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职教育的现状考察

从1980年江苏省南京市创办金陵职业大学至今，我国高职教育已有38年的办学历史。这段历史大体上可划分 （1980—1997年） （1998—2017年） 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的基本特征是“摸着石头过河”，后一个阶段的基本特征是“拿着尺子量脚”。近些年来，高职教育得到了长足发展，年招生数、毕业生人数、在校生及社会服务培训规模稳中有升，已占据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高职教育在引领高等教育从精英阶段迈入大众化阶段，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伴随着我国供给侧改革的不断推进、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以及技术设备的不断更新，各行各业对于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需求越来越旺。提升高职教育整体地位，振兴高职教育，已成为我国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焦点。尤其是近两年在国家各项利好政策的大力扶持和产业企业高素质人才缺口较大的形势下，高职教育面临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但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如高职教育在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价值、地位、作用、路径问题，迫切需要对高职教育的发展现状、功能定位等进行深入分析、及时回应。本文旨在挖掘创新驱动战略内涵的基础上，通过高职教育功能重构来破解高职教育发展困境，实现高职教育的新跨越。

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也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重大战略部署。相较于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大力发展职业教育”[1]与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2]，“十九大对职业教育的提法有了显著改变，这一提法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深度契合。[3]”

二、高职教育的发展困境

当前，我国社会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作为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高职教育必须及时做出回应，使其培养目标、培养路径、培养体系与新时代新实践有机融通。通过对高职教育现状考察不难发现，高职教育近年来的迅猛发展，推动了“服务于人的可持续发展”的高等教育和“培养学生职业岗位核心能力”[4]的职业教育的双重递进，但在一定程度上也面临着价值教育缺失、人文关怀缺位、供需结构失衡、服务动力不足等发展困境。

（一）价值教育缺失

高职教育的价值问题进入学界视野较晚，但高职教育作为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内在价值在其诞生之日起就已得到有力彰显。时至今日，我国不断深入推进高职教育也是为了将其内在价值发挥到“最大化”。从现实情况看，高职教育似乎并未达成预想效果，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价值缺失”现象，如：在深化高职教育改革过程中价值意识不强，不重视师生的价值需求；社会对“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5]的高职教育的办学目标认知不清；公众对高职教育的类型和层次仍有误读，认为高职教育只是“低水平的普通高等教育”或“另一种类型的职高教育”，一些用人单位对高职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和高职大学生职业能力、职业素养仍存疑惑等方面还未达成广泛的社会共识。

（二）人文关怀缺位

高职教育是以现实社会的人为实践对象的活动，其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人。尤其是创新驱动发展新常态背景下，高职教育的最终目标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素质技能型人才，提升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的针对性和适应性。其所关注的不仅仅是人的技能、技术等“术”的层面，还关乎人的价值、意义等“道”的层面，也就是要实现“技术与人文的融合”。[6]从目前高职教育规模和效益来看，近十年内建立的高职院校占到了总量的70%以上。很多高职院校由于办学时间较短，其开展的高职教育还停留在过多追求招生数量、毕业生总量等“工具理性”层面，缺乏对学生的人文素质、职业精神培养等“目的理性”层面，一定程度上使高职教育从一种目标、价值“稀释”成了一种载体、中介。而一旦忽视对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目的理性”的追求，就可能导致高职教育偏离其本真轨道而走向异化之路，造成“人文关怀”处于缺位状态。

2．把握两类指标

（三）供需结构失衡

高职教育良性发展离不开对我国高等教育总体情况的全面把握。上世纪90年代，国家大力推动高职教育发展，实现了扩大高等教育规模、迈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教育目标。发展至今，从规模总量来看，高职教育已占据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增量和存量问题已得到很大程度的解决，现在的问题主要是结构失衡问题：处在供给端的毕业生面临严峻的就业压力；处在需求端的用人单位却找不到适合岗位的人才。本质上体现的是人才供给和需求两个场域的结构性失衡，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高职教育的功能发挥。

（四）服务动力不足

由于缺乏对价值引领的认真领会、缺少对创新驱动战略背景下高职教育变革的透彻认知，部分高职院校的服务意识存在“动力不足”的现象。目前，只有在江、浙、闽、粤等少数经济发达省份的高职院校的服务意识得到很好发挥和释放，更大范围地区的高职院校只是将大量精力放在解决生源匮乏、强化校园景观建设等内部建设层面，缺乏对外部社会服务动力的挖掘和发挥。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办学资金紧缺。许多高职院校特别是近年来批设的院校财政收入来源比较单一，主要靠收取学生学费维持日常教学活动运转，数额比较有限，甚至在某些院校还出现了“寅吃卯粮”的不良倾向，办学资金不足导致其分身乏术，对于社会服务基本处在“疲于应付”状态。二是办学成本较高。部分高职院校特别是具有理工科背景的高职类院校，由于在办学过程中实践性教学的比重较大，对于实习实训设施设备的硬件要求较高，培养成本比较高，导致其缺乏社会服务动力的基础支撑。

三、高职教育的功能重构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一项事关改革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要深刻领会、协调推进才能形成合力、取得成效。高职教育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对高职教育的发展现状进行全新考察，重新审视高职教育的功能定位，正如习总书记强调的那样“要让机构、人才、装置、资金、项目都充分活跃起来，形成推进科技创新发展的强大合力。[7]”这对于推动高职教育的创新驱动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教育现代化目标下的优质资源提供者

对当前高职教育发展形势的正确认知，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目标的重要前提，也是提供高职教育优质资源的关键切点。这里要把握好“一个思考维度，两个核心要义，三条发展路径”。

1．把握好一个思考维度

混凝土浇筑主要质量控制点之一“浇筑前”，严格控制“人、材、机”。人员方面，配置有经验的工人进行混凝土振捣；材料方面，在现场进行混凝土坍落度试验，保证混凝土和易性适合肋拱施工；在机械方面，对临时发电机、拌合站、罐车、吊车进行检查保养；仓面使用2个50 mm软轴振捣棒，备用2个50 mm软轴振捣棒。

我县“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把渔业养殖、饲草种植与光伏发电相结合，充分利用现有池塘和塘坝资源，较好解决了发展新能源和大量占用土地的矛盾，同时极大地提高了水面资源利用效率、单位面积的经济价值和土地产出率。

教育现代化目标的实现，需要职业教育事业发展的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8]，其根本内涵就在于要大力推进各层次、各类型教育的集体跨越，提供个性化、定制化的优质教育教学资源，而非一味地打造高峰、树立标杆、强调示范、设立试点。这意味着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必须充分依托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平台，突破时空、地域与学习群体的固有界限，推进全国乃至全世界高职教育优质资源的共享共用，这才是深刻把握高职教育功能内涵的思考维度。

如果说普通教育注重的是在学校场域下办教育，那高职教育则已跨越了这一场域，迁移到另一片广阔空间。因为未来的高职教育在互联网、物联网及人工智能的互相融通下将越发呈现出“跨界化”发展趋势，而跨界迁移的实践需要对跨界本身进行深入思考，也就是要跳出学校看学校，跳出教育看教育，跳出职业看职业，跳出技能看技能，跳出培训看培训。高职教育要实现跨界迁移，培养出具备横向迁移适应能力和纵向提升专业能力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需要：形成一种机制——合作办学深耕发展，平台培养厚植人才；梳理两种层次——学科分类形态，职业教育形态；实现三个转变——一是学习进程、方式、机制的转变，二是培养层次、目标、师资的转变，三是教学内容、评价、效果的转变。

二是创新高职教育与普通教育、职前启蒙教育与职后培训教育、学历提升教育与非学历优化教育无缝对接机制体制。尤其注重强化高职教育与中职教育的有机对接，通过提升高职教育中中职学生的招生比例、扩大高职教育双师型实践师资人才的比重，推动职教融通，为优质资源的提供畅通渠道。

一是做好沟通衔接。要处理好高职教育内部及高职教育与其他教育类型的有机衔接，构建更加通畅便捷的高职教育优质资源“同心圆”“体系网”，为教育受众提供多样化高职教育与职业选择，引导高职教育优质资源在校内外有序、高效互动。

即合作办学深耕发展，平台培养厚植人才。从跨界迁移的角度看，“产教融合、校企协同”正是高职教育跨界迁移的本质体现和内涵表达。具体表现为三个层面的“耦合”：一是在产教融合的办学形式方面，应注重高职院校与现代新型企业的耦合；二是在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方面，应注重职业发展与在校体验的耦合；三是在高职教育的深刻变革方面，应注重职业成长与教育认知的耦合。通过三个层面的“耦合”，架设高职教育合作育人新型平台。

二是优化资源配置。高职教育从其属性来看，其突出特点在于应用性，具体到各个高职院校又各有特点，如广东顺德职院的官产学合作办学模式，上海交通职院的跨行业集团化联合办学模式等。这就要求高职院校在办学过程中，要在办学要素构成和办学结构布局上深入谋划，通过做强存量，做优增量，向受众提供优质高职教育资源。

1．形成一种机制

3．把握好三条实施路径

一是注重顶层设计。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三五个五年规划》强调，要通过制定国家资质标准，构建学分制，推进学习成果的转换和互认。积极鼓励有资质的高职院校率先开展“就业—升学—学习—再就业”螺旋上升式高职教育质量提升建设试点工作，要进一步完善人才培养优质资源体系。

2．把握好两个核心要义

三是支持和推动具备条件的高职院校设置本科层次的专业，鼓励和引导这些高职院校在招生录取、人才培养方案、专业课程设置、学科体系构建、校企合作模式、教学过程评价等方面的衔接，为培养新时期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提供体系化的高职教育优质资源。

（二）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下的社会服务引领者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主线，高职教育要实现社会服务引领者的价值诉求，就要紧紧围绕这条主线，自觉服务于深化改革的发展大局，才能在现代化建设的主战场得到认可，彰显价值。这里需要明确一个轴心，把握两类指标，遵循三条规律。

1．明确一个轴心

高职教育以服务区域经济社会为宗旨，同时区域行业企业的需求又促进了高职教育的发展。[9]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在高职教育体系中处于“轴心”地位，高职教育最终的功能之一就在于服务区域经济社会。高职教育既要为社会提供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又要为社会供给具有行业属性的应用服务人才。唯有如此，高职教育才能在创新驱动发展新常态中找准坐标。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也就说“前奏”奏得响，就能先声夺人，引发学生渴望追求新知的心理状态。如果说，先声夺人的课堂前奏是一堂课成功的一半，那么，轻松活跃、余味无穷的课堂尾声，也必使一节课得到升华。

其中，红色的点表示不满足约束和任务要求的目标，由密集的点可以看出加速度a在开始阶段变动幅度较大，但逐渐趋于平稳。在满足机械手的任务要求的前提下，优化到第501步时，a值达到最优，即图中绿色的点。优化前后各参数如下表1所示。

一是硬性指标。目前我国经济整体还在初级发展阶段，产业布局呈现出“东高西低”的不平衡状态，造成对高职教育的总体投入和政策倾斜力度还不充分，尤其是在招生录取工作中表现最为明显。现行招考制度的设计方向还是参照普通教育模式进行，招考制度缺乏针对性。为此，要加大对高职教育政策、资金的扶持力度，完善高职教育体系的政策配套、资金配套，实现高职教育服务功能的硬性指标从“源头”处不打折扣。

二是软性指标。当前社会各界对高职教育的认可度还有待提高，“重普轻职”的现象还普遍存在。为此，要通过线上线下、课堂内外等路径，加大对高职教育制度政策及目标内涵的宣传力度，改变传统认知中“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重道轻器”等思想，使高职教育蕴含的职业意识、创新精神、知行合一思想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追求，实现高职教育服务功能的软性指标从“出口”处得到过滤净化。

3．遵循三条规律

一是经济发展规律。创新驱动发展新常态背景下，我国要实现从制造大国向智造大国转变，离不开高职教育强有力的服务支撑作用。美、英、德等国先后提出“先进制造业国家”“工业2050”“工业4.0”等发展战略，我国也适时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互联网+”等重大战略，积极谋求在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深度发展中占据有利位置，这也为高职教育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是引导高职院校掌握发展主导权、实现社会服务引领者的强力引擎。

二是民生需求规律。高职教育要实现成为社会服务引领者的目标，必须在民生需求上有所作为，尤其是要在精准扶贫国家重大战略上先人一步，紧密对接“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精准施策，“确保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有效融合“部署实施五个一批工程”，为教育脱贫、生产脱贫提供理论引领和实践引导层面的支撑作用。

三是学生成长规律。学生成长成才是高职教育实现社会服务的“上游”和起点，只有架构以学生成长需求为终端的服务链体系，突破传统意义上“传道、授业、解惑”范畴，向引导学生扩展视野、增强才干、完善人格等层面转变，才能提升学生在就业市场上的综合竞争力，为社会提供适应不同岗位职业需求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三）跨界迁移视域下的人才平台搭建者

建筑电气安装人员在选择变压器的时候，一般是在变压器满负载的状态下对各变压器的性能进行比较，从而选择最合适的变压器。虽然目前，市面上所存在的变压器的效率一般都是超过90%的，但是，这些变压器在使用的过程中，必然会存在很多的问题，进而会影响到建筑内部的电气设备[6]。

在过去的20年间，中国政府通过一系列供给方面的政策致力于促进宽带市场发展。这些政策包括给予电信运营商优惠的待遇，调整产业结构，创造一个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结构，支持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如数字电视转型等。这些政策工具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具有竞争力和设施为基础的宽带市场结构[注]李北伟、靖继鹏、王俊敏、龚健：《信息生态群落演化机理研究》，《图书情报工作》2010年第10期，第6—10页。。

由表1可知，大坝上游坝坡在各种运行工况下稳定性较差，均小于规范允许值；特别是在工况5，上游坝坡安全系数仅有0.98。说明上游坝坡存在失稳可能，而下游坝坡稳定性较好，因此需重点加固上游坝坡。

2．梳理两种形态

从某种意义上讲，普通教育只是在高校这个场域内开展教育教学活动，而包含高职教育的职业教育体系则早已突破这一界限，迈入更为广阔的社会场域。而在这一进程中，高职教育需要梳理好“两种形态”：

根据实验方案，学生分组进行实验探究。在实验操作过程中，因滴加试剂量不一致、顺序不当、实验材料新鲜度不同等，会造成实验结果出现差异。教师应及时引导学生探讨分析原因，使学生认识到无关变量控制是否得当会对实验结果产生影响，体会控制变量的重要性，形成严谨的科学态度。

一是学科分类形态。传统意义上的学科分类主要依据层次来划分，伴随着高等教育的深刻变革，考察学科分类的标准和依据有了更为科学的方法和手段，比如尝试从知识的类型、人们的活动领域等角度进行分析，也就是说可按照“类型”来对高职教育学科进行分类。从跨界迁移理论出发，现代意义上的高职教育所涉及的领域早已超越了传统意义上普通教育的研究范畴，高职教育应该是一门“对人们参与社会职业及承担社会责任所必须的资质获取过程的前提条件和现实可能性”[10]的科学，而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其内涵也会得到不断丰富和扩展，所以从学科类型看，应给予包含高职教育在内的职业教育学一级学科的地位。

4）考核评价方式、形式多样化。除了进行期中考核、期末考核和平时测试外，还可进行课堂随机考核，并灵活运用开卷、闭卷、开闭卷结合、笔试、口试等多种形式。在考核中，教师应及时注意学生的进步并给予鼓励。

1992年，许钧就提出“翻译专业的独立学科地位得不到保证，弊病非常明显。学科的独立地位得不到保证，也直接影响到了翻译人才的培养。”[11]不过面对国际社会间不同文化、经济、社科等领域交流对翻译学提出的要求，译学界开始对翻译学的发展进行了反思，有了将翻译建立为独立学科的基础。

二是职业教育形态。有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传统观点认为，只有作为“金字塔”的高校才是获取高深知识、精湛技能的场所，知识的迁移过程是从高校到企业产业的单向维度。现代观点则与之相反，企业环境及产业链条才是更多承担着知识产生、传播和跨界迁移的重要场景，知识跨界迁移是企业产业和高校之间的双向转换维度。因而，以产教融合、校企协同为典型特征的高职教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局限于学术领域之中的教育形态，而是演变为具备多个学习场景、新型话语体系的多样化教育形态，这将是我国高职教育未来的发展趋势。如果再用传统普通教育的标准和手段来评判高职教育的价值和规范已不合时宜。这就需要对高职教育进行重新评估，其首要任务在于构建一个涵盖高职教育、中职教育、普通教育及与之等价齐观的学业资质和职业资格框架，实现同层次不同教育类型同等的教育含金量。

当所有支管按照设计流量正常运行时，持压稳压阀阀前压力低于阀门设定压力，阀门处于关闭状态，使阀前自动维持一定背压，防止末端压力过低影响分支管流量；当支管用水量减小，持压稳压阀阀前压力上升，超过持压稳压阀设定压力时，阀门自动打开，泄放多余的流量。当发生关阀水锤时，持压稳压阀可具有泄压阀的功能，及时泄放管道内多余的压力，降低水锤危害。

3．实现三个转变

随着高等教育领域的深刻变革，高职教育必然要从传统的经院式教育模式向职业素养培育导向过渡和转变。具体表现在：

一是学习进程、方式、机制的转变。学习进程从偏重统一化、组织化的学习进程向满足创新驱动发展和学生职业生涯规划需求进程转变；学习方式从第一课堂的教室、第二课堂的实验室图书馆课程化学习方式向第一、第二课堂一体化有机融合，“构建以实践为导向的分层次教学课程”[11]学习方式转变；学习机制要从全日制教学为主体的传统模式向弹性学制为主要特征的产教融合的现代教学模式转变。

二是培养层次、目标、师资的转变。培养层次从以目前普遍存在的高职教育专科层次向近期稳定在专科层次，中期在江、浙、闽、粤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实施本科层次，长期推行多样化培养层次转变。培养目标从偏重理论知识考核向注重培养具备互联网思维，掌握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科技的创客、智客转变。师资培养从培养单一的知识型、技能型教师向培养能熟练运用互联网大数据平台，熟悉慕课、微课等教学载体，向学生提供个性化学习支持的新型教师转变。

三是教学内容、评价、效果的转变。教学内容从偏重学科性的统一专业课程的教学内容向注重在校专业学习效果与职业技能、职业精神有机结合的教学内容转变；教学评价从注重学科标准前提下的理论考试体系向注重职业素养培育与社会适应能力培养体系转变；教学效果从单一学业证书的衡量标准向学业证书、职业资格证书、专业能力证书“三证合一”的衡量标准转变。

参考文献：

[1]人民网.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上的报告[EB/OL].[2017-10-24].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6429094.htm l.

[2]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年11月8日)[EB/OL].[2017-02-19].http://www.wenming.cn/xxph/sy/xy18d/201211/t20121119_94452.shtm l.

[3]刘斌,邹吉权.从十九大报告看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方向和重点[J].高等职业教育(天津职业大学学报),2017(5):3-10.

[4]王海燕.高职课程分层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J].职教通讯,2014(3):61-63.

[5]张春兰.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以四川城市职业学院为例[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9):194-197.

[6]周建松,唐林伟.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历史演变与科学定位[J].中国高等教育,2013(2):94-98.

[7]人民网.扎实推进创新驱动发展这一核心战略[EB/OL].[2017-04-24].http://gd.people.com.cn/n2/2017/0424/c123932-3007905 3.htm l.

[8]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0.

[9]赵清海,李建婷.高职教育对接区域经济的现状分析与路径选择[J].教育与职业,2014(9):23-24.

[10]葛道凯.中国职业教育二十年政策走向[J].课程·教材·教法,2015(12):3-13.

[11]丁金昌.实践导向的高职教育课程改革与创新[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5(1):119-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