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不论是在考据史学占据主流的“旧社会”，还是在唯物史学一统天下的“新社会”，陈寅恪所呈现的学术形象似都与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主义（唯物论）相去不可以道里计；可实际上，却有不少学者，甚至是极有地位的学者，刻意将陈的学问跟唯物史观牵合到一块。据我所知，最早见于书面的例子，可能是赵俪生。在红色史学初步建立的时候，赵有《北魏末的人民大起义——〈中国农民战争史〉之一节》一文，略云：

第二次见面，陶水旺还是大包小包的，直接摸到表姐的学校里了。表姐没办法，只好把他领回家。也是巧，李石磨不在家，生产队派他去城里卖西瓜。表姐突然觉得浑身发冷，好像又回到了那个木排上。大热天，她又加了一件夹衣。陶水旺掩上门，上来拉扯表姐。表姐死死地抱住自己的双肩。陶水旺明知故问，小李知道真相没？表姐没吭声，手却松下来。

陈寅恪先生以他自发地与科学历史法则有某些吻合的观点，指出隋、唐二代制度之所以“臻于美备，其迹象明显，多可推寻，决非偶然或突然所致者也”。这是对于上述种种对北朝史的错误与混乱说法的一种初步指斥。但在旧时代的限制下，陈先生还不可能掌握阶级分析法，致使他许多精湛的研究，多半停在“种姓”与“地域”诸关系的处理之中，而缺乏阶级的分析。①赵俪生：《北魏末的人民大起义——〈中国农民战争史〉之一节》，《文史哲》1953年第5期。后收入《弇兹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7—48页。按，此参吴定宇《守望：陈寅恪往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302—303页。

赵氏虽强调陈寅恪未能掌握唯物史观的“阶级分析法”，但提出了陈的见解“自发地与科学历史法则有某些吻合”，而在当时，所谓“科学历史法则”几乎就是唯物史观的同义词。这在红色史学当时得令的语境中或近于空谷足音了。

其次是杜国庠。杜在民国时已是左翼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家，50年代后为华南学术掌门，但性格与人为善，颇能关照旧派人物。当时官方多通过杜跟陈寅恪“做工作”，故杜不时拜访陈，了解其晚年的著述情况，曾对助手表示：

像陈老这样研究史学，他虽不了解马列主义，但他研究唐史，能从关陇集团的分野，与西域文化的影响，阐明当时社会经济与政治矛盾和斗争，是合乎唯物主义的。②李稚甫：《蔼然长者 学术宗师——回忆在杜国庠同志身边工作的日子》，《杜国庠学术思想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22页。按，据俞筱尧回忆，杜国庠50年代中期到京开会时，曾对他表示：“像陈寅恪先生他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研究隋唐史时，能从关陇集团的分野与西域文化的影响，阐明当时社会经济与政治矛盾激化和斗争，这是符合唯物主义的。”（《我心中的杜国庠先生》，《书品》2003年第2期）其事或有之，但就文本来说，俞的这个回忆却明显剿袭了李稚甫。

大约由于杜国庠地位特殊，才敢说陈“合乎唯物主义”，而且，他也只是私下作此表述而已。

不难想象，在五六十年代的政治学术气候中，赵俪生、杜国庠式的观点是很“出格”的。当日一般视陈寅恪为旧的“资产阶级的史学家”，更不必说在1958年“厚今薄古”运动中，其门徒入室操戈，给其学说贴上“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主观唯心主义方法论”“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辩证法”“资产阶级的伪科学”等一大串政治标签了。

一方面，要中小零售企业在电子商务商业运营模式搭建的过程中改善产品和服务机制，建立健全科学化监督管控体系，避免一味追求成本缩减而造成的产品质量失衡问题。另一方面，要建立资源结构、产品体系和服务项目的协同管理机制，确保相关问题都能得到有效平衡和解决，从根本上所动目标客户后建立对应的管控流程。

事实上，上述赵俪生那个今日看来甚为“低调”的观点，金应熙就曾着重予以攻讦：

陈先生的史学方法所以能有不小的影响，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有一种为陈寅恪史学方法辩护的论调，说：陈先生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却有自发的辩证法或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因此按照他的方法来进行研究，可以和马克思主义殊途同归。首倡这一谬论的是右派分子赵俪生。他在“北魏末的各族人民大起义”一文中说陈先生有某些自发地与科学历史法则相吻合的观点……有一些人未能明确地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于是就为赵俪生所惑，从而为陈寅恪史学方法赢得了一定的市场。

此外，金氏还说到：

陈先生在论述武则天与佛教、魏晋清谈思想的若干论文中提出了宗教和哲学都可为政治斗争服务的观点。曾有些人引证这些论文为陈先生辩护，认为他在这里自发地接近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观点，是唯物主义的。我们认为，这种意见是错误的，有害的。……另外有人还认为陈先生说“实事求是”，尊重证据的，这就是唯物主义。这种论调也是错误的。①金应熙：《批判陈寅恪先生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史学方法》，《理论与实践》1958年第10期。

由这里的“有一些人”“有些人”“另外有人”，可见当时赵俪生的观点至少仍有一定的同情者，只是必然处于受攻击状态，不敢也不能公开表述而已。

要到陈氏身后，随着政治形势变迁而思想学术开始松动的时候，将陈寅恪跟唯物史观牵合到一起的看法，才悄然还魂，逐渐变得公开，变得常见。陈寅恪门下的王永兴较早表述了此类观点：

陈先生虽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进行研究，但他具有朴素的辩证观点。在他毕生致力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主要是政治史）研究中，他善于发现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影响重大的突出现象（如魏晋南北朝的民族问题、唐代的关陇集团与山东集团、庶族地主与士族地主的关系、隋唐制度之各种渊源等等），善于注意事物的发展和变化，注意表面无干而实际有联系的事物，然后融会贯通，找出线索，阐明前因后果，对这六百年的历史提出持之有故、言之有理、自成体系的看法。这就使他的研究远远超出史料考订的范围，在旧中国史学界放一异采。②王永兴：《陈寅恪》，《中国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8期。

同是陈门旧弟子周一良也多次表示：

陈先生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他的历史观根本不是唯物主义的。但是，他头脑敏锐，学问功夫深厚，对于中西历史、文学、哲学都有很深入的修养，而且掌握广博的语言工具。特别重要的，我认为他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所以，他能从纷繁错杂甚至看来完全不相干的历史现象中，找出内在联系，在事件的个性之外找出共性，来说明历史现象的前因后果。③周一良：《怎样学习和研究历史》，乔默、江溶编：《怎样学习和研究历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第29—30页。此据张荣芳《陈寅恪与王国维》引，《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

解放以后，我粗学马列，感到陈先生虽不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治学之道却充满朴素的辩证法，善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这也许是陈先生在解放前的史学界能够冠绝群伦的主要原因吧。陈先生不少论文处理的是小问题，但他从不就事论事，而是联系大问题来考察，亦即陈先生所说的因小以见大。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从微观到宏观，把两者结合起来。陈先生论述历史现象时，经常注意区别共性与个性，研究二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他看历史问题很重视纵向观察，看源流和演变，能以几百年历史为背景来观察。正由于如此，陈先生的论著大都视野广阔而辨析精深，符合于辩证法。……如果我们用陈先生的学风和道路来衡量，田祝两家的研究都是在对个别问题细密考证的基础上，放眼纵观东晋南朝二百几十年或汉代到唐代八百年历史，从而收到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效果。陈先生具备朴素的辩证法，田祝两家则是自觉地运用唯物辩证法来处理历史问题，善于分析与联系，两家的著作中其例甚多。①周一良：《纪念陈寅恪先生》，《毕竟是书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35—136、146页。按，“田祝两家”指田余庆、祝总斌。

以上数例，还是小心翼翼地说陈寅恪有“朴素的辩证观点”“朴素的辩证法”，没有完全点破。而私人场合则更为明确，周一良致逯耀东函即说：

②本文在投稿以后，笔者于2017年11月18日参加“2017《旅游学刊》中国旅游研究年会”时，第一次聆听了李承哲先生的报告并拜读了其发表在2017年《旅游学刊》第11期上的文章《DRD4基因多态性与旅游行为关联性初探》，该文从分子遗传学的角度，探讨了基因与“探求新奇”行为之间的关联。笔者认为此项微观和实证层面的研究与本文宏观层面的论证相辅相成，并为本文论点的证实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和希望。这个视角是笔者以前所没有想到的。

窃以为寅老之学暗合于唯物辩证学说，然并不为所囿，无害于其自由之精神及独立之思想。通唯物辩说者，未必能知（如？）寅老之善发前人未发之覆，因寅老天纵聪明，学力固强，脑力尤非人所能及也。②逯耀东：《旧营垒过来的人》，周启锐编：《载物集：周一良先生的学术与人生》，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9页。

这就明确说是“暗合于唯物辩证学说”，并且解释更为周到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1988年中山大学主办的“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季羡林作为“大会执行主席”发言时提到：

陈先生在解放后对马列主义史学是什么态度，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文革前提出，我没有异议，陈先生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可现在我则不敢说。……陈先生从未标榜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在会上的报告中间，占一半的先生认为陈先生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朴素的辩证法，这就与马克思主义有相通之处，这可能高了，但我说不出高在哪里。世界学术史上，不管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一个学者如果是实事求是的，有良心的，他就必然是唯物主义者。一个人标榜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可能是马克思主义者，也可能不是。他不标榜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可能是唯物主义者。我们总讲陈先生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就是唯物主义。③季羡林：《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闭幕词》，《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第28—29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担当大小，体现着干部的胸怀、勇气、格调，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是否具有担当精神，是否能够忠诚履责、尽心尽责、勇于担责，是检验每一个领导干部身上是否真正体现了共产党人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方面。”

最近，我不愿一直在家闲着，打算开家杂货店自食其力。只是我一人难以打理店面，所以期盼父亲能回来帮我一把。

在此，不仅公开认为陈寅恪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朴素的辩证法”，而且，更说明这是会议上“占一半的先生”的看法。则至少在“陈寅恪朋友圈”里，持此说者已占优势，不妨说是一时的主流见解了。

自此而后，类似见解也就不足为奇。比如黄永年也说过：

读了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才知道如何读史书、如何做研究的门道。几十年后我从列宁的《论民族自决权》里看到这样的话：“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我想，这不也正是《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寅恪先生其他著作使用的方法吗？这种科学方法把我从《资治通鉴》等以君之明暗、臣之忠奸去解释历史的陈腐观念中彻底解脱出来，我至今仍常常地感谢。④黄永年：《我和唐史以及齐周隋史》，陆三强主编：《树新义室学记：黄永年的生平和学术》，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1页。

李泽厚在跟陈明对话时也提到：“陈寅恪有唯物史观，重视阶级、集团、经济等现实利益等等，这并不是中国传统。”⑤《浮生论学：李泽厚、陈明2001年对谈录》，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149页。

二

应该说，这类将陈寅恪归入唯物史观范畴的论说，是事出有因，并非无中生有。

首先，就学术思渊源来说，陈寅恪早年留学德国，确实对马克思的学说有一定了解，并曾读过马克思最“学术”的著作《资本论》。陈自己在1953年说过：“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按：1911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⑥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据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三联书店，1995年，第112页。其关系最密切的门人蒋天枢回忆：“昔年先生尝语枢：在德时曾读德文版《资本论》。”⑦蒋天枢：《陈寅恪先生传》，《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17页。40年代的学生石泉（刘适）、李涵也回忆：

陈师有一次谈到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时说：“其实我并不怕共产主义，也不怕共产党，我只是怕俄国人。辛亥革命那年，我正在瑞士。从外国报上看到这个消息后，我立刻就去图书馆借阅《资本论》。因为要谈革命，最要注意的还是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这在欧洲是很明显的。”⑧《追忆先师寅恪先生》，《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收入钱文忠编《陈寅恪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

后来共产运动牵动国际，而陈寅恪也有机会继续接触马克思主义的论著。据季羡林回忆，陈40年代赴英治眼病时，于道泉为他读书解闷：

后来这个于道泉在英国留学，怕这个陈寅恪先生寂寞，天天到医院去陪他，念什么呢？《资本论》。陈寅恪就告诉我，他哭笑不得，说我不相信共产党，他天天来给我讲共产主义。①蔡德贵整理：《季羡林口述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04—105页。按，季羡林反复讲过类似的话：“（陈寅恪）治眼睛，这个于道泉怕他寂寞，到医院去看他。他给讲马列主义，这个陈寅恪先生又不能说，你别来啦，天天讲马列主义，所以陈寅恪先生说腻歪透了。”“陈寅恪先生眼睛视网膜脱落，到英国去治病，于道泉到医院天天去陪他，天天给他读马克思主义。陈寅恪先生听的觉得可笑，非常别扭。”（《季羡林口述史》，第148、309页）

之后，威特金又将肢解的尸块加入了他的兴趣清单，以其创造十七世纪佛兰德静物风格影像——即使在更具容忍度的现代人看来，这种手法也令人难以置信——在美国，他的做法屡屡激怒地方律师与那些文化审查志愿者们。

综上,对任意的ε>0,存在N,当n>N时, ρG(xn,1)<ε,故任意Cauchy-序列收敛,且收敛到1。

在我看来，陈寅恪笔下的“阶级”，大约近乎社会学的定义，指宽泛意义上的社会阶层或集团。美国格尔哈特·伦斯基在其名著《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如此定义“阶级”：“一个社会中一些人们的一种聚合体，这些人按他们同权力、特权或声望的某些形式的关系而处在相似的地位上。”④格尔哈特·伦斯基：《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关信平、陈宗显、谢晋宇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94页。陈的“阶级”，跟此含义是很相近的。

陈以关陇集团、山东集团的分野来解释中古以来的军事政治势力的起伏，以旧士族阶级、新进士阶级的分野来解释唐代的党争，尤为其著名的创说，此世已熟知，无庸一一举例。在此，特拈出陈著中关于经济社会问题的论述，以见其概。

在这个问题上，有些学者的认识更为审慎些。比如就在“占一半的先生认为陈先生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朴素的辩证法”那个场合，张荣芳似保持了一点距离：

塞姆关于罗马史的研究，正有助于理解陈寅恪关于中古史的研究，有助于理解陈寅恪的历史观。陈与塞姆在史学方法上的不约而同，表明他们都受到近代（19世纪）学术风气的熏染，都汲取了类似的社会学观念及方法；而他们都是学院派史学的传人，无与于左翼史学，亦无与于唯物史观。

具体到其专业的唐史领域，除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有“财政”专章，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也有极突出的论断。其上篇有云：

唐代自安史之乱后，长安政权之得以继续维持，除文化势力外，仅恃东南八道财赋之供给。至黄巢之乱既将此东南区域之经济几全加破坏，复断绝汴路、运河之交通，而奉长安文化为中心、仰东南财赋以存立之政治集团，遂不得不土崩瓦解。大唐帝国之形式及实质均于是告终矣。④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三联书店，2001年，第204页。按，此书定稿的文字表述略有差异，见《唐代政治史略稿手写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6页。

1) 吸附时间。称取1.0 g AB-8大孔树脂，加入10 mL上述提取液，25℃摇床振荡吸附1 h、2 h、4 h、8 h及12 h，过滤定容至25 mL，测其吸光度并计算吸附率。

同书下篇末尾又有相近表述：

自咸通以后，南诏侵边，影响唐财政及内乱颇与明季之“辽饷”及流寇相类，此诚外患与内乱互相关系之显著例证也。夫黄巢既破坏东南诸道财富之区，时溥复断绝南北之汴路，藉东南经济力量及科举文化以维持之李唐皇室，遂不得不倾覆矣。⑤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355页，参见《唐代政治史略稿手写本》，第283—284页。

医院档案工作人员利用自身专业优势服务社会大众，为患者、群众提供档案法制化咨询，答疑解惑，使档案法制工作发挥积极重要作用。在解决群众群众实际困难，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的同时，进一步拉近了档案法制化工作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距离。提升医院档案管理工作的认可度。医院档案管理人员根据实际工作中总结的经验和日常档案工作中法律法规的要求，努力提高档案人员综合性素质，进行多方面多角度分析工作中的不足，提高业务素质，熟悉并掌握档案管理的相关业务知识和基本技能。完善档案规章制度，以诚恳，负责的态度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

陈氏对唐代经济问题的这一宏观判断，使专注于经济史领域的后学全汉昇深受启示，遂成就其经典专著《唐宋帝国与运河》。全氏特别拈出以上两处论述，并说明：

陈氏强调郑氏集团兴起的经济背景，实近乎常识；而他提出柳如是到苏州是为了跟郑氏集团交通，则纯属猜测，缺乏任何明确证据的支持。不过，此二事在纯学术上虽未见高明，却足以说明他在治史时对经济因素的重视。

我当时是读过一些以郭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的著作的，知道归根结底要从经济生活找历史发展的客观依据的。在陈先生的言谈之间，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是不在他的视野之内的，但他却很重视经济因素，如曹魏立国与屯田的关系，军屯与民屯的关系，二者又如何演变等等。正是在这个背景下，陈先生为我这篇小论文出的题目是：曹魏政权内部分裂三次大的叛乱为什么都发生在寿春？而且为什么都败给了司马氏？三次叛乱的各自特点、相互联系和共同的败因何在？①艾天秩：《忆先师陈寅恪先生》，《校友文稿资料选编》第四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9页。

图4(a)是在固定其他反应条件时测定的不同催化剂用量下苯酚的降解曲线。由该图可知，随着Fe3O4-C催化剂用量的增加，苯酚的去除速率逐渐提高，当催化剂用量提高到0.2 g/L时，20 min即可达到降解平衡，但是继续提高催化剂的用量，苯酚去除速率的提高并不明显。与纯的Fe3O4纳米颗粒相比，本研究所用材料仅为文献的1/25[6]，降解速率也明显更快。其原因可能是，催化剂的Fe3O4-C壳层所含的亲水碳组分可以将反应物分子吸附到催化剂的空腔结构中，从而使得空腔中的反应物浓度远高于溶液中，有利于催化剂上的Fe3O4组分更好地发挥其催化活性，这种限域效应有效地提高了催化剂的催化性能[8]。

直到晚年，陈撰著《柳如是别传》，在方法上以“诗史互证”为主，关注的重点则在政治问题的阐发，但也依然重视经济因素。如关于郑芝龙、郑成功势力的背景，即有总括式的论断：

郑氏父子之兴起，非仅由武力，而经济方面，即当时中国与外洋通商贸易之关系有以致之。明南都倾覆，延平一系犹能继续朱氏之残余，几达四十年之久，绝非偶然。自飞黄大木父子之后，闽海东南之地，至今三百余年，虽累经人事之迁易，然实以一隅系全国之轻重。②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中册，三联书店2001年，第741页。按，郑芝龙字飞黄，郑成功字大木。另，余英时后来指出：“至少从十六、十七世纪以来，一个东南沿海的商业中国（或简称为‘海洋中国’）逐渐在成长中，而台湾愈到后来则愈成为这一新发展的最前哨。”（《台湾的认同与定位》，《民主与两岸动向》，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第66页）此一论断或亦包含了陈氏论说的影响。

又陈氏在考辨钱谦益《五日钓台舟中》诗时，仅凭一句“吴昌此际痴儿女”，就“大胆假设”柳如是曾到苏州跟郑氏势力联系：

夫郑氏之兴起，虽由海盗，但其后即改为经营中国南洋日本间之物产贸易。苏杭为丝织品出产地，郑氏之设有行店，自是当然之事。况河东君以贵妇人之资格，以购买物品为名，与绸缎店肆往来，暗作通海之举，可免为外人所觉察也。③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下册，第1043页。

陈寅恪先生在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对于运河与大唐帝国的关系有一个很锐敏的观察。……由于陈先生这种重要的指示，作者深感运河与唐宋国运关系的密切，故有此书的写作。作者在这里首先要对陈先生的启发敬志谢忱。⑥全汉昇：《唐宋帝国与运河·自序》，商务印书馆，1944年重庆初版、1946年上海初版。其40年代后期的学生艾天秩在回忆时也说到：

三

由上可见，指陈寅恪重视经济社会因素，无论于其自身总结中还是具体论述中都能得到证明，是很确实的。但同样很显然的是，唯物史观是重视经济社会因素的，但不能说重视经济社会因素的就是唯物史观；而且，即便是唯物史观，也不等于就是左派的唯物史观，就是共产党的唯物史观——尽有考茨基的唯物史观，有陶希圣、萨孟武的唯物史观。陈的学术理路与唯物史观的关系，还要作进一步的疏理。

陈在1927年《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已说到：

陈寅恪研究历史偏重于“民族文化之史”的研究。“民族文化之史”内容很广泛，包括政治制度、社会习俗、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等等。但是，他在研究“民族文化之史”的同时，注意到了社会经济基础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这说明他注意到经济基础对唐朝历史的重要作用，这是一种明显的社会经济史观。又如他在《柳如是别传》第三章中分析明末吴江盛泽镇区区一隅之地，为什么“其声伎风流之盛几可比拟于金陵板桥”呢？此“故盖非因政治，而实由经济之关系有以致之”。……这是陈寅恪从经济入手分析社会历史现象的显例。④张荣芳：《陈寅恪与王国维》。按，严寿澂据此谓张荣芳“说寅恪先生虽不信仰马派学说，其思想与社会经济史观还是有暗合之处”（《读〈陈寅恪文集体〉札记二》注释[2]，《近世学术通变论丛》，台湾国立编译馆，2003年，第256页），将“社会经济史观”完全等同于马派史学，未免狭隘。又，杨向奎针对《柳如是别传》关于吴江盛泽镇的论述说：“以社会经济的现象来解释社会问题，是寅恪先生的跃进，过去在陈先生的文章中，我们看不到这种词句。”（杨向奎：《忆陈寅恪先生》，《考据与思辨：文史治学经验谈》，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444页）这却是恰恰说反了，陈氏本一以贯之，“跃进”云乎哉？

张荣芳强调“陈寅恪和王国维都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他们的历史观根本不是唯物主义的”，而将陈对经济因素的强调归为一种“社会经济史观”，这自是可以接受的说法。

若集中一点，着眼于“阶级”这一概念的使用，则陈寅恪史学与唯物史观的距离，就能更容易看出来。对于陈著中的“阶级”概念，胡戟稍早时有较细致的归纳和批评：

作为一个20世纪的学者，著述应遵守的通行学术规范中，有一点陈寅恪先生似有所忽略，即使用已为人公认的专业用语概念范畴，不甚严密。比如“阶级”一词，已有了严格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上的意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他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列宁《伟大的创举》）而陈的论著中，无论早期、晚期，仍均按汉语传统把阶级当做等级的意义运用，除了在《东晋南朝之吴语》中用为“社会阶级”、“士族阶级”，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用为“士大夫阶级”，在上引《东晋南朝之吴语》一文中还用为“北语阶级”、“吴语阶级”。这些似应有阶层、集团、群体、人众的区别，选择适当词语表述为好，混用一个“阶级”，容易引起概念上的混乱。①胡戟：《陈寅恪与中国中古史研究》，《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

1.3.4 凝血功能指标检测 同1.3.3的方法抽取患者空腹静脉血，采用凝固法测定凝血指标，包括凝血酶原时间（PT）、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与凝血酶时间（TT）等。

但这个批评，未免先入为主，将“阶级”一词的后起定义视为天经地义，视为唯物史观一家的专利了；陈氏之使用“阶级”，既然用的是旧义、广义，而非新义、狭义，本来就不在唯物史观的红色规矩之内，又谈何不严密呢？但这个批评，也从反面有力地说明，陈氏所说的“阶级”，异于唯物史观的“阶级”。

总之，高校毕业生择业观如何直接决定着国家和社会的未来发展，但就目前大学生就业观现状来看，虽然整体发展尚好，但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因此，如何做好大学生就业观的引导工作也就显得尤为必要。笔者认为，做好大学生择业观引导工作，首先需要深入学生掌握其择业特点，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如针对学生责任意识淡漠问题，要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职业素质教育，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帮助学生顺利就业。

针对李泽厚“陈寅恪有唯物史观”的说辞，与其对话的陈明则表示：“他讲的阶级是stratum，而不是class，更偏重于社会学意义上的阶层，而与唯物史观距离较远。”②《浮生论学：李泽厚、陈明2001年对谈录》，第150页。在中大曾任陈寅恪助手的胡守为近时也认为：

陈寅恪先生在《魏书司马叡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一文中所说的社会阶级，自有其本身的涵义，在此略加阐释。文中称东晋时长江上游南来北人之武力集团，“本为北方中层社会阶级”，他所说的阶级近似现时所谓阶层。而他所说的阶级的划分，主要从其文化背景。比如他分析晋朝司马氏集团与江东顾氏集团，“虽属不同邦土，然就社会阶级言之，实为同一气类”。司马氏与顾氏虽处于不同地域，但都是尊奉儒家名教同一气类者也。……陈先生分析中唐以后统治集团的两部分人：“一为受高深文化之汉族，且多为武则天专权以后所提拔之新兴阶级，所谓外廷之士大夫，大抵文词科举进身者也；一为受汉化不深之蛮夷，或蛮夷化之汉人……即阉寺之特殊阶级是也。”两者都属统治集团内部的人，但文化背景不同，政治倾向各异，故陈先生仍视为不同的阶级。陈寅恪使用阶级的概念，虽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定义有差别，且阶级多根据文化的特点划分，是否准确，此处不作讨论。但应指出，陈先生的阶级分析法，把握某部分人的社会特点，作为理解一定的社会现象，较诸前人只从个人的道德行为解释历史，是前进了一大步。而其所得的结论，一般说来并未背离历史的真实，故仍具有其价值。③胡守为：《南朝岭南社会阶级的变动》，《胡守为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86页。

他们的这一看法大抵是可取的。

其次，就史学论著来说，陈寅恪特别重视基于种族、地域的政治/文化集团，重视从社会群体本位来观察政治史；同时，又相当强调历史发展中的经济社会因素。②关于陈对中古经济社会问题的重视，张兢兢已有专文讨论，其结论是：“陈寅恪在中古史领域提出的诸多学术命题，都贯穿了社会经济层面的思考，其论述中古社会变迁总带有社会经济发展的视野。融社会经济的观点于政治史、文化史的研究之中，寻求政治、文化事件背后的社会经济原因，立足于整体史亦即广义的文化史范畴来观察魏晋南北朝隋唐社会历史的演进，这是陈氏治史的一贯风格。应该说，陈寅恪在社会经济方面的研究，构成了其中古史理论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陈寅恪与中古社会经济史研究》，《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这两点，是跟唯物史观有一定趋同之处的。

具体来说，陈强调的是地域的集团、政治/文化的集团（如关陇集团、山东集团），强调的是集团之间的新旧兴替（如旧士族群体、新进士群体），而不在于经济的集团，不在于集团［之间］的贫富冲突（如无产阶级、资产阶级）。陈氏关注的“阶级斗争”，并非共同体内部上下层级之间的冲突，他跟“阶级斗争”这一唯物史观的核心观念是绝缘的。

如前所述, 线性幅值包括0次谐波、 2次谐波和3次谐波的幅值, 该谐波的幅值演化曲线见图1～3. 对于柱面和球面RT不稳定性0次谐波, 该演化幅值包括两部分: 初始未扰动界面r0和来自2阶的反馈幅值. 然而, 对于平面RT不稳定性中的0次谐波, 其初始扰动往往施加于y0=0的平面上. 为此, 我们统一取初始平衡界面为y0/λ=r0/λ=1/(2π), 即我们将平面、 柱面和球面初始平衡界面取在相同位置1/(2π)处.

对于重视经济社会因素的史学方法，我以为可分作三个层面：一般的社会学/社会史方法，重视经济社会因素的重要性，可作为历史分析的一种工具或视角；作为学术方法的唯物史观，突出生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作用，属于马克思主义一系，可视为社会学/社会史方法的一个特殊分支；作为意识形态的唯物史观，服从现实政治的需要，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教条化的御用学术程式。也就是说，唯物史观本应是附属于社会学/社会史方法这一更大范畴的，但由于共产党在现实世界中的地位，它也成了史学的“最高纲领”，以至反客为主，倒显得社会学/社会史方法成了它的附庸似的。

从这个角度，陈寅恪在方法上属于第一个层面，即社会学/社会史方法。与其说他近于唯物史观，不如说近于社会学/社会史方法。只不过，社会学/社会史方法与唯物史观共享着部分学术观念，可以说属于“远亲”的知识关系，在此意义上，也不妨将社会学/社会史方法视为广义的唯物史观——而陈寅恪也可归入这个广义唯物史观的范围。但需要强调，说陈是“广义唯物史观”，跟说陈是“朴素唯物主义”，性质实有差别：“朴素唯物主义”者，即初级的、低等的唯物主义，带有贬抑意味；而“广义唯物史观”，即宽泛意义上的唯物史观，绝不低于“狭义唯物史观”。那么，当然的，陈不属于狭义的唯物史观，更加不属于在政治上独尊那种唯物史观。

许倬云在综述现代关于中国社会史的研究时提到：

在纯粹史学家的阵营中，陈寅恪虽然未尝自己声明具有社会学的观点，他对南北朝史、隋唐史的许多单篇著作，或以民族群的混合、冲突与协调为课题，或以社会阶层中的变动为着眼点。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更揭出中国中古门阀消失的大题目，把牛李党争归结为世家子弟与新进士的斗争，虽然他的理论中有一部分已经修正（如武则天争权是创造进士考试的主要原因），他的主要论点仍是中国中古分期的一个大据点。①许倬云：《社会学与史学》，《求古篇》，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476页。

许倬云突出了陈氏历史观点的“社会学”意味，这是不错的。我想，若进一步将陈的学说归入“历史社会学”范围，可能更为恰当。

附带说一下，还有一种思路，也是将陈寅恪往辩证法那里扯，但不是扯到马克思身上，而是黑格尔身上。早年出身陶希圣门下的何兹全提出一个猜想：“陈寅老在史学方面能有超迈群伦的成就，我总疑心他在德国读书时，接触过黑格尔的辩证法。辩证法使他见人所不能见，高人一头，高出群伦。”②见其为张伟国《关陇武将与周隋政权》一书所作的序，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年。这就纯属信口开河了。黑格尔最不尊重历史事实，其哲学可说是反历史的，自实证史学立场可谓一无可取，况且陈本人又是最不喜“玄学”的呢？③俞大维：《谈陈寅恪先生》，《谈陈寅恪》，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7页。陈所讨厌的“玄学”，必是包括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尤其是其《历史哲学》。他之不满意于黑格尔，当远甚于马克思，何氏真可谓河汉斯言矣！

四

在具体讨论恺撒崛起时也说：

英国罗纳德·塞姆（1903－1989）被视为20世纪最杰出的罗马史家，其专著《罗马革命》不久前刊行了中译本。④罗纳德·塞姆：《罗马革命》，吕厚量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塞姆年岁较陈寅恪稍晚，两人在治学领域和师承关系上都无交集，但就《罗马革命》这部史著来看，我觉得他们在方法上却有趋同处，最明显的有两点：一是政治革命的视角，一是军事政治集团的视角。

第一点，塞姆用在书名的“革命”一词，是古典意义上的，意指对现存秩序的暴力颠覆（《罗马革命·序》译者注）；而陈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题为“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其所谓“政治革命”，似未作特别定义。但由具体论述看，二者的“革命”概念相当近似，显然都不同于近代以来正当化、褒义化的“革命”概念，更不同于左翼阵营极力张扬的“革命”概念。

第二点，塞姆强调罗马帝国的成立，实为军事政治寡头集团的胜利：

在任何时代，无论政府的组织形式和名称是怎样的，无论它属于君主制、共和制还是民主制，都需要有一个寡头集团在幕后进行统筹；而且罗马在共和国和帝国时期的历史都是统治阶级主导的历史。我们可以在奥古斯都建立的共和国里的官员和掌权者中再次辨认出革命年代的将军、外交家和财阀；他们更换了制服，但仍是同一批人。他们成了新建国家中的官吏。① 罗纳德·塞姆：《罗马革命》，第17页，第125页，第18、640页。

为了说明陈寅恪治史的社会学/社会史倾向，在此插入一节，试将他跟一位看似不相干的史家作一学术史的比较。

在意大利境内，恺撒拥有众多曾因参与意大利战争、马略的事业和雷必达、喀提林阴谋而吃过苦头的党徒。他的许多士卒和百夫长都是从意大利的贫困与尚武地区招募来的（他们的名字往往可以证实这一点），并且情况还不仅如此，各阶级都加入了。意大利各城镇都欢迎马略党的东山再起；它的新领袖是一位跟马略一样打败过高卢人——意大利的传统敌人的行省总督。……显然，恺撒推荐的400名新元老中包括他在意大利各地的追随者。跟被苏拉宣告为公敌的家族分布情况一样，恺撒的党羽也大多来自马略势力强大的地区。武人盖约·卡时纳斯可能是翁布里亚人或埃特鲁里亚人。潘萨来自佩鲁西亚，但他已经成为元老。坚定民主派居住的萨宾地区涌现出了瓦提尼乌斯和撒路斯提乌斯等恺撒党，他们延续了塞多留的传统。效法这些人的无疑还有恺撒提拔起来的一些骑士。同样，在坎帕尼亚这个富庶地区，普特奥利、卡勒斯和努克里亚等地的情况都印证了马略党和恺撒党之间的联系。普特奥利的格拉尼乌斯家族是臭名昭著的马略党；而恺撒任命的元老中就有一位格拉尼乌斯·佩特罗。前百夫长芬哥来自阿克雷人建立的殖民地。②罗纳德·塞姆：《罗马革命》，第17页，第125页，第18、640页。

塞姆对恺撒继承马略势力的描述，对奥古斯都寡头集团的分析，不是跟陈寅恪对中古以来关陇集团的强调很相像吗？塞姆那种基于扎实的史料考据之上的“群体传记学”（prosopography）方法，不也正是陈寅恪在排比史料时一直在默默运用着的吗？塞姆在讨论罗马旧贵族势力的衰落时说：“在革命期间，旧统治阶级的权力被摧毁了，其结构发生了转型。意大利和社会中从前被排除于政治活动之外的阶层压倒了罗马和罗马贵族。”“……他们在尤文纳尔的时代大多已经撒手人寰，并且其地位也无足轻重。罗马帝国已经摧毁了他们的权力与精神。”③罗纳德·塞姆：《罗马革命》，第17页，第125页，第18、640页。这也不难让我们联想到陈寅恪关于武则天时代“旧日之士族”沉沦的论述。

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吾国古来亦尝有悖三纲违六纪无父无君之说，如释迦牟尼外来之教者矣，然佛教流传播衍盛昌于中土，而中土历世遗留纲纪之说，曾不因之以动摇者，其说所依托之社会经济制度未尝根本变迁，故犹能藉之以为寄命之地也。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至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沈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归于不可救疗之局。③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陈寅恪集·诗集》，三联书店，2001年，第12—13页。按，张荣芳先已拈出此事，见其《陈寅恪与王国维》。

五

我们回过头再看，不难发现，那些将陈寅恪拉向唯物史观的人，清一色的都是大陆学者，其论说大体集中90年代前后。那是学术界乍暖还寒之时，在他们的集体无意识中，仍是将唯物主义视为史学最高律法的，那时说陈接近唯物主义，等于拔高了陈，将陈视作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同路人。

可是，在陈寅恪自己呢，他会怎么看？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我讨论过赵俪生的《北魏末的人民大起义——〈中国农民战争史〉之一节》一文——他认为，陈的史学“自发地与科学历史法则有某些吻合”。关于此，当时除了有金应熙的“弦箭文章”，还有当事者陈寅恪的“天宝遗事”。赵俪生晚年回忆：

我写过一篇分析北魏六镇起义的文章,发表在《文史哲》上。其中有这么一个论点，大体说陈寅恪不接触马克思主义，但由于他忠于史料，所以他获致的结论与通过马克思主义所获致的结论，每有符合。这段意思可能被陈先生知道了，就私下里嘱咐将他的南北朝史、隋唐史的油印讲义，每批卷成卷寄给我，并又小声嘱咐说，讲义看不看不打紧，那补白地方刻着我的诗，其中透露一点心声。梁先生就把这话在信里告诉我了。④《明史专家王崇武逝世40周年祭》，《篱槿堂自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76页。又载《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84页。按，梁先生即梁方仲。

这就意味着，对于“自发地与科学历史法则有某些吻合”——即“他获致的结论与通过马克思主义所获致的结论，每有符合”——这个说法，陈本人可能有一定程度的认可。

当然，回忆是极容易扭曲的，赵俪生的回忆是否可靠，是否准确呢？且看陆键东依据中山大学1958年“厚今薄古”运动的档案资料所作的叙述，有这样一些细节：“有学生写大字报奉劝陈寅恪上课时多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陈寅恪不屑地说，‘请你读一下我的《武曌与佛教》吧！’学生们大批资产阶级繁琐考证，消息传到陈寅恪那里，陈寅恪生气地说：‘我的著作都含有自发的唯物因素。’”①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第268页。按，金应熙提到：“它迷惑了一部分的视听，使人感觉到只要钻研史料功夫深，无须学习马克思主义也可以自发地具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对陈先生也没有什么好处，使陈先生对自己的治学态度加深了自信，以为自己可以不需要思想改造了。所以，今年中大历史学鸣放时有个同学出大字报要陈先生多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陈先生就答复说：‘请你读一下我的《武曌与佛教》吧！’（大意）其实，陈先生对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看法，也是和马克思主义对立的……陈先生并没有在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这个问题上自发地接近了唯物主义。我们并不否认，陈先生通过辛勤劳动掌握了政治与文化间互相联系的某些片段材料，但那与自发的唯物主义完全是两回事，绝对不能混淆。”（《批判陈寅恪先生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史学方法》）正可与档案记录相印证。又，此年7月中大历史系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历史学大会，会上对“自发唯物主义论”作了大批判（《陈寅恪的最后20年》，第246页），所谓“自发唯物主义论”，当即指陈氏所称的“自发的唯物因素”、金应熙所批的“自发的唯物主义”而言。这个“我的著作都含有自发的唯物因素”的话，跟赵俪生“自发地与科学历史法则有某些吻合”的评价正相契合；甚至“自发的唯物因素”的这个“自发”一词，恐怕就直接来自赵的表述。这样，不论当时的档案记录，还是赵俪生的回忆，都顿然显得可信起来。

可以想象，陈寅恪固然坚守其精神独立，有壁立千仞之态，但当时毕竟不得不依附于现实体制，在学术上也承受着极大压力，他若稍作敷衍，强调自己的论著有“自发的唯物因素”，以缓和自身的政治处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更何况，如我在前文第三部分所言，陈氏治史本有“广义唯物史观”的成分，这么说也算不得违心之言。在陈氏来说，赵俪生提出“自发地与科学历史法则有某些吻合”这种评价，在当时是抱有善意的，对其缓和现实困境是有利的，这也就是他对赵“报之以琼琚”的缘故吧。由此，大约可以说，处于逆境中的陈寅恪，权宜地接受了“自发的唯物因素”之类的说法。

那么，是不是因此就能够说，那些说陈氏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朴素的辩证法”的人，跟自称有“自发的唯物因素”的陈氏本人，达成了和谐，达成了一致呢？此又不然。

如今我们已很熟悉这一知识分子史的事件：1953年——正是赵俪生发表“自发唯物主义论”的那一年，中国科学院筹办中古史研究所，拟请陈氏任所长，而陈违时逆势，提出“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两个条件，并正式口述了一份《对科学院的答复》，让其旧门生汪篯带回北京。口述里有这样的话：

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

在王静庵自沉的时候，“俗谛”是针对国民党而发的，而在胡适之去国的时候，“俗谛”又是针对什么而发呢？这意味着，陈寅恪学说与唯物史观之间的最大鸿沟，不仅在单纯的方法论层面，更在方法论背后的意识形态幽灵。就算陈“随顺世缘”，表面上接受了“自发的唯物因素”这种说辞，但陈所承受的，是作为方法的社会学/社会史，是个人信奉的治学宗旨，是学术内部自生的“自由心证”；而那些给陈戴上“朴素的唯物主义、朴素的辩证法”高冠者所承受的，却是作为教条的唯物主义——这正是陈寅恪以生命予以拒绝的“俗谛”。

我们知道，说陈寅恪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朴素的辩证法”的那些人，其动机是积极的，对陈是抱有景仰和同情心理的；可这是一顶不属于陈寅恪的帽子，他既不需要，也不乐意。说陈符合唯物主义，出发点是想抬高他，但结果却是贬低了他。对此，陈寅恪一定会喜欢唯物主义祖师爷回应其教条的追随者的那句话：“这样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给我过多的羞辱。”

当然，此类说辞，本不能从纯学术立场来看待，更宜作为一种学术史现象来理解。事实上，给陈寅恪戴上红帽子，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在那个“独尊唯物”的年代，这是为一位杰出学者盖棺定论的惯常思路。比如任继愈评价其师汤用彤就说：“汤先生当年不懂得历史唯物主义，也未接触过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相互关系。但他从大量历史事实、文化现象中发现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要相适应，不适应即不能生存。陈寅恪先生也看到玄奘的学问不适合中国人好简易的习惯。这些解释虽然还值得进一步讨论，但他们从事实出发，看到这一文化生活中的现象，尽可能做出科学解释，因为他们能做出有价值、有意义的学术贡献。这是他后来较快地接受马列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个外因。”①任继愈：《汤用彤先生治学的态度和方法》，《燕园论学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42页。而并非出身左翼的经济史家汤象龙评价同样并非出身左翼的经济史家梁方仲时，说得更为直截了当：“他选择了明代经济史为他研究中国经济史的战略计划的第一步，而在明代经济史的范围内，他抓住明代田赋制度这个重点研究，进而以一条鞭法为一个突破点。这种研究策略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同时在步骤上又由点到面，逐步展开的研究方法是道道地地的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②见汤象龙为《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一书所作的序，中华书局，1989年。至于本来就有唯物倾向的学者，更要大书特书。比如对于较老派的史学大家吕思勉，就这样强调：“吕先生服膺马克思经济为社会基础学说，用唯物史观阐明我国各个时期社会演变。先生于一九二八年即说：‘马克思之说，虽受人攻击，然以中国史事证之，可见其说确者甚多。……生计究为原因之最大者。’在一九四五年出版的《历史研究法》一书中，先生说：‘马克思以经济为社会基础之说，不可以不知道。……以物质为基础，以经济现象为社会最重要的条件，而把他种现象，看作依附于其上的上层建筑，对于史学的了解，实在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但能平心观察，其理自明。’”③俞振基：《热情讴歌祖国进化的史学家——吕思勉》，《蒿庐问学记：吕思勉生平与学术》，三联书店，1996年，第109—110页。以上种种，跟评价陈寅恪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是一以贯之的逻辑。这样，我们也就不难明白“朴素的唯物主义”之类说辞出现的时代背景了。

可以说，陈寅恪与唯物史观的关系，是一个学术史问题；而对“陈寅恪与唯物史观的关系”的论说，本身又构成了另一个学术史问题。这些论说，大体表现于八九十年代，大抵仍以红色学术教条为不容置疑的前提，而意图拉近陈与官方史学的距离，将其学说合法化、正当化（按今日流行的说法就是“洗白”），使之符合马克思主义主导下的学术标准——这并非一种单纯的学术评价，不如说是一种自觉不自觉地带有策略性的学术表述。

约十年前，清史名家王钟翰的弟子姚念慈在出版《清初政治史探微》时，对自已的治学有一段回顾：“前编《满族八旗制国家初探》是十多年前我入门清史的初作，幼稚之迹随处可见。……有人说，《初探》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成的。尽管时下这样说，明显带有鄙夷的味道，我也不必为此脸红。我年轻时，确实深深喜欢马克思的《资本论》。……虽然资质鲁钝，我没有机会从事《资本论》的研究，但思想上受其影响是免不了的。《初探》第一章第三、四节，先讨论旗制的实质，然后叙述旗的历史，内行人一看就明白，其中带有《资本论》关于价值形态的痕迹。我之所以要将八旗制国家作为一种特殊的国家形态来研究，说到底，也是受《资本论》的启发。然而读者自会发现，《初探》的结论完全是以基本史料为根据的。历史研究只要不违背这一准则，我想，无论什么主义都可以试它们一个试。”④姚念慈：《清初政治史探微·前言》，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2—3页。这些话颇有参照价值。姚序说的“十多年前”，也即九十年代前后，那时候，“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成”仍是史学的护身符；但到他写这篇序的时候，却需要为此作一番自辩了！这很可见学术风气的转移。

而将陈寅恪跟唯物主义扯到一处的论调，也正是出现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成”仍可作为史学护身符的时候；曾日月之几何，学术风气已是三十年河西，关于陈寅恪与唯物主义问题，也成了明日黄花，似乎再也无人提及了。因此，本文讨论的，只是一个过时的话题，一页已翻过去了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