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希祖（1879—1944），浙江海盐人，著名历史学家。民国时期，朱氏长期担任大学史学系主任，对中国现代史学体系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关于他的历史学科建设思想，台湾学者刘龙心的专著《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①刘龙心：《学术与制度》，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尚小明的专著《北大史学系早期发展史研究（1899—1937）》，②尚小明：《北大史学系早期发展史研究（1899—1937）》，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以及拙文《朱希祖与中国现代史学体系的建立——以他与北京大学的关系为考察中心》等，③周文玖：《朱希祖与中国现代史学体系的建立——以他与北京大学史学系的关系为考察中心》，《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均有所论述。近年来，民国历史教学资料和朱希祖研究资料不断丰富，这为更加全面地认识这个论题提供了条件。本文拟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中国现代史学体系的重要奠基人

朱希祖1905年至1909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专业是历史学。其间，他与钱玄同、周树人、周作人、许寿裳、钱家治、朱宗莱、龚未生等人组成一个班，在太炎寓所听章氏讲《说文》、音韵、诸子学、史学等。所以，他不仅是中国近代较早的历史科班留日生，而且还是章太炎的入室弟子，受太炎学术熏陶很多。他一生奉章氏为师。

朱氏1909年夏卒业，从日本归国，先后任教于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嘉兴第二中学。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回到故乡海盐做了县长（名称屡易，开始叫民政长，后改为民事长、知事）。因从政非其本愿，故半年后坚决辞职，而至沈钧儒任司长的浙江教育司任职。1913年正月，他与马裕藻作为浙江省代表一起出席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的国语读音统一会，因提出的注音符号方案获得通过而名播京师。这次会议之后，他被北京大学聘为预科教授。1915年2月又被聘为文本科教授。

朱希祖与陈独秀同庚，是北京大学所谓的卯字号名人之一。周作人《知堂回想录》有“卯字号的名人”一目，④周作人：《知堂回想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02—405页。提到两个老兔子和三个小兔子。两个老兔子指陈独秀、朱希祖，三个小兔子指胡适之、刘半农、刘文典。朱希祖在北京大学，一开始是在中国文学门任教授，一度出任文学门教授会主任。1919年11月，史学系主任康宝忠因病突然去世，12月，他在蔡元培校长的举荐下，又通过选举的程序，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史学系系主任。除1927年8月至1929年2月因不满奉系军阀改造北京大学愤而辞职，改就清华大学、辅仁大学等校教授外，他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干到1931年初。这一时期正是北京大学史学系创办的初期阶段。此时的系主任，负责本系教授、副教授、讲师之聘请，编写课程指导书，安排课程，购买教学用书、参考资料等等。学生管理、经费预算亦由系主任提出具体方案，经教授会讨论通过后执行。所以，系主任对一个系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1929年，他联络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师生，成立了中国史学会，并被选为中国史学会主席。

1932年10月，朱希祖应中山大学校长邹鲁的聘请，南下广州，任中山大学史学系教授、文史研究所主任，兼任当时设在中山大学的广东通志馆的修纂。他一方面给史学系本科生上课，一方面在文史研究所招收了研究生。1934年3月，在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的邀请下，他辞去中山大学的职务，到南京出任中央大学史学系主任。直到1940年3月，方辞去中央大学的教授和系主任。此间，教育部拟颁布大学历史系课程标准，广泛征求学者意见，并特意聘请朱希祖对大学文学院历史学必修选修科目表进行审查，朱氏郑重写出《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必修选修科目表审查意见》。辞去中央大学史学系主任和教授之后，朱氏主要从事国史馆之筹备以及考试院的工作，并悉力著述。虽然离开了大学，但由于他在史学界的威望，1943年3月，中国史学会在重庆召开成立大会时，他仍然以高票当选为史学会的理事和常务委员。次年7月，他因病逝世于重庆。

综观朱希祖的一生，留学之后，他主要是在大学任教，其中在北京大学时间最长，担任教授18年，史学系主任10年；在中央大学史学系担任史学系主任7年。在这两所最著名的大学担任史学系主任长达17年，这是与他同时代的著名史学家很少有的经历。特别是在北京大学史学系的10年，他以欧美新史学思想为指导，规划史学系课程，使课程体系不断完善；在课程设置上，重视史学理论课的建设；在教学方式上，主张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和自主研究能力；在师资方面，他广揽人才，耆儒新进，只要有真才实学，不分门派，皆所延聘。正是在这10年，北京大学史学系成为具有现代学术体系的历史学系。①参见拙文《朱希祖与中国现代史学体系的建立——以他与北京大学史学系的关系为考察中心》，《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北京大学史学系的课程设置对国内其他高校史学系的建设也产生重大影响，②傅振伦说，北京大学史学系的课程设置，“国内公私大学历史系，一致采用。我担任东北大学历史系主任兼长白师范学院史地系主任时，也采用了它。从此以后，中国史学乃得跻于科学之林，而史学名家培养渐多”。参见傅振伦：《朱希祖传略》，《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5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6页。极大地促进了历史学的独立以及中国史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1948年出版的《北大院系介绍》，对抗日战争前的20年北大史学系的发展进行了总结和评述，对朱希祖及其后担任北大史学系主任的陈受颐作了充分的肯定：

北京大学于民国六年以前，初无所谓史学系也。民国五年秋至六年夏，此学年内，文本科中仅有中国哲学门、中国文学门、英国文学门三项而已。至六年秋，始于中国文学门内分出一部分教员，及国史编纂处一部分编纂员，组成中国史学门。

朱希祖是20世纪前期影响很大的历史学家。他的研究领域宽广，一生著述繁富。除史学外，他在小学、音韵及文学、经学、考古诸领域，均有深厚造诣。曾经与他进行过学术论辩亦是他学生的傅斯年在其逝世后这样说道：“逖先先生在史学上之建树，当世无多，诚足以上追前贤，下示来许。”④《罗香林论学书札》，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79页。从朱希祖的学术成就看，这个评价洵为诚恳之言。朱希祖经历了应对科举考试的早期教育，又是较早公派日本的留学生，留日期间课外追随太炎学习。这样的学术背景决定了他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作用。也就是说，他是中国学术由旧转新时期的过渡性学者，肩负着引领中国学术实现现代转型的重要职责。事实上，他确实肩负起了这个职责。从总结学科建设和课程设置的角度看，称他为中国现代史学体系的重要奠基人，并不为过。

二、朱希祖的历史学科建设思想

第二天的早餐，我品尝到了美味的糍粑。咬一口，软软的，糯糯的，很有弹性，满口的米香，好吃极了！我也明白了：无数美食的背后，总是有数不尽的汗水与付出。

朱希祖的历史学科建设思想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主张历史学是一门社会科学，欲治史学，必先通政治、经济、法律、社会诸学

他提出要“以文学的史学，改为科学的史学”。①朱希祖：《北京大学史学系过去之略史与将来之希望》，《朱希祖文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30页。他的这一思想，源自德国史家兰普勒希特（Lamprecht）的启发。他说：

基本科学学习完后，还要学习各种专门的学术史，如政治史、经济史、法制史等。而宗教史、文学史、哲学史、美术史等，亦可以补通史之不足，学者所最宜注意，但不可躐等以求。而历史学的专业课是史学理论、史学史类的课程；补助学科是考古学、统计学。课程指导书云：

当时北京大学史学系有“历史研究法”课，③此处根据朱希祖为何炳松译著《新史学》写的序言。课程表中列何炳松开的课为“新史学（英文）”。盖该课朱氏把它作为历史研究法类的课程，故有此说法。由留美归来的何炳松讲授。何炳松用美国新史学派创始人鲁滨逊的《新史学》原本作课本，很受学生欢迎。朱希祖希望何炳松将该著译成中文，他对鲁滨逊的《新史学》同样重视，对鲁滨逊的一些观点表示赞同。他说：鲁滨逊建设新史学方法的言论，“其中尤以‘应该将社会科学的结果综合起来，用过去人类的实在生活去实验他们一下’这句话为最简括切实。我读了这几句话，差幸对于北京大学校史学系的课程，改革得尚不算错”。④朱希祖：《〈新史学〉序》，《朱希祖文存》，第375页，第376页，第378页。鲁滨逊的“新史学”，实际上源自兰普勒希特，他曾留学德国，受兰普勒希特的影响。朱希祖在为何炳松翻译的《新史学》所写的序言中还呼吁：

②干旱年份，洪泽湖接近死水位时，限制出湖水量，加大抽江水量补湖，保障人们的生活、生产及水生态环境用水。

美国的学说和德国的学说兼收并蓄，那末可以达到史学完善的目的；而且他们的学说，殊途同归，都归到社会科学那方面去，可见学问是断不可分国界的。我国史学界总应该虚怀纳善，无论哪一国的史学学说，都应当介绍进来。⑤朱希祖：《〈新史学〉序》，《朱希祖文存》，第375页，第376页，第378页。

也就是说，朱希祖在接受兰普勒希特的思想，主张把历史学建设成一门社会科学之后，读到鲁滨逊的《新史学》，又受到鲁宾逊的鼓舞，对自己的主张更加充满信心。

朱希祖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时的课程设置，也是在继承清末学制改革及其前任的课程设置的基础上逐步完善的。光绪二十八年（1902）《钦定学堂章程》已有分科设学的思想，两年之后的《奏定学堂章程》已有“中国史学门”和“万国史学门”之分，并规定了主课、补助课及随意科三类。1910年，京师大学堂文科招了一届“中国史学门”学生，但随后停招，史学仍没有取得独立的地位。朱希祖回忆说：

在战前的二十年中，本系一直在安定的学术环境里发展着。朱希祖先生做系主任的时期最长，延聘名儒硕学担任教授，广开各方面的课程，充实书籍图表的设备，使本系成为国内史学研究的重要中心。陈受颐先生继为系主任后，更在课程制度上建立了完美的体系，切实的启导学术研究的旨趣。于是，根基既固，发展有途，人才荟萃，声誉益隆。史学界名宿如陈汉章、何炳松、陈衡哲、陈垣、邓之诚、徐炳昶、孟森、傅斯年、顾颉刚、蒙文通、钱穆等先生，都曾先后为本系的教授。③国立北京大学讲师讲员助教联合会编：《北大院系介绍》，北京大学，1948年，第28页。

“纵观西方哲学研究，自始至终贯穿着感性与理性、经验主义与唯理主义的争论，这些对立的观点以不同的形式反映在语言研究中，并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语言研究方法:一种是通过可观察到的语言用法，从外部对语言进行研究;另一种是把语言看作人的天赋能力的一部分，看作人类理性的表现，从人类心智内部研究语言。”［1］“传统语文学、对比语言学、描写语言学主要基于经验主义哲学观，而普遍语法、思辨语法、转换生成语法则主要基于唯理主义。”［2］82

设立中国史学门，是陈独秀任文科学长时实行的，意在整顿中国文学门，为文学改革排除阻力，把对新文学不满的一部分教员划入中国史学门。但陈氏对于史学门，也并非无建设之意。他曾劝朱希祖再到日本考察史学一二年，回来后做史学系主任，对史学系进行改革。朱氏此时研究新文学，对进入史学系没有兴趣。五四运动后，康宝忠（字心孚）被推举为中国史学门主任。不久，将中国史学门改为史学系，开设世界史课程。“于是始由一国的史学，而改为世界的史学，此为史学系第一次之改革”。①上引均见朱希祖《北京大学史学系过去之略史与将来之希望》，《朱希祖文存》，第329页。朱希祖担任史学系主任后，以欧美新史学改革中国旧史学，具体而言，就是建设科学化的史学。

将史学科学化，是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以来的一个趋向。梁启超在《新史学》中就说：“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②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9年，第10页，第10—11页。寻求历史的公理公例，就是探讨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就是把历史学提到科学的位置。同时，他也提到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他说：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老年性皮肤瘙痒症多是由于激素水平生理性下降、皮肤老化萎缩、皮脂腺和汗腺分泌功能的减退，使皮肤干燥缺水、易受周围环境因素刺激诱发等因素所致。

夫地理学也，地质学也，人种学也，人类学也，言语学也，群学也，政治学也，宗教学也，法律学也，平准学也（即日本所谓经济学），皆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其他如哲学范围所属之伦理学、心理学、论理学、文章学，及天然科学范围所属之天文学、物质学、化学、生理学，其理论亦常与史学有间接之关系。

……取诸学之公理公例，而参伍钩距之，虽未尽适用，而所得又必多矣。③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9年，第10页，第10—11页。

综上所述，当浇注温度680 ℃、模具温度200 ℃、压射速率3.5 m/s时，AE44镁合金雷达外壳压铸件力学性能与组织最佳，其中σb为245 MPa，δ为5.48%，硬度值为79.6HBS．

也就是说，史学要运用其他学科，来探求历史的规律。即使到20年代讲述中国历史研究法时，他仍然强调历史学的科学性。胡适论述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发掘清代学者的科学精神，也是意在说明科学方法治史的重要性。他说：“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④ 胡适：《胡适文存》第2卷，黄山书社，1996年，第285页，第290页。“三百年来的音韵学所以能成一种有系统有价值的科学，正因为那些研究音韵的人，自顾炎武直到章太炎都能用这种科学的方法，都能有这种科学的精神。”⑤胡适：《胡适文存》第2卷，黄山书社，1996年，第285页，第290页。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李大钊在论述历史学的属性时，同样强调历史学的科学性。他说：“今日的历史学，即是历史科学，亦可称为历史理论。”“严整一点说，就是建立历史科学。此种思想，久已广布于世间，这实是史学界的新曙光。”⑥ 李守常：《史学要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4页，第17页。“史学既与其他科学在性质上全无二致，那么历史科学当然可以成立。”⑦李守常：《史学要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4页，第17页。他论述了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史学与其它相关学问的关系。他将与史学有较近关系的学问分为六类，包括20多种学科，并择出文学、哲学、社会学与史学的关系，进行论述。上述学者对科学的认识或定义，或许有所差异，但在奉行科学主义精神研究历史方面则是一致的。五四时期强调的“科学”与“民主”，是时代大潮的反映。朱希祖提出的“以文学的史学，改为科学的史学”就是这种时代大潮在历史学科建设的具体体现。

朱氏将这一思想贯彻在北京大学史学系的课程指导书中。如1921年北京大学史学系科目《说明》云：“学史学的须先把史学基本科学学习，然后研究史学方有头绪，如社会学、生物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及人种学皆为史学基本科学。”⑧ 王应宪编校：《现代大学史学系概览（1912—1949）》，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6页，第17页，第21—54页。1923年《北京大学史学系课程指导书》说：

此后如1924年、1925年、1926年的史学系课程指导书均强调这一点。1929年，朱希祖对课程又进行了改革，但继续要求学生修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原理等科目。1930年是对课程规划作出重大调整的一年。在该年的课程指导书中，仍然把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作为史学的基本科学对待，要求于一、二年级先行学习。⑩王应宪编校：《现代大学史学系概览（1912—1949）》，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6页，第17页，第21—54页。

学史学者，须习基本科学。盖现代之史学，已为科学的史学，故不习基本科学，则史学无从入门。所谓基本科学者，即生物学、人类学、人种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哲学、社会心理学等科，必须于二年以内，先行学完，乃可以言史学。而各种科学中，以社会学及社会心理学尤为重要。⑨王应宪编校：《现代大学史学系概览（1912—1949）》，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6页，第17页，第21—54页。

这些社会科学课程都不是史学系开设的，而是政治系、经济系、哲学系等其他系开设的。蔡元培推行的废门改系，主张各系课程可以互选，为史学系学生选修社会科学课程提供了条件。朱氏要求史学系学生到其他系选课，打破了学科壁垒，为他们下一步研习历史，做好必要的知识储备。尽管1931年初，朱希祖离开了北京大学，但用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的理念是他以后一直坚持的。在《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必修选修科目表审查意见》中，他说：“历史学系课程，若欲规定原则：须以社会科学之若干门为基础。”⑪《朱希祖文存》，第337页。他认为，现在的史学，已成为独立之科学，非有四种条件，不能成为完全之史学家。

非学过社会科学及历史哲学与史学方法，则历史观点无由建立，而史料之去取无标准，所重所轻，往往失宜；非学过本国、外国通史，则历史进化之阶段无以明；非专通一时代之史，而读此时期之书十年二十年，则所见不广不深；非有相当之文章修养，则不能为信达雅之撰述。①朱希祖：《建议教育部请在国立各大学分设中国分代史讲座以备完成中国通史案》，《朱希祖文存》，第343页。

很显然，他依然把是否具有社会科学的修养作为合格史学家的一个必要条件。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一代代天脊人时刻牢记党和国家的重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集聚企业竞争实力，夯实企业发展根基，为祖国的农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在课程设置上，主张基础课程与专业课程同样重要

考察朱希祖任系主任时的北京大学史学系的课程设置和课程指导书，可以明显地看出，朱氏重视历史研究的基础课程和工具性课程，把它们提到与专业课程一样重要的位置。课程的安排虽然因为每年的师资变化而不尽相同，但遵循大致一样的原则。故从1923年到1927年，每年的课程指导书内容基本没有变化：在第一第二学年，除了学习中外通史、中外断代史，还要学习基本科学。

所谓基本科学者，即人文地理、生物学、人类学及人种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宪法、社会心理学等，必须于二年以内，先行学完，乃可以研究史学。而此各种科学中，尤以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及社会心理学尤为重要，学习时尤宜注意。

总之，教育促进劳动能力的提升同时提高人的思想品德和素质，在21世纪人类进入了以知识作为核心发展的时代，高等教育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而言至关重要。因此，全社会都应该更加重视高等教育的发展，特别是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应发挥主导作用，通过财政拨付等措施发展教育事业，从而加快社会和地区的发展。

民国九年的夏天，我担任北京大学校史学系的主任，那时我看了德国Lamprecht的《近代历史学》。他的最要紧的话就是：“近代的历史学，是社会心理学的学问。现在历史学新旧的论争，就是研究历史，本于社会心的要素？还是本于个人心的要素？稍严密一点说起来，就是历史进程的原动力在全体社会呢？还是在少数英雄？”Lamprecht的意思，以为历史进程的原动力，自然在全体社会；研究历史应当本于社会心的要素。所以研究历史，应当以社会科学为基本科学。② 朱希祖：《〈新史学〉序》，《朱希祖文存》，第375页，第376页，第378页。

既学史学，则于本国、外国史学之变迁利病及治史方法，尤宜深知灼见。如本国史学概论、本国史学名著讲演、历史学、欧美史学史等，即为此而设。此为本系最重要之学科也。

……考古学一门，为研究史学之重要补助学科。……而本国之金石学，亦为考古学之一部，宜先注意学习。统计学亦为史学之重要补助学科。此外是外语。课程指导书说：

研究史学，既以全部人类之历史为归宿，则外国语至为重要。盖不通外国语，无以研究外国史。②上引见王应宪编校：《现代大学史学系概览（1912—1949）》，第39—40页。

对导线仿真模型外表面施加均布载荷，载荷大小按式(2)计算。分别取夹嘴长度L=350，325，275 mm进行仿真计算，得到的施加载荷如表8所示。1 660 mm2导线仿真模型边界条件设置如图9所示。

所以，外语也是必修课。

朱希祖重视基本科学和历史学补助学科，意在为学生进入大学院或研究所打牢学问基础。他把史学人才的培养分作两个阶段——本科阶段、研究生阶段。本科阶段的主要目标是打基础。所以，1923年、1924年、1925年、1926年的课程指导书对于课程的设置均有这样的说明：

本系课程，就史学应有之常识，务求设备完全。至于得此常识以后，欲专研究人类全史，以成所谓世界史或普遍史；或专研究一国史，如本国史及英、美、法、德、俄、日等国史；或专研究学术史，如政治史、经济史、法制史、宗教史等，则任各生之志愿。此则大学院或研究所之责任，而非本系四年内所能谋及。若就此四年内课程为二组，如本国史组、外国史组，各便择一专攻，则史学应有之常识，恐不完备，造就浅薄，颇不适于复杂之史学。此本系课程之组织与他系不同之点也。③此段文字出自1925年的课程指导书，其他几年的课程指导书除个别文字有所不同外，意思基本一样。见王应宪编校：《现代大学史学系概览（1912—1949）》，第31页。

作为主持北京大学、中央大学史学系多年的教授，朱希祖对现代史学学科建设有自己的见解。他编制北京大学、中央大学史学系的课程指导书，负责制定其教学计划，参与审定教育部的课程规划。这些工作都是与中国现代史学体系建设极为密切的工作，无不体现他的历史学科建设思想。

但到1929年秋，朱希祖对课程体系作了反思，进行了改革。分四年课程为二部：前二年授史学之基本科学及通史，后二年使各就性之所近，专选一课为专门之研究，“由普通史的灌注进而为专门史的研究”。教学目标显然也出现了变化。他以探索的态度，希望全系师生共同努力，谋求史学系之发展。他说：

希望本系同学于初入系时，必先确定将来为历史著作家？抑或历史哲学家？如欲为历史著作家，则于历史文艺，必先从事研究，将来拟特设历史文艺一课，以资实习，庶几著述国史，翻译外史，文理密察，足以行远。如欲为历史哲学家，则不必为专门史之研究，于普通历史外，须从事社会科学及哲学，博习深思，经纬万有，著书立说，指导人类，蔚为史学正宗，此皆希祖之所深望也。④朱希祖：《北京大学史学系过去之略史与将来之希望》，《朱希祖文存》，第331页。

这既是对学生的勉励和期望，同时，也是对史学系未来发展提出的更高的要求。

（三）重视学生自主研究能力之培养

虽然北京大学史学系在课程规划上作出很大调整，提出三、四年级学生根据兴趣自动研究的时间是在1929年秋，但此前他还是一直重视学生自主研究能力的培养的。如1923年12月13日的《史学系布告》提出研究中国历史的办法：

首先需要进行头颅的侧定位像，CT扫描范围为枕骨到颅顶，旋转扫描速度为0.6s/转，扫面床的移动速度为9.38/mm，层厚为0.625mm，螺距为0.938矩阵为512×512，管电压为120kV，管电流为360～400mA[2]。用双筒高压注册器进行注射，第一筒内为非离子碘造影剂，第二筒为生理盐水，注射时先由前臂注射造影剂，随后注射生理盐水，CT扫描延迟时间设为18～ 21s。

一、教员担任指导讲演。其范围由教员自由认定。或为分代的研究，如周史、秦汉史、隋唐史、宋史、清史等是；或为分科的研究，如政治史、经济史、宗教史、教育史等是。各尽所长，不拘体例。且有教员则多方研究。无教员则暂缺，不必一时求全也。二、同学选择研究，各任性之所好，认定研究一种，不宜多选，盖专精则有创获也。不限年级，盖研究性质无有限期。初入学时固可研究；毕业之后亦可继续研究。三、教员对于选定自己担任学科之同学，固宜尽指导之责任；对于其他同学，如有创获心得时，亦可公开讲演，任人来听。且尝撰为文章，登之本校杂志，以饷海内外同志。四、同学选定一科，对于本科必须阅览之书，须专心全阅，庶可洞见本末，详其因果。且每三个月必须撰一论文（不拘体例），报告指导之教员，请其指正。教员当择优选录，登之本校杂志，以相鼓励。①《史学系布告》，《北京大学日刊》1923年12月13日。

从以上的研究办法可以看出，史学系提倡的是一种自由自主的学习和研究，对教师和学生都是如此，教师的研究范围不限，写作运用的体例不限；学生可以自由选定自己感兴趣的专题。有专门研究的教师则开课，无则宁缺。提倡教师公开演讲或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让更多人受益；要求学生在打牢基础的同时，也要进行写作训练。1925年11月，朱希祖在由学生组织的史学研究会上，仍然强调自动自由研究的重要性。他说：“本系的学生实行作史学上的一种自动的自由研究，这种研究是治历史学的最重要的方法，并且是一种最好的练习。”他认为这种研究，要按照年级分配。一年级的时限最长，研究的范围当然较大，研究外国史的，每人可分任一国，如英吉利、法兰西；研究中国史的，可把中国全史分作几个较大的时代，任择一个时代去研究，如上古史、中古史，或为断代史的研究，如唐史、宋史。二年级的年限亦颇从容，亦可以为比较大的范围之研究，中国史如南北朝的某一代，或明末诸王的某一王；外国史如希腊、罗马，皆可自由认定。三、四年级的年限，相应的比较短了，研究的题目也要相应地缩小。“如此分工研究，脚踏实地，按部就班地做下去，则本学系对于将来的中国史学界，当有伟大的贡献，这是我们可以预定的。”②《朱逖先主任报告》，《北京大学日刊》1925年11月30日。这种思想到1929年秋季就落实到课程设置上。所以1929至1930年度的课程指导书将课程分为两个阶段，一、二年级为一阶段，三、四年级为一阶段。一、二年级是打基础，学习基本科学、中外通史、两门外国语以及历史学理论和重要补助学科（包括中国史学史、地学通论、人类学、人种学、金石学）。三、四年级偏重自动研究，必修课少，选修课多。但对选修课，又不要求多选。而自动研究又分多种情况。中国分代史研究，随教员常治之史，选择其一，共同研究。其研究次序为：一、将某代史句读一过，以表明读完此史。二、将某代史撰述源流及后人重修或考订之历史，编成报告。三、将某代史有关系之参考书，及中外杂志上对于某代史之著述，编成一目。四、将某代史之历史的地理，并其时代之政治、经济、学术、风俗及其他一切文化，分类研究，各择其一类，撰成有系统的论文。五、各时代史，各有特殊情形，其研究方法，由担任教员自由指导。中国近百年史，分民国前及民国两部；西洋近百年史，分欧战前及欧战后两部。皆非专重讲授，兼以练习搜集资料为主，对于新发生之史实，练习组织记载。③参见王应宪编校《现代大学史学系概览（1912—1949）》，第51—53页。朱希祖对高年级学生中国分代史的研习要求，颇类于研究生的要求。他30年代在中山大学文史研究所招朱杰勤为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秦汉史，就是按照这样的步骤指导朱杰勤的。④《朱杰勤自传》，《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传略》，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5页。

章氏之言虽是在1933年的一次演讲中说的，但却是他一贯的观点，对朱氏自然也有影响。

近代学堂新制，多重口授，口授殊不宜于史学，盖四库之书，史籍最繁，岂口授所可磬哉？且学贵自得，亦非口授所可收效，如二十四史三千余卷，三通六百卷，文不涩奥，学者所可自读，必欲一一口授，则有终身不能尽者，设能自阅，则正史四年可磬，《通鉴》一年可毕；外国道尔顿制，即使学生自习之法，国人虽知其制而行者盖寡，余谓此制施之史学，厥效最伟。①章太炎：《关于史学的演讲》，马勇编：《章太炎讲演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70页。

朱希祖强调自动学习自主研究的做法，盖受国外历史教学模式的影响。他说：“现代各国讲授史学，半主自动，而不全主他动，自动须由自己研究参考，他动专重讲授灌注。”⑤朱希祖：《辩驳〈北京大学史学系全体学生驱逐主任朱希祖宣言〉》，《北京大学日刊》1930年12月9日。他的老师章太炎先生也是不主张历史学习依靠口授，而提倡自学。章氏说：

20年代的北京大学史学系，培养出了一些著名史学家。如姚从吾、陈功甫、萧鸣籁、陈祖源、单士元、钱卓生、傅振伦、余逊、谢兴尧等，都是这一时期的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生。他们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读书期间，即从事著述，发表一些研究成果，应该与这种培养模式有很大关系。清史专家萧一山，当时虽是北大政治系的学生，但他的《清代通史》上卷写成后，请朱希祖以及在北大史学系任教的李大钊、李泰棻、杨栋林写了序言，说明他受史学系的影响很大。

（四）强调史学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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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时期，史学会既有由一个系的师生组成的，也有由几个高校师生联合组成的，还有全国性的。前二者都是学者自发组织的，而1943年在重庆成立的中国史学会，具有全国性的规模，与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的组织有关。这几种史学会并无隶属关系，但大致是依次出现的，反映了史学会的不断发展。朱希祖对这几种史学会都很热心，为之付出了许多心血。1920年，他就想在北京大学史学系发起组织史学会，办史学杂志。因为常有罢课之事，总是不能成功。1922年，经过学生的努力，北京大学史学系的史学会终于成立。蔡元培、朱希祖均出席成立会，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朱希祖说：“史学会，不是寻常联络同学感情的会，是一个研究史学的会。”史学会的主体是史学系学生。朱氏强调自动的学习，而且让史学会负起自动学习的职责。他说：

现在我们研究史学，把普遍的连续的和社会科学的重要共同方法，托付在课堂上讲。至于分工的研究，如专门研究本国史或外国史，本国史中专门研究那一时代的，或那一朝的，外国史中专门研究那一洲的，或那一国的。关于社会科学史中，如专门研究政治史或经济史或法制史或宗教史……等等。或就一时代一国的小范围内，再分出一部分如政治经济……等，特别研究，这种自动的研究，那就要靠诸君组织的史学会了。②《朱逖先教授在北大史学会成立会的演说》，《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11月24日。

史学系学生还组织史学读书会，以“鼓励独立自营之精神，磨练制作深造之才艺”为宗旨。③《发起史学读书会意见书》，《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4月19日。史学会对史学系的课程安排、聘请教员、学术演讲活动、图书资料建设等都可从学生的角度提出建议。有时史学系教授会也吸收史学会的同学参加会议，从而形成了学生参与系务活动的民主风气。

1928年底，朱希祖积极联络北京的高校师生组建中国史学会。1929年1月13日，中国史学会召开成立会，到会者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六校教师及学生94人。朱希祖被公推为主席，并以74票当选为首席委员。1月20日召开中国史学会第一次委员会，他当选为主席及征审部主任。他发表了《发起中国史学会的动机和希望》，指出动机有三：打破孤独讲学的旧习，打破专靠学校来讲习史学的旧习，打破史学为政治的附属品，而为社会的独立事业。提出七点希望，概括起来就是：创办史学研究期刊，集众研究分头搜集史料，集众编辑整理史料，改良史学教育，从事专门研究（包括断代史、专史、国别史），重修清史、编修民国史、整理故宫所藏清代及民国档案，改良地方史。尽管朱希祖提出的希望由于时局的动荡、人事的变迁，没有真正的实施和取得应有的成效，但它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的意义却是不可忽视的。对于1943年在重庆成立的中国史学会，朱希祖参与的积极性有所降低，但他仍然对史学会寄予希望，他在中国史学会提出议案《建议教育部请在国立各大学分设中国分代史讲座以备完成中国通史案》，就是建议中国史学会，上书教育部，有计划地在国立大学通过特别补助培养中国分代史人才，做出分工，然后由中国史学会进行组织，完成中国通史编纂。他说：

中国分代史，须有本会设一委员会，编一共通条例，以期编纂时体裁划一，汇为中国通史。……如此，则于中国教育及中国政治、经济等社会科学，皆有极大之贡献，此不特中国史学界之幸，亦中国全社会之幸也，所关甚大，未可忽视。①朱希祖：《建议教育部请在国立各大学分设中国分代史讲座以备完成中国通史案》，《朱希祖文存》，第345页。

由上可见，朱希祖对史学会都是作为具有实际意义的组织看待的，它有明确的职责，认为它对历史学科的建设和中国史学的进步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评价、影响与启示

朱希祖的历史学科建设思想已梳理如上，对其积极意义，罗香林和傅振伦均作了肯定。罗香林说：“北京大学史学系，首以科学方法，为治史阶梯。谓历史为社会科学之一，欲治史学，必先通政治、经济、法律、社会诸学。而于史实考证，则首重原始资料与实物证据。”②罗香林：《朱希祖先生小传》，《文史大家朱希祖》，学林出版社，2002年，第301页。傅振伦也说：“先生以为历史是一种社会科学，必须用科学方法从事研究。研究历史必先通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等科学。”③傅振伦：《朱希祖传略》，《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5辑，第55页。

至于其局限性，也应结合实践成效，作出辩证的分析。应该说，在主持北京大学史学系的十年中，朱希祖的历史学科建设思想也是处于不断探索中，特别是1929年秋季，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1929年以前，他虽然也非常重视学生自主研究能力之培养，但又认为专门的研究是“大学院或研究所之责任”。这本身就存在一种矛盾。而且朱希祖将学生自动的研究交与以学生为主体的史学会来实施，很难达到预期的目的。因为史学会如果没有教师的切实指导和充分的经费支持，是很难有大的作为的。有些学生对史学系课程设置太繁，没有余暇从事研究不满，与这种指导思想的矛盾是有很大关系的。

1929年的改革基本解决了这个矛盾，史学系从此应该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是，1930年底，史学系却发生了反对朱希祖的风潮，校园里出现《北京大学史学系全体学生驱逐主任朱希祖宣言》的传单。朱希祖看到传单，一方面向学校当局提出辞呈，另一方面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辩驳〈北京大学史学系全体学生驱逐主任朱希祖宣言〉》，对学生提出的事项逐条驳斥。朱氏于1931年1月辞去史学系主任。辞职后，学生向他写了致歉信。朱氏在北京大学转为名誉教授，从此离开了北京大学。关于朱希祖离开北京大学史学系的原因，笔者认为，有朱氏本人工作不够得力的因素，但更根本的原因是学派矛盾和人事纠葛。④参见拙文《朱希祖与中国现代史学体系的建立——以他与北京大学的关系为考察中心》，《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朱希祖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史学史研究》2013年第4期。

朱氏辞职后，史学系主任由校长蒋梦麟暂代，直到1931年10月，方由陈受颐接任。⑤参见尚小明《北大史学系早期发展史研究（1899—1937）》，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2—33页。1931年的史学系课程指导书，撰写者署名“暂代史学系主任蒋梦麟”，但从文笔和思想看，应是傅斯年的手笔。该课程指导书把朱希祖时期规定的一系列社会科学的必修课统统砍掉，认为这些都是“泛澜漫汗的知识”，而强化学生处理史料的能力。要求学生向教师取得三宝——“史学中的典著，接近史料的工具，整理史料的方法”；提出史学的步次：

井点系统全部安装完毕后，需进行试验抽水，以检查有无漏气现象，井点运行后必须连续工作，因此，要准备好备用电源及电动机。确保真空泵正常运转，且应在水泵进水管和出水管口分别安装真空表和压力表，在抽水时应检查整个管网的真空度，应达到 550mmHg（73.33kPa）[3]。

第一步是亲切的研习史籍，第二步是精勤的聚比史料，第三步是严整的辨析史实。取得史实者乃是史学中的学人，不曾者是不相干的人。⑥王应宪编校：《现代大学史学系概览（1912—1949）》，第51—53页。

这个指导书直接将学生引入史学训练，至少在学生读书期间，所得到的成效比之过去，要明显得多。有学者因此得出结论：朱希祖的史学改革是失败的，而朱希祖之后的史学改革是成功的，并以20年代与30年代北大史学系培养史学家之多寡为根据，来论证这一点。其实这样比较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一是20年代与30年代学术环境和招生规模都有很大的差别。20年代多数时间是北洋政府时代，教育经费时常停发，不断出现教员索薪或辞职事件，招生规模也很小。而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教育经费和招生规模都有了很大的改善。二是30年代的北大史学系毕业生因为傅斯年是中研院史语所所长，优秀者进入史语所这样的国家级历史研究机构的很多，这为他们的职业发展提供了20年代毕业生所无法得到的优越条件。再者，不应把30年代的北大史学系与20年代的完全对立起来，因为30年代北大史学系的课程设置，有的也是借鉴了朱希祖的做法。如1935年的《北京大学史学系课程》就有这样的规定：

本系自本年度一年级起，将四学年课程分为二阶级。一、二年课程致力于基本训练，俾学者于治学之方法途径及中外史实之重要关系，有明了正确之认识、健全笃实之修养。三、四年级则注重专门训练，学者选习各专史及专题研究，以充实其知识，培补其学力。更由教者指导，选择题目，从事于史料之搜辑、排比、钩稽，史实之比较、考证、论定诸工作，以培养其研究能力。①王应宪编校：《现代大学史学系概览（1912—1949）》，第90页。

这样的规定与朱希祖1929年秋后的做法就基本没有什么差别。30年代的北大史学系与其20年代，不是割裂对立的关系，而是继承发展的关系。

实在说来，傅斯年强调历史学就是整理史料，是欧洲19世纪占主导地位的以兰克为代表的实证史学的作业方式，被朱希祖引为同道的兰普勒希特，倒是通过批判兰克史学建立德国新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在史学观念上，后者更新。所以，20世纪六七十年代，傅斯年的史学观在台湾受到新生代史学家的批判。这些史学家大都是从欧美国家留学回到台湾的，他们在留学国接受的是新史学以后的史学理念，他们认为，傅斯年所宣扬的史学在西方早已过时了，应该摈弃。因此，对于北京大学早期史学改革的孰是孰非，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地非此即彼。

朱希祖的历史学科建设思想，不仅对当时的史学界产生较大的影响，如傅振伦说的，一些高校仿照其课程表开设课程，而且其1929年秋之后的课程分两个阶段设置的思想具有更深远的借鉴意义。1980年代，白寿彝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进行历史教学改革，提出“要改变文科课程设置的分割状态”，主张“各系间的合作，组织有关各系互相之间的配合，逐渐改变目前课程设置上的分割状态，使学生能接触到更丰富的东西，得以更好地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文科的学生还应学点自然科学。要压缩两门“通史”，将四年的通史教学都改成一年的课程，腾出时间，多开设专门史、断代史、国别史和名著研究等课程。要抓“史学概论”和“史学史”。②白寿彝：《关于历史学教学、研究的几点意见》，《白寿彝史学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02—208页。这些改革措施，都与朱希祖的历史学科建设思想有着高度的相似之处。高校史学系如何培养高素质的人才，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的课题。朱希祖的历史学科建设思想，对我们当前的史学建设，依然不乏启示意义。

1、叶面追肥可使作物通过叶部直接得到有效养分，而采用根部追肥时，某些养分常因被土壤固定而降低植株对它们的利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