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在统一天下后于汉六年十月下诏“令天下县邑城”，但直到汉七年（公元前200年）“置新丰”才真正将其付诸实践。同一时期就全国范围来看，新筑的长乐宫才刚建成、未央宫也才开始兴建，1因此汉七年“置新丰”无疑是“令天下县邑城”后第一座更筑的县城，它标志着汉初在全国大规模改筑（兴建）城市工程开始实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对“丽邑——新丰”城的改筑原因，虽然《史记·高祖本纪》和《汉书·高帝纪》中未见详载，但却有“应劭注”做出说明——“太上皇思欲归丰，高祖乃更筑城市街里如丰县，号曰新丰，徙丰民以充实之”。[1]72其后两千多年，史学界、文学界基本认同、沿用这一观点，认为刘邦因“奉慰太上皇”而“更筑丽邑以像丰”，与之相关的“新丰社”、“新丰酒”、“新丰之犬鸡”也逐渐演绎为孝敬父亲、眷恋故土的典故。但若仔细研读、推敲《史记》和《汉书》等原始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可见，“更筑新丰城”并非偶发的简单事件，其建造原因绝非为“奉慰太上皇”，它实为一件考虑全面、准备充分、影响深远的“筑城徙民”工程，下面本文对汉初“更筑新丰”的真正原因做一简略探讨，同时试析后世沿袭“奉慰太上皇”一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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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更丽邑曰新丰”事件源流考述

《史记·汉高祖本纪》载：“（十年） 七月太上皇崩栎阳宫。楚王、梁王皆来送葬。赦栎阳囚。更命郦邑曰新丰。”[2]387按其所载，丽邑在汉十年（公元前197年）更名新丰；《汉书·高帝纪》载：“（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后崩。秋七月癸卯，太上皇崩，葬万年。赦栎阳囚死罪以下。”[1]67考古资料亦证明丽邑是秦始皇十六年(公元前246年)新筑的城邑，它与新丰是异名同地，即今新丰沙河——刘家寨遗址，[3]又《汉书·高帝纪》载：“（汉十一年） 夏四月，行自雒阳至。令丰人徙关中者皆复终身。”[1]72相互参照可证汉初更筑新丰和迁徙丰民确有其事。

随着时间推移，“更丽邑曰新丰”故事的内容逐渐丰富。自东汉“应劭注”之后，成书于东晋的《西京杂记·作新丰移旧社》载：“太上皇徙长安，居深宫，凄怆不乐，高祖窃因左右问其故……高帝既作新丰，并移旧社，衢巷栋宇，物色惟旧，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鸡鸭于通涂，亦竞识其家……”[4]将整个故事进行了完整演绎，从此该故事正史定名“作新丰移旧社”，后被《水经注》、《括地志》、《史记·正义》、《长安志》、《临潼县志》等地理志和史书引用而成为信史。

二、改筑起因“奉慰太上皇”存疑

《史记》、《汉书》皆未明载“更筑新丰城”的原因，后世仅凭“应劭注”就将其归结为“奉慰太上皇”，论据显然不足。再从刘邦与家属、父亲的关系、汉初城市兴建的原因来逐一分析，更筑新丰仅因“奉慰太上皇”也存在诸多疑点。

（一）刘邦与家属关系并不融洽、尤其不敬太公（刘煓）

从《史记》和《汉书》中的相关记载可见，刘邦不但与家属的关系并不融洽，而且在某些场合表现出对太公（刘煓）的不敬。

首先，刘邦作为“汉王”唯一目的就是击败项羽夺得天下，他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争天下”。楚汉鸿门对峙时项羽要烹杀太公，项伯进谏“天下事未可知，且为天下者不顾家，虽杀之无益，只益祸耳。”[2]328就是对他恰如其分的评价。实际上，早在刘邦“还定三秦”、“彭城大战”时就强烈表现出“争天下者不顾家”。汉元年八月（公元前206年） 刘邦“还定三秦”，“而遣诸将略定陇西、北地、上郡。令将军薛欧、王吸出武关，因王陵兵南阳，以迎太公、吕后于沛。”[2]368仅仅指派一支孤军奔袭千里来“迎取家属”，2结果“楚闻之，发兵距之阳夏，不得前”，[2]368营救失败。汉二年（公元前204年） 彭城大战，刘邦到彭城大败时才去匆忙搜救家属，“汉王之败彭城而西，行使人求家室，家室亦亡，不相得。”[2]372结果“（项羽） 乃取汉王父母妻子于沛，置之军中以为质。”[2]371若非腾公夏侯婴拼死相救，孝惠帝也必被楚军俘获这都体现出汉王刘邦“不顾家”的本性。

其次，刘邦不敬太公（刘煓）。首先是不给太公上尊号，汉高祖五年（公元前198年）刘邦即皇帝位，“尊王后曰皇后，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媪曰昭灵夫人。”[1]52唯独不提太公，后仅是以“家人父子礼”相待，直到汉六年（公元前201年）太公听从家令建议以“人臣礼节”敬对刘邦，刘邦才满意的给父亲上“太上皇”尊号；二是公众场合给太公难堪，汉九年（公元前198年）未央宫成，“高祖大朝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起为太上皇寿，曰：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2]386-387着实给太公一个难堪，现场气氛十分尴尬以至于群臣只好“皆呼万岁，大笑为乐”。[2]390

《史记·高祖本纪》开篇详载刘邦所具有的高尚品格：“高祖为人……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2]342但从《项羽本纪》、《郦生传》和《留侯世家》中的相关记载来全面分析，作为“汉王”（乃至皇帝）的刘邦仍是一名“贪财好色”、“睚眦必报”的普通人，“张良曰：陛下与此属共取天下，今已为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爱，所诛皆平生仇怨”[1]61十分贴切的描绘了刘邦的心胸。

以上记载表明，刘邦与家属、尤其是太公（刘煓）的关系并不融洽，这与其作为帝王“争天下”的政治目的有关、更与刘邦起义前的家庭生活密切相关。年轻时刘邦作为乡里“无赖”，备受家人冷落，《史记·楚元王世家》载：“始高祖微时，尝辟事，时时与宾客过巨嫂食。嫂厌叔，叔与客来，嫂详为羹尽，枥釜，宾客以故去。已而视釜中尚有羹，高祖由此怨其嫂。及高祖为帝，封昆弟，而伯子独不封。”[2]1987此外，太公也经常对其冷嘲热讽以至于刘邦对“始大人常以臣无赖……”这样的贬语记忆深刻。总之，家人的讽刺和贬低使刘邦的自尊心受到很大伤害，给他留下了难以平复的心理阴影，这是他本人和家属之间关系疏远的根本原因。

（二）刘邦本性并非爱民、尤其憎恨丰邑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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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更筑新丰”实为控制丽邑地区以保卫长安，维护、稳定汉初的统治，其改筑、移民综合考虑了丽邑城本身的特点和丰邑故人的特殊性，“十年，更丽邑曰新丰”至多仅有怀念故乡的纪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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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刘邦最恨丰邑百姓。一是未对迁徙关中的丰邑故人给予优待，汉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颁布《罢兵赐复诏》：“诏曰：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半之……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军吏卒会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满大夫者，皆赐爵为大夫，故大夫以上赐爵各一级……”[1]54对社会各阶层人群都有免税的优待、免罪的恩典。汉七年（公元前200年） 又下诏：“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请之。民产子，复勿事二岁”。相较而言，新丰故人迁入关中四年后（从汉七年至汉十一年）才得到“复其身”的优待，侧面反映刘邦对迁徙关中的丰民没有特殊照顾和偏爱；二是痛恨未迁徙的丰邑故人，汉十二年（公元前195年） 刘邦回乡，面对沛县故老的“固请”他直言不讳：“丰吾所生长，极不忘耳，吾特为其以雍齿故反我为魏。”[2]390言语间充满憎恨之意，后因“沛父兄固请，乃并复丰，比沛”。[2]390

以上记载表明，刘邦本性并非爱民、他尤其憎恨丰邑故人，这与其早年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出身于一个自耕农民家庭的刘邦，他交结的朋友多为贩夫走卒和小吏。而雍齿、王陵则为丰邑的地方豪强，他们看不起出身差又贪美色的“无赖”刘邦。雍齿等常借故挑衅、侮辱刘邦，故刘邦在称帝后仍念念不忘，称：“雍齿与我有故怨，数窘辱我。”[6]且刘邦令雍齿守丰竟遭其背叛，更加深了刘邦对他们的憎恨以致“极不忘耳”。总之，丰邑故人的蔑视和背叛是刘邦憎恨丰人的根本原因。

上述研究发现，我国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密切联系，职业教育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存在着相互促进、互相调节的关系，目前，学者对其研究主要集中在高等职业教育范畴，中等职业教育作为培养产业大军、技能型人才的孵化器，对于促进经济社会建设、产业结构调整具有重要的人才支撑作用，而关于“中等职业教育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的研究文献甚少，亟待学者关注并加强研究，根据产业转型升级对人才的迫切需求，引导中等职业教育调整专业结构，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适应度。

（三） “更筑新丰”与“起万年邑”皆与“招故人奉慰太上皇”的理念相悖

若从“新丰县”与“万年邑”两城的兴建来分析，都与“奉慰太上皇”的理念相悖。

首先，太公（刘煓）归汉后常居栎阳（栎阳宫），“（汉四年） 项王归汉王父母妻子,军中皆呼万岁,乃归而别去。”[2]378又《汉书·高帝纪》载：“太上皇崩，葬万年。师古曰《三辅黄图》云：高祖初居栎阳，故太上皇因在栎阳。十年太上皇崩，葬其北原，起万年邑，置长丞也。”[1]68汉十年（公元前197年）在栎阳宫去世。按“应劭注”——太上皇在栎阳宫因思故乡而不乐，理应“召故人至栎阳”，以刘邦皇帝的权力和栎阳城的人口承载量来看，“召故人至栎阳宫”即是“奉慰太上皇”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但刘邦却选择“招故人至新丰”并为此“更筑新丰”显然有违常理；又汉七年（公元前200年） “置新丰”后，文献中并未见有“太上皇驾幸新丰”或“招新丰故人至栎阳”的相关记载，太上皇有生之年是否见过丰邑故人也难以确知。

其次，真正为“奉慰太上皇”而建的万年邑既不像丰邑、城内居民也绝非丰邑故人。《史记·秦本纪》：“二年，城栎阳。（集解） 徐广曰：徙都之，今万年是也。（正义）括地志云：栎阳城一名万年城，在雍州东北百二十里。汉七年，分栎阳城内为万年县，隋文帝开皇三年，迁都于龙首川，今京城也。改万年为大兴县。至唐武德元年，又改曰万年，置在州东七里。”[2]201按其所载，万年邑也始建于汉七年（公元前200年），它是在栎阳城内设置、更筑的城内之城，是专为太上皇万年陵而建的奉陵邑。1980年-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栎阳发掘队在秦汉栎阳城遗址进行勘探和试掘，证明分置“万年邑”确有其事。[7]按照“奉陵邑”的设置理念分析，该城的建造原因实为“奉慰太上皇”——即以“视死如生”的观念、循其生前旧例奉慰太上皇，如安陵设置时就“徙关东倡优五千户以为陵邑”来奉慰早逝的汉惠帝。据栎阳城考古成果看，“万年邑”城内建筑与周边建筑的建制、规模无异，可知万年邑在设置时并未经过大规模改筑，它与刘邦丰沛故里的城市建制绝不相同；又按《史记》、《汉书》所载，万年邑设置时并未“徙民奉陵”，而是将城内部分原住民划归陵邑——即仅对其身份和享受待遇进行重新规定，万年邑内所住居民绝非“丰邑故人”；且太上皇崩于栎阳宫后并未对丰民施以恩典而是“赦栎阳囚”，“臣瓒曰：万年陵在栎阳县界，故特赦之。”[1]68可见该城的建设完全与“招故人以奉慰太上皇”的理念相悖。

三、更筑新丰、迁徙丰人原因考实

综上所述，刘邦更筑新丰城绝非为“奉慰太上皇”，从城市性质、移民成份和关中形势分析，汉初更筑新丰城、迁徙丰民是一次有准备、有计划的“筑城徙民”工程，它应是后来“徙民陵邑”工程的肇始。

（一）丽邑城本身是一座移民城市，容易改筑

丽邑城始建于秦王政十六年(公元前246年)，有侍奉陵园、削弱豪族大贾影响、震慑修陵人及拱卫咸阳等众多目的。[8]在秦王政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因徙三万家丽邑，五万家云阳。”按《汉书·地理志》：“盖亦以疆干弱支,非独为奉山园也。”[1]1642丽邑城在秦代晚期主要起削弱山东豪族大贾、控制豪强、巩固关中这一“强本弱末”目的，此时的丽邑是一座富有关东文化的“移民城市”。若按一户四口人来推算，丽邑城内有居民约十二万人（三万家），但丽邑居民却并未留下大规模墓葬遗存，迄今在丽邑遗址（沙河——刘家寨遗址） 附近发现的大规模秦墓葬群——湾里秦墓、新丰秦墓、马额秦墓等都已被证明是秦“戏邑”的居民。[9]显然，丽邑城内的关东居民早已在秦末战乱中流散殆尽，原定于为十二万人使用而设计城市设施也大半荒废。鉴于丽邑本为“移民城市”，受到关中秦文化影响较弱，原住居民又大多流散，所以汉初选择将其改筑为汉代关中第一座“移民城市”是最为易行、合理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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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丰邑的刘氏故人本是移民，容易迁徙

汉初（汉高祖时期） 移民主要由两部分组成：“楚汉相争”时期主要是随军从征者及其家属。《史记·汉高祖本纪》载：“（二年）命太子守栎阳，诸侯子在关中者皆集栎阳为卫。”[2]372由于这部分移民多是功臣或其家属，他们为刘邦夺天下做出过重大贡献，所以汉初政府不但给予其优厚的待遇，而且允许自由迁徙，“（汉五年）五月，兵罢归家。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复之六岁，食之一岁。”[2]380在战争结束后一部分功臣及家属又回流到关东地区；到“汉定天下”以后主要是从关东迁到关中的移民。除（汉七年）“置新丰、徙丰民”外，汉九年（公元前198年）又下诏徙齐、楚大族到关中地区，“十一月，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中，与利田宅。”[1]66又《汉书·地理志》：“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1]1642作为移民的重要安置地，长陵邑估计安置了关东移民的大部分人口。当时，西汉政府对这些移民在经济上给予“与利田宅”的妥善安置，在“贾亩一金”的关中，算是一笔极大的财富。另外，长陵邑直接隶属于九卿之一的太常，说明移民在政治上也享有很高的礼遇。[10]深入分析汉初政府的这些优待政策可知，由于山东豪强大族在旧居地已形成一定的势力范围，强令迁徙极易引起混乱甚至反抗，所以政府才不得不给予“田宅”使其安生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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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更筑徙民”实为加强对丽邑地区的控制以保卫新都长安

秦末战争使秦都咸阳遭到大规模破坏，关中政治、经济核心区域暂时迁移到受破坏较小的栎阳，“楚汉相争”时刘邦一直以此作为首都，“汉王与诸侯击楚，何守关中，侍太子，治栎阳。为法令约束，立宗庙、社稷、宫室、县邑。”[2]2014汉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听从娄敬和张良的规劝而迁都关中，“高祖欲长都洛阳，齐人刘敬说，及留侯劝上入都关中，高祖是日驾，入都关中”，[2]381随后刘邦选择定都长安，此时汉集团将关东地区异姓诸侯王看作最大的威胁，“所谓建武关、函关、临晋关者，大抵为备山东诸侯也”。[11]从长安、栎阳、丽邑所处的地理位置分析，栎阳城位置偏北，难以应对自东向西入侵长安之敌；而丽邑位于长安（咸阳）正东且恰好控制着长安城东出的要道——轵道，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31年）章邯曾组织骊山刑徒在此击败周章，“陈涉之将周章军西至戏而还”。[2]351因此对建都长安的汉朝来说，控制丽邑地区以加强长安之东的战略防御能力就显得尤为迫切。

[1]《汉书·叔孙通传》：“汉七年，长乐宫成。”《史记·高祖本纪》：“萧丞相营作未央宫。”

四、后世沿袭“更筑新丰”起因“奉慰太上皇”原因试析

首先，刘邦本性是“贪财好色”而非“爱民如子”，其“长者之风”只是为“争天下”而做出的姿态。刘邦起兵时战略目标仅是“屠城掠财”，见于《史记》、《汉书》明载的就有屠武关、屠咸阳、屠城阳三次。[5]曹无伤亦对项羽密报：“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2]311直截了当的揭露了刘邦突然转变作风的真实目的。刘邦对文人、武夫一直都很蔑视，“沛公不喜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沛公方踞床，使两女子洗足。郦生不拜，长揖，曰：足下必欲诛无道秦，不宜踞见长者。于是沛公起，摄衣谢之，延上坐。”[2]2692“上方踞床洗，召布入见，布大怒，悔来，欲自杀。”[2]2602好在刘邦身边常有郦食其、张良、韩信、陈平、樊哙等人及时规劝才逐渐改变作风、收揽本性，终成一位开国帝王，正所谓“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2]381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注释：

但汉初政府对丽邑的控制力却一直很弱。从丽邑地区的墓葬遗存来看，能确定为汉新丰居民墓葬的骊山床单厂汉墓，墓葬年代最早的仅为西汉前期，[12]而马额、新丰和湾里三处秦墓不但墓葬数量多——每处墓地墓葬数量都超过三百座，而且延续时间长——墓葬年代从战国中期到秦末汉初，两相比较就能直接说明丽邑地区的旧秦人并未在秦末战乱中流散殆尽、该地仍处于旧秦文化的控制区。对新定都长安的汉朝来说，若将丽邑这一重要的战略地区置于旧秦人的势力范围，显然是长安防御圈中的一个漏洞，而弥补这一“漏洞”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筑城徙民”。“筑城徙民”不但能立即增强丽邑地区的汉文化势力，而且能压制、同化本地原有的秦文化，这是“更筑新丰”的根本原因。

[2]《汉书·高帝纪（注）》：“如淳曰：王陵亦聚党数千人，居南阳”。

参考文献：

相较于功臣和山东大族，西汉政府对（汉七年）迁到关中的丰邑故人却并未给予任何优待，直到汉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才“令丰人徙关中者皆复终身。”[1]72期间并未见丰民有所不满或反抗，说明这次移民工程进行顺利。从丰民的性质来分析，重要原因就是丰邑的刘氏故人本为“移民”，“刘向云：战国时刘氏自秦获于魏。秦灭魏，迁大梁，都于丰，故周市说雍齿曰：丰，故梁徒也……丰公，盖太上皇父。其还日浅，坟墓在丰鲜焉。”[1]81丰邑的刘氏自战国末期秦国灭魏（公元前225年）后才从大梁迁到沛县丰邑，到“汉定天下”（公元前202年）时仅在丰邑生活了23年，刘邦令其迁徙关中时（公元前200年）仅在丰邑生活了25年。由于他们在丰邑生活时间短，“其还日浅”，还未形成根深蒂固的势力范围，“安土重迁”的观念也比较淡薄，所以政府无需给予优待就能顺利令其迁徙关中。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4.

至于“应劭注”的产生和后世沿袭大体出于两个原因：①生活在东汉桓帝、灵帝时期的应劭（汉灵帝时举孝廉）寄希望于灵帝扭转宦官主政的混乱朝局，但是汉灵帝本人却十分昏聩，常言“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因此应劭在《汉书（注）》中刻意注释汉代开国帝王刘邦“更筑新丰以奉慰太上皇”来借古讽今，规劝汉灵帝振作朝纲、罢黜“十常侍”来亲自主政；②后世帝王多以“孝治天下”。《孝经·孝治》：“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遗小国之臣，而况於公侯伯子男乎。”一直是封建帝王千古不变的治世经典，而“应劭注”和《西京杂·记作新丰移旧社》中的演绎内容正好满足统治者“孝治天下”的需求。通过故事流传的分析演变可见，“鸡犬识门户”这种过于夸张的描述在南北朝时期的《水经注》中还未被采纳，到唐代已全部录入正史，[13]这与官方需要“孝治天下”的故事来教育群众、维护统治密不可分。正是这些原因综合促成了历代学者、文人广泛认同“更丽邑曰新丰”起因“奉慰太上皇”一说。

[3]鹿习健：试论骊戎邑（国）——丽邑——新丰之间的承袭关系[J].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48-53.

纳入标准：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均符合手术治疗指证。排除标准：合并严重的心、肝、肾等重要脏器病变者；意识障碍或精神疾病者。

[4]周天游校注.西京杂记[M].陕西：三秦出版社，2006：88.

[5]刘韶军.中国古代战争中的屠城问题[J].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1）：45-48.

[6]刘磐修.从芒砀到丰沛：汉高祖刘邦起兵发微[J].安徽史学，2008（9）：12-15.

[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栎阳发掘队.秦汉栎阳城遗址的勘探和试掘[J].考古学报，1985（3）：353-381.

[8]孙伟刚.戏、丽邑与丽山园——兼论秦始皇帝陵丽邑的功能与作用[J].考古与文物，2009（4）：6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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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间临床资料的对比发现，在年龄、性别比例等方面均无显著差异，每组中均为男性比例高于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组3糖尿病比例高于其余3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组4高血压比例和SBP均高于其余3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1为左室几何形态对比，可以发现，组1、组2及组4均呈向心性重构，而组3呈离心性重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组3AVA大于组1、组2，与组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由表3及图1与图2可以发现，各组左室纵轴收缩功能均小于对照组（P＜0.05），但组1优于组2、组3，与组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表2。

(3)In future work,we intend to focus on reducing the number of epochs required for estimation to improve performance.

[10]喻曦，李令福.西汉长陵邑的设置及其影响[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86-91.

[11]贾谊.贾谊集·一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331.

[12]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配合基建考古队.首先临潼骊山床单厂几件工地古墓葬清理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2（5）：27-31.

田歌依然冷冷地回绝：“没什么好谈的。你不走，我就走。”思雨有些生气了。他愤愤地看了妻子一眼，然后离开了。

[13]鹿习健.更丽邑曰新丰故事源流考析[J].华夏文化，2017（2）：53-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