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学术理论影响力的大小，除理论本身的逻辑合理性因素外，还取决于它的阐释效应及其所涉及领域的广泛程度。反过来，理论的阐释效能及其影响范围又与这一理论和学术文化语境的内在关联程度相关。因此，从学术史角度看某种理论的发生，进而观察这种理论与时代文化、学术语境的关系，也是理解这一理论的核心内涵及其阐释潜力的一个重要维度。

作为近一、二十年来中国人文学术界具有影响力的理论之一——译介学理论，是比较文学和翻译学两个学科交叉孕育的一个新的学术领域，是当代中外学术交流汇通的结晶。它在相关学科所持续引发的关注、讨论和影响力，在今天这个所谓“后理论”时代，并不多见。今天，汉语学术话语中的“译介学”(对应的英文表述为medio translatology)，总与它的创导和建构者“谢天振”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通常被视作理所当然的事情。“谢天振”是这个理论的提出者、倡导者，也是这个理论的基本体系的完成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译介学理论看作个人的理论创建和成就。但如果换一个角度，译介学理论之所以在20世纪末的汉语学术中生成并形成广泛而热烈的讨论，也是中外理论在这一特定时空中汇通激发的结果，特别是汉语文化系统中自近代以来大量翻译文化实践的意义在全球化时代被重新透视、重新凸显的结果，也是不同学科理论不断更新、视野不断拓展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译介学的生成又不单纯是一个个人性事件。如此，我们可以看到两种意义上的译介学，一是作为个人理论创新意义上的译介学，另一种是作为当代学术思潮演变意义上的译介学。虽说这两种译介学的所指可以是同一个对象，却可以显示不同的意义层面。如果从两个不同的层面观察译介学的发生，或许可以进一步显现译介学的特点和针对性，进一步显现其在汉语学术中的多学科意义。

如果从学科理论演变的逻辑关系角度看，译介学分别是比较文学研究与翻译研究学科各自变革，继而相互启发、交叉影响，终于合流的结果。在传统的比较文学理论中，译介学属于影响研究的一个分支，即媒介学(mesologie)的一个关注对象。作为法国学派影响研究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媒介学以探讨民族文学间的影响为宗旨，对文学的跨文化影响这一事实的途径、方法、手段及其因果关系展开实证式研究。而翻译是促成不同民族文学间发生影响的主要媒介方式，属于文字媒介。但在传统影响研究视域中，文学翻译虽然是这种跨文化、跨语言影响的一个重要途径，但基本上把这个途径看作一个影响达成的通道，而这个通道本身被看作是透明的。也就是说，在20世纪中叶之前的传统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中，文学翻译还是被当作工具性来理解，它与传统翻译理论共享了同一种等值转换意义上的翻译观念。而西方翻译理论的文化转向，则是译介学理论来自翻译研究学科的另一种重要思想资源。美国的让·帕里斯的《翻译与创造》(1961年)，法国社会学家罗贝尔·埃斯卡皮的《文学的关键问题——“创造性叛逆”》(1961年)，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包括詹姆斯·霍尔姆斯、伊文·佐哈尔、吉迪恩·图里、苏珊·巴斯奈特等理论家在内，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在综合理论和不断发展的翻译实践研究的基础上，建立起文学翻译研究的新模式。他们的共同点，都倾向于将翻译视为一个动态体系；都属于描述性而非规范性研究，都将翻译研究的重点放在翻译实践的结果、翻译的功能和体系上；都对制约和决定翻译成果及其接受因素感兴趣，对翻译与各种译本类型之间的关系、翻译在特定民族或国别文学内的地位和作用以及翻译与民族文学间的相互影响所起的作用感兴趣。

这种学术思潮的流转，无疑是全球化时代的一种跨文化学术现象，它在不同文化系统中产生相应的反响本是在情理之中。当然，这种学术理论的跨文化旅行及其再生，总有文化时空两个方面的差异，其具体发生的语境与场域，也并非均质展开。中国人文学术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这一本质上属于多学科交叉领域学术思潮的反应，一方面在时间上是相对滞后的，另一方面在程度上却是深刻的、富于创造性的。中国当代思想文化的全面开放起步与20世纪70年代末期，对当代西方思想与学术的了解也有一定的滞后，但中国翻译理论界包括谢天振在内的少数敏感的学者，还是对这一西方学术思潮的变化动向予以足够关注。从20世纪70年代西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到今天，中国的人文学术深深卷入这一国际化的学术思潮中，并因为这一思潮在翻译研究、比较文学、文学理论、国别文学等相关学科都相继引发重要的推动作用，译介学理论更在汉语学术界产生了持续深入的影响。这既与40年来中国社会全面开放、中华文化学术日渐全面参与全球化进程的趋势有关，同时也是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与文学交往这一现代传统在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人文学术中的必然体现。

译介学理论在汉语学术中的出现，外来学术思潮的启发当然是一个重要的甚至不可或缺的方面，但更有中国本土文化的发生条件。这种发生条件，既包括社会共同体意义上的特定历史传统和现实语境，也包括理论创建者个体所感受的具体学术思想的激发与启示。

相对于上述与这两位前辈学人的关系，译介学理论更直接的发生契机，是与中国现代文学界“重写文学史”事件相关联，准确地说，译介学理论建构的最初发声，是作为传统上归于国别文学研究的“重写文学史”事件的组成部分而呈现的。1988年，《上海文论》开辟了一个名为“重写文学史”的专栏，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系列重要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提出了某些质疑性的探询和多元化的阐释，涉及的作家有柳青、赵树理、郭小川、何其芳、丁玲、茅盾等，涉及的文学现象除左翼文学运动中的宗派问题、现代派文学问题、“别、车、杜”理论的在评价等问题之外，就有谢天振撰写的《为“弃儿”寻找归宿——翻译在文学史中的地位》一文，发表于该刊1989年第6期(11月)。事实上，这是作者就汉语翻译文学的地位、翻译主体的创造性界定、汉语翻译与民族文学史书写等问题发表系列观点的开始。在今天看来，也是他基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发展、西方翻译理论的新资源和近现代汉语翻译文学的传统资源，积极建构译介学理论的开始。当然，后人或许可以做出这样的假设：即使谢天振的这篇文章不在《上海文论》的“重写文学史”专栏发表，对于作者而言，这样的观点与思路已经形成，这种观点与思路迟早也会发表于另外的学术媒介。但是，历史的展开往往又离不开特定的契机。发起并主持“重写文学史”专栏的陈思和与王晓明，分别是任教于复旦大学与华东师范大学的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恰恰又是当时与谢天振有近20年交往的朋友，《为“弃儿”寻找归宿》一文的撰写动因和在该“专栏”发表，本身就得自于朋友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沟通各自研究领域心得的契机。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和前述与施蛰存、贾植芳两位学界前辈的交往一样，都是译介学理论发生的具体历史语境。从近距离看，这种个体之间的交往难免带有历史和个人的偶然性，但如果放大焦距，这种偶然性又是以中西学术思潮的交流、以对本土传统的反思等宏观的学术文化变迁作为背景的，又具有一种历史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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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随着大数据技术与大数据战略发展，与个人信息保护相关规范层出不穷，但是“由于立法部门众多，法律法规系统性较差”[1]，规范间不但难以协同，甚至“杂乱无章”，例如：不同规范使用“网络信息安全”“信息与网络安全”等不同基础概念。2015年实施的《国家安全法》第二十五条将网络与信息概念并列使用，但是同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分别使用“信息安全”“网络安全”与“数据安全”等概念，但是并没有对此作出说明、区别。

从以上的教学应用上可以看出，采用本案例库中的案例进行教学不是简单的语言知识的输入，也不是单纯的语言写作能力的培养，而是对学生综合职业能力的训练。

施蛰存与贾植芳这两位文坛与学界前辈，恰恰都与谢天振有着特殊的关系。两位前辈学人都是《中国比较文学》杂志最早的编委，施蛰存还是首任副主编，贾植芳不久即由编委改任主编一职，而谢天振从筹备期开始的编辑部主任到后来接替贾植芳担任主编，正是从创办开始一直是为期刊付出最多的人。在期刊编辑和上海市比较文学学会的学术活动中，这两位前辈学人对中国近现代翻译文学的经验和评价无疑也是一种无形的学术思想资源。

施蛰存的工作是编辑《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的翻译卷。这套近代文学大系共计30卷，是对“近代30年”中国文学发展的整体展示，施蛰存承担编辑其中的翻译卷(第26卷至第28卷，上海书店1990～1991年出版)的工作，本身就说明他对翻译文学与中国近代文学关系史实的熟悉以及对其意义的重视。他在《〈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序》(发表于《中国文化》1991年第5期)中，把近代30年(1890～1919年)确定为中国翻译文学史上的“第二次翻译高潮”(指汉译)，分析了近代翻译文学被五四文学兴起后的新文学人士所忽视的原因，进而肯定了赵景深、郑振铎特别是钱杏邨(阿英)的整理和发掘工作。他估计这时期翻译出版小说多达400～480部，两倍于创作小说。尤其概括了经由翻译而对中国文学的三点具体影响，即提高了小说的文学地位和对小说社会功能重要性的认识；改变了汉语文学语言；改变了小说的创作方法，引进了戏剧等新文体。

贾植芳的工作是主持编辑《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贾植芳、俞元桂主编，后于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这部历时多年编撰而成的大型书目专门列有翻译文学书目，这也是他一贯所持的翻译文学与创作文学是“车之两毂，鸟之两翼”观点的体现。贾植芳在后来为谢天振所著的学术论文集《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台湾业强出版社，1993年)所作的序言中说道：“作为一名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我尤其赞赏天振对翻译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的分析。翻译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鲁迅起的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家，无不从翻译文学中吸取到珍贵的养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翻译文学，也就没有由‘五四’发端的中国现代文学。翻译文学理应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写于1994年1月，发表于《书城》1994年第8期)这正是对上述这一启发与认同的证明。

就前者而言，近代以来贯穿整个20世纪的汉语翻译实践是中国文化历史所无法忽略的事实。如果说跨文化译介实践及其成果(即翻译文本)是人类文化史，确切地说是人类文化关系史上广泛存在的现象，那么，中国近代以来翻译作品数量如此之多，翻译在本土文学与文化建构中所取的作用如此之大，并且这两者在整体上持续时间如此之长(当然期间也有峰谷起伏)，则绝不是在任何文化之间、任何历史时期都会发生的。它与中国文化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而自19世纪末开始发生的现代转型有关。从更大范围来看，也与世界现代化进程所导致的东西方世界的最直接而全面的接触和文化大碰撞有关。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具体表现包括：大量的汉语翻译文学、文化作品的出现；几乎大部分重要的作家、思想家都参与对西方文学与文化的译介实践，他们中的许多代表性人物都有翻译与写作两副笔墨、双重身份，包括鲁迅在内的不少人甚至是以翻译活动开始其文学生涯；本土创作与外来文学思潮、流派、风格之间有着形态各异但程度明显的关联性，等等。这些文化与文学传统，早就引起新文化与新文学人士的关注，并在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就反映在中国文学研究之中。自80年代初开始，这一传统再度引起研究者——首先是中国文学研究界的重视，其代表人物就是施蛰存与贾植芳。

也许是一种巧合，施蛰存、贾植芳两位都是感受五四新文化而成长起来的作家，又都身兼翻译家和中国文学研究家的身份，而且分别在上海两所具有深厚人文学术传统的大学任教。他们几乎同时在80年代中后期分别通过各自的工作，表达了对近代以来的汉语翻译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性的认识和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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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译介学理论的理解与分析，笔者在之前发表的相关文章中已经表述过我个人的理解，这些文章大多收录于我的《文学史视野中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以作家翻译为中心》(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一书。在这里之所以不直接对译介学理论的内涵及其特点进行分析，而是描述一些我所了解的史实，除了不想重复已经说过的话之外，还想尝试对谢天振译介学理论做一种历史发生场景的还原。这除了想为中国翻译研究的学术史提供一点或许有用的史实外，也试图通过对谢天振译介学的发生语境分析，提供理解译介学理论本身的一个维度。

我愿意重复之前说过的这样一个意思：思想史不单单是思想的历史；理论史不仅仅是理论演变的历史；理论也不仅仅是一系列概念、命题及其逻辑体系本身，在概念、命题与逻辑体系的背后，一定有它的文化动因。通过对某种思想或理论的发生语境和文化动因的分析，或许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理论的内涵及其特点，也有可能更好地运用理论、丰富理论、补充和调整理论。通过译介学理论的具体发生，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它的鲜明特点和理论前提，即把翻译实践及其成果视同跨文化行为。其理论针对性和阐释的有效性突出地体现为：对翻译实践的历史文化效应的描述性研究，对文本之外的译者主体及其文化身份与立场的关注，对翻译策略及其文化语境间关联性的关注，对文学性文本与非文学性(科技、信息类)文本之区分的关注，等等。通过译介学的发生与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国别文学与文学史理论等多学科资源的分析，进而理解译介学理论相应地在上述学科乃至其他相关学科中的影响。最后，通过这种发生学意义上的分析，也可以进一步理解和发掘汉语学术中的译介学理论的国际性意义：它是感应于比较文学理论，尤其是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等国际学术思潮，同时又坚持以中国本土的翻译实践及其成果的文化效应为理论基础，由此建构了既有中国问题意识又与国际翻译理论形成有效对话，并给后者以丰富与补充的理论。我想，这也正是译介学理论在未来有可能进一步完善、丰富和调整的潜力与方向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