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政治家们谈论基础设施的时候，他们经常想到信息与通信技术(ICTs)，这成为了我们时代的一个标记。 他们没有错。 从商业成功到赛博冲突，当前社会劳动所依靠的东西逐步转向比特而不再是原子。 依靠它们的数字基础设施，社会可能不断繁荣。 从信息与通信技术而言，赛博安全经常表现为它们中最弱的方面之一。 我们了解这些，但似乎并不明显。 而在哲学上更令人感兴趣的事情是信息与通信技术看上去也揭示了一种新的平等。

考虑到前所未有的ICTs强调诸如可问责(accountability)、知识产权、中立性、开放性、隐私、透明和信任。 这些因素可能以社会规范、预期和规则的平台或基础设施名义能够被更好地理解，它们有利于或者阻碍有关行动者道德的或者非道德的行为。 通过把信息交往显著地置于我们生活的核心，ICTs揭示出那些过去已经存在但并不那么显明的事实：道德行为也是有关伦理基础设施的事情或者我称之为“伦理基质”(infraethics)的东西。

2017年2月，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国家卫生计生委印发《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7—2020年)》，计划在5年内建设500个智慧健康养老示范社区，意味着我国的智慧养老已驶入发展快车道。为充分响应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从供给质量出发，提高有效供给和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7]，智慧养老服务发展模式势在必行。因此，有必要对智慧养老系统平台的搭建进行阐述和优劣分析，有利于引导更多的第三方服务机构入驻智慧养老服务体系，更有利于扩大智慧养老服务的范围和提高服务的专业化水平。

伦理基质的观念是简单的，接下来的“新等式”(new equation)可能有助于更进一步澄清它。 在经济成熟社会中，商业和行政管理系统的成果愈加依赖物理基础设施(交通、交流和服务等)的完善，与之相似，信息成熟社会中的人类交往也愈加需要一种伦理基质的繁荣。 这种等价比仅仅是基础设施与伦理基质之间的类比略多一点。 当经济学家和政治科学家谈论“失败的国家”的时候，他们可能指的是作为结构的国家(state-as-a-structure)的失败，它们负有完成例如边境控制、收税、强化法律、行政管理公平以及提供学习教育等等的基本角色。 他们也可能指的是作为基础设施的国家(state-as-an-infrastructure)或者环境的崩塌，这些使得正确类型的社会交往得以可能，并得到培育。 这意味着他们可能指的是就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而言缺省的、可接受的生活方式的崩塌，例如法律规则、对公民权利的尊重、政治群体的感知、在不同思想民众之间的公民对话、对紧张的和平解决方式等等。 总之，所有这些预期、态度、规则、规范和实践，简而言之，我们想当然的这样一个隐含的社会政治基础设施，为复杂社会的成功提供了一种重要基础。 它在人类交往中起到重要作用，类似于我们所习惯地将经济学的成功归因于物理基础设施那样。

看似凌乱的笔墨，点点是辛酸泪，满纸墨葡萄，一腔哀怨无人倾听。透过这一颗颗晶莹透彻的葡萄似乎可以看到五百多年前徐渭满腹忧愁，空有一身才华无人问津而独自哀怨。怀才不遇的悲愤、明珠暗投的无奈像一把利刃残酷地将徐渭扼杀在渡往梦想彼岸的扁舟上，满腔义愤化成颗颗明珠闲掷野藤之中。就这样，“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悄悄地走进了尘封的烟尘……

任何复杂社会，用奥古斯丁的术语来说，要么是尘世之城，要么是上帝之城，都有一种潜在的伦理基质，它可能或多或少是道德上成功的，也或多或少对于罪恶不友好。 从理论上看，即便是天使社会，即无瑕疵的、好的道德主体组成的社会，也需要伦理基质的规则来协调和合作。 因此，当詹姆斯·麦迪森(James Madison)在他写下其名言时，他也部分地犯了错误：

尽管与经济学中的基础设施相似，伦理基质不应该用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来理解，误解为知识一种旧的“底层建筑和上层建筑”观念的升级。 而且所讨论的因素完全不同。 我们正在处理非道德/道德行为和这样非道德/道德行为的尚未伦理化的引导者。 伦理基质在概念上也不应该就关于伦理的二阶或者元伦理话语而理解。 因为它是有助于或者阻碍道德或者非道德的评价、决策、行动或者状态的尚未伦理化的框架。 同时，认为伦理基质在伦理学上中立或者只是简单的两用性都是错误的，因为两用性总是有所指向的。 如果它仅仅是中立的，这意味着一种伦理基质不会影响伦理的或者非伦理的行为，这完全是不现实的一种逻辑可能性。 在技术哲学中，普遍认同在任何语境中，包括社会语境，设计绝非伦理上中立的，而总是显示地或者隐含式地嵌入一些价值。 然而这不意味着伦理基质是简单的两用性，仅仅是依靠外在的因素，以同等程度地能便于或者阻碍道德上的善行和恶行。 教科书上的例子是刀具，它既能拯救生命也能谋杀生命。 一种陈词滥调是它的使用以及道德评价依赖于环境。 这没错，但是洞察上明显不足，因为并不是所有刀具生而平等。 飞机上提供的非常短、钝和圆的用来切黄油的刀具有两用性，然而其主要是旨在完成一把黄油刀所能完成的任务，只不过不是那么容易。 刺刀只是在理论上具有两用性，这是因为它设计出来就是用来杀人的，而不是切面包。 同样地，伦理基质可能仅仅在原则上具有两用性：事实上，如果它是好的伦理基质，意味着它旨在促使道德上为善的物出现。 在最佳状况下，一种伦理基质就是以正确的和成功的方式润滑道德机制的润滑剂。 因此，很容易错误地把伦理基质看作伦理的，因为任何促进善的繁荣或者协助恶扎根的事物都或多或少地分有它们的一些本质。

到目前为止，麦迪森被误解了，上文引述的第一个句子通常被解释为我前面所述的意义，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角度看，将一种伦理基质关键重要性抹杀了也是错误的。 在这种情形下，推理共享了这个前提，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如果人类是天使，他们不需要政府，但是人类(有时候)是天使，因此(有时候)他们不需要政府。 道德上的善自发地涌现被这两方都错误地假定为无争议的。 然而，事实是：没有这样一种伦理基质，那么个人很难发起善的治理，也很难实施善行，就像社会这样一个多主体系统需要它自身的组织和治理那样。

我在上面写道，麦迪森可能“部分”是错误的，因为这句话只能在它自身的语境中去解读，它陈述道：

他部分是错误的，因为他所想到的只是负面的人类学，这是托马斯·霍布斯在他的《利维坦》和《论公民》中很好地论述和广而告之的一个观念，约翰·洛克对此也没有修正和批判，一种将社会仅仅视为个体聚合体的原子主义观。 然而，如果必要，即便是天使社会也可能需要伦理基质协调它们好的行为、设定共同目标、评价追求他们成功的程度以及矫正他们作为群体的行为，因为善总是可以变得更好。 “我们人民”并不简单地等同于“我们、你和我”。 存在着一种完全是社会意义上的道德上的善，而这并不总是来自个体道德上的善，因为善也是一个有抱负的代理的事情：“我们人民”能够做的事情和希望一起获得的东西，与你和我个体想做的事情相对立。 而且因为罪恶也是一种在完全没有控制的前提下表现为机会成本的事情，天使可能会错过做许多仅仅对于作为群体来说的好事。 天使们也需要一种伦理基质来组成团体，一起推动一辆没有启动的车。

得到该水域不同时域动态风险评价仿真见图3。倘若对表1中的定性数据(11个时刻下状态的风险因子)进行多次随机量化，同理多次随机仿真，可以得到多次仿真下的风险关联度结果。

“如果人类是天使，那么政府的存在将是没有必要的。 如果天使统治人类，外在的以及内在的控制将是没有必要的。”(The Federalist No.51,1788,我的斜体)

斜体部分表明麦迪森指的是用检查和平衡(外部和内部的控制)来构建统治的需要，因此一个人可能会更加仁慈地解读他，与其说任何统治或者任何伦理基质将是不必要的，正如在第一个句子所表述的那样，不如说那是基于天使人类学所设计的结果。 也就是说，他可以被诠释为他并非主张用来协调的规则是不必要的，而是对于这些规定的应用可能需要特殊约束是不必要的。 这是因为如果所有人都是天使，那些统治和那些被统治的将会遵循合适规则行为。 做个类比，他可能被解读为：如果所有人都是天使，我们可能仍然需要驾驶规则来协调驾驶行为，但并不需要交警来监督。

“如果人类是天使，那么政府的存在将是没有必要的。 ”(The Federalist No.51,1788)

如果返回到伦理基质所旨在的两用性中，我们可能会争论，一个纳粹狂热者的社会可能依靠高的信任、尊敬、可靠、忠诚、隐私性和透明性，甚至表达自由、开放和公平竞争，而不需要管它罪恶的多少。 很显然，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成功的便利和由正确伦理基质提供的限制，而且还有它们与道德上为善的价值(正确的价值论)，例如公民权利的融贯组合。 这就是为什么在例如安全和隐私之间难以获得平衡的原因，除非我们首先澄清我们是否处理伦理学内部(安全和作为道德权利的隐私)、在伦理基质内部(二者被理解为尚未伦理化的促进者)的张力。 或者如我怀疑的那样，是否处理在伦理基质(安全)和伦理学(隐私)之间的张力。

此外，本研究结果也表明 PTSD 的发病率存在性别差异，女性 PTSD 的阳性率高于男性（P＜0.05）。这可能与不同性别的社会化分工不同有关[25]，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男性可能在家庭中的角色更多地呈现坚强、内敛和稳固的特征，女性可能更多地呈现柔弱、更容易表达情绪和容易求助的特征[26-27]，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失去独生子女的女性可能更容易发生 PTSD 的原因。

此处伦理基质的正确类型支持了价值论的正确类型。 对于信息社会而言，设计它、维护它和更新它是重要的挑战之一。 它诠释了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是设计时代的一种原因。 很显然，当政治家们谈论基础设施时，涉及更多的不仅仅是比特和原子网络，而是伦理机制。

(注：摘要和关键词为译者所加。 原文出处：Philos.Technol.(2017)30:391-394https://doi.org/10.1007/s13347-017-02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