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强调文体的社会性、话语表达的公共性，以现实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真人真事或重大事件为题材，具有非虚构性、文学性和政论性等特点。真实性是报告文学最根本的特征，报告文学的真实性更加深刻、全面，区别于新闻就事论事的真实，是对事实的全面描绘和深入挖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报告文学蔚为大观，批判性成为历史赋予报告文学的“天职”，是报告文学的另一本质特征。沿袭国际非虚构文学的发展特征，报告文学在中国也成为对外、对内战争中的“斗争工具”，承担历史赋予的使命。报告文学以创作者的勇气担当和责任意识弥补了大众传媒、公共知识分子社会现实参与不足的遗憾，参加政策议题的构建，为顶层设计“谏言”。本文从社会学的角度切入，试图确定报告文学是否有意义？意义是如何生成的？报告文学的意义是什么？

一

作为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理论演绎过程，逻辑起点的明确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报告文学既定意义的存在是探究其意义生成的前提，在意义生成的逻辑框架下最终确立报告文学共同性和特殊性意义所在。报告文学的意义存在于既定的历史事件和文化事实中。

(1)政策优势.高校图书馆是我国图书馆事业中的重要类型，过去高校封闭性较强，高校图书馆主要为本校师生服务.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修订)》中明确提出：“有条件的高等学校图书馆应尽可能向社会读者和社区读者开放.”这一规程在制度、政策上确立了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的可行性，为高校图书馆开展社会化服务提供了政策依据.

文学理论家韦勒克•沃伦把文学研究区分为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内部研究偏重于作家、作品、流派、思潮的品评，凸显文学的审美价值。外部研究基于文学生产的体制、机构、传播、接受等分析与评价，关注文学的社会价值；内部研究从作者的个性呈现文学作品的特殊性。外部研究则将文学扩大为“文化研究”，注重文学的社会价值和科学价值。报告文学作为一种公共性体裁，社会感召性和时代需求下，“文学性”逐渐让位于“报告性”，较之小说等虚构性文体，其意义生成凸出社会价值。文学作品的社会历史品格，表现为文学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奠定文学影响力的基础。

报告文学的非虚构性，使其在本体意义上具备强烈的历史建构和历史记忆的功能。丁晓原认为，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时代性文体，它是社会存在和时代进程中大事迹的记录者，报告文学的发展史实际也是另一种形态的社会发展史。历史是被塑造和建构的，也是对现实规律化的阐释，但历史的真实性只是一种理想的提法，难免存在悖论。这不仅取决于史料获得的真实，同时取决于历史编撰者的历史观，同时和时代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密切相关。事实由复杂、凌乱的社会表象构成，杂乱无章，但历史是历史学家重塑和高度简化浓缩的，把杂乱无章的经历条理化、明晰化，并从中透视和总结历史的规律。基于历史研究的局限性，将文学文本作为历史文本的补充，布洛赫断言：“在不朽的文学名著中，都激荡着历史的回声。”① [法]布洛克（Marc Bloch）：《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译，第8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文学的史学价值表现在代替直接的经验和想象的生活，被历史学家当作一种社会经验来使用。文学的形象生动性补充历史真实的缺损，将个人意识转化为生活中普遍的人、事、物的故事形象，最终形成个人的知识和记忆，成为社会现实与社会意识形态“交流”的中转站。“文学是社会的表现”（博格纳）成为讨论文学与社会关系的起点，文学是一种社会性实践活动，处理文学与社会关系最常见的办法就是把文学作品当作社会文献或社会现实的写照。历史内在的“文学诗性”决定了文学是完善历史的重要依据，福柯把历史称为一种“历史叙述”或“历史修撰”，突出了历史的文本性。报告文学建构在长期深入的调查基础之上，客观记录社会实践的发生发展过程，书写比新闻事实更加深入的历史真相，是文学领域的深度调查报告，用艺术的手段弥补历史的缺损，拨开厚重的历史面纱，散发出浓烈的历史情境，见证并承载着社会思潮的流变和文化的传承。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formation fabrication,Frith(1985)noted in his children developmental theory,that children’s reading ability will experience three developmental phases：

记忆是历史的基础，历史以记忆为重要载体，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是建构历史记忆链条的关键环节。个体作为历史参与者基于体验、文化、教育等的差异，对同一事件的感受差异很大，甚至有完全相反的体验和经历，这不仅要求最大限度寻找更多的事件参与者，且要求参与者的身份和角色的多样化。建构在长期、深入、广泛调查基础之上的报告文学，田野调查和深度访谈的创作方法，使其从基础上具备了为集体记忆提供存储和表达空间的可能。个人记忆以直接参与经历为主，如赵瑜的“体育三部曲”纵观中国体育发展三十年历程（《强国梦》《兵败汉城》《马家军调查》），均以作者本身的体育参与经历为主，成为其创作的感知基础和实践基础。同时，作品集合了体育领域典型人物，运动员、教练员、体育管理者等众多体育参与者的经历，汇聚形成集体记忆，并借助文字这一媒介书写，不仅承载了集体记忆的表达，也为集体记忆提供了存储的空间和传播的途径，承载着书写记忆的功能。

同时，文学成果是作家劳动的产物，但出版体制却决定其是否能够得到社会认可的媒体权力。出版是以传承文化、积累和传播知识为价值取向的生产流通过程，对文学的公开发行和传播起决定作用，意识形态对文学规训的直接渠道是对出版传播领域的检查。改革开放后，在旗帜鲜明的改革政策导向下，“文革”期间被迫停止的大批刊物在思想解放的主旋律下逐步恢复，文学期刊快速增长，文学出版业从“文革”的萧条中走出开始全面复苏，文学期刊的发行量大幅度增加。八十年代是文学阅读的“黄金时代”，从知识稀缺的“文革”时代走出来，人们对读书有一种如饥似渴的兴奋感。同时，大量秉承知识分子责任意识和文学理想的出版人、编辑等大胆突破出版禁区，以敏锐的眼光出版一批富有争议的文学作品，并大胆扶持新人，见证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产生轰动效应”的鼎盛时期。如赵瑜的报告文学《强国梦》出刊可谓一波三折，正是基于《当代》一批专业审稿人的执著、真诚，对文学理想的坚守，鼓励文学探索，大胆挖掘优秀作品，坚守文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最终突破层层障碍得以出版。责任编辑刘茵看完《强国梦》后，将作品交给三位副主编朱盛昌、何启志、章仲锷，他们用最快的速度看完原稿，集体向主编秦兆阳汇报，并向人民文学出版社总负责人作具体汇报，《强国梦》由此出版，国家体委震惊不已，迅速形成以《强国梦》讨论为中心的社会事件，开启全社会对体育的反思和对体育主管部门的诘问。

报告文学作家秉承知识分子的责任和批判意识独立创作。在中国特定的历史语境下，知识分子始终在启蒙与救亡之间徘徊。他们追求自身的学术知识价值和独立地位，以民间立场和自由主义姿态与国家意识形态疏离，保持独立的品格，以无畏的精神和良知干预生活，代表底层社会弱势群体价值取向，反思传统与现状，颇富对抗性与监督色彩。报告文学自“五四时期”以来始终高扬批判的旗帜，新闻性和文学性有机统一，其批判性在剖析问题，针砭时弊，嫉恶如仇的特性上把报告文学的直逼现实、干预生活、深刻反思、文化批判的文体特性发挥到了极致，对丑恶愚昧，不合理的社会现实进行直击灵魂的批判是优秀报告文学的一致风格和共同标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启蒙主义的文学时代，启蒙意识始终贯穿，知识分子继承了“五四”的启蒙传统，在理论和话语领域探索和创新。启蒙主义客观上造就了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对人性的深入挖掘，文学领域率先进行文化反思，敢于触及中国传统封建文化和民族集体无意识的思考与探索。

数据分析采用SPSS 17.0软件，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率表示，2组比较用x2或Fisher精确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风味藏羊肉脯：青海省作为“藏羊之府”，拥有丰富的藏羊资源，其肉具有蛋白含量高矿物质、维生素丰富的显著特点。而肉脯是一种质地酥脆，风味独特的肉制品风味小吃，广受现代消费者的喜爱。目前也有研究肉脯工艺的研究[13]。青海省也可利用优质的藏羊肉资源，加工制备符合现代消费者需求的独特风味肉脯。

八十年代体育“冠军文学”盛行之时，赵瑜的报告文学《强国梦》一改歌颂笔调，率先打破国家主流的、一元的宣传方式，以强烈的批判意识揭露体育体制的种种弊端，引发社会媒体的广泛关注，大量报纸转载并评论，社会各界知识分子舆论声援，从而开启了多元宣传方式并存的社会局面，形成从上到下，从官方到民间的多元宣传模式，形成多元的社会效应。强烈的社会反响下，《强国梦》开启了对“体育强国”战略的学术反思和社会争论，将第一轮“体育强国”战略的讨论推向了顶峰，也推向了深渊，国家体委震荡。随后，汉城奥运会“失利”，国家陆续推出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均衡发展的奥运争光计划和全民健身战略。《强国梦》不仅是文学的一次突破，也是社会参与意识的突破，是国家发展进步的结果，是对民主的呼吁。中国体育改革是一个充满着动力与阻力的过程，围绕改革，官员、学者、知识分子等形成了“保守派”和“鼓励派”，改革与保守力量相互抗衡、较量，两种不同思想的撞击推动着体育改革的步伐。《强国梦》和《兵败汉城》作为社会公众积极参与体育公共话题，凝聚了改革派的力量，对改革思想的传播产生极大的影响，奠定改革的广泛性和群众性基础。

由于工作压力大，基层干部能力和水平有限，对政策的理解有偏差，导致工作重复率高，干部常年得不到休息，工作积极性降低，部分工作的开展带有一定的应付性。上级检查督导缺乏导向性和指导性，为了不让上级抓住“把柄”，基层只能急于应付，尤其是在开展精准识别和贫困户档案建立工作上，“精准填表”取代精准扶贫，工作的重复率极高。喀什市在扶贫工作上将大量时间、人力、财力耗费在填表和自主研发“扶贫系统”上，而表格和“自主研发”成为基层负担。

报告文学作为社会性和公共性文体，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品更多的呈现为历史价值和政治价值，由此确定报告文学的意义存在。

二

文学作品的意义生成是多种要素的集合，那报告文学的意义是如何生成的？报告文学区别与其他文体的根本性特质是其真实性、批判性的特质，作为知识分子写作的公共性体裁，故报告文学的意义生成更倾向在文学与社会关系的逻辑框架内解读。

文学作为一种艺术性的社会实践，以文字为媒介能动的反映社会，再现生活，而“生活”在广义上则是一种社会现实。艺术社会学主张，艺术蕴含着关于社会的信息，告诉我们关于社会的事物，艺术是社会的镜子，为了了解社会而考察艺术作品，文本是重要载体。要从艺术生产的过程和机制中考察文本，寻找背后隐藏的社会历史内蕴。布迪厄认为，社会学家的工作与作家颇为类似，即阐释经验以普遍共享，“文学在许多方面比社会学先进的多，文学中蕴含着大量的有关根本性问题的宝贵思想。社会学家应该从中借鉴，并予以批判式地考察，而不是将这些视为有损社会学科学性的表达方式和思考方式，虚张声势地拒之千里之外① [法]皮埃尔•布迪厄：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第278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创作者的独特经历是报告文学意义产生的主体依据。布迪厄认为“个人性即社会性，最具个人性的也就是最非个人性的。个体遭遇的困难，看似主观层面的紧张或冲突，但反映的往往是社会世界深层的结构性矛盾”① [法]皮埃尔•布迪厄：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第265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文学是现实世界的反映，一个作家无法离开他生活的土地，他最好的作品，一定和这片土地息息相关。文学作品的内容是作品所描写的、渗透了作家思想感情的社会生活。现实生活为文学提供素材，作家思想意识赋予作品的思想内容。如报告文学作家赵瑜，其作品主要关注体育领域和山西本土话题，尤其是体育题材的选择正是基于作者赵瑜多年的体育参与经历，长期的体育生涯和对体育界近距离了解和思考也是促成体育系列报告文学作品的重要原因。赵瑜多年近距离了解、观察、思考体育，有条件结识一批思想活跃的体育领域专业知识分子并结下深厚的友谊，深入讨论体育内部产生的问题，思考中国体育的全局发展。体育作为公共领域的宏大叙事话题，成为赵瑜文学创作中影响力最大的文学成果，体育系列作品奠定其作为报告文学领域有影响力的作家。赵瑜的“体育三部曲”控诉“金牌”理念下国家对竞技体育发展的偏重影响了群众体育的发展，塑造了大批的“半拉子人”，但实际也是作者赵瑜揭自己的伤疤，将个人经历和感受置身其中，以其对体育的认知和情感为依托，脱离个人化的叙述，从宏观的全景化视角切入，表达知识分子对社会发展的美好愿望。

时代环境是报告文学意义生成的历史依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思想解放和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入，各类社会矛盾集中凸显，知识分子的个性意识被极大激发，改革开放呈现出复杂的社会现实也迫切需要知识分子们的参与，问题报告文学诞生。文艺政策的调整，让创作者在思想上得到了解放，文学创作拥有更多的创作自由和空间，文学和政治、社会、民众的联系紧密，具有明显的“文以载道”特征，文学和时代政治之间始终存在着微妙复杂的关系起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报告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极富“先锋”性与“革命”性，在言辞和观点上都足够的激烈和“震荡”，凸显创作者鲜明的主体人格，忧患意识与“殉道”精神。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突破原来注重起承转合、散文化的结构和一人一事的事件故事模式，深入挖掘社会问题，承载和表达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在百废待兴的国家发展形势下被作为一种社会谏言。延续了我国长久以来的文学传统，不以奏折而以“诗赋为谏言”的儒学本向，开创八十年代报告文学形式上的革命，也凸显报告文学的批判性，实现其政治价值。八十年代的报告文学不仅是社会改革的先锋，也是思想文化的启蒙者，关注社会热点话题并提出新的思想命题，在全社会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扩大为社会公共事件。

九十年代，市场经济盛行下的社会思潮带来报告文学的式微，启蒙主义退场。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俨然褪去了八十年代报告文学鼎盛时期的轰轰烈烈，对比之下倍感“萧条”，批评家认为报告文学已经陷入了“困境”。文学从最初以爱国主义和歌颂祖国为主旋律的叙述方式转换为群众娱乐、休闲叙事，从国家的主流叙述话语转向满足休闲社会下的休闲叙事。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铺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市场经济体制成为社会发展的核心，政治体制逐步消解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控制，“经济搭桥，文化唱戏”的文化消费主义的盛行，文学市场化、商品化成为一种思潮，声音、图像等的介入使“以娱乐消费领域的畸形繁荣掩盖了公共领域的萎缩”，知识分子发生了分裂，价值观多元化蜕变。市场经济的发展改变了受众的审美需求进而转变了文学创作的方向，文学的社会地位和功能发生历史性转变。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尖锐的批判为手段促进民众警醒和社会进步的报告文学也发生了改变，一些报告文学作家从“知识分子精英”转化为普通的文学商品生产者，放弃了知识分子的“公共性”写作，在社会思潮的影响下关注文学的娱乐和休闲功能，注重个体情感的宣泄与表达，批判性蜕化，社会功能减弱。报告文学在社会改革和文化启蒙意识落后于社会大众时，作家从对社会问题的积极关注转向个人内心世界的“沉沦”，报告文学失去了得天独厚的对社会变化的敏锐性，缺乏独立的观察与思考能力，造成报告文学文体的整体退守。

文学思潮和出版体制是报告文学意义生成的政策依据。制度为文学生产提供空间和场所，同时也由于意识形态和审美意识的差异，表现文化自主化和社会化之间的张力。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旨在强调不同社会空间的规则及内在价值准则，揭示其中的话语权运作机制，“文学场”内有共同信奉的活动规则，依据特定资本获得场域内活动规则的垄断权，场域行动者根据掌握的特定资本占据支配规则的权利。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确立文艺“二为”思想，奠定了文学和政治之间的紧密联系，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初。文学过多追求政治标准，评价标准呈现政治“一元化”趋势，对政治和政策的绝对性依附，意识形态对作家创作立场的控制，规训作家的创作自由，塑造出来的只能是规训之下虚假高大的“单面人”。一九七九年第四次全国文代会，邓小平出席大会并作了《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成为中国文艺工作思想解放的标志性事件，被称为“文学的黄金时代”，标志中国政治和文学合作的“蜜月”时期到来。社会改革背景下，整个国家都在寻找迅速发展的途径，报告文学因直接、快速、有力等特点成为文学中最直接有效的干预社会的文体类型，从而开启了“问题报告文学”的热潮。以刘宾雁为新时期报告文学的领军人物，《人妖之间》促进优秀报告文学创作者队伍的形成。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无论何种题材，都大胆质疑，勇敢“揭丑”，报告文学作家关注具体的现实问题并将批判的理念深入报告文学创作过程中，大量批判力度十足的作品被批量推出。作品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凸显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积极参政、议政意识，作品汇聚成公共话题后被热议、放大进入政治公共领域，成为知识分子反抗公共权力在文学公共领域的彩排。报告文学在此时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激情和鲜明的政治色彩，契合了国家期待知识分子广泛参与国家建设与发展的热潮，报告文学也成为知识分子广泛参政议政的重要渠道，建设“文学——政治”的公共场域，参与新时期的社会发展议题。因此，这一时期报告文学鲜明地反映时代的政治风云，创作者秉承强烈的政治意识，社会忧患意识和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启蒙者”的人文意识，以报告文学承担社会批判、思想批判的责任，建构了以人为本的现代化文学发展之路，体现一个时代作家对政治的关注和思考。这一时期涌现出一批极具批判先锋意识的报告文学创作者，形成一支稳定、强势的创作队伍。

报告文学对现实的反思和批判功能，使其成为“文学—政治”场建设的特殊力量。批判性是报告文学在八十年代迅速崛起的社会深层原因，伴随理性思考和深入反思的社会“揭丑”类问题报告文学，每一部作品面世都引发极大的社会轰动，甚至演化为社会事件，形成强烈的社会反响，全民关注的焦点话题，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转变社会集体价值观和启蒙民众的作用，从“敏而不觉”的社会现实中清醒过来。在单一的印刷时代，文学主体精神昂扬，“文学场”是群众精神信仰的生产场，也是公众舆论产生并传播的重要领域，报告文学以其得天独厚敏锐性、扎根现实的群众性和知识分子勇敢担当的公共性，率先感受到社会矛盾的萌发，从而首先激起集体无意识中的原型。报告文学成为社会公共性建设的重要力量，以社会公共话题为题材，作家深度介入现实、反思求证并进行理性批判，在稳定社会秩序或推动社会变革两方面均发挥意识形态的作用。报告文学作为知识分子的写作方式，在历史和国家发展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中，知识分子秉承独立的精神和意识，坚持尊重生活、直面历史，承担启蒙思想的社会责任。知识分子是社会变革和社会进步的“先驱者”，伴随对社会现实的深切感知，敏锐捕捉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一些社会变革的倡导者和思想的引领者既是文学家也是政治家，文学成为其思想传播的主导力量。

作品意义生成研究走向作者中心论、读者中心论、文本中心论的多维解读，对报告文学意义生成的研究扩大为文化研究，将文学生产的各要素统一关联并考察。美国学者艾布拉姆斯提出用“世界—作品—艺术家—欣赏者”四要素框架分析，艺术社会学家葛瑞斯伍德建构“文化菱形”分析框架来理解艺术和社会的抽象关系，作为一种启发式的图形或者隐喻，它强有力的表明，在用社会学的方式理解艺术时，社会环境中的每个要素都非常重要（社会世界、生产者、接受者、文化客体）。亚历山大认为，社会世界、生产者、接受者、文化客体、分配中介是文学与社会关系的基本要素。艺术和社会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关联，作为无生命的被建构的艺术客体，在真实的社会生产关系中无法直接作用于社会生产和生活，所以直接的关系无法被建立，要充分发挥“人”的关键性社会历史作用，即分配者作为“中介”是信息流通的“过滤网”和“安全阀”，放大艺术信息的社会影响，指导艺术接受者的消费行为。分配中介决定哪些受众可以接触到哪些艺术产品，哪些人创作的哪些文化产品能够抵达受众。“分配者”可以推进艺术信息抵达受众，也可阻滞艺术信息进入社会；可以使某一作品光彩夺目，也可使一些作品无人问津；可提高受众对艺术作品的接受水平，也可使一些受众变得更加没有主见。分配者本身也深受社会影响，因此是社会的产物，又由于其巨大的权力光环，因此往往是当权者的化身。在中国情境下，文化产品承载着传播国家意识形态的特殊功能，同时作为社会公共消费品是市场经济背景下大众文化的代言。广义的分配者只能由“权力机构”担任，即主要由政府部门的各种权力机构为广义的社会供求提供分配规则。文艺生产和销售各个环节均在分配规则宏观掌控之下，是国家权力意识的重要载体。文学“艺术生产”形式是以现代图书出版业的出现为标志和前提的，以活字印刷为基本手段，在短时间内大量复制和迅速发行传递书籍，产生广泛而巨大的社会影响。社会语境的转换，文学以“商品”的形式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但商品生产、流通和消费环节均是分配者“权力”意识的体现下实现。

第二种方法是做点手脚，在Photoshop中使用动感模糊工具。这张照片我们用的是第二种方法，然后给画面右侧的小码头制造出明显的重影效果，这样多少可以让人认出拍摄地。最后的效果看起来相当不错。

报告文学作为社会性文体和知识分子写作方式，更强调社会价值。本研究建构在哈贝马斯的“公共性理论”这一“理想类型”方法的框架内，是对文学现象进行分类和比较分析时候提出的一种主观建构，认为报告文学在“整合、表达民间要求与关怀”，“给公共权力以民间约束”，“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力领域的沟通”发挥有效的作用。

九十年代，市场经济迅速发展带来异常复杂的文化转型，文学种类定位由“精神产品”到“市场商品”，文学的功能从“政治教化”为主走向“消遣娱乐”，文学的属性定位从精神走向了物质的极大转变。市场经济使人们日常生活方式以商业性、时尚性为外表，精神生活由思想观念进入了现实层面的社会转型，经济利益驱动转变了人的价值观念，消费行为对文学艺术领域产生震荡，文学作品的商品化趋势愈演愈烈。人的思想精神被放逐，人文学术边缘化，作家的价值立场和文化认同有所后退，放弃了群体的精神抵抗，而代之以一种日常主义的态度。知识分子的启蒙精神和精英意识逐渐淡漠，放弃了八十年代共同的启蒙立场和大众代言人的角色。报告文学作家处于思想和精神的迷茫期，报告文学写作的崇高感、责任与使命感消失，从宏观观照社会到向内转向关注个人得失，从“精神引领者”走向“码字匠”。在原有体制渐渐松动，文联、作协等管理机构的权威性和统摄作用也逐步减弱的同时，市民社会的发展、大众传媒的繁荣和大众文化兴起，又推动了作者直面市场。在读者、媒体、市场选择文学的时代，受众认同、媒体认同和市场认同，可以构建起新的作家身份，“职业作家”应运而生，发达的大众传媒和以消费为主导的市民社会给了他们足够的生存空间。文学商品化导致文学启蒙话语和人文关怀意识日渐消解，知识分子的活动和言论空间不断萎缩，一些原是五四文化启蒙的学者们只能“放逐诸神”而“告别革命”，知识分子感到精神失语的困境。

报告文学的意义生成是在社会世界、生产者、接受者、分配中介、文化客体（本研究不讨论报告文学文本本身的特点）等多要素联合作用下共同生成的。

三

基于上述意义生成要素的阐释，那报告文学的意义是什么？

受众需求与文学生产的互动是报告文学意义生成的传播依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文学的“印刷时代”和全民阅读时代，社会各个阶层的民众都如饥似渴的从文学作品中认识社会现实，也通过文学接受思想启蒙。尤其是国家改革的主导下，群众热衷于对社会改革的讨论与参与，由于文学近距离地审视生活，群众将文学作为关注社会改革的话题和切入点，响应国家改革的号召。报告文学在这一时期充当了问题文学的“先锋”与“号角”，作家全方位地表现社会问题整体。首先是抓取社会生活中人们最关心、最需解决难题的要害领域。其次，深入到了社会生活的死角，描写了一些鲜为人知而又有现实意义的人和事，大量发掘“冰冻新闻”，揭示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真实。再次是作家专注于揭露存在于社会各领域的弊端和痼疾，隐藏在表面现象之下的深刻社会矛盾，并以现代的、科学的眼光反思，使报告文学的批判功能大大深化。报告文学作家契合受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以非凡的勇气、独立的意识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勇于触碰社会各个敏感领域话题，同时伴随社会各界知识分子的舆论声援，形成广泛学术和思想的讨论，加之传统媒介的广泛转载、报导等支持，形成社会合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社会效果，从而形成读者、创作者、各界知识分子、媒介等的广泛讨论和思考，将单纯的文学话题形成社会问题被广泛的关注，带来对主管部门的压力并形成政策议题，从而开启了自下而上的改革的热潮，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由此，也达到了报告文学作家的最初目的，这一时期报告文学在获得巨大的社会轰动效应。

报告文学的舆论作用与决策参照作用是互相联系的。文学作品通过媒介传播广泛深入群众，影响并改变社会认知。鲁迅说，敏锐的文学家的感觉常常要早三四十年。报告文学的敏感性和批判性，选择社会敏感题材并真实记录，凸显复杂的社会矛盾，创作者深入观察现实的能力和独立品格意识，富有前瞻性的发展观念奠定了其社会“轻骑兵”的历史定位。一些潜在的社会危机和社会问题，由于尚处于隐藏状态、短期内不会对社会造成危害、只有部分有先见之明的知识分子发现，通过报告文学方式呈现出来并发出强烈的呼吁以期形成舆论的洪流，引发举国的讨论和重视。问题倒逼进而促使决策当局下定决心制定对策解决问题，平息社会舆论，解决社会危机，以利于社会事业的健康长期发展，从而避免历史性的失误。报告文学的公共性特质，扎根民众的广泛调查使其成为民意的“代言者”，同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知识界群体参政议政的渠道并不通畅，八十年代的文化氛围又催生了他们参政议政的冲动，于是报告文学这种形式便成为作家与政治家对话、作家向政府主管部门进言的重要手段。文学服务于政治，这种“服务”体现在理念、制度和政策的每一个逻辑环节上，文学为政治理念的实现创造条件，文学公共空间为政治制度的制定拓展利益诉求平台，文学批判为政策执行提供监督。

哈贝马斯的“公共性”理论指出，公共领域分为文学公共领域和政治公共领域，文学公共领域的形成是前提，“政治公共领域是从文学公共领域中产生出来的，以公共舆论为媒介对国家和社会的需求加以调节。①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译，第35、46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舆论”指有批判能力的公众所从事的批判活动。“文学公共领域是批判的练习场所，通过对哲学、文学和艺术的批评领悟，公众达到了自我启蒙的目的②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译，第35、46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文学公共领域训练和培养了能够进行理性思考的公众，使得个体可以通过阅读和讨论进入到文化共同体中，形成批判的意识，从而为政治公共领域的出现提供了前提条件。“公共领域”区别于“私人领域”，在国家和社会间的张力场中发展起来的，国家和社会分离后形成的“中间地带”是公共领域的生存空间，公共领域以批判意识为核心，“自由批判”以形成公共舆论，其理想目标是将政治权力转化为接受公共监督的、公开透明的权力。公众舆论的主体是具有批判精神的社会公众，通过对文学和艺术作品的批评领悟，公众也达到了自我启蒙的目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最先诞生于十七、十八世纪的英国，但许纪霖认为，这一概念已“从一个特殊的经验分析，演化为一个拥有广泛解释力的理想类型，它从欧洲的历史中被抽象出来，成为一个与现代性问题相关联的普适性的解释结构。③ 许纪霖：《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以上海为例》，《史林》2003年第2期。”

公共领域空间试图以文化和观念的力量规约政治权力，用理性启蒙来影响政治权力拥有者，扩大民主空间，提供了一种反思社会问题与开展政治监督的批判性视角，加深对社会问题的理解并上升为政治议题。公共领域履行公共性批判性职能，通过传媒，公共舆论向公共权力机构传达意见，“整合、表达民间要求与关怀”并实现对“公共权力的民间约束”。公共领域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履行对公众平等开放职能并能够向私人领域渗透。公共领域“抗衡权力”的政治基础是遵守宪法等规范性法则的保护与引导，履行程序正义，通过商谈而不是直接行使、操纵权力。批判职能是根本任务，向公众开放并向私人领域渗透是公共领域发挥作用的条件，遵守宪法等保护与引导是前提，交往者通过商谈民主影响而不侵占权力。

1.金融业特殊政策优势减弱。近几年，中央政府把国家区域经济发展的重点调整到了中西部地区，以求全国范围内经济发展平衡。因此，深圳利用体制落差吸引人才和资本的优势明显减弱，从而也相对弱化了深圳金融业特殊政策的优势。

赵勇认为，整个八十年代是文学公共性彰显的年代，经过作家与学者的共同努力形成了哈贝马斯所谓的“文学公共领域”④ 赵勇：《在公共性与文学性之间——论赵瑜与他的报告文学写作》，《中国作家》2010。。八十年代，主流的政治理念与民间的政治诉求存在一种同构性，为文学公共领域的生存空间创造了条件，秉承知识分子的使命感的作家在不同程度地把社会理想和政治抱负落实成了文学实践，经社会媒体的放大后有效进入公共空间，成为公共领域重要力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社会反思热潮下文学创作也进入集体反思和寻求变革的热潮中，作品表达出知识分子的社会关怀和政治诉求。

报告文学以广泛深入的调查为基础，就同一主题的选定对涉及的各类社会群体大量走访，秉承新闻调查的真实性并且更加深入，成为文学领域的深度调查报告，为社会各个群体提供发声的渠道，尤其是底层民众，为民意的汇聚与表达提供平台。报告文学对重大社会信息的捕捉能力以及篇幅长度的优势，更加详细的披露事件经过，满足群众表达和信息获得的需求。报告文学弥补新闻的信息工具功能，新闻因为传达信息的需要，快速、简洁，但缺乏对事件内幕的深入挖掘。报告文学以社会重大问题为题材，是对新闻的弥补、延伸，也是对新闻的监督和挑战；是对传统文学的丰富、变革，也是对文学的现实社会作用的强化。报告文学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参与，是在关注社会生活的主要矛盾和斗争，关注那些足以影响和改变社会生活面貌的事件和人物，是在不断地提出和回答人们普遍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的过程中来参与生活的。

报告文学社会功能主要以信息作用、舆论作用、心理宣泄作用和决策参照作用为主⑤ 尹均生：《国际报告文学的源起与发展》，第264页，上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报告文学对社会生活事件和人物的分析与追问，除了提供一定的信息之外，更多的是表示一种对社会生活的认识判断。“公共领域”本身就是启蒙的产物，公共领域在提供真实信息，建构意见交流的公共论坛，促进公众舆论交流上发挥着启蒙并引导公众的作用。康德说“启蒙是人类从自我强加的不成熟状态中解脱出来。之所以不成熟是因为人们缺少他人的指导，没有能力运用他自己的思想。启蒙是一种自我反思的主体性原则，它必须以公共性为中介。①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第2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文学就是人学，直接指向人的内心，是文化启蒙的先锋。“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还需要知识分子去对农民进行现代意识的思想启蒙和现代知识普及。离开这种启蒙和普及，现代化是不可能实现的，离开知识分子从事这种启蒙与普及的积极性，现代化将是一种乌托邦。② 赵勇：《从知识分子文化到知道分子文化——大众媒介在文化转型中的作用》，《当代文坛》2009年第2期。”

随着当今社会电子技术和汽车的工业发展，汽车智能应用已经成为了当今研究的主题。智能汽车由无人驾驶代替了原始的人驾驶汽车，通过安装在汽车上的红外线摄像机对其周围进行扫描和监测，并根据计算机、电子地图、传感器等传回的信息进行分析计算，通过系统命令指挥操作汽车[1]。本文通过采用电源模块、单片机控制模块、电机驱动模块和信号采集模块等共同完成了小车的自动循迹功能。

哈贝马斯说“公共领域是一个预警系统，必须把问题压力放大，也就是说不仅仅察觉和辨认出问题，而且令人信服地、富有影响地使问题成为讨论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并且造成一定声势，才能引起议会的关注③ 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第44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报告文学将隐藏未被觉察的潜在社会危机集中暴露，通过社会调查、深度访谈、持续追踪内幕的基础上查明原委，发出振聋发聩的呼吁，社会媒体集体关注形成舆论热潮，问题倒逼机制，给决策者造成压力，促成解决某种社会危机的决心，从而避免社会问题大范围爆发。

报告文学在传播的过程中生成推动历史变革的能量，传播主体的价值观念表达对公众的价值判断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加之传播媒介的宣传引导，逐渐形成公众的共同意识观念，从而推动政策主体的政策行动。从传播学角度看，社会问题的传播以媒介为手段，借助媒体的力量动员监督，媒体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也被视为推进制度变迁的重要社会力量。媒介传播和渲染使某一问题成为公众关注的社会问题，通过制造或介入公共事件，媒体动员在当前中国政治社会发展中被视为制度变迁的重要动力④ 王向民，孔萧：《媒体动员在制度变迁中的角色—以2011年以来的中国红十字会事件为例》，《晋阳学刊》2015第4期。。但是，中国的媒体结构从属于党政机关成为政治结构的一部分，体制内具体的运作束缚了新闻的自由，由此造成新闻的“疲软”。报告文学在八十年代后期蓬勃发展，一改新闻的拘束与谨慎，利用特有的反权威性，将人们最为关心的具有极强的敏感性的社会问题真实呈现，很大程度上就弥补了我国新闻事业在体制、观念等方面的不足，成为广大读者在“新闻饥饿”状态下的替代品。

报告文学和社会变革紧密相连，“文史不分家”的传统文化惯习下，报告文学促进社会的变革，同时从社会变革中吸取力量，成就经典。文学干预社会现实的作用是有限的，社会的发展更多依赖于政治、经济体制的完善，政府管理机制和运行机制的健全，但这并不影响报告文学以促进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为目标，发挥对社会的警示和监督作用，促进社会发展。

蜂窝汽封与其他各种形式的“硬齿”汽封相比，它的汽封齿最薄，硬度也最低，因此碰磨时不会象其他“硬齿”汽封一样在转子表面留下显著的磨痕。同时，蜂窝汽封与其他“硬齿”汽封不同，在与转子碰磨时象不会产生“刀片”切割现象，这是它不会磨伤转子的主要原因。梳齿类汽封的每一根汽封齿，在与转子碰磨时犹如车刀，很容易在转轴或覆环表面割出沟槽。此外，蜂窝汽封由于它曲折的网状结构使其表面面积大大增加，又极大地提高了它的耐磨性，因此蜂窝汽封既耐磨又不易磨伤转子是它突出的一个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