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加朗翻译《一千零一夜》之前，西方已经流传着《卡里来和笛木乃》（Kalîlawa-Dimna）、《辛德巴》（或《辛德巴之书》Sendebar）等零散故事。二十世纪中叶以来，这些故事的西传一直为学界所津津乐道。其中，《卡里来和笛木乃》自印度到西方的漫长传播过程被称为故事迁徙或“东学西渐”的一个范例。同样，《辛德巴》早在十三世纪便进入了西班牙文坛。然而，它们终究是散落的珍珠，无法与《一千零一夜》“整体”及其复杂的生成过程同日而语。而法国学者加朗无疑是《一千零一夜》生成过程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一环。没有他，《一千零一夜》的历史将被改写，世界文学的历史也将被改写。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我们中国的百科全书或网络词典中还没有他的名字。

一

加朗（Galland，Antoine，一六四六-一七一五，又译伽朗），法国学者、翻译家。他出身贫寒，但好学上进，自小研习希伯来语、拉丁语、希腊语和阿拉伯语。一六七○-一六七五年随法国大使外驻奥斯曼帝国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期间深入学习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土耳其语，致力于搜集伊斯兰典籍，并著有中东游记一部。一六七九年，加朗出任法国宫廷古物收藏官，专职收集东方古币和古代文稿。嗣后，他历时数年，首次将《古兰经》译成法文，还于一九○四年开始推出《一千零一夜》法译本：Mille et uneNuits。自此至一七一五年，十二卷本《一千零一夜》陆续在法国出版发行。

加朗的《一千零一夜》主要依据叙利亚抄本，但其中的《阿拉丁与神灯》和《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迄今没有找到从出的原始手稿。它的出版被誉为《马可•波罗游记》（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之后最重要的“东方奇谭”。而加朗本身也是个传奇人物，其父在他四岁时去世了，家道于是中落。然而，这个外省孩子还是靠自己的双手赢得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并于一六六一年离开故乡到巴黎研究东方语言。一六七○年，应他请求，法国新任大使携他同往伊斯坦布尔履职。这是加朗第一次远离祖国。他一去就是五年，此后又分别于一六七五至一六七六年、一六七九年至一六八八年两度来到东方。加朗的足迹因此遍及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等地。

回到法国后，加朗参与了法国东方学学科的建立，并与欧洲一些有志于东方研究的学者建立了联系。他与人联合创办的“东方图书馆”（Bibliothéqueorientale）被认为是欧洲最早、最具影响力的东方学出版工程。他还亲自撰写了几部有关东方文化的学术著作，一七○九被任命为法兰西学院阿拉伯语教授。

在地中海东部地区那段时间，加朗除了完成本职工作，始终痴迷于阿拉伯和波斯文学。早在一七○○年之前，加朗已经获得了《辛巴达航海记》的阿拉伯语手稿。然而，在决定翻译《辛巴达航海记》时，他又开始对这个故事产生了疑惑，因为他发现了一个更大的金矿——阿拉伯人称之为“Alf Layla wa Layla”（一千零一夜），而辛巴达的故事很可能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因此，他请滞留在叙利亚的同人把“Alf Layla wa Layla”的一个手抄本带回法国① 据说该版本为15世纪的叙利亚手抄本，其中也并没有《辛巴德航海记》，是加朗在翻译过程中加进去的。。翌年，他收到了那个抄本，共三大卷。但同时他听说手稿原为四卷，遗憾的是第四卷散佚了。其实，迄今无人知道那手稿的确切卷帙。加朗便以已有三卷为依从，开始翻译《一千零一夜》。译本第一卷于一七○四年出版。此后又陆续出版了十一卷，其中最后两卷是在他去世那年问世的。

鉴于手稿残缺，加朗从一开始就知道他面前的阿拉伯手抄本是不完整的。除了来历不明的《阿拉丁与神灯》和《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他的手稿（见沙文四卷细目② Chauvin，Victor：Bibliographie des ouvragesarabesourelatifs aux arabes，12 ts.，Liêge：Vaillant-Carmanne，1900-1903；其中第四至七卷为《一千零一夜》。）只有二百八十二个故事，故而他毅然决然地加入了辛巴达的故事（手稿现藏巴黎国家图书馆）。而差不多同时（于十六至十七世纪）现身的其他抄本至少还有六份。其中一份现藏于曼切斯特图书馆，它从第二百五十二个故事开始。可能经过加朗之手的另一个抄本现藏于梵蒂冈图书馆。现藏于开塞利的手稿虽然以夜为单位，但并不齐全，其产生时间应为十六世纪。马耶手抄本是法国外交官班诺特•德•马耶（Maillet，Benoit de）于一七○二年在埃及获得的，一七三八年入藏法国皇家图书馆，其中包括《卡里来和笛木乃》。被称为巴黎藏本的第八百二十三至一千夜则是十七世纪末、十七世纪初的抄本，而图宾根（Tübingen）抄本则仅有第二百八十三至五百四十二夜。以上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加朗时期或之前《一千零一夜》的主要手稿或抄本。之后又有几乎同样数量的手稿或抄本现世。③ 如沃特利-蒙塔古手抄本，由英国人沃特利-蒙塔古（Wortley-Montague）于18世纪中叶自埃及获得，据称伯顿译本曾有所依从；拉塞尔手抄本，由英国人帕特里克•拉塞尔（Russell，Patrick）于18世纪中叶传入英国，其中相当内容与加朗本从出的手稿雷同；查维斯抄本，由多姆•查维斯（Chavis，Dom）于18世纪带入英国，具体时间应在伯顿本之后；萨巴格抄本，由米歇尔•萨巴格（Sabbâgh，Michel）于1703年传入法国，其内容与加朗本从出的手稿有交叉，后出现在布雷斯劳和加尔各答仲印本中；麦坎抄本，由英国外交官亨利•绍特于1827年传入英国，有关内容可见加尔各答仲本；莫德凯抄本，该抄本以阿拉伯人莫得、德凯•伊本•阿尔-纳加尔（Mordecai ibn al-Najjâl）的名字命名，被考证为1711年抄本，包含了《辛德巴》的故事，且大部分内容同布雷斯劳印本；以及莱因哈德抄本，由德国人莱因哈德（Reinhardt）于19世纪初自埃及传入德国。此外，就印刷本而言，主要由出品于1814-1818年的加尔各答伯本，其中包含了《辛巴达航海记》和《辛德巴》；布雷斯劳印本凡十二卷，出品于1824-1843年；布拉克伯本出品于1835年，它是莱恩本的主要基础；加尔各答仲本出品于1839-1842年，其中第一至十卷参考了加朗译本；贝鲁特首版出品于1880-1882年，凡四卷；贝鲁特二版是个“洁本”（删节本），于1899-1890年出品，凡五卷。至于《阿拉丁与神灯》（Alâ’ al-Dîn）和《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AlîBâbâ et les 40 voleurs），同时期的抄本和稍后的印本中都是阙如的。这也为后人怀疑和指摘加朗的忠实性提供了口实。我们不妨设想以下两种可能：其一是加朗曾经拥有这两个系列故事的手稿，后不慎遗失；其二是它们可能始终没有形成文字，而是他从阿拉伯说书人那儿听来的。

护理结束后,实验组患者的血栓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同时患者满意度也高于对照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果具有可比性(P<0.05)。

二

二十世纪，随着世界各地难以计数的译本相继涌现，以及大量舞台和影视改编，《一千零一夜》已然成为家喻户晓的畅销读物。它那丰富多彩的奇幻故事，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吸引了亿万读者，同时也对当代文学产生了化学作用。毋庸讳言，拉丁美洲的幻想文学和魔幻现实主义多少与其有关。试想，无论博尔赫斯还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其童年的“枕边书”竟都是《一千零一夜》。这显然不是什么巧合，而是《一千零一夜》的魔力使然。

一些流域面积较小的河流，如淮河的丰水年水量（2003年1 400.69亿m3）与枯水年水量（2001年288.61亿m3）相比，变差达到4.85倍。

即便如此，加朗也是个捷足先登的机敏使者。他以敏锐的艺术触角捕获了十八世纪法国和欧洲读者的好奇心。一七○四年第一卷问世以后，狂热的读者追随加朗和稍后蜂拥而至的导演、画家和设计师争先恐后地登上“一千零一夜”之舟，开始了漫无边际的冒险。一如东方香料、咖啡、沙发，以及我国的“四大发明”和丝绸、瓷器等征服欧洲，加朗同法国学者和探险家在叙利亚发现《一千零一夜》手稿后，立刻爱不释手，恨不得拜倒在山鲁佐德的石榴裙下。这自然也是大多数欧洲读者的姿态。于是，《一千零一夜》在法国一版再版，而它的英译本（Arabian Nights）于一七二三年主宰了英国文坛：它连载四百四十五期，以每周三期的速度，满足了英国读者的好奇心，并迅速蔓延至整个欧洲，以致成为俄罗斯芭蕾舞团的保留剧目。人们对它的特殊偏好也终不免让迪士尼两度（一九二四年和一九四二年）将阿拉丁和辛巴达的故事变成动画。

然而，这还得归功于加朗。加朗本《一千零一夜》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基本凑齐了“一千零一个”故事。这在西班牙学者坎西诺斯-阿森斯（Cansinos-Assens，R.）看来是一个重大贡献，因为加朗没有遵循整整一千个故事的波斯抄本。坎西诺斯-阿森斯认为，较之于偶数，阿拉伯人更喜欢奇数。① Cansinos-Assens：“presentación de la obra”，Las mil y unanoches，t.1，Madrid：Aguilar Editor，1983，p.25.此外，一千是一个完整而完满的数字，再加一个则暗示着周而复始、无穷无尽。也正因为如此，伯顿本的译名换成了《一千与一夜之书》（The Book of the Thousand Night and a Night）。

竖井掘进机姿态的控制可经由4个支撑油缸压力的调节而实现，当竖井掘进机姿态需要调整时，首先利用上部一对支撑油缸将掘进机上部横梁固定，再调节下部支撑油缸的伸缩量，从而改变机体轴线角度。根据图6列出的各位置姿态，可制定相应的姿态控制方法：

《辛德巴》的叙事方法同《卡里来和笛木乃》，即以一个个“范例”（故事）⑨ 胡安•马努埃尔的《卢卡诺尔伯爵》借用了这种方法。为楔子，具有鲜明的寓言风格。其中第五、第九、第十、第十二、第十六、第十七个故事源自印度，学界同行对此进行过考证。不同的是，《卡里来和笛木乃》几乎没有变体，无论在希腊文本还是拉丁文本中，甚至后来的拉丁俗语文本中，所有故事如出一辙；而《辛德巴》却变体众多，各种版本或抄本相差甚远。譬如一些故事同《一千零一夜》的交织；另一些故事进入了其他文本，如成书于十二或十三世纪胡安•德•阿尔塔•席尔瓦（Alta Silva，Juan de）的《多罗帕托集》（Dolopathos），尽管后者只由一个故事与《卢卡诺尔伯爵古本》重合。

测绘行业涉密计算机的安全管理关系到国家的利益和安全，需要采取多方面的措施，结合实际应用需求综合施策，有效提升安全管理能力，多层次保障信息的安全。此外，还需从制度方面来发现管理漏洞，监督防护技术的实施情况，从而不断精化管理水平，动态调整管理体系的目标和策略，实现测绘行业涉密计算机安全管理体系的可持续发展。

然而，在《一千零一夜》中，夜晚却被轻松对待，甚至被善待。一如我们的先人“围炉夜话”，人们用故事消解白天的劳累，甚至阶级之分、男女之别。积淀在心灵深处的集体无意识通过“山鲁佐德”之口倾泻出来，带着原始的色彩和文学固有的魅力。理性的藩篱被最大限度地解除，而这固然表面上与启蒙主义构成了矛盾，但实则为“天赋人权”说提供了另一个维度、另一种基调、另一层依据。

□

于是，那些流散的“孤儿”故事堂而皇之地进驻《一千零一夜》的殿堂。而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手稿已经无法证明加朗的“遗传”。倒是后来的阿拉伯语等东方版本反过来参考了加朗的译本（譬如加尔各答仲本）。这一现象实在令人叹为观止。它可能是文化互鉴、互文一个不可多得的范例，以至于一九四八年版意大利译本不得不就阿拉丁的“奇怪由来”作一番说明。同样取法的有三卷本企鹅版译本。后者甚至增加了阿里巴巴的学术史概要（图标）。从内容上看，阿里巴巴的故事和灰姑娘的故事如出一辙。它们非常符合人们的童话心理（也可以说是童心）。

这样的天方夜谭，其流布与影响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很难简单界定和厘清。即使用爱德华•萨义德（Said，Edward）的东方主义理论，也很难说清楚其中的复杂关系和文化因缘。这中间既有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也有“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③ 钱锺书：《谈艺录•序》，第5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或谓一定语境下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难以概而述之。当然，另一方面，萨义德理论的确在后“冷战”时代激起了涟漪，从而扩大了东方学的内涵外延。

回到加朗，由于他的努力，莱恩（Lane，E.）、佩恩（Payne，J.）、伯顿（Burton，R.F.）、马德鲁斯（Mardrus，J.C.V.）等相继推出了他们的版本。此后仍不断有新版本问世，其中值得一提的便是那个企鹅版，它由老翻译家赖昂斯夫妇担纲。这是一个惊人的事实，它企图以“纯粹的阿拉伯来源”取代影响了三百年的加朗本。但是，除了前面提到的“孤儿”现象，还有飞毯之类的充满浪漫色彩的想象，均可能是杂糅了东西方文学想象的混血儿。

（vii）确定初始决策矩阵自主开发的一致性系统使用80条综合评价数据自动生成群决策所需的相应个体决策矩阵，这些决策矩阵数据存在ERP数据库中，自动一致性模型可根据需要使用这些决策矩阵。查询ERP数据库可得相应决策矩阵，如表5所示。

当然，在莱恩和伯顿试图用“夜”为单位编织故事时，东方文学的神话色彩得到了强化。在此，我们还要强调一下西班牙翻译家坎西诺斯-阿森斯的贡献。他的译本被博尔赫斯认为是最好的。诚如博尔赫斯所言，夜晚确实更能吸引读者。对此，牛津版研究文集中来自世界各地的十四位著名批评家给出了不少可资借鉴的判断。① The Arabian Nights in Historical Context：Between East and West，Edited by Saree Makdisi and Felicity Nussbau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

三

但是，较之于明显带有西方中心主义偏见的所谓“西方为昼”、“东方为夜”的说法，我们宁愿回到前加朗时代，去简单回顾一下有案可稽的《辛德巴》及《卡里来和笛木乃》，尤其是前者的西传。② 鉴于笔者已在有关论文中评述过《卡里来和笛木乃》的西传，故此从略。该系列在加朗本第九卷，李唯中译本第五卷（李唯中译本作“辛迪巴德”，见《国王、太子与妃子》第162-263页），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辛德巴》（Sendebar），又称《厌女之书》（Libro de losengañose losasayamientos de las mugeres）③ “The Craft and Malice of Woman，or the Tale of the King，His Son，His Concubine and the Seven Wazirs”；李唯中译本作《国王、太子与妃子》（《一千零一夜》第五卷，第162-263页），其中的一位智者叫辛德巴（李唯中译作辛迪巴德），故名。大约于十二世纪经阿拉伯人传入伊比利亚半岛和希腊。④ 学者哈罗•科尔特斯（Haro Cortés，Marta）将《辛德巴》的西传时间定格于10-12世纪，其中阿拉伯语（叙利亚本）为10世纪，希腊本为11世纪，犹太希伯来本为12世纪（《从事例到幻想小说》“Del ejemplo al relatoficción”，Revista de poética medieval，29，2015，pp.145-175）。目前可以查考的最早抄本则属于十五世纪，标题为《卢卡诺尔伯 爵 古 本 》（El Conde Lucanor，ms.antiguo），现藏于西班牙皇家学院图书馆。它曾为普尼翁罗斯特洛伯爵（Conde Puñonrostro）所有，包括四部作品，而《辛德巴》便是其中之一。

《卢卡诺尔伯爵古本》固被鉴定为是十五世纪抄本，而且有十五-十六世纪的旁批眉注，然版本学者凯勒（Keller，J. E.）却认为《辛德巴》的有关西班牙语抄本应远早于这个时间。事实是，《卢卡诺尔伯爵古本》已经磨损，后人设若需要整理，也得依靠别的资料（或抄本）。⑤ 言下之意是现有版本不可能由此从出。据推测，其最早的抄本不会晚于13世纪。——译注。下同而《卡里来和笛木乃》⑥ Calila e Dimna，13世纪卡斯蒂利亚语译法。是由智者阿尔丰索十世亲自主持翻译行印的，时间为一二五一年（另说一二五二年）。因此，可以断定，在《卢卡诺尔伯爵古本》之前有过更早的抄本。学者弗拉德哈斯•莱布雷罗（FradejasLebrero，José）图示如下：

最早的抄本（散佚）

从这个意义上说，加朗开创了一个时代，即文学疗法：任何读者可以借助东方神奇、东方魔法抵达想象的彼岸。阿拉丁与神灯、阿里巴巴与芝麻开门，以及乌木马和飞毯、魔瓶和神药等等有些极有可能是加朗的添油加醋。那些无法核准的、手稿“散佚”的故事证明了这种猜想。但口传文学的奇妙恰恰在于每一个人都是故事的接受者，同时也是创造者。这正是《一千零一夜》有众多变体的主要原因。

（一）子嗣，盖因后宫已经为他生下无数公主，国王需要王子。于是，经过努力，国王终于使其中一位爱妃生下了一位王子。这其中充满了传统元素，譬如渴望拥有传宗接代（这里是继承王位）的子嗣，它蕴含着重男轻女思想以及女儿易使权力或财产旁落（易姓），等等。故事学家普罗普（Propp，V.）对此作过梳理。④ Peopp，V.：Raiceshistóricosdelcuanto，trad. Clara Strada，Madrid：Ed. Fundamentos，1974；Edipo a la luz del folklore，trad. Clara Strada，Madrid：Ed：Fundamentos，1980，p.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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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批注⑦ FradejasLebrero：“Introducción”，Sendebar- Libro de losengaños de las mujeres，Madrid：Editorial Castalia，1990，p.8.

他同时认为，《辛德巴》应该早就开始在西班牙流传，并于十三世纪被翻译成西班牙语。当时阿尔丰索十世组织移译各种古典文本，《辛德巴》也应该是在那个时间被翻译成西班牙语（卡斯蒂利亚语）的。“辛德巴”最初的梵文表音是“Siddahapati”，意曰智者，至古希腊文为“Syntipas”。而西班牙语中的两种表现方式（“Cendubete”和“Sendebar”）是根据阿拉伯语（）音译的。

《辛德巴》的传播十分广泛，其前身应为《巴拉姆与约瑟夫传说》（Barlaam et Joasaph）。这是基督教版本的佛本生故事，取材于《普曜经》（又作《佛说普曜经》Lalitavistara）。作者可能是公元六或七世纪中亚或阿拉伯地区的基督徒。⑧ 这显然是对释迦牟尼本生故事的改编。

另一个重要开端是“夜”。从一开始，“夜”本身就在西方文坛引起了复杂的反应。其中既有惊恐和好奇，也有居高临下的同情和怜悯。笑声是免不了的。这也符合市民文化的需要。文艺复兴运动以降，笑（或幽默、讽刺）是文学的核心内容之一。此外，由于《一千零一夜》的第一批狂热读者多为女性，山鲁佐德也便成了她们潜意识的偶像。而女人是被男权社会遮蔽的阴面，彷佛男人的影子，“因而黑夜对她们有天然的吸引力”。② Makdisi and Nussbaum：“Introduction”，in The Arabian Nights in Historical Context：Between East and West，Edited by Saree Makdisi and Felicity Nussbau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p.18-19.同样，在西方话语偏见和森林法则中，东方本身就被归入“夜”的范畴。

总之，加朗没有把所有故事的从出原原本本地告知读者。这一做法使他的译作具有一定的神秘色彩，同时它符合口传文学的基本特征。荷马将希腊神话传说用记忆和韵律汇集起来，并请人（或由人）据此诉诸文字，那些神话传说也便成了《荷马史诗》。同理，加朗译本是加朗的《一千零一夜》。当然，它更是东方的《一千零一夜》。我们不必要求加朗是个匠人式（或机器人式）的当代译者，其实他更像我们的林纾，所不同的是他通晓阿拉伯语。因此，加朗本既有归化，也有异化。首先，加朗的译文去掉了不少阿拉伯人特有的宗教色彩和色情描写，甚至掺杂了个人的阐述和编辑，从而使得故事（文本）更符合法国及欧洲读者的口味。这也正是加朗版《一千零一夜》得以在法国和欧洲风靡的重要原因。其次，在语言方面，加朗本同样采取了归化策略，即淡化了阿拉伯（或古印度/波斯）原有故事的通俗（甚至“粗俗”）倾向，尤其是有意剔除了方言俚语充斥的某些歌谣和对白。这样一来，那些神奇的故事也便贴近了法国宫廷文化的标准。然而，《一千零一夜》毕竟是“天方夜谭”，抑或由阿拉伯人演绎的东方传奇，它们终究不能消除与生俱来的基因，况且以加朗对东方，特别是阿拉伯文化的热爱，尽可能保持“原著”风貌亦可谓顺理成章、不言而喻。事实上，随着加朗本的出版发行，新一股“东方热”迅速升温，以至于原本对东方心向往之的启蒙作家如伏尔泰、狄德罗等欢欣鼓舞。他们对《一千零一夜》大为推崇，从而使其影响遍及整个欧洲文坛，并对稍后兴起的浪漫主义产生了一定的催化作用。据统计，从加朗开始到十九世纪初，仅仅一个世纪的时间，《一千零一夜》的英语译本就达到近八十种。此外，阿拉伯语本、德语本、孟加拉语本、荷兰本、丹麦本、希腊本、希伯来文本、意大利本、波兰本、俄语本、西班牙语本、瑞典本、土耳其本、乌尔都语本，乃至意第绪语本等相继问世。可见加朗本的成功不仅影响了西方，而且反过来影响了东方世界，尤其是阿拉伯世界对《一千零一夜》的关注。各种手稿和抄本相继被发现，埃及也于十九世纪上半叶出版了《一千零一夜》第一个印刷本，是为布拉克本，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东方文学，特别是阿拉伯文学的发展。

一种说法是，《辛德巴》源自印度，它很可能是经波斯人之手改编，并传到西方的。持此观点的有佩里教授（Perry，B. E.）。在他看来，《辛德巴》形成于公元六世纪前后，而且受到了希腊本《哲学家塞贡多之书》（Libro del filósofo Segundo）的影响。而希腊的“Segundo”又回到了《五卷书》（Panchatantra）。他认为，受波斯影响，故事经历了一个轮回，即从印度到希腊，再从希腊到印度。佩里观点从出的主要依据是梵文人名在《辛德巴》的阙如。他进而指出，辛德巴来自波斯，即从“Sundbad”到“Sendebar”再到“Cendubete”。此外，他的另一个依据是第十二、第十九、第二十一和第二十二个故事是典型的西方传说。① Perry，B. E.：“The origen of the Book of Sindbad”，in Fábula，III（1959-1960），pp.1-94.当然，这些故事与某些印度故事并不矛盾，而且在《卡里来和笛木乃》中也能找到其影子。

另一种说法是爱泼斯坦（Epstein，M.）的观点。他认为《辛德巴》的源头在希伯来，而且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四至二世纪。而阿拉伯人是从犹太人那里接受这些故事的。他的主要依据是《古兰经》同《圣经•旧约》的关系。而在公元七至八世纪，阿拉伯人又在《秘身谭》（Mishleé）的基础上进行了演绎并于公元十二至十三世纪推出了《辛德巴》，进而开始了其在西方的传播，乃至影响了同名希腊本。同样，爱泼斯坦认为《卡里来和笛木乃》也是从希伯来文移译的，即由拉比•约珥（Rabi Joel）本传至西班牙，再由西班牙人胡安•德•卡普阿（Capua，Juan de）翻译至拉丁文，从而在西方国家传播。② Epstein，M.：“Mishlé Sendebar：New Light on the transmission of Folklore from East to West”，in Proceediings of American Academy of Jewish Research，XXVII（1958），pp.1-17.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故事来源于毕达哥拉斯。依据是后者的隐默观以及由拜占庭传入阿拉伯世界的古希腊哲学。

以上种种假设或推演只能姑妄听之，盖因我们不能忘记一个重要事实，即《辛德巴》是建立在口传基础之上的，并最终汇入了《一千零一夜》。既为口传文学，它就不可能是由单一文本所从出的。十三世纪西班牙作家卢利（Llull，R.）的《动物之书》（或《动物寓言》Libro de las bestias）印证了这一点。③ 陈众议、宗笑飞：《西班牙文学：中古时期》，第412-416页，译林出版社，2017。此外，它明显具有《巴拉姆与约瑟夫传说》的影子，同时又是对佛本生故事的延谳或演绎。再则，它同《卡里来和笛木乃》等同时代口传文学的关系，也证明了它的印度元素。

从叙事结构的角度看，《辛德巴》是完美的和引人入胜的。它用“八天”时间，讲了二十三个故事；外加一个引子，或曰序言。作品开宗明义，抛出了王子的危机；所有人物悉数亮相：国王，王妃，王子（他并非王妃亲生），几位智者和辛德巴。毫无疑问，故事的主要人物是国王和王妃、王子和辛德巴。所有的阴谋和纠葛皆起于四人既简单又复杂的关系，弗拉德哈斯•莱布雷罗归纳为：

《古本》——其他抄本

（二）星象，王子降生须看星象。⑤ 一如佛本生或俄狄浦斯传说。国王由此得知，刚出生的王子将在二十年后弑父篡位。王子年幼时，国王淡忘了星象的预言，但随着王子的长大，危机忽然浮出了水面。于是考验来临。这让我们想起了净饭王对释迦牟尼的幽禁，还有毕达哥拉斯式的隐默——囚禁或放逐不足以排除危险，譬如俄狄浦斯。因此，星象所预言的危机必须根除。这正是伊塔大司铎胡安•鲁伊斯（Ruiz，Juan）在《真爱之书》（El libro de buenamor）的所为：让阿尔卡阿兹国王对王子痛下杀手。

根据文献分析，在教师身份概念的界定上，研究者表现出两种倾向：一种是基于教师专业身份的特征给出教师专业身份的一些共性特征；一种是从一个角度出发，给教师专业身份下一个统一界定。

陶小西迟疑了一下，温衡笑着上了车，但心里却无比难过，他那么优秀，怎么会愿意娶她呢？他会担心她，也许只是顾念一起长大的缘分罢了，毕竟他从来没有对她说过一句喜欢。

至于故事的具体年代和地点却是个谜，人们始终无法考证。故事的起因是王妃的嫉恨。但情节发展并不简单，直至她一度达到目的——借国王之口判王子死刑。其中，辛德巴及诸大臣的参与具有双重作用：既满足了美丽王妃的凶残计划得以推进，又通过故事牵制了国王并终使阴谋最终难以实现。八天当中，王妃与国王朝夕相处，她的美貌、诱人和恳求成了故事最大的悬念。她的存在本身就是故事。反之，智者辛德巴只能靠故事来循循善诱，一如他对王子的教诲。

第三，这是成人特点提出的要求。现在学习知识的渠道很多，作为心智已较为成熟的成人，能够更加理性地选择学习的渠道和内容。而他们之所以选择成人教育的课堂，自然是因为这个课堂能够提供其他渠道不能够提供的东西。满足成人学习的需要，是成人教育的意义之所在。成人的优点是比较理性，自我管理能力比较强；而其缺点是不愿意在课堂上表现自己，导致课堂交流的难度较大。而根据注意力集中的原理，如果不能有效地参与到课堂中，听课效率会比较低，教学效果不理想，没有效果的课堂就是资源的浪费。成人教育必须根据成人的特点，改变满堂灌的低效教育方式，营造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环境，激发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切实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同样，国王和王妃之外的所有人物似乎都只是为了阻止王妃的阴谋。除了辛德巴，还有七位大臣和一个王子。然而，女人的手段如此狡猾，以至于对手屡屡败下阵来。

（三）太傅，故事中的王子即太子，太子的老师即太傅。太傅的选择需要经过严格的程序，以确定其才学的出众和品德的高尚。辛德巴是智慧的化身。他将王子带到远离王宫的僻静处所，这又使我们想起了佛本生。

你如果还想找我的事，就没你的好日子过了。说好听的，你和三妮是自由恋爱，说难听的，你是拐骗妇女，村里有民兵连，随时可以把你送到上面去。三妮在咱村呆不住，杨瞎子不想放手，三妮的婆家也不想放手，老鳜鱼啊老鳜鱼，你狗日的咋就缺心眼，屙了这么一木锨呢？放着阳光道你不走，偏走狗日的独木桥，三妮家的背景是好惹的吗？俗话说得好，冤家宜解不宜结。我也不想给你结怨，从此后，我和三妮也不会再有来往。不过呢，你带着三妮，藏藏躲躲也不是法，这哪是过日子，你俩要真好，你就领他远走高飞吧。闯关东吧，既能躲杨瞎子，又能躲三妮婆家的人。

（四）事例，用事例即故事达到劝诱目的，这是所有寓言的功用。《辛德巴》是由一系列故事组成的。为了阻止王妃的阴谋，大臣们逐一登场，给国王讲故事，譬如以下两个：《狮子的足迹》① 李唯中译作《相国夫人与好色国王》。以及《商人和他的妻子》。王妃因勾引王子（太子）未遂，恼羞成怒，便倒打一耙，制造假象，诬陷王子行为不轨，太傅和大臣们慑于王妃淫威，既不能直接干预，又必须想方设法阻止其阴谋得逞。于是，故事（事例）成了他们的唯一武器。

除此而外，故事（例证，抑或“警世良言”）凡二十几种。然而，一如在《卡里来和笛木乃》中，狮子听信谗言错杀了亲信，结果追悔莫及。《辛德巴》的最大机巧在于置王妃的五个故事于恰当位置（第三个、第六个、第八个、第十一个和第十四个故事），从而对大臣们的循循善诱构成了反作用力。这种反作用力同时也是作品的推进剂，使作品高潮迭起、扣人心弦。

值得一提的是，在《一百零一夜》中，《辛德巴》变成了《王子和七位大臣的故事》，② 《一百零一夜》，郅傅浩译，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且故事内容基本相同。而《一百零一夜》本身的叙述方法也颇似《一千零一夜》，尽管其抄本一直要到二十世纪初才被发现，规模不足后者的十分之一，但两者的故事则既有交叉，也有不同。

基坑周边地面沉降量随着土方开挖深度而增加，9月29日1～3轴开挖深约5 m时，变断面以北基坑两侧的地面沉降值均很小，10月11日1～3轴开挖深8 m～12 m时，变断面以北基坑两侧的地面沉降值开始增加，11月29扩大端底板结构混凝土浇筑完成，变断面以北基坑两侧的地面沉降值达到最大值，停止土方开挖后上述地面沉降趋于稳定(见表3)。

作为结语，我只想说《一千零一夜》是一座巨大的宝藏。而我们对这部罕世文学经典的研究几可谓刚刚开始。迄今为止，我们也许只窥见了它的冰山一角，而隐匿或深藏部分需要无数“芝麻”潜下心来、开启探索之门。

恶嘴攻击与串谋攻击都是从信任模型的间接信任入手,提供不正常的推荐信任数据。在本实验中,共同邻居节点只提供虚假的推荐信任,而不发动其他攻击。设置0.1到0.4的恶意推荐率,分别迭代 1 000 次,观察恶嘴攻击与串谋攻击对间接信任的影响与各模型的防御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