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的金石考证乃其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朝及近代学者都曾给予极高的评价。有关顾炎武金石研究的成就和特色，当今学界也有所论及。然而，就中国金石学的历史演进看，两宋的兴盛经元、明的中衰后，至清初复振，一兴一衰之际，学人的治学旨趣与研究路向也出现了深刻的变化，由此制约了金石学日后的发展。在这一转捩的关口，顾炎武的历史作用与影响究竟如何，似可作进一步的追索与探讨。

一

探究明清之际金石学的嬗递，须从宋代说起。中国古代的金石研究虽萌芽于汉代，但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实勃兴于宋代。综观两宋时期的金石学研究，辈出的名家编撰了一批名作，取得令人瞩目的杰出成就。①有关宋代金石学的成就和特色，可详见拙文《宋代金石学研究》，《上海教育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而且，宋代金石学家的研究范围和治学兴趣颇为广泛。宋人虽以“金石”名其学，但在青铜礼器和碑碣石刻之外，也兼及古玉、古币、古印、瓦当、竹简等诸多古代器物，这一名词的内涵其实颇近似于近代学者所称之“古物”“古器物”。尤须一提的是，宋人几乎都从玩赏古董入手，部分学者进而关注金石铭文，诠释考据，用以证经补史。所以，赏鉴与研究并重，可谓宋代金石学的典型特色。即便以考证见长的欧阳修、赵明诚，浸淫金石同样不乏玩赏的旨趣。

欧阳修在自述其志的《六一居士传》中称：

本课程理论内容多，理解难，为了能真正理解和掌握这门课程的知识点，应该在理论课上完后安排学生做实验，通过一些真实公司案例针对每个知识点的内容仿真给学生做，同时分小组进行，每个人不同角色，可以更好的理解这个岗位知识，我们学校去年还增设了“财务商圈”实验室，这个试验室可以提高每组学生不同的岗位对应的仿真实务，在电脑上进行账务处理的过程的。这样既可以让同学们容易理解《中级财务会计》课程的内容，也可以提高他们的实操能力，更能让学生学以致用，提高团队合作的精神。

客有问曰：“六一，何谓也？”居士曰：“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客曰：“是为五一尔，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②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四十四《六一居士传》，中华书局，2001年，第634—635页。

ΔA=[A510 nm(pH1.0)-A700 nm(pH1.0)]-[A510 nm(pH4.5)-A700 nm(pH4.5)]式中M为标准分子量,值为449.2;m为样品质量;ε为摩尔吸收率,值为26 900;F为稀释倍数。

在《集古录目序》中，欧阳修还针对他人“物多则其势难聚，聚久而无不散，何必区区于是哉？”的讥讽，欣然作答：“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③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四十二《集古录目序》，第600页。显然，欧阳修像醉心美酒一样嗜好金石、图书、抚琴、弈棋，四者同为其相伴终生的“玩物”。

赵明诚夫妇购藏、鉴赏金石书画的情形，李清照也有十分真切的描述：

顾炎武金石研究的旨趣与路向，自然与其追求经世致用的实学主张完全契合。有关他对经世实学的倡导及其本人学问之渊博，前人论之甚详，无庸赘述，但他一再申说其旨时，某些比较“极端”的倾向，仍值得重视。例如，他与友人讨论为学时称：

赵、李族寒，素贫俭。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后二年，出仕宦，便有饭疏衣綀、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日就月将，渐益堆积。……后或见古今名人书画、三代奇器，亦复脱衣市易。①李清照：《金石录后序》，赵明诚撰，金文明校证：《金石录校证》附，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第560页。

在此基础上，赵明诚“非特区区为玩好之具”，②赵明诚撰，金文明校证：《金石录校证·金石录序》，第1页。进而致力于金石铭文的考证，撰成名著《金石录》。

近代学者王国维对宋代金石的成就与特色所作的一段总结颇为精彩：

综前所述，顾炎武基于主客观多方面因素，改变了宋代以来鉴赏与研究并重的金石学之风，以明道、救世的为学宗旨，务实、质朴的治学风格，专注于金石铭文的考证，取得杰出成就，并以自身为范例，影响了清代的学风，推动了金石考证的迅速发展。当然，筚路蓝缕者不免百密一疏，顾炎武的著述也难免错讹，乾、嘉时的金石考证大家钱大昕即指出他的多处舛误。顾炎武的某些错讹当属千虑一失，此外，还与其所获金石资料的局限性有关。顾炎武主要依靠抄录获取金石资料，而且往往是在野外恶劣的环境条件下操作，仓促间，对碑刻铭文的辨认、释读、厘定等都有影响，难免有错。他自己曾感叹多年来抄录金石铭文的艰辛：

金石之学创自宋代，不及百年，已达完成之域。原其进步所以如是速者，缘宋自仁宗以后，海内无事，士大夫政事之暇，得以肆力学问。其时哲学、科学、史学、美术各有相当之进步，士大夫亦各有相当之素养。赏鉴之趣味与研究之趣味，思古之情与求新之念，互相错综。此种精神于当时之代表人物苏轼、沈括、黄庭坚、黄伯思诸人著述中在在可以遇之。其对古金石之兴味，亦如其对书画之兴味，一面赏鉴的，一面研究的也。汉、唐、元、明时人之于古器物，绝不能有宋人之兴味。故宋人于金石、书画之学，乃陵跨百代。近世金石之学复兴，然于著录、考订皆本宋人成法，而于宋人多方面之兴味反有所不逮。故虽谓金石学为有宋一代之学，无不可也。③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4卷《宋代之金石学》，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321页。

由此可见，以鉴赏与研究并重的宋代学者醉心于金石器物时，所从事的其实是一种综合的、整体的、全面的研究。若就金石学的治学路向而言，大致可分为三支。其一，文物性的研究，即视金石为古代奇器，在辨伪、鉴定、玩赏的同时又对其质地、工艺、样式、形制、花纹、铭文等进行全方位的（但非专精的）研究。其二，文献性的研究，即视金石铭文为原始文献，专注于铭文的诠释考订，并与传世的图书文献互相参证，期以达到证经补史的目的。其三，文艺性的研究，即视金石为文学艺术的范本，或探索铭文的义例文法，或讨论铭文的书法艺术，包括从美术角度研究金石的图案花纹。综观宋人的金石学研究，虽侧重点略有不同，但大体而言，上述三支路向，多兼而有之。这一特点，在洪适的碑石研究中反映得尤为典型。④顾炎武的金石论著，如《金石文字记》，虽以“金石”为名，但其研究绝大部分涉及碑石，论述中也多引用欧阳修、赵明诚、洪适等人之言，若论治学路向之异同，顾炎武与洪适最具可比性。洪适依据家中收藏的隶书碑刻，训释文字，考证史事，撰成《隶释》和《隶续》；为保持石刻隶书原始的字画形态和书法风貌，选择文字完好的拓本摹写刊石，刻成《隶纂》；为便于辨识字同而体异的隶书，又将各种形态的隶字按韵编排，撰成《隶韵》；此外，还图摹、记载碑石形制和画像，撰成《隶图》；叙述碑铭书刻样式，撰成《碑式》。⑤有关洪适的碑石研究成就，可详见拙文《试论洪适的碑石研究》，邓广铭等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显然，洪适的碑石研究不仅有助于经史考证，而且对文物学、文字学、书法、绘画等都有所贡献。

元、明时期，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金石学颇呈中衰的景象。言其衰，主要是指金石论著数量锐减与文献性的考证名作罕见，其实，宋人的治学特色大体为元、明学者所承继，文物性、文艺性的金石研究在明代还有一定的发展。⑥明代文人收藏、鉴赏文物的风气以及相关的论著，可详见拙文《明代江南文人的文物鉴藏及其审美趣味》，《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例如，曹昭著、王佐新增的《新增格古要论》专注于文物的鉴定、辨伪研究，涉及的门类有字画、碑帖、铜器、瓷器、漆器、古琴、古砚、古锦等，在文物鉴定史上堪称一大进步。⑦有关《格古要论》的学术成就和历史影响，可详见拙文：《〈格古要论〉和明代的文物鉴定学》，《苏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曾有学者论及明末清初的关中金石学家，如著有《石墨镌华》的赵崡、著有《金石史》的郭宗昌、著有《砥斋题跋》的王弘撰，均对顾炎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⑧有关这一问题可参见郑璐：《明郭宗昌及其〈金石史〉研究——兼论关中金石圈的形成及影响》，吉林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李向菲：《顾炎武与清初金石学的复兴——兼论明末清初关中的金石学》，《西部学刊》2016年第6期。然而，稍稍翻阅上述之人的论著就可发现，其所关注的主要是书法艺术，若论治学路向，实与顾炎武大异其趣。

冠状动脉造影对无症状性心肌缺血的诊断标准为:左冠状动脉主干及其分支、左回旋支或左回旋支的大分支、左前降支以及右冠状动脉及其分支的狭窄程度>50%

宋、元、明金石学鉴赏与研究并重、颇为全面的治学路向，至清初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呈现出分途精进的态势，其中，文献性的考证著作异军突起，发展迅猛，而推动并引领这一深刻转变的首要人物，就是顾炎武。须要特别指出的是，宋人的研究多兼顾鉴赏与考证，用力是相对均衡的，元、明则偏重于文物性、文艺性的鉴赏，顾炎武不仅力纠元、明之偏，而且使宋代以来的金石考证趋于极端，完全摒弃了文物类、文艺类的兴趣，将文献性的考证研究推向更加学术化、更为严谨精准的治学路向。

发展新时期，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基础性建设也在逐渐的完善，随着汽车的使用量增多，对于道路交通也就有了更高的需求，也就加大了公路桥梁建设。在公路桥梁建设施工中一个重要的施工技术就是钻孔灌注桩施工技术，它是灌注桩的主要成孔形式，对其的研究也在不断的进行中，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还存在一些质量的问题，需要对其采取一定的控制措施，保证其桥梁工程的质量。

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①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亭林文集》卷三《与友人论学书》，中华书局，1959年，第41页。

教师引导学生正确地分析实训项目任务并将任务逐步分解，产生一些大大小小的子任务，通过解决这些子任务来完成原来的任务。工作任务是由浅入深的顺序设计，每一个操作步骤都有详细的提示，部分操作学生只要根据图文点击鼠标就能得到效果，从而大大激发了学生的兴趣，能促使学生根据步骤一环接一环地持续学习，使学生从“要我学”逐步变成“我要学”，自主学习得到较大提升。

炎武自中年以前，不过从诸文士之后，注虫鱼，吟风月而已。积以岁月，穷探古今，然后知后海先河，为山覆篑，而于圣贤六经之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渐有所窥。②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亭林佚文辑补·与黄太冲书》，第238页。

孔子之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于水火之心，而今之注虫鱼、命草木者，皆不足以语此也。……愚不揣，有见于此，故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③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三》，第91页。

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④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二十五》，第98页。

二嬷嬷压根儿也没有见过退斯妥也夫斯基。春天她只叫着一句话：盐呀，盐呀，给我一把盐呀！天使们就在榆树上歌唱。那年豌豆差不多完全没有开花。

此外，顾炎武极为“质朴”的治学风格，还与其家学传统密切相关。他曾记述祖上蓄书读书经历：

炎武之先家海上，世为儒。自先高祖为给事中，当正德之末，其时天下惟王府官司及建宁书坊乃有刻板，其流布于人间者，不过四书、五经、通鉴、性理诸书。他书即有刻者，非好古之家不蓄，而寒家已有书六七千卷。嘉靖间，家道中落，而其书尚无恙。先曾祖继起为行人，使岭表，而倭阑入江东，郡邑所藏之书与其室庐俱焚，无孑遗焉。洎万历初，而先曾祖历官至兵部侍郎，中间莅方镇三四，清介之操，虽一钱不以取诸官，而性独嗜书，往往出俸购之，及晚年而所得之书过于其旧，然绝无国初以前之板。而先曾祖每言：“余所蓄书，求有其字而已，牙签锦轴之工，非所好也。”其书后析而为四。炎武嗣祖太学公，为侍郎公仲子，又益好读书，增而多之，以至炎武，复有五六千卷。⑤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亭林文集》卷二《抄书自序》，第29—30页。

顾炎武的曾祖父购书藏书，惟注重文献的内涵，至于文辞之外的东西，诸如版本、装帧、封套等可供鉴赏的文物性的要素，则一概忽略。顾炎武的读书治学显然秉承了其曾祖以来的家风。

二

顾炎武的金石学著作有《金石文字记》《求古录》《石经考》《九经误字》等，还有一些金石考证文字散见于《日知录》《山东考古录》等著作中。

金石研究的基础是资料的收集与积累，学者所藏资料的样式及其整理、运用资料的方法，往往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其治学的路向。顾炎武在《金石文字记序》中记述其获取金石资料的情景：

亭林的著述，若论专精完整，自然比不上后人。若论方面之多，气象规模之大，则乾嘉诸老，恐无人能出其右。要而论之，清代许多学术，都由亭林发其端，而后人衍其绪。……亭林笃嗜金石，所至搜辑碑版，写其文字。……清代金石学大昌，亦亭林为嚆矢。②梁启超撰，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六《清代经学之建设——顾亭林、阎百诗》，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63—165页。

宋、元、明的金石学家，虽偶有亲至古碑之前观赏、摩挲，抄录铭文的，但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在书斋中对金石资料进行整理与研究，所依据的主要是拓本、拓片或传抄之本，而顾炎武则是中国古代首位亲自前往古碑所在之处，依据本人抄录的大量碑刻铭文进行研究的学者。他的研究方法与前人书斋式的研究方法大不相同，从形式上看，已颇有几分类似于近代以来的“田野作业法”，正因为如此，他所获得的金石资料，就文献研究而言，具有极高的可信度和研究价值。然而，从另一方面看，若从文物或艺术的角度研究碑石，最佳的研究对象自然是碑石本身，其次是整幅拓片（现今是照片），再次是经过剪裁装裱的拓本。抄录的铭文，除文辞之外，碑石作为实物的所有原始信息，诸如材质、样式、形制、尺寸、图案、花纹、字体、书法等，已完全丧失。因此，顾炎武不仅主观上重视金石资料的文献性研究，而且其所收集的资料样式也决定了，客观上只能进行文辞考证，无法兼及其他。

上述可见，顾炎武推动并引领金石学文献考证这一路向的研究迅速发展，实有主客观多方面的因素。问题的关键更在于，顾炎武集宋代以来金石考证之大成，使碑石铭文的研究水平达到空前的高度，并以自己的实践为后人的继续推进，提供了杰出的范例。他超越前人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研究中尤为关注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问题。顾炎武的金石考证虽涉及人物、事件、制度、文字等诸多方面，但他对一些重大的历史问题尤为重视，颇为典型的事例是，他在考察山西闻喜裴村一带的唐碑时，论及古代宗族问题，并由此联系到国家的治道。

呜呼！自治道愈下而国无强宗，无强宗，是以无立国，无立国，是以内溃外畔而卒至于亡。然则宗法之存，非所以扶人纪而张国势者乎？余至闻喜县之裴村，拜于晋公之祠，问其苗裔，尚一二百人，有释耒而陪拜者。出至官道旁，读唐时碑，载其谱牒世系，登陇而望，十里之内丘墓相连，其名字官爵可考者尚百数十人。盖近古氏族之盛，莫过于唐，而河中为唐近畿地。其地重而族厚，若解之柳，闻喜之裴，皆历任数百年，冠裳不绝。汾阴之薛凭河自保于石虎、苻坚割据之际，而未尝一仕其朝。猗氏之樊、王举义兵以抗高欢之众。此非三代之法尤存，而其人之贤者又率之以保家亢宗之道，胡以能久而不衰若是？自唐之亡，而谱牒与之俱尽。然而裴枢辈六七人犹为全忠所忌，必待杀之白马驿而后篡唐。氏族之有关于人国也如此。至于五代之季，天位几如弈棋，而大族高门降为皂隶。靖康之变，无一家能相统帅以自保者。……呜呼！此治道之所以日趋于下，而一旦有变，人主无可仗之大臣，国人无可依之巨室，相率奔窜，以求苟免。是非其必至之势也与？①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亭林文集》卷五《裴村记》，第100—101页。

其二，注重研究资料的实地采录与实地验证。前文已提及，顾炎武所收集的碑刻铭文绝大部分是由其在实地亲手抄录的，在遇见问题之时，他往往再至实地予以验证，据此释疑解惑。顾炎武对《中书侍郎景范碑》的推验经过，即属典型的一例。

应用在石油生产运输中污染土壤的物理修复技术主要包括焚烧法、土壤置换法、固化稳定技术、气相抽提技术、电动力学修复技术、热脱附技术等。其中气相抽提技术及电动力学修复技术具有成本低、无需运输污染土壤、效果好等优点。

邹平县南五里，有景相公墓。《通鉴》：后周显德元年七月癸巳，以枢密院直学士、工部侍郎长山景范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此地唐时属长山也。景氏之裔，自洪武间有两举人，今亦尚有诸生，不能记其祖矣。不知何年谬传为晋之景延广，而邑志载之。以后《山东通志》等书袭舛承讹，无不以为延广墓。……予至其邑，有诸生二人来称景氏之孙，请问其祖为谁。予乃取《通鉴》及《五代史·周世宗纪》示之。又示以《景延广传》，曰：“延广字航川，陕州人也。其官为马步军都指挥使，非此明矣。”乃谢而去。间一日，往郊外视其墓碑，其文为翰林学士、朝议郎、尚书水部员外郎、知制诰、柱国扈载撰（《五代史·扈载传》官衔同）。虽剥落者十之一二，而其曰“故中书侍郎平章事景公讳范”字甚明白。且生封上柱国、晋阳县开国伯，没赠侍中，而其文有曰“我大周圣神恭肃文武孝皇帝建大功于汉室，为北藩于魏郡”。又曰“今皇帝嗣位，登用旧臣”。又曰“冬十一月，薨于淄川郡之私第”。其末曰“显德三年岁次丙辰十二月己未朔越十日戊辰”。因叹近代士人之不学，以本邑之人书本邑之事而犹不可信，以明白易见之碑而不之视，以子孙而不识其先人。推之天下郡邑之志，如此者多矣。①顾炎武：《顾炎武全集》第5册《金石文字记》卷五《中书侍郎景范碑》，第393—394页。

其三，注意碑刻铭文与传世文献的互证，不盲目信从碑铭。宋代以来，金石学家已认识到金石铭文在考证史传时的重要意义，赵明诚即称：“若夫岁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考之，其柢梧十常三四。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不疑。”②赵明诚撰、金文明校证：《金石录校证·金石录序》，第1页。而顾炎武则进一步认识到，“当时所立”的碑刻由于种种原因，其内容也难免有误，所以考证时应实事求是，仔细分析，不可偏信碑刻。实践中，他曾依据传世文献的记载指出碑刻中可能存在的错讹。例如，东汉《曹全碑》记载，曹全曾任西域戊部司马、郃阳县令等官职，疏勒国贵族和德篡位自立后，曹全参与了朝廷对他的讨伐，最后“和德面缚归死”。这一史实在《后汉书》中也有记载，但并无“和德面缚归死”之事。对此，顾炎武作了如下判断：

按《后汉书·西域传》：“灵帝建宁元年，疏勒王与汉大都尉于猎中为其季父和得所射杀，和得自立为王。三年，凉州刺史孟佗遣从事任涉将敦煌兵五百人，与戊己司马曹宽、西域长史张晏，将焉耆、龟兹、车师前后部，合三万余人讨疏勒，攻桢中城，四十余日不能下，引去。”据此碑，则宽当为全，戊己司马当为戊司马。而碑云“和德面缚归死”，则当日边臣虚上功状，而文人遂以饰之于碑者也。③顾炎武：《顾炎武全集》第5册《金石文字记》卷一《郃阳令曹全碑并阴》，第244页、213页。

经过碑刻与文献的互证，顾炎武认为，曹全的姓名、官职等，当以碑刻为准，而和德是否“面缚归死”，则应信从史书。

其四，全面而细致的石经研究。自东汉熹平年间，朝廷下诏诸儒校正“五经”文字，立石刊刻后，曹魏、晋、唐、后蜀、北宋、南宋等王朝皆有刊刻石经之举。其中，汉石经因《后汉书·儒林传》有“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的记载，而引起混乱。汉、魏石经，究竟何者为一体，何者为三体，后世学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虽宋代赵明诚和洪适已认定汉为一体石经，魏为三体石经，但引证比较简略，未能平息所有质疑。顾炎武在历史上首次撰作《石经考》，以专著形式考论历代石经，其中，考述汉、魏石经尤为翔实，各家之说都被罗列出来，以供互证。清四库馆臣对顾炎武这一贡献给予很高评价：

显而易见，在顾炎武心目中，治学当以明道、救世为念，而普通文士擅长且热衷的吟诗作文、鉴赏文物、书道画艺，包括虫鱼、草木之类的琐细考述等，皆属无关国计民生的“雕虫小技”，可“一切不为”。不难看出，宋、元、明绝大多数金石学家，其人生追求与为学宗旨，皆与顾炎武大不相同。这也是顾炎武能够舍弃其他兴趣，专注于文献性考证的一大原因。

《石经考》一卷，国朝顾炎武撰。考石经七种。裴所书者无传，开元以下所刻亦无异议。惟汉、魏二种，以《后汉书·儒林传》之讹，遂使一字三字争如聚讼。欧阳修作《集古录》，疑不能明。赵明诚作《金石录》，洪适作《隶释》，始详为核定，以一字为汉，三字为魏。然考证虽精，而引据未广，论者尚有所疑。炎武此书，博列众说，互相参校。其中如据卫恒《书势》以为“三字石经”非邯郸淳所书，又据《周书·宣帝纪》、《隋书·刘焯传》以正《经籍志》自邺载入长安之误，尤为发前人所未发。④《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六《史部·目录类二·石经考》，中华书局影印本，1965年，第741页。

三

第一节护壁完成后，及时安设桩孔外围防护，孔口三方围护，留一方出渣、架设动力照明线路、上下软梯等，围护立杆采用脚手架钢管。孔内不施工时，孔口用钢筋网片（φ20@200×200）覆盖，并设置警示标志，防止人员坠落。在孔口施工的人员穿防滑鞋、戴好安全帽、佩戴安全带并拴于立杆上。

恨生晚，不逢名门，旧家大半凋落。又以布衣之贱，出无仆马，往往怀毫舐墨，踯躅于山林猿鸟之间，而田父伧丁鲜能识字。其或褊于闻见，窘于日力，而山高水深，为登涉之所不及者，即所至之地，亦岂无挂漏？又望后人之同此好者，继我而录之也。⑤

在上述状况下获得的金石抄本，若未能与拓本、拓片相互校勘，抄漏抄错以及字体笔画的误书误记，在所难免。

然而，瑕不掩瑜，顾炎武金石论著的贡献是首位的，而且在当时堪称无人能及。因此，四库馆臣对其代表作《金石文字记》所作的一段评论，颇为公允：“今观其书，裒所见汉以来碑刻，以时代为次，每条下各缀以跋，其无跋者亦具其立石年月，撰书人姓名。证据今古，辨正讹误，较《集古》、《金石》二录实为精核。”在列举了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所指出的六条舛误后，又称：“然在近世著录金石家，其本末源流灿然明白，终未能或之先也。”①《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六《史部·目录类二·金石文字记》，第741页。

正因为时人“未能或之先”，顾炎武所开拓的金石考证一路在清代产生了极大影响，后人对其推崇备至。梁启超所论顾炎武的贡献与影响尤为精当：

余自少时，即好访求古人金石之文，而犹不甚解。及读欧阳公《集古录》，乃知其事多与史书相证明，可以阐幽表微，补阙正误，不但词翰之工而已。比二十年间，周游天下，所至名山巨镇，祠庙伽蓝之迹，无不寻求。登危峰，探窈壑，扪落石，履荒榛，伐颓垣，畚朽壤。其可读者，必手自抄录，得一文为前人所未见者，辄喜而不寐。一二先达之士，知予好古，出其所蓄，以至兰台之坠文，天禄之逸字。旁搜博讨，夜以继日，遂乃抉剔史传，发挥经典，颇有欧阳、赵氏二录之所未具者，积为一帙，序之以贻后人。⑥顾炎武：《顾炎武全集》第五册《金石文字记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13页。序言中透露出以下信息：一，顾炎武以近20年的时间，不辞辛劳，周游天下，访求散布于各地的碑刻，所获颇丰，其中有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未及著录的。二，顾炎武收藏的金石铭文绝大部分为其面对古碑，亲手抄录所得，一小部分为其友人馈赠的拓本，或据友人提供的拓本抄录的本子。以《金石文字记》所著录的350余件碑刻铭文为例，其中源自拓本的仅20件，余皆由顾炎武抄自古碑。

金石学之在清代又彪然成一科学也。自顾炎武著《金石文字记》，实为斯学滥觞。继此有钱大昕之《潜研堂金石文跋尾》，武亿之《金石三跋》，洪颐煊之《平津馆读碑记》，严可均之《铁桥金石跋》，陈介祺之《金石文字释》，皆考证精彻。③梁启超撰，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清代学术概论》，第47—48页。

近人朱剑心也在所著《金石学》中评论说：

自国初顾炎武、朱彝尊辈重在考据，以为证经订史之资。此风一开，踵事者多，凡清人之言金石者，几莫不以证经订史为能事。④朱剑心：《金石学》第一编《通论》第五章《金石学之复兴创获及整理》，浙江美术出版社，2015年，第36页。

如钱大昕，时人誉之为尽掩欧阳修、赵明诚、都穆、赵崡、顾炎武、朱彝尊、王澍七家而出其上，所著《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乃“古今金石学之冠”。⑤钱大昕：《嘉定钱大昕全集·潜研堂金石文跋尾》王鸣盛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2页。然而，若就治学路向与方法言，钱大昕基本上沿袭了顾炎武。

鼻涕虫司令已记不清自己是第几次来白国了。过去他每次到白国去，都是为了运送救援物资，这次来白国的使命很特殊——解决威胁白国的灾难性地震。

清初以来，遵循顾炎武这一治学路向的金石考证名家及其名作，除梁启超已提及的，还有刘青藜的《金石续录》、叶奕苞的《金石录补》、林侗的《来斋金石考》、李光暎的《观妙斋金石文考略》、瞿中溶的《古泉山馆金石文编》、冯登府的《石经阁金石跋文》、赵绍祖的《古墨斋金石跋》等，近代学者徐树钧、杨守敬、罗振玉等，也均著有金石考证之作。

本研究使用SPSS statictics 25.0做数据的频数分析、卡方检验,探索人群中流行度最高的20种自费加项,并且着重对前5种自费加项做了目标群体指数(TGI,Target Group Index)分析;使用SPSS modeler 18.0做数据的聚类分析,对各种加项按照频次分为三类(即超强频次加项、强频次加项和弱频次加项);使用SPSS modeler 18.0做数据的Apriol关联分析,探索常见的加项搭选模式;对人群进行年龄、性别分类,每个群体中选择率大于10%的加项作为人群标签,分析了各群体的偏好加项,并做出医学解读和建议。

顾炎武对历代石经的专门研究还煽起了后人的石经考证之风。继顾炎武《石经考》之后，万斯同《石经考》、杭世骏《石经考异》、王朝榘《唐石经考证》等著作纷起，就历代石经进行慎密的考辨。清代，专考石经的著述约有30余种，溯其源头，皆滥觞于顾炎武。

将一棵三角枫树的干先从D处横锯，再从横截面F点向上竖锯，然后又从横截面里口向下竖锯。1年后，上部的A段活得很好，并且伤口逐渐长愈，而下部B段（C线以上）却都死了。几个同样的实验，结果都一样。

此外，顾炎武金石学论著的著述体例也对后人深有影响。其《金石文字记》著录每一件碑刻时，皆标注建立时间、撰者书者、字体书体、现今所在地等信息，并记载了出土、流传、存佚等状况。王昶的《金石萃编》、陆增祥的《八琼室金石补正》，属金石通纂类的集大成之作，其体例皆继承、发扬了顾炎武的创制。显然，上述信息的保留，对后世学者了解碑刻的流传经过，调查寻访碑刻下落，具有重要意义。

在思想创造和理论创新方面，马克思无愧于“千年第一思想家”的荣誉。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变革的真正意涵，就在于把唯物主义原则贯彻到底，即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深入到历史的深处，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强调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强调人类的共同体意识和共同命运。“历史唯物主义既不是将历史看作是一个自在的生成过程，也不是一个毫无规定性的人的自主性生成，而是两者的‘主客体的辩证法’，这是一个‘建构’的过程。”[9]

社区参与：澳大利亚土著民族参与高等教育的新途径…………………………………………许伊娜，陈·巴特尔（3，106）

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宋、清学风之变是人们热衷讨论的话题，顾炎武作为开清代朴学先河的引领者，自然极受学界的关注。顾炎武的治学规模宏大，所涉门类众多，金石学即为其中之一。因此，考察其金石研究之路向与影响，不失为管窥其学术特色和历史地位的一个有意义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