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自2008年起，叶弥的小说创作集中在一个叫“白菊湾花码头镇”的地方，她获得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的短篇小说《香炉山》就是这个系列的作品之一。乡村成为了这一系列作品的主要叙事空间。面对着新的乡村经验，叶弥笔下的新世纪中国乡村充满了矛盾冲突。分析叶弥这一系列作品中的乡村书写，须立足于新世纪的历史语境和文化语境之中。

一、旁观与审视：诗意乡村的堕落

乡村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为基本也最为重要的居住形式，历来是中外作家的创作源泉。在不断书写的过程中，乡村被人们付诸了强烈的情感。随着时间的推进，人们对于乡村的情感经过凝练、过滤，构成了主流的乡村观念的内核。对于乡村，人们通常持有这样的观念，认为那代表着一种诗意的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有着“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满足充实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超然闲适。20世纪英语世界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雷蒙德·威廉斯这样总结现有的乡村观念，“宁静、纯洁、纯真的美德”“一种自然的生活方式”[1]1。然而叶弥笔下的花码头镇绝不是纯粹的桃花源，“大自然失去的太多，这一切都是因为人类的贪欲”[2]31。自然环境的变化只是乡村堕落的直观表现之一，更深刻的变化发生在人的内心。

叶弥笔下的老邬是这样描述曾经的白菊湾的，“家家安居乐业，户户丰衣足食。没有犯罪，没有争斗。没有汽车，没有电视……人人脸上都挂着笑容……蓝湖边上生长着一圈漂亮的蓝湖水石，没有一个人拿这些石头去卖钱。珍禽和异兽，你每天都能见到……”[2]89。在这段对乡村乌托邦式的描述中，暗含着强烈的今昔对比。现在的白菊湾花码头镇，处处都是城市文明冲刷过的痕迹，对自然、生命和神明的敬畏让位于对物质的崇拜，金钱和权力俨然具备了“使一切人的和自然的性质颠倒和混淆，使冰炭化为胶漆”[3]的神力，逐利成为乡村的主流价值，诗意的乡村日渐堕落为物欲的奴隶。

在欲念的驱使下，乡村已不复往昔之景致。《向一棵桃树致敬》中清潭村卖树成风，全村值钱的大树都相继被砍倒卖掉，唯一不卖树的谭海五弄不懂其他人的心思，“大树卖光了，我们村还象个什么样子？”[2]139没有树的乡村令人看不到生机。“农药使用过多，良田变成房屋和水泥路，沼泽所剩无几，你会经常看到带着孩子的白鹭栖身在农田边上的一小片水泽中，而这片水泽也将被人类用于厂区建设。”[2]31人类的过度扩张一步步地逼退原本自然的乡村，而别墅的入侵则将巨大的城乡差距暴露在农民面前，农民们内心的安宁世界被迅速摧毁。在《到客船》中，占地两亩多、售价四千万的别墅使得小钟村的土地成为了 “好肉”，但也使得原本风平浪静的乡村被“带坏了”，每个人“都像有神经病似的”“日子过得有点乱”[2]57。别墅所代表的城市生活方式和物质至上、享乐至上的观念被强行灌输进小钟村人的心里，落差带来的失衡感瓦解着每个人的精神世界，除了堕落人们似乎别无选择。“你看看那四千万的别墅，你看到了，还觉得自己是个人吗？不如找点乐子，今朝有酒今朝醉，痛痛快快地过。”[2]59于是卖掉土地、“手里有的是钱”的小钟村人甘心沉湎于物质和享乐；而没有钱的人则歇斯底里地质问：“钱是人家的，四千万的别墅是人家的。我住在工地上，就像人家的看门狗……狗也有狗的乐子，我有什么乐子？没有一点点享受，生活有什么希望？”[2]53“希望”一词多次出现在人物的口中，对现实的妥协和抗争都在这个词里。在看不到希望的如末日一般的生活里何处觅得一丝希望？外面世界的巨大诱惑使人无可抵挡，内心世界的不安不平引人走向极端。这令人绝望的现实只能加剧乡村的堕落，个体之间的剑拔弩张更加凸显人心的冷漠。《香炉山》中因为“我”没带钱和手机，便没有人愿意为“我”带路，“我”不禁发问：“信任的基础只是一只手机或一百块钱？”[2]19《花码头一夜风雪》中旅行家江吉米评价花码头镇说：“这是一个充满谎言的镇子”[2]65。草上村的土地被政府征用来开发旅游经济，草上村人只能靠竹子吃饭，为了多赚些钱便打着手工的旗号卖着机器做的竹筷子。镇子上的菜市场里，“有人用漂白粉浸茭白，用工业腐蚀剂洗鲜藕，螃蟹加了洗蟹粉。冬枣上喷了糖精，炒栗子里加上蜡。瓜果上全喷了催熟剂。菜场边上的大饼店里，油条里加了洗衣粉，蒸馒头里加了漂白剂。烤鸭和烤鸡，用的都是地沟油……”[2]214。在这样的生存场域里，每个个体都在孤军奋战，精神的空虚和物欲的膨胀撕扯着每个灵魂，传统的失落和人性的失守重叠在沉沦着的乡村。在这个欲望膨胀的时代，花码头镇的善男信女们早已把对神明的敬畏变成了对各种各样实在的希求，上香供神不再是为了崇敬、祈祷和忏悔，而是为了求官、求财、求寿命、求考试分数……大道观的看门人老邬说到：“这样信神，比不信还叫人讨厌。”[2]210敬畏神明被崇拜权力所取代，掌权者成为了乡村至高的存在。“花镇长高兴，想什么时候祭神就什么时候祭，这里他说了算。”[2]66如此直白的语言表明镇长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向一棵桃树致敬》中清潭村副主任谭冬梅家的孩子在村里肆无忌惮如小霸王，得到的却是村民们的夸奖和赞扬。谭老爹在索要喜鹊蛋未果后有一句精妙的总结，“做人要争气，要么当官，要么发财，不然的话，连喜鹊蛋都吃不到。”[2]147在众多的 “谭老爹”们的眼中，权力之所以成为个体的理想追求，乃是因为在乡村世界里，权力就等于资源，拥有了权力就拥有了对资源的绝对占有力，也便获得了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双重满足。

“白菊湾花码头镇”发生的故事大多令人悲伤和无奈，叶弥揭起了乡村的伤疤，露出了残酷而冰冷的现实。

二、关照自身与现实：叶弥乡村书写的动力

叶弥对乡村生活的关注与她的自身经历密切相关。叶弥六岁时跟随父母下放到苏北农村，在那里度过了近八年的童年时光，见识并经历了七十年代贫苦多难的苏北乡村生活。童年的经验并没有局限叶弥的创作，相较于地域和空间，叶弥更关注挣扎于沉重生活中的芸芸众生。然而在“白菊湾花码头镇”系列作品中，叶弥明显地加重了书写乡村的笔墨。究其原因不难发现，叶弥的自身经历与新世纪以来中国乡村的现实是这一变化的主要动力。

然而兔具有夜行性和嗜眠性，白天表现十分安静，运动较少，采用相同的高气压暴露方案，减压病发病率和严重程度稍低于人类，实验研究中应考虑这一差异。另外，兔体表为毛发覆盖，难以观察减压病产生的皮肤症状，不宜用于皮肤型减压病的研究；兔对环境影响亦很敏感，具有耐寒、不耐热的特性，实验应用中应考虑季节性差异，需严格控制环境温度。

敬畏自然和神明，节制欲望，返朴归真，有尊严地活着，这就是叶弥理想中的人的生存状态。然而将乡村的出路完全寄托于人性的复归，这种乌托邦式的理想不免显得有些软弱无力。乡村的困境该如何解决？雷蒙德·威廉斯在 《乡村与城市》中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威廉斯在梳理了英国文学中有关乡村与城市的种种表述后，得出了颇富洞见的结论：相对于城市而言，乡村既不等同于落后和愚昧，也不是充满欢乐的世外桃源；同样，城市也并不必然代表进步。那种城市进步主义的观点在本质上是可怖的，因为其中暗含着单一的线性发展思维模式，即乡村效法城市，农业文明被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取代。在这一观点的指引下，压榨乡村、农业、农民几乎就成了理所应当的价值取向。这种观点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正在持续显露，环境的危机，世界性的贫富差距的扩大，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倾轧已威胁到全人类的安危。我们应该意识到，乡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其实并无本质上的落后与进步之分，对劳动分工本身进行价值判断是无意义的。正如威廉斯所言，“只有拒绝被划分，我们才能克服这种分裂”[1]412。因此威廉斯指出我们应抵制资本主义，消解城市进步主义观念。

叶弥的所见所闻绝非个例。在长期的城乡互动中，乡村的被动、从属状态愈加深重，乡村已然沦为城市发展的附属品。新世纪以来，市场经济对传统乡村社会的冲击日渐加剧。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我国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农业发展历史的农业大国，需要征集大量的土地来进行城市化建设，因此大量的乡村耕地和宅基地被征用。乡村土地的流失带来的是农民的失业和农业的边缘化，乡村渐成荒岛。虽有征地补偿款，但农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土地，还有赖以谋生的手段。大批的农民转变为农民工，游走在城乡之间，乡村仅剩一个空壳。乡村社会原本稳定的社会结构被打破，城市的混乱也在无形中被加剧。与此同时，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我国对粮食的需求仍数量可观。但没有土地、没有农民的农业又如何能够发展？历经千年的农耕文明所延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并没有发生根本性质的变化，但人伦关系却悄然发生着改变。一切与城市有关的事物、观念都被视作进步的、值得学习的，乡村作为城市的对立面则代表着落后的、需要被改造的。城市文明的巨大冲击力瓦解着乡村的最后一片净土，人性的失守成为不争的事实。

这种种的失落和绝望压抑着每个个体，仅凭一己之力实难与之抗衡。但叶弥并未放弃思考和努力，她在积极地为笔下的乡村和生存在乡村中的平凡个体寻求未来。

三、新世纪乡村的出路：叶弥乡村书写的未来指向

参考文献：

(3) 对于溶洞被淤泥或其他软弱土体充填的情况，利用泡沫混凝土作桩，穿越溶洞，与桩间土形成复合地基共同承担荷载。桩长增加，桩侧摩阻力增大，单桩承载力提高，地基承载力得到提高。但桩长继续增加，地基承载力提高有限，存在“有效桩长”。

《桃花渡》中“我”本不再爱人，“因为人的心太复杂”[2]2。但在桃花渡口，僧人清定唤起了“我”对爱情的渴望，“我”又会爱人了。“我”和清定这一场虚无缥缈的恋爱滋养了“我”苍白而空洞的生命。《香炉山》中迷路的“我”遇到了苏，苏的开朗善良让“我”渐渐地消除了对他的警惕和误会。苏的故事和情歌打动了“我”，这“一夜之爱”促使“我”重新审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使“我”变得勇敢无惧。《向一棵桃树致敬》中海五和龙英夫妇二人拼尽全力守护自家的大桃树，不向金钱和权力屈服。大桃树历经人祸与天灾后仍旧岿然不动，为清潭村留下最后一线生机。《花码头一夜风雪》中张小虎因为与镇长的女儿花亚相爱而被镇长和邢大舅等人打得奄奄一息，被丢在道观门口，众人碍于花镇长的权势都袖手旁观，还劝道观看门人老邬不要多管闲事。但善良的老邬还是向张小虎伸出了援手，用一包花生米把饥饿的张小虎引进道观，为他准备了救命的食物和棉被。

李太嶂道：“秦捕头功力深厚，我等自愧不如，自知与阁下交手非死即伤。只是今日肩负缉拿乔十二郎重任，不敢渎职。来呀！带人！”

为了寻找一个朴素安静的地方来为创作集聚能量，叶弥自2008年4月搬到乡下居住，作品中那个从城市搬来 “白菊湾花码头镇”居住的“我”或多或少有着叶弥的影子。所谓“乡下”，叶弥自己是这样描述的：“在一个镇子的北部边缘，镇乡结合部，屋子的西边有一大片稻田……过不多久，稻田没了，变成了高档别墅小区，别墅售罄，建成三年来却无一人入住……”。[4]叶弥坦言，“我很快就对这里失望”，稻田被商品房所取代，夜晚再难见到萤火虫和鸣叫的蛙。更致命的是，“这里缺少传统的延续，也没有受到新思想的冲击，几乎是人人急功近利，自私自利，大多数人是满嘴谎言。”[4]于是叶弥不得不承认，“世上原本就没有‘桃花源’的”[4]。这段经历深深地影响了叶弥的创作，叶弥在乡间真实的所见所闻被揉进一个个故事里，成为叶弥对社会发展和人类生存图景的反思的载体。

回顾新世纪以来中国乡村的种种危机，叶弥的乡村书写更多的令人感到悲伤；但这样的书写也为乡村带来了新的希望，有人去关注乡村的变化、反思乡村的困境，这足以令人欣喜。

正如《到客船》中白杨说的那样：“生活充满着希望！”叶弥一直在为笔下的乡村世界寻找希望。乡村的堕落根本上是人性的失守，因此乡村的希望也在于人性。叶弥呼唤着人性中善与美的回归，将希望寄托于理想。

[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44.

[4]叶弥.我与我的乡居生活[J].小说界，2011（06）：193-194.

[2]叶弥.桃花渡[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4.

沙莉平常积累的“同事缘”这时帮了她，我瞥见小张把沙莉拉到一角，神色诡异地告诉她：“你可以建议客户到器材市场买散装粉。一根硒鼓装两次再生粉，并不会影响机器的性能。”沙莉听后，用手机将小张的建议告诉了李先生。

[1]雷蒙德·威廉斯.乡村与城市[M].韩子满，刘戈，徐珊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5]周阿敏.多元地域文化视野中的新世纪江苏乡土小说[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4..

矽肺病是因为肺弥漫性纤维化,小动脉内膜增厚以及周围前为增生,而导致肺官腔狭小、阻塞,引发血栓。损坏毛细血管,肺血液输送功能受阻,进一步恶化后是患者出现呼吸衰竭自己肺心病等症状,对患者的生命安全产生了威胁[3]。临床上的康复护理主要根据患者病情变化情况,对患者实施有针对性的护理办法,以提高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

[6]戴丹.江南文化与江苏当代女作家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4.

[7]姬亚楠.论新世纪乡土小说中的乡村日常生活书写[D].郑州：郑州大学，2013.

[8]戴哲.从农民到农民工[D].上海：上海大学，2013.

如今，汽车不再是贵族的产品，那么这就意味着与汽车相关的服务也要亲民。而亲民离不开让百姓接受的价格和让百姓信得过的产品。因此，有品质的汽车产品和有品质的技术服务是当今汽车后市场的服务核心。事实证明，汽车行业中传统的互联网模式已经消亡，而互联网的短板恰巧是我们的长板：专业落地。互联网靠虚拟网连接大家，我们却有一个实际的“网”在联络。这就是古人已经告诉我们的，要“顺势而为”。

[9]黄萍萍.叶弥小说创作论[D].江西：江西师范大学，2014.

一天，公司成功地拿下了一单大业务，是夜，海力在酒店宴请有关人士致谢。竹韵充当后勤总指挥，跑上跑下忙了一整天，刚入席时她的手机响了起来，一开机就传来了小保姆带哭腔的声音：“大姐，不好了，你快回来啊……龙大哥他……自杀了……我上街买菜回来，他割了手腕，流了好多血……”

[10]季蓉.诗意江南与堕落乡土——浅析叶弥《到客船》[J].文教资料，2015（3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