说的产量大概是十万，所以现在网络文学也逐渐被重视起来。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网络评奖、网络大赛，甚至让最好的网络作家担任中国作协的全委会委员，比如唐家三少这样的例子，就可以看出我们对网络文学的重视程度。但是网络文学和严肃传统的写作毕竟还是不一样，网络文学最长的长篇小说大概达到几千万字。纸媒的长篇小说就不会。我们读的《红楼梦》、《战争与和平》已经是最长的了，但是现在的网络文学可能十倍于它。网络文学对文学人口分流的影响非常大，除了网络文学，影视对文学人口的分流也很有影响。特别是电视剧，中国进步最快的一种艺术行为就是电视剧。我们评价任何一种形式，主要看它的高端作品。很多人认为当代文学一无是处，比如学者顾彬说当代文学就是垃圾。我原先供职的单位办了一个院报，每两月对当代文学作一次评论。有一次有人写“要给当代文学洗把脸”，认为当代文学是肮脏的，需要洗一洗。写文章的人是现代文学的学者，他对中国当代文学有多少了解？当代文学谁都可以说上几句。我在北京坐出租车，出租车司机也批评当代文学，谁都可以批评当代文学。为什么批评当代文学？因为大家觉得批评当代文学安全，批评当代作家安全——这种现象是不对的。前一段时间有个学者呼吁：“是到了该正确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的时候了”，其实对于当代文学的评价，肯定和否定这两种意见一直存在。我觉得不存在正确评价当代文学这种说法，我觉得还是要针对不同的作家，不同的现象提出我们的看法。我的看法就是要能对当代文学的高端层提出批评，比如对莫言、贾平凹、王安忆等人提出批评，就构成对当代文学的批评。批评是什么？批评是对话，批评不是指责，不是怨恨。对当代文学高端能够进行对话的人才是对当代文学有研究的人。不仅对中国当代文学是这样，对于世界文学也是这样。要和英国文学对话，就要知道莎士比亚，和俄国文学对话，就要知道托尔斯泰，和美国文学对话，就要知道海明威，和日本文学对话，就要知道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这些人代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族群文学最高成就的时候，你和他们进行对话，这才算是对话。低端的文学到处都是，我们不能通过这些低端文化来判断这个国家的文学。比如现代文学可谓是红尘滚滚，肉欲横流，但现代文学有了鲁、郭、茅、巴、老、曹以后，就建构成一部伟大的文学史。当代文学不一样，当代文学是一个不断在发展在变动的学科，昨天和今天可能就不一样。在不断发展、变动的过程中，它的经典化和历史化远远没有完成，那么这个时候去轻易指责当代文学肯定是不对的。不是说当代文学没有问题，当代文学有很多问题，当下文学也有很多问题，但是，肯定它的成就是我们的出发点。以上讲的是一个情况，另外一个情况，当代文学外部环境的恶化和从事研究和创作人的心态有关系。比如前些年甚至今天很多人还有这种看法，觉得我们当下的文学越来越边缘化。我不同意这个看法，这是子虚乌有。八十年代，是我们文学最辉煌的时刻，但八十年代文学是社会的中心吗？不是。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放弃了阶级斗争的口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建设在社会生活结构中的合法性确立了。那个时候文学也不是中心，没有中心何来边缘。今天的文学它确实是回到了自己的位置，如果像八十年代那样，所有人都去关心文学，未必是文学的幸事，就像一个人一样，被所有的人关注，未必是好事情。我觉得今天每一个文化的消费者，每一个读者，都可以找到自己阅读和文化的消费形式，这恰恰是一种社会的进步。我们当年呼唤文学的多样化文学的创作自由，但当我们今天部分的实现了，又有人感叹文学的边缘化，感到不如意，感到失落，这是不对的。另一方面，我们文学阅读、文学生活的外部环境和整个社会价值观的变化有很大关系。今天和八十年代相比恍如隔世，我们的价值观、世界观、很多思想精神方面的新的看法和八十年代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巨大的变化喜忧参半，好的方面在于现在是一个多元的社会，每一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选择自己的文化生活，选择自己的人生。问题是什么呢？可能越是自由越是多元，我们会越感到丧失方向感和安全感。多元化使我们的精神生活越来越富裕，越来越丰盈，但是我们感觉越来越焦虑，越来越没有安全感，每个人的眼中充满了彷徨不安。这也许是我们必然要经过的现象，每个时代都有它的问题，我们这个时代问题可能更多在价值观上，是在我们心灵精神层面。

另外就是去年一部重要作品，付秀莹的《陌上》。《陌上》写芳村的故事，写了七户人家。我们现在的小说，场景的描写越来越少，几乎没有场景，作家急火火地去讲故事。但付秀莹的芳村呢，大概有七八十处的场景描写。乡村的风景很美丽，但是其实是很单调的，田野、山岚、河流、牛羊，不就这几个东西吗？但是她这七八十处的描写，没有一次是重复，可见作家的观察力和想象力的丰富。另外她写七户人家，乡村的人家每一家的生活大体是相似的，但是她从细节里面写出每个家庭生活和矛盾的差异性，这也是表达作家对生活观察的细致。但是真正的变革悄悄地在深层发生了。每一家最重要的那个人，不是最老的那个人，是最小的这个人，是孩子。这个伦理的变化是颠覆性的，把中国乡村格局和伦理制度完全颠覆了，但是她不是用一种哭天抢地的方法。她写中国乡村变革的缓慢性，就是一种渐进的、缓慢的。这个作品我觉得它有历史感，写的不错。还有格非的《望春风》。格非当然是重要作家，从先锋文学到现在，是跨时代的一位作家，有很多重要的作品。到九十年代以后，他的创作就有了变化，他从先锋文学的想象开始向现实主义创作回归，这个选择我认为是对的。我觉得一个作家，能审时度势，当先锋文学已经终结之后，还能够用正面书写生活的方式来进行艺术创作，显然这个作家是有创作能力的。余华如果没有《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他会成为今天的余华吗？格非如果没有“江南三部曲”，没有《望春风》，没有《隐身衣》，它会成为今天的格非吗？格非这样的作家在大学里教书，对《金瓶梅》、《红楼梦》、《史记》、《左传》等有非常深入的研究，所以他们语言很好；在创作上，比如说《望春风》，它是用人物来结构作品，每一章都是人物，这在当下是很稀缺。他也写乡村变化，但是这个变化也没有写的痛不欲生。关于家乡，他曾经讲过，“那次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回到家乡，我不愿意再来一次了”。很多作家讲乡愁，讲的痛不欲生，可能不那么真实吧。一方面他们享受着都市化带来的各种便利，另一方面不切实际的想象着他们的那个家乡被破坏得不堪入目。如果他们的家乡有这么美好那么为什么不回去？乡村是什么？乡村是只可想象而不可经验的所在。我有一次去乡村，好像是婺源，《青年文学》在那里搞了一个创作基地，镇长说；“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这个房子无偿提供给你，我们给你提供简单的装修，你们可以深装修，我们这个地方离景德镇就只有八十公里”。这是对写作很好的。大家都说还有这种好事，就都到里面去了。去了堂屋，就是大家聊天吃饭的这个地方，头顶是露天的，已经到十一月了，底下一个灶台，生火取暖。然后到楼上每个房间三五平米，没有窗户、网线，没有wifi，这个地方能待吗？出来以后谁也不说话了。乡村很好，它是个奇观。但是一个习惯了现代生活的人，突然到了一个没有任何通讯设备的地方，能习惯吗？不能。所以把乡村生活写的很美好的人他一定是在城市生活受到了严重的挫折，才能把乡村写的好。比如沈从文，是最典型的。他也不是第一次对凤凰城有认知，他从这地方长大的，后来到了上海到了北京。城市是一个什么地方？城市是一个排斥他者的地方，他在城市里屡屡受挫，这个时候城市的受挫生活照亮了他过去的乡村，于是他把乡村写的到处有诗意，无比的美好。如果没有城市的挫败生活照亮了他的故乡，他大概也写不好的。赛义德说东方是西方发现的，如果没有西方照亮了东方，东方不可能认识自己。当然这是西方中心论。但是事实上西方是我们的一面镜子，通过西方这面镜子我们才能照出我们的差距。所以说为什么中国是一个后发展的现代国家，为了回应西方的现代性，产生了中国的现代性，中国的现代性是回应西方现代性的一个结果。没有西方的现代性，没有西方这面镜子，中国的现代性可能要晚得多。这样我们说城市是乡村照亮的。大概二〇一一年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社科院人口所共同发布了一条消息，这条消息宣告中国的城市人口超过了乡村人口，这个时候我们再说中国是乡土中国可能不确切了，城市化指标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标识。这一年，有一天我把获奖作品目录拿出来看，发现获奖作品没有一部是写乡村的，全是写城市的，包括一些很有成就的小说家，这些作家都转向城市书写，过去一些写乡村写的很好的作家，都在写城市。所以中国的文学创作在结构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就像我们的城市人口占大多数一样，我们的作品也大多数的向城市挪移。题材上转移了，这个时候我们认识到乡村文明的崩溃已经无可避免，这时出现了另外一种文化形态，就是新文明的构建，这个新文明的构建指的是以城市文明为中心的文明正在构建。现代我们也有城市文学，比如像上海的张爱玲，比如说像张资平，他们也写城市文学，但是这些城市生活基本是写一些没落贵族和城市平民。包括茅盾的《子夜》。我曾经认为城市生活本质上是贵族生活，比如像西方的城市文学。但是老舍的《四世同堂》、《骆驼祥子》都是写老北京，写老北京主要写胡同里面的平民，这也是城市文学。如今的情况不一样了，如今北京和上海已经不是四十年代的北京和上海了。今天的北京居民大都是文化精英、政治精英、职场白领、中产阶级，我们现在很难看到像老舍那样书写北京胡同的作品出现了。北京上海这一类的城市，最重要的就是还没有构建出自己独特的城市文化，这些城市文化还在构建当中，这个构建是在原有的城市文化的基础上，再来融合大量涌入，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在改造着城市的文化。

谈到当下文学的时候，我觉得这些年的状况发生的变化非常之大，和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世纪初相比，情况可能完全不一样。八十年代的文学是一个团块状的发展状况，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发生哪些变化，文学就跟着发生哪些变化。比如，文革结束，反对四人帮的兽道主义，文学就倡导人道主义。怎么表达人道主义呢？就要控诉兽道主义，于是伤痕文学出来了，伤痕文学之后有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改革文学之后文学形式就多了——现代小说、先锋文学、后现代小说等等。这个状况到八十年代末期就结束了。有的学者讲短二十世纪，因为到八九十年代，整个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苏东波”事件——苏联、东欧、波兰事件发生之后，整个二十世纪结束了。

我们在各种各样的作品里面看到农民工，也就是从二〇〇五年到现在没有终结的底层写作，基本写的就是这个人群。最早我们看到是吴君的《亲爱的深圳》，写了两个青年夫妇到深圳去打工，资本主义刚刚在深圳落地的时候，制度很残忍，夫妻两人是不能到一个公司里面打工的，要把夫妻严格分开，男生女生也严格分开。于是这两人隐瞒了夫妻关系，男的做了保安，女的做了保洁员，可两人毕竟是夫妻，夫妻要过夫妻生活变得鬼鬼祟祟，没有尊严。即便是这样他们仍然坚持在这里打工。这件事情表达了作家无意中发现中国的现代性是一条不归路，城市里面再艰难、再困苦，这代人一定要把他隐忍过去，也要让下一代能够过上教育资源、医疗资源、文化资源更好的城市生活，来到城市打工的这些人重新回到乡村的很少。

农民进城，与历史上的族群迁徙不同。历史上有很多次大规模的迁徙，比如从汉代一直到清末，从甘肃、山西、河北、河南这一带向东南沿海的迁徙，也就是现在的客家人，这是一次迁徙；从清末到解放初期的一次迁徙就是“闯关东”“走西口”，第三次就是知青下乡，干部下放；第四次就是农民进城。第四次的迁徙和前三次不一样，前三次的迁徙都是文化、政治、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迁徙，中原一带向东南沿海迁徙，“闯关东”“走西口”是从山东或者中原一带向东北或者西北地区的迁徙。知青下乡就是有知识的中学生和干部到乡村去，也是在文化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迁徙。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的族群最大的特点是能够保有它文化的主体性，他可以用自己的文化认知去不同程度地改造他的迁徙地。但是农民进城恰恰是相反的，他是一个逆向的迁徙，也就是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的迁徙，这个族群是要付出代价的。

天然气水合物中主要成分为甲烷，故又称为甲烷水合物。其主要分布在陆地永久冻土带和海底沉积物中，由于冻土区和海底沉积层的地质条件复杂，开采条件苛刻，进行现场水合物的取芯较为困难，容易破坏冻土区及海底生态环境。且水合物赋存的环境多为多孔介质，因此，目前学者们在实验室内开展了多孔介质环境下水合物的生成实验。

写这种情况的作品一直是主流。我记得从九十年代一直到新世纪，我们经历的两次跨学科的关于思想和文学的大讨论都是在上海发动的。一个是一九九三年，王晓明领着他的博士生和访问学者搞了一个“旷野上的废墟”，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这个讨论一直持续很久。但是十多年的时间，文学某种意义上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也就是说我们的文学和我们是没有关系的，我们的作家不再热爱我们的当代，到二〇〇四年底层写作重新出现以后，文学和我们的读者缓慢地重新建立起了联系，这种情况不仅仅在中国如此。在其他强势文学国家也一样。比如德国，我看过一本德国小说选《红桃J》，里面讲当德国的作家在进行文学实验的时候，德国的读者也远离了德国文学，因为德国作家写的作品和他们当下的生活也没有关系，作家当然有选择的权利，那读者也有不看的权利。

现代社会客观上要求建立高度自由开放的社会秩序，美国自由主义传统注重维护个人和地方权利，使历史上美国社会的自由开放度一定程度上处于相对领先地位;与此同时，自由主义原则强调通过加强公共权力维护人与公民权利的特性，对于维护美国的相对统一和社会的相对稳定也具有重大意义。但是，美国历史表明，即便是标榜“自由”的政治理念，即便在自我标榜为自由社会“标本”的国家，一种政治理念一旦被强调为绝对的政治信仰和价值权威，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狭隘性和排他性，形成损害民众权利的“思想专制”和“使偏执成为罪恶”的现象。

当底层写作出现以后，读者和作家的关系就逐渐建立起来了。当时有影响的可能有这样几部作品，这几部作品现在已经逐渐变经典化了，一个是曹征路的《那儿》，小说写的是深圳的一个企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时破产，破产后香港的资本家想要买这块地，要卖掉厂房。在卖厂房的时候工会朱主席要为工人出头，他觉得传统工人对于工厂的感情很深，于是要和港商进行斗争。最后朱主席失败了，失败之后他就把工厂多年不用的气锤开启了，自己躺倒砧板上，用气锤把自己的头颅砸碎了，变成了无头尸体。小说还有另外一条线索，另外一条线索是写一条狗，这个狗叫罗蒂，是一条很名贵的狗，个人生活都很难保证，不可能再养一条狗，于是就准备把这条狗扔掉。可是每次扔完这只狗就又会回来，反复几次，最后他把狗装进麻袋，开着吉普车走三百多公里以外的地方把狗扔掉。一年之后，罗蒂千里寻家遍体鳞伤，伤痕累累地回到了朱家。可是朱家还是不待见这只狗，狗也有狗的尊严，狗就跳楼自杀了。小说写的惨烈程度确实让人非常震惊，这是城市底层的底层写作。

今天跟大家讨论的论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这个题目很大，我现在到任何地方去作文学讲座就像一场考试，因为当下文学很难讲。“当下文学”指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是我们共同面对的文学。特别是近五年以来，专业的报纸、杂志上讨论近五年以来文学的文章非常多。怎么评价近五年来的文学，怎么评价当代的文学是人们关心的一个话题。当然，对当代文学在学科建制内一直存有不同看法。普遍的看法是当代文学不是学问。但这显然是一种误解。从事这个学科研究的学者或教授们对自己上游的知识都需要了解，如果不了解古代文学、不了解近代文学、不了解现代文学、不了解西方文学，是没有办法讲中国当代文学的。不了解过去，不了解中国的古代文化历史，想把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好，这个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所以，歧视中国当代文学这门学科肯定是有问题的。极端一点，我甚至认为古代文学研究都可以纳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范围里。克罗齐曾经讲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把古代文学研究得最好的学者，肯定站在当代的立场上，对当代的理论、当代的视野、当代的风俗有所了解，这样才能把研究做好。如果对当代不了解就想要把古代的研究做好是不可能的。所以，研究古代历史、古代文学也是研究当代文学的一部分。总的来说，想要完全掌握当代文学这一学科，特别是当下的文学，是十分困难的。

再讲一讲我们小说现在文学生活和创作出现的问题，主要是小说。我调查过我自己的研究生和博士生，我刚刚说的这些作品他们也没有都读过，本科的同学可能读的更少一点。这个情况表达的是除了读者的分流以外，文学读者越来越小众化，过去的读者阅读在今天逐渐地转化成粉丝阅读。比如说网络文学。网络文学中，如果说他崇拜的这个偶像某一天不写作了，粉丝是不答应的，他要续写，帮他续写，很多人给他出主意，读者阅读变成了粉丝阅读。在本科生里面粉丝阅读的状况非常集中，每一个年龄段的粉丝大致差不多，你不进入粉丝阅读里面，你就没有朋友，没有话题。现在的九〇后大概和八〇晚期差不多，他们成为一个情感共同体，我们五〇后六〇后是一个历史共同体，七〇后是一个身份共同体。这是我从我女儿身上发现的，她是八七年出生的，突然有一次她打电话叫二姐三姐，我感到惊诧，她哪来的姐姐。她说我们就是一帮比较好的朋友按照年龄大小排的，这就和独生子女渴望有兄弟姐妹的内在情感要求有关系，独生子女在情感上太稀缺了，除了父母的宠爱，没有其他的亲情，只能在同代人里面去寻找这种关系，作为一种补充和替代。所以粉丝阅读对于读者阅读的替代，粉丝阅读对读者阅读的替代对整个文学发展和文学素养的培植都是有关系的。

当行为人以金钱等物质手段与14周岁以下幼女进行性交易时，就触犯了嫖宿幼女罪。卖淫嫖娼在我国是禁止的，但是其行为并不入刑，然而此罪是立法者基于保护没有“性自主权”幼女的目的，唯一一处用刑罚处罚嫖娼者的法条。这理应是幼女的一个特别“保护伞”，但是此法条自诞生以来，无论是立法中的设立还是司法中的适用，都遭到部分人的非议和诟病。

下面我来讲具体的问题，比如我们的小说创作，只有作品，只有作家，没有人物。九三年以后散军东征一直到今天，像庄之蝶一样有影响的文学人物大家能记住几个？我们只记住了作品而不是人物。对于人物塑造的能力对现在作家构成极大的挑战，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批评界、文艺界、理论界都觉得老旧的理论有问题，其实理论界没有新旧，并不是越是新的越好，关键是具不具有真理性，它是不是符合文学创造规律，文学创作、小说不写人物写什么呢?但是现在我们的文学人物极度稀缺，这时候我们的文学界、批评界回过头来要求作家看一看中国的典籍，回到传统文化寻找一些灵感是没有错的，大家看《史记》，《史记》写本纪世家列传不全是人物么？《左传》写的也是人物，《水浒传》一百〇八将也全是人物，《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也全是人物。但我们现在的小说没有人物，这是一个很大的稀缺，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家知道俄罗斯文学，我们知道有几大文学城市，布拉格、伦敦、巴黎、圣彼得堡等，作家写的还是人物。

第二个问题，我们现在的文学里没有青春。刚才我讲，八〇年代我们被那么多读者、作家、批评家所怀念，与其说我们怀念八〇年代，不如说我们在怀念八〇年代的青春气息，怀念八十年代青春的文学人物。大家都知道新文学刚刚诞生的一九一五年，创办的第一份杂志叫《青年》，到北京以后叫《新青年》，到了一九八〇年代，高加林和现代派愤怒的反抗者都是青春的，包括《致橡树》等诗歌都是青春，所以不如说我们在怀念那时的青春气息。今天我们的文学作品里的青春气息渐行渐远，甚至没有青春。在二〇一三年方方写了一部作品，《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在青年中影响极度广泛，小说写得不是她最好的一部作品，但我认为是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写了涂自强这样一个青年，他的出生、他的命运和高加林差不多，是个农村青年，他考上了武汉的一个大学，交不起学费，村里的父老乡亲给他凑了学费，交了学费没有路费，他就边打工边走着去。打工有一个好处，在打工过程中他有饭吃有的住。走了半个月走到了武汉，到了大学以后，交了学杂费以后又是身无分文，但农村孩子能吃苦，他就去后厨帮厨。这时候有一个和他出身差不多的女孩子也来帮厨，两个人接触了一个星期，刚刚建立了一点感情，突然在一个周六的晚上这个女孩子被校园里开来的一辆小黑车拉走了，我们知道这是发生了什么。这是涂自强与女性的接触史。更悲惨的是因为修高铁、修高速把家里祖坟给掘了，父亲一病不起便去世了，母亲没地方去了就去城里投奔他，母子两人相依为命，在这过程中涂自强查出了肝癌，他没有办法了，将母亲送到寺庙后磕了几个头，回去死掉了？这个故事写的太绝对了，人物没有任何出路，小说写的也没有留白，其实写到涂自强到寺庙磕头后走了就可以了，没必要非让他死掉。涂自强和高加林不一样，高加林年轻时谈了两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刘巧珍是村里最美丽的女子，去城里后又将她抛弃了，高加林义无反顾，和干部女儿谈恋爱，但是地位出身的巨大差距让他们无法在一起，又回到了乡村。高加林虽然回到了乡村，但是通过高加林的性格以及作家路遥的性格，我们知道高加林总有一天终会东山再起，卷土重来。这是一个八十年代的冒险家的故事。但是涂自强不是，他就是一个任人宰割、逆来顺受的，不得不忍受生活的一个人物。

任何时代的作家，如果不写青春，这个作家的影响力肯定是有限的。对任何一个时代的感知都是青年人带给我们的，了解一个时代先去了解这个时代的青年，小说里没有青春，这是青年读者不再阅读文学作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你不去吸引青年读者，那么青年读者也可以放弃文学。所以作家不写青春就相当于主动放弃了青年，这肯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第三点是我们现在文学创作的一个现实主义纪实性困境。我们现在文学作品写的都像非虚构，越写越像生活，有的杂志甚至提出来贴着地面行走。文学是个飞翔的东西，它像哨鸽一样，在我们眼前高高地飞过。贴着地面的那不是报告文学吗，那是非虚构的东西，给你提供虚构和想象的空间不去用它，完全是用写实的方法去写，不是说不可以，这里面也有合理性，特别是百年中国的特殊的历史语境，新文学发展的时候是封建社会崩溃的时候，然后就是不同的战乱，内乱，然后就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国民族一直处于水深火热当中，加上我们对于文学的理解，要反映现实，动员民众，有这么一个传统。但是今天对文学提供了非常多可能性的时候，我们不去用。我们没有浪漫主义文学，浪漫主义很少，这和现代史上我们没有经历过大规模浪漫文学运动有很大关系。我们有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但是很短暂。现在我们也有一些具有浪漫文学气质的文学但很少，没有太大影响。比如说蒋韵，有一部作品叫《行走的年代》，讲八十年代的生活，但是它和我们一般的批评家学者和作家怀念的八十年代不一样，他开始就写了一个骗局。第一节就叫陈香。陈香是八十年代大学三年级的学生，突然学校来了一个诗人，叫莽河，八十年代我们读书时诗人像天使一样，到了任何一个地方他讲什么都是天籁之音，于是他在讲座时礼堂爆满，陈香非常崇拜莽河。于是两个人就发生了一夜情，并怀孕了，八十年代是一个道德化的年代，这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陈香本来是留校了，结果道德出了问题，就不能留校了。这时有个农村来的男生老周暗恋她，陈香发生这个事情他说我愿意娶你。陈香觉得这不公平，男生说我愿意，我暗恋你许久了。后来陈香嫁给了他，于是孩子有了合法性，陈香也就继续留校了。到了第二年，莽河又来学校讲座，陈香急急忙忙来到礼堂，看到莽河那一瞬间她几乎昏厥过去，因为今天来的才是真的莽河，当年来的莽河是一个骗子。小说集中了八十年代所有浪漫主义的符号，比如彻夜长谈、读诗、远行等等，小说写的非常好。但这样的小说非常少，所以说现实主义对整个小说创作的一个制约现在看来越来越明显。这是一个看法。

我觉得百年中国文学成就最高的，包括当下文学成就最高的是中篇小说。我编过百年百部中篇正典，春风文艺出版社马上出版了。编辑了一百部，四百多万字，这是一部编了多年的书，二〇一二年编完，然后调整一下，最后终于被出版社接受。包括近年很多年轻作家，比如说像石一枫，他写的《世间已无陈金芳》《地球之眼》《营救麦克黄》这样的作品。中篇小说水平最高，它和西方现在的中篇小说比起来，我觉得可能我们还好一点。我们的《十月》杂志发了一期俄罗斯小说，包含十四篇小说，那里面有中篇也有短篇，看完它的作品我真是放心，他们的中短篇不如我们的中短篇写得好，他们写的过于简单，但也很温暖，也很乐观，不像我们这么复杂，不具备我们的丰富性。所以说中短篇这个形式，特别是中篇，大家当然可以找一找，包括中篇小说选刊，或者是小说选刊里的一些中篇，选择出来的这些，每一篇，它的起点都非常高。

B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三年级本科生，发放问卷180份，回收177份，未填写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分数的无效问卷5份，获得有效问卷172份，有效问卷比例96%。统计中以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成绩的500分为界，分成两组。英语成绩500分以上者75份，为了平衡分界线上下的人数，分别从500分以上和500分以下的样本中各随机抽取60个样本，共计选取120份数据样本作为研究对象。

丁晓原：谢谢孟老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报告，我说一下自己的感受。一个好的报告应该是一个非常流畅的报告。我看了一下孟老师准备的纸上只有简单的几行字，却讲了这么多，肚子里面很有货啊！孟老师是非常重要的批评家，中国当代最重要的奖项像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他都是评委，对当代文学熟稔于心。我刚才观察我们同学的反应，孟老师讲到津津乐道的一些作品时，同学脸上没有多少表情。我就怀疑，同学们没有去看作品。所以不读书不行。我们是八十年代去读书的，当时文科读书读得好的，许多选择上中文系，孟老师一不小心考了个历史系，那时候，他很费劲才转到了中文系。现在呢，文科读的好的可能不会选择读中文系。我希望我们的同学要真正地喜欢自己的专业，以读书为乐。这个讲座启发我们要去看书，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孟老师今天主要讲了当下文学的一个基本状况、状态，他的切入点非常重要——我们的时代与文学的关系，时代怎么影响文学，文学怎么去处理时代。百年中国文学，成就最大的可能就是乡土文学，以乡土文学对时代的处理作为一个角度来导入今天这样一个讲座，我觉得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今天的讲演就到这里，感谢各位老师、各位同学。特别要感谢的是我们亲爱的孟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