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之与“术”：从武功、朝邑二志说起

成书于明代正德年间的《武功县志》《朝邑县志》均以“简核”著称，前者由厕身“七子”之列的康海编撰，全书不过三卷，两万余字，而由韩邦靖编纂、有意追蹑效法《武功县志》的《朝邑县志》更以区区24页的篇幅，被称作“古今志乘之简，无有过于是书者”。①永瑢：《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2002年，第602页。单就工具书的性质而论，篇幅短促如斯的方志，即便记录无误，其实用价值也必然十分有限，但在当时人如何景明、吕柟等名士的心目中，《武功县志》记事“燦然明备”，“文简而明，事核而要”，“核事显义，用昭劝鉴”，“盖志之良者也”。②《武功县志原序》，冠于《武功县志》卷首，嘉庆十九年绿野书院刻本。清初王士祯认为，“志以简核为得体，康德涵《武功志》最称于世”，“以予所闻见前明郡邑之志，不啻充栋，而文简事核，训词尔雅，无如康对山志武功”。③王士祯：《池北偶谈》卷十一“秦中诸志”条，中华书局，1982年，第257页。《蚕尾集》卷十《新城县新志序》，上海图书馆藏清康熙三十五年刻本。宋荦的诗句“千秋邑乘留残帙，简洁居然并马班”，“有斄风物七篇中，骚笔由来撰述工”，④宋荦：《西陂类稿》卷九《读康对山〈武功志〉题巻尾二绝句》，上海图书馆藏清康熙五十年刻本。林佶的评语“剪裁叙事最得法，近代志中之董狐也”，⑤语见林氏跋《武功县志》，国家图书馆藏正德初刻本。同样表达了对康志的推崇。清代乾隆中编修《四库全书》，四库馆臣在撰写提要时，省力偷懒地化用了前人的成说。体例的“简核”与文笔的“尔雅”，大体可以表见晚明清初对方志的接受维度与评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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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诸如何景明等文士褒扬《武功县志》的着眼点恐怕更在“尔雅”一端，亦即其叙事合乎古文义法的一面，这与王士祯以体制简核相推崇大有不同。康海为文刻意效仿《史记》，清人张洲在明人批评的基础上，仿《汉书·司马迁传》说《武功县志》“简而有体，质而弥文，辞直而事核，善恶并述，以寓劝惩，无虚恢，无隐避，为实录而近理，论者比之《太史公书》”，⑥张洲：《康对山先生〈武功县志〉后序》，《武功县志》卷尾，嘉庆十九年绿野书院刻本。但动辄将文学作品与《史记》牵涉比附是明代中晚期一度流行的批评话语，殊不能借以表明《武功县志》作为方志的史学价值。⑦当时如唐顺之、王慎中等文学家甚至将《水浒传》这一白话小说与《史记》相媲，亦可徵见一时风气。具体论述参见钱钟书《林纾的翻译》一文，《七缀集》，三联书店，2002年，第93页。依照我们今日的后见之明，与其说《武功县志》是康海编纂的一部行文简古的方志，毋宁说是他以武功一县的历史地理为题铺叙的一篇古文作品。①关于康海的文学主张与创作，参见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66—168页。

迄于清代中前期，对武功、朝邑二志的评价大致以正面的褒扬为主。大约与《四库全书》的编撰同时，李文藻、周永年合纂《历城县志》，却对这两部名志做了一番颇有保留的评价：“明关中诸志率以简胜，然王渔洋于《朝邑志》有‘毋乃太简’之叹”，“近来郡县皆有志，覆视之，则多亭林所谓取成于数月之内而不问其可传与否者耳，今（中略）必不敢苟为率略，以犯前人之讥”。②《（乾隆）历城县志·凡例》，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乾隆三十八年刻本。如作者考证无误，这应当是清人在方志编纂的实践中，首次正面表达对二志的鄙弃。此后参与修志的乾嘉学者续其余音，对二志的评价一改故常，赞誉之声一去不返，往日人们心目中的志书楷模，化身成了修志的鉴戒。赵怀玉称康海“以才人之笔创而为志”，“一时艺林翕然称之，然成以匝月则太速，约以七篇则太简，故其中罣漏或有不免”。③赵怀玉：《亦有生斋文钞》卷二《重修武功县志序》，武汉大学图书馆藏清嘉庆二十二年刻本。 孙星衍修《邠州志》，主张：“方志以考据存文献，关中甚称《朝邑志》、《武功志》，皆非著述之体，徒以文笔简要为长，予不敢袭其弊也。”④孙星衍：《问字堂集》卷四《邠州志序》，中华书局，2006年，第96页。在章学诚的眼中，二志更属“其文削而不腴，其事郁而不畅，其所识解不出文人习气”的反面典型。⑤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八《为张吉甫司马撰〈大名县志〉序》，中华书局，2004年，第882页。

与之有“异喉同曲”之致的是唐人对六朝地志的批评。产生于东汉而盛于六朝的地志是唐代之前史部文献的大宗，然而由于时代风习的局限，这些地志对关涉国计民生的内容每每略而不书，“往往更接近于文学作品而不是地理书”，⑥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73页。本节对唐人批评六朝地志的论述，多本之于胡先生说。因此，依照唐人的眼光，简略而不成系统、虚诞且不敷实用的六朝地志，殊不足语于“辨区域，征因革，知要害，察风土”，⑦杜佑：《通典》卷一七一《州郡序》，中华书局，1988年，第4450页。 何论“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⑧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序》，《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年，第2页。 后世学者对前朝名著群起相向，实已经昭示了时代改易之后学术的典范转移。⑨关于典范理论，详参Thomas Ku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0.

学术典范与方志编纂之间“学”与“术”的关系就此得到反映。前者规定了方志的撰述，自不待言，反过来说，方志的编纂不啻如镜花水月般投射出一个时代的学风，也在相当程度上支撑并延续着学术典范的存在。蒙文通先生曾将明代正德、嘉靖时期的学术转型与晚周、汉末、中唐并举为中国学术史上“力摧旧说，别启新途”的“四大变局”，⑩蒙文通：《评〈学史散篇〉》，《中国史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6页。而正德、嘉靖学术的转型率先由发生在文学领域的七子的复古运动奠基，随之在经学、史学、哲学之间蔓延展开。康海以古文义法撰写方志的做法，正反映出明代中晚期典范转移之后文学对史学的引领与渗透。由明及清，实证主义渐成风尚，考证学思潮愈演愈烈，方志编纂在典范再次转移之后的清代中期，如影随形地“蜕变于传统之中”。⑪E.A.Kracke.Jr.“,Song Society:Change within Tradition”,Far Eastern Quarterly,Vol.14,No.44(Aug.,1955),pp.479—488.

对于“清代考证学的典范”，余英时先生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值得引录于此：

其中池杉、水松和落羽杉在生理学上具有喜水和耐水淹的特征，适宜栽植在水分饱和的土壤环境中[5-6]。秋华柳和地果的淹水试验表明，在淹水深度为5 m和10 m时，二者的植株露水后均可以恢复正常生长，在淹水深度为15 m、20 m和25 m时，植株出水后难以恢复正常生长[7]。桑树能够较强适应干旱和水淹交替的环境[8]。在短期全淹和半淹环境下，枸杞均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耐受性[9]。枫杨在淹水试验过程中，其叶片的各项生理指标均表现出多种积极的适应性特征；对疏花水柏枝的生理生化特性研究表明，它是一种对水淹和干旱适应能力较强的物种[10]。新银合欢幼苗适宜于土壤水分饱和或偏干旱环境下生长[11]。

志载州郡都城，山川冢墓，皆本古书，合于经证，无不根之说，诚一代之巨制。古今地理书，赖有此以笺经注史，此其所以长也。但不载书传名目，又间有异说及疏漏之条，……是其小疵。然其大体详赡，可以证今方志向壁虚造之说，无此书而地理之学几绝矣。⑦孙星衍：《岱南阁集》卷二《元和郡县图志序》，中华书局，2006年，第200页。“本古书，合于经证，无不根之说”“笺经注史”云云，颇能代表乾嘉朴学家对方志文献的普遍认知，朴学家的修志取向亦可由此推求。

二、“仿《旧闻》而画一”：作为新典范的《历城县志》

对此，一向被视作“清学开山鼻祖”的顾炎武仍发挥了导夫先路的“示范”作用，②余英时先生在论析顾炎武“经学即理学”一说时指出，“亭林在清初虽卓然大师，而此意决非由他一人‘孤明先发’；他不过是用最简洁有力的语言表达了明代晚期以来儒学发展中早已萌芽的一种新动向而已”，其说良然。氏著《戴震与章学诚》（增订本），三联书店，2012年，第20页。以方志理念而论，顾氏的主张已常见于同时人的议论，这只需要参见张岱拟定的《会稽县志·凡例》自明。张岱著，夏咸淳辑校：《张岱诗文集》（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86页。他那篇《营平二州史事序》深戒“欲取成于数月之内，而不问其书之可传与否”，③顾炎武撰，刘永翔校点：《亭林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77页。参见朱士嘉《顾炎武整理研究地方志的成就》，《文献》1981年第1期。在事实上揭橥了徵实主义的修志取向，后来朱筠提出“详慎”（详后），实为沿其流而扬其波。胡渭的《禹贡锥指》、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更展示了考证地理沿革的实例。当然，像顾炎武编著《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编著《读史方舆纪要》的个人与时代意识已不复得见于乾嘉时期，这是清代学术由“大”转“精”的“时势使然”。④王国维著，傅杰编校：《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王国维论学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85页。

在近代学术史上，首次对清代方志学作出全面系统的总结者仍推梁启超。梁氏认为，“注意方志之编纂方法，实由乾隆中叶始”，他继而标举了清代方志中“经名儒精心结撰或参订商榷者”“出学者之手，斐然可列著作之林者”百余种，对成书于乾隆中期的历城、诸城二志下了如此按语：“李南涧《历城》、《诸城》两志，全书皆纂集旧文，不自著一字，以求绝对的征信，后此志家，多踵效之。”⑤梁启超著，夏晓红、陆胤校：《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校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357—358、361页。后来顾颉刚评骘晚清民国时期历史地理学的发展状况，不可避免地要追溯到清代的方志学，便直接袭用了梁先生的说法，实已表达出对梁说完全的认同。⑥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7页。虽然二家俱以历城、诸城二志并举，但以学界反响而论，《历城县志》实在迥出《诸城县志》之上。

《历城县志》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开风气之作，但却为清代中后期的方志编纂提供了一个相对完善的新学术典范，兼具继往开来的性质，用科林伍德的说法，即“建立起了自己的权威”。关于该志的纂修，笔者曾在一篇小文中作过如下考述：

现有研究似乎一直在强调清代学者修志主张的“异”，甚至不无附会之嫌地强为古人分门别派，其实未必真能得古人之心。③黄燕生认为：“将戴（震）、钱（大昕）、洪（亮吉）等人的方志观点归成‘地理派’或‘旧派’，将章学诚的方志思想树为‘历史派’或‘新派’，这样的划分本身就很成问题。”（参见氏著《清代的方志学》，《史学史研究》1991年第3期）笔者深以为是。今人又好谈“理论系统”，惜哉总不免于一厢情愿地自说自话。以与修方志的乾嘉名家论之，被梁启超推弇的李文藻、谢启昆、阮元、焦循、洪亮吉、李兆洛等人，④值得注意的是，焦循本人对风靡当时的考据学颇为不屑，称“近来为学之士，忽设一考据之名目”云云，但由他撰著的《扬州图经》《北湖小志》《邗记》等志书都深具朴学风格。 虽然“有专论修志体例之文”，⑤梁启超著，夏晓红、陆胤校：《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校本），第361页。其实大体只是诸家对与修方志这一个体的“义例”说明，即使有所发挥，其各自强调的方面也多系针对个别旧志而言，称之为“理论”尚属牵强，遑论“系统”。对于一种研究对象各异且依赖采访考查的著述活动而言，程式化的“理论系统”并无绝对存在的必要，这也是朴学家共同秉持的普遍理念，所以戴震才会有“无一定义例，惟所便耳”的主张。⑥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八《记与戴东原论修志》，第869页。

而今看来，小文立说颇失谨严，所幸整体论述尚无大谬。在清代前期，山东一省为方志纂修异常发达的地域，经鲁籍学人马骕、张尔岐包括北上游历的顾炎武“精心结撰”“参订商榷”，《邹平县志》《济阳县志》《德州志》等名志迭出，《历城县志》可谓接其芳躅。以学术史的眼光来看，其最显著的特色，乃在将清儒著书方法自觉并纯熟地应用到方志编纂中且获得了相当的成功。

《历城县志》为“纂辑”之作，其体制依照类目设置的次序，首先征引旧文，注明出处，后附案语，辨讹纠缪，期于传信存真。这种近似六朝义疏体或“合本子注”的体制兼有钩稽亡佚继而编校类书的双重意味，正是清儒最精擅的著书方式，主纂者之一的周永年尤恃此技独步海内。经过这番重修，《历城县志》由崇祯、康熙两次编修而皆维持在16卷左右的篇幅剧增至50卷，几乎三倍于前，甫一面世，朱筠即以“详慎”相许。①桂馥：《晚学集》卷七《周先生传》，道光二十一年（1841）孔宪彝刻本。章学诚承认“考古固需详慎”，笔者疑他也受到了朱筠的影响。《文史通义校注》卷八《记与戴东原论修志》，第869页。 较之晚明清初以“简核”相尚，这两字月旦业已昭示出新学风下方志批评标准的转化与重塑。

章学诚在《报广济黄大尹论修志书》中的一段话，实可视作对“详慎”二字的注解，其文曰：

GEO静止轨道卫星具有轨道高、覆盖面积广的特点，采用GEO卫星对地面信号进行透明转发，可以为卫星信号可覆盖区域的用户提供服务，不仅扩大了信号的服务范围，更降低了系统的建设难度和建设费用，受到通信、导航、时间频率传递等领域研究者的青睐[1-3]。

“无一定义例”，却非不讲求义例，这方面，戴震“古今沿革，作志首以为重”的主张仍具有典范的意义。⑦戴震：《戴震集》卷六《应州续志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39页。朴学家以考订自任，疏证地理沿革的目的不仅在“求其是”，更为了显示本身学术系统的意义所在，为此他们甚至将考证的结果直接写入“凡例”以示人。

所谓“《旧闻》”指的是朱彝尊《日下旧闻》，需要指出的是，此前杭世骏修撰《乌程县志》，已有仿效《日下旧闻》的先例。章学诚在这封书信中将方志分为“文人之书、学人之书、辞人之书、说家之书、史家之书”，其中只有“史家之书”能“得其正宗”；“史家之书”又有“著作之史”“纂辑之史”之分，“纂辑之史，则以博雅为事，以一字必有按据为归，错综排比，整炼而有剪裁，斯为美也”，③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八《报广济黄大尹论修志书》，第873—874页。其举《历城县志》为例，自是视之为当时方志中“纂辑之史”的表率了（后世推尊《历城县志》为纂辑体典型，其说皆祖本于章氏）。实斋以方志学睥睨一世，却对《历城县志》推崇有加，端耐回味。

清代考证学的典范是通过文字训诂以明古圣贤在六经中所蕴藏的“道”。这是他们共同遵奉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系统。在这一系统之下，顾炎武以至戴震的考证作品则发挥了具体的“示范”作用（狭义的“典范”）。绝大多数的考证家都安于在这个“典范”之内从事孔恩所谓“常态的研究工作”（normal research）。他们一部书接着一部书考订，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研究，但是他们并无意在概念上或事实上寻求重大的新突破。由于一个内容丰富的典范往往带来无数的“难题”（puzzles），需要个别地解决，因此它的有效性可以维持一段很长的时期，直到严重的危机出现。⑫余英时：《〈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三联书店，2005年，第189页。

路基标准状态下回弹模量取95MPa，回弹模量湿度调整系数Ks取1.05，则平衡湿度状态下的回弹模量为100MPa，得到路基顶面验收弯沉值为：

三、百家争鸣：乾嘉学者修志的一般取向

孙星衍在嘉庆元年（1796）校印了《元和郡县图志》，对这部中古时代的名志，他作了如下批评：

余先生从学理上总结了清代考证学由“立”而“变”的发展过程，与梁启超套用佛家“生、住、异、灭”的学说梳理清代学术史异曲同工。①梁启超著，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页。在考证学以一种新的学术思潮对传统四部之学加以重新规范的过程中，本为史学支派的方志编纂也随之转型。浩瀚芜杂的史料的搜讨整理，文献史实的甄辨考订，著述体例的变革创新，均体现着新学风下严密审慎的考证学方法与精神。同样，这一方志典范的建立也支撑并维持着清代考证学在“一段很长的时期”内的“有效性”。传统方志学建立之日，亦即乾嘉考证学如日方中之时，良非无由也。

无论评骘抑或编纂方志，乾嘉朴学家均自觉地以本身的学术眼光为衡量乃至实践的标准。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面对着同一种困境：既有方志与考证学范式不相吻合——体例的不完善尚在其次，最重要的乃是记载脱略、事实谬误，不能与经史互证，因而他们对旧志的评价大抵贬过于褒。这种困境随之转化成了彼辈编撰新方志的动机，促使他们改革旧乘，纂修新志：段玉裁纂《富顺县志》，即因“旧志苦无体例，且阙略不备，不足以论古证今”；①段玉裁撰，钟敬华校点：《经韵楼集》卷九《书富顺县县志后》，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41页。李兆洛纂《凤台县志》，也大发“县旧志陋而不该”的牢骚——相同的例证不胜枚举。②李兆洛：《凤台县志序》，冠于《凤台县志》卷首，清华大学图书馆藏嘉庆十九年刻本。既“经名儒精心结撰或参订商榷”，新方志在篇帙上往往数倍于前，材料充沛，体例优善，考论精审，一部“斐然可列著作之林”的名志首先便是一部标准的考证学著作。清代方志学典范的建立，就是朴学家们遵循考证学范式，改革旧志，匡补疏谬，期于以“详慎”的新方志“论古证今”，与经史考证相辉映。这一过程并非考证学对学术整体的单向渗透，也涵纳了方志学典范对实证主义运动的反哺。

《（乾隆）历城县志》是清代第一部历城县志，内容详实，规模宏大，体例严谨，历来被视作“清代方志纂辑派的代表作”⑦金恩辉、胡述兆主编：《中国地方志总目题要》中册山东省（15），台北汉美图书有限公司，1996年，第10页。……清代自康熙朝始，曾先后三次编纂一统志，每次编纂之前，皆命地方先行编纂志书，这势必促进着方志的不断产生。单就历城一县而言，直至明末崇祯时期方出现了第一部历城志，入清以降，迄无新志庚续。至乾隆三十二年（1767），甫调任历城县令的胡德琳始开志局，延请周永年、李文藻等山东著名学者纂修县志，不过一年即成稿，三十七年（1772）付梓行世。……《（乾隆）历城县志》所产生的时代背景，正是考据学成为学术主流的时期，其厚古详今与述而不作的著作特色皆能从汉学家实事求是、嗜古好古的学术追求中寻及根源。……当《（乾隆）历城县志》行世之时，一流学者如戴震、钱大昕、段玉裁、洪亮吉、孙星衍等的修志活动均未开始，章学诚也尚未形成其独树一帜的方志学理论体系，《历城县志》的出现允能开风气之先，启迪来者无限。⑧刘国宣：《（乾隆）〈历城县志〉纂修初考》，《山东图书馆学刊》2017年第2期。按：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著录了康熙六十一年（1722）由李师白纂修的《历城县志》16卷，据此，《（乾隆）历城县志》显然不是“清代第一部历城县志”，这一说法自应予以纠正。

由谢启昆主持修纂的《（嘉庆）广西通志》历来为研究者以楷模相视，而其著述之长已然圆熟地体现于早出30年的《历城县志》。④何林夏师指出，《（嘉庆）广西通志》的主要贡献“是它在对我国古代方志，尤其是明以前方志的改造和方志体例的创新中所起到的承前启后的作用”，但以体例而论，先《广西通志》30年面世的《历城县志》实未多让也。何林夏：《（嘉庆）〈广西通志〉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8页。这部县志在清代方志学史上实居承先启后的地位，却素为人所忽视，故特为拈出，稍作发覆，以作考证学潮流下的新方志例说。这里附带一提，清代是继宋代之后金石学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期，李文藻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独立完成《诸城县志》的纂修，在该志的类目设置中首创“金石考”一门，⑤李文藻：《南涧文集》卷上《诸城县志序》：“《金石考》为从来志乘之所无者，重县之所有也。”清光绪潘祖荫刻《功顺堂丛书》本。《历城县志》承之而愈趋成熟，以至后来方志皆循此体而不改，⑥方志金石考（或有“志”“略”之称）也往往别出单行，成为清代金石学著述中最常见的文献形式之一，但这种盛况并不足以说明清代金石学已超越宋代。王国维观察到，清代“金石之学复兴，然于著录考订皆本宋人成法，而于宋人多方面之兴味反有所不逮，故虽谓金石学为有宋一代之学，无不可也”。（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见傅杰编校《王国维论学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45页）李济更在比堪宋代吕大临《宣和考古图》和晚清端方的《陶斋吉金录》之后，对清代金石学表示了整体性的失望，以为宋人定下的某些金石研究规则多被清人弃置，对实物的研究被题跋所取代，客观的了解被古董趣味所凌驾，剩下的只是最学究味的工作。（李济：《中国古器物学的新基础》，《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60—61页）这也是考证学范式影响方志编纂的显著表现之一。

欧洲委员会经过对市场的初步调查，认定尼得科并购恩布拉科将导致如下担忧：在家用变速压缩机领域，尼得科与恩布拉科之间竞争关系的消失将导致价格提升、选择变少；对于应用于轻商领域的定速和变速压缩机，尼得科与恩布拉科之间竞争关系的消失将导致价格提升、选择变少。

前周书昌与李南涧合修《历城县志》，无一字不著来历。其古书旧志有明文者，固注原书名目；即新收之事，无书可注，如取于案牍，则注某房案卷字样；如取投送传状，则注家传呈状字样；其有得于口述者，则注某人口述字样；此明全书并无自己一语之征，乃真仿《旧闻》而画一矣。②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八《报广济黄大尹论修志书》，第873—874页。

经过治疗和护理后,观察组共有24例被治愈,对照组共有22例被治愈,观察组的治疗效果比对照组强,两组结果存在统计学差异性(P<0.05)。

反倒是“特立独行，未甘比附风会”的章学诚是以方志理论宏深而成系统著称的，⑧钱钟书：《谈艺录》八六“章实斋与随园”，三联书店，2001年，第831页。然而“言”易“行”难，我们对他实际的修志成就允当做几分保留。柴德庚即指出，“清代方志大部分流传”，“而学诚以方志名家，偏偏他自己所作的方志多不传，这与学诚重视方志编写的理论和体例研究，重点在各类大小序文的写作，于史料及事实注意不够有一定关系”。⑨柴德庚：《试论章学诚的学术思想》，《光明日报》1963年5月8日。可以参照的一个事例，陈垣曾针对章学诚的《史籍考》发过一段议论：“章实斋预作《史籍考》，仿朱氏，有稿，然未见。其书若有，一定作不好，今佚，故人多夸之。”这句议论借李瑚记录当年听受陈垣先生史源学课的笔记保存下来。见陈垣著，陈智超编：《史源学实习及清代史学考证法》，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41页。按：所谓“仿朱氏”者，指对朱彝尊《经义考》的效仿。陈先生对史实细节的刻意关注，可能促使他对“论学多疏”（余嘉锡语）的章学诚抱有一种轻视的态度，进而影响了他的弟子。上世纪前半叶，随着胡适、梁启超、钱穆的汲汲推崇，章学诚一度被过分拔高，但也有不少学者秉持着一种冷峻的态度。汪辟疆即深以章氏“其文曼衍，其学课虚而不责实”，因而对“颇为时辈所崇”的现象表达了相当的不满，并认为“崇信过笃，其流弊正无穷也”。（《目录学研究·目录与目录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3页）根据文中“至与袁简斋并论，尤为纰缪”一语，我们认为，汪辟疆这里针对的“时辈”当是钱穆。在钱先生的名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袁枚被视作乾嘉时期的“异军”，附在章学诚之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472—480页）钱钟书甚至直指章学诚“记诵简陋”，“甘居寡学，以博精识创见之名”，亦可与汪说参见。钱先生同时还观察到“实斋论学大义，与随园说诗要指，实如月之印潭，土之就范，无甚差异”，“盖并生乾嘉朴学大盛之日，而皆特立独行，未甘比附风会，为当世之显学；所学不同，而所不学同，宜其响应于不自觉”，则与钱穆先生的意见一致。（《谈艺录》八六“章实斋与随园”，第827、831—832页） 作为“乾嘉最高两大师”（钱穆语），戴震与章学诚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的“宁波道署”论争早已成为学术史上的名案，①参见梅森：《方志性质之争抑或编纂方法之论——戴震与章学诚宁波道署论争辨析与方志学派存在与否之质疑》，《中国地方志》2014年第9期。他们围绕“考据”与“文献”两种修志方法争竞，这与当时皖、吴二派学术上“求其是”与“求其古”的追求差异可以相通。虽然“‘求其古’尚可以探流变，‘求其是’则师心自用者多矣”，②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傅斯年全集》第2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第169—170页。但以实际情状而言，县志的编纂期于府志的采择参考，府志之于省志、省志之于全国范围的“一统志”亦复如是，上级志书对下级志书，所“求”更多的乃在一种结论上现成且准确的“是”，而非文献上的“古”，因以就实际操作论之，章氏的主张虽善却每多窒碍，这也就难怪他纂修的方志多为继任者改窜。

章学诚《记与戴东原论修志》又云：

国内钾肥市场保持高位坚挺走势，但有窄幅波动。国内货源补充有限，内销交投短线延续紧张形势，价格暂时保持平稳。现华东地区62%白钾主流港口报价在2550-2600元/吨，成交保守。进口钾方面，货源紧张价格且高，外盘信息显示ICL将有5万吨氯化钾于12月4日-8日向中国发运，另Ashdod5万吨11月下半月向中国发运。。目前港口仅剩少量62%加白，价格多在2550-2600元/吨，北方港口价格略高于南方港口。但因市场货源整体较少，经销商可售货源有限，故而市场成交多以小单为主，高价位下大单难现。

冯君曰：“方志统合古今，乃为完书，岂仅为三数百年以内设邪？”余曰：“史部之书，详近略远，诸家类然，不独在志也。”③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八《记与戴东原论修志》，第870页。

戴章之争，冯弼方明显偏袒戴震，引文中的责难不啻如出戴震之口。二家之争，“是”“古”之外，更有学术背景上的经、史之别。论者以乾嘉朴学家畏避时忌而专务考古，这其实仍是考证学由清廷文化高压政策激发而来一说的翻版。其实“清室所最忌讳者，不过东北一隅之地、晚明初清数十年间之载记耳”，④陈寅恪：《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15年，第269页。朴学家“厚古”的修志取向，最根本的还是由考证学内在理路所决定。同时需要指出，大多数与修方志的名儒在“古”“今”之间“厚古”而不“薄今”，基本采取了一种“厚古详今”的立场，这一分寸感多被后人想当然地误解了。

当时参与修志的学者中，除章学诚外，仅有全祖望、钱大昕等寥寥数人以史学名家，他们的论说与时人不尽相同，但总体上仍遵循着时代风尚。以钱大昕为例，他心目中“佳乘”的标准是“简而有要”，⑤钱大昕：《潜研堂集》卷二十九《跋杨譓崑山县志》：“叹其简而有要。”同书卷三十五《与孙凤阳书》：“承示所撰《凤阳志》，简而有要，可称佳乘。”钱大昕撰，吕友仁校点：《潜研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524、634页。与时人以“详慎”相尚确然有所出入，但这并不足以指向钱氏对晚明旧方志传统的回归。钱大昕曾论及《宋史》的“缺略”问题，称“世人读《宋史》者，多病其繁芜，予独病其缺略。缺略之患甚于繁芜，即有范蔚宗、欧阳永叔其人，繁者可省，缺者不能补也”，⑥钱大昕撰，吕友仁校点：《潜研堂集》卷二十九《跋三山志》，第518页。与“简而有要”便不那么一致；他参编的《鄞县志》更属博得大名的循风气之作，因而实际上钱氏对考证学潮流下的新方志典范仍能恪守藩篱，未曾逾越。

四、结 语

自19世纪后，随着清代学术在“道咸以降，途辄稍变”，学者治学，“务为前人所不为”，⑦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傅杰编校《王国维论学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85页。其瞩目的领域、研究的方法，已然溢于乾嘉时代经史考证之外，这即是余英时先生所指出的考证学典范的危机。纯粹的考证学研究此后渐渐趋向较边缘化的地位，但由考证学范式塑造的方志编纂，迄于民国没有发生根本的变革，尚有如郭嵩焘《湘阴县图志》、李慈铭《绍兴府志》、缪荃孙《江阴县志》等名志的出现，谨守乾嘉朴学法度，考证学学统颇赖方志典范的维持得以传续。这一问题涉及到近世时代学风转折后方志典范对考证学的“反哺”，作者将于另文讨论，不复赘言。

《淮南子·氾论训》言：“东面而望，不见西墙；南面而视，不睹北方；惟无所向者，则无所不通。”提示给研究者一种多维度、多视角的治学模式。本文撰写的初衷，即在尊重但不轻易接受既有方志学研究的前提之下，从学术史的角度观察进而探讨16至18世纪方志编纂的典范转移，试图就这一问题获得更深一层的理解。限于篇幅，相关例证只能择其要者，部分问题也未能一探究竟，只得俟诸异日了。

由于所使用的指标均为正向指标，因此，本文用提取的公因子作为反映各指标最大程度信息的综合指标，因子数值越高，则企业价值共创体系的价值创造能力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