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统的经济发展理念中的功利主义伦理

改革开放是我国发展方式和水平的重大转折，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将市场经济体制引入社会主义国家，激发出经济发展的极大潜力。从1979到199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9．6%，比同期世界经济增长快约7个百分点。1995年提前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1997年又提前三年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改革开放短短三十年间，国内生产总值由3645亿上升至210871亿元，增长60倍，并在 05、06、07、10 年相继超过意、英、德、日，使我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无论从统计数据、社会面貌还是人民生活的直观感受看，经济飞速发展所带来的改变都是一目了然的。

在引进西方发展机制的同时，不可避免的也会受到制度背后的在近代西方占据主流地位的功利主义伦理的影响。功利主义全部理论的根基在于人避苦趋乐的天性，正如它的创建人英国的边沁在其著作的开头所讲的“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位公主——快乐和痛苦——的主宰之下。只有它们才指示我们应当干什么，决定我们将要干什么。”[1]58将其推而广之到社会层面，可以说“达到功利主义的最自然方式，就是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采取一个人适用的合理选择原则”[2]21。具体来讲，就是“当一项行动增大共同体幸福的倾向大于它减小这一幸福的倾向时，它就可以说是符合功利原理，或简言之，符合功利。”[1]60由此可见，功利主义是典型的注重结果的目的论伦理，这在邓小平“不管黑猫白猫,抓得到老鼠就是好猫”的“猫论”中有所体现。正是在这种不拘小节，注重实在的结果的思想指导下，一系列诸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政企分离制这样大胆革新而又卓有成效的措施才能被被提出和实施。同时，边沁将个体的苦乐赋予可计算性，并将人们利益的净余额增减作为评判行为的尺度。这样，功利主义在与利己主义相区别的同时，无疑也把共同体的地位大大抬升。邓小平在1992年初视察南方时也提出了衡量工作是非得失的判断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其中的前两项，正是对功利主义重视总体的评判方式的直观体现。

二、功利主义的“时空困境”

功利主义将适用于人的趋利原则作为社会伦理的基础，使理论非常容易在直观上被人接受，其指导的工作在大多数时候也被认为是高效的。而笔者认为，该理论的优势在于此，缺陷同样在于此。首先，从时间上看，利益可以分为眼前利益和潜在利益。作为个人，存在的时间是有限且相对稳定的，可以对不出意外的情况下人生的利益进行分配和规划，比如牺牲童年的玩乐对未来的发展进行学习和积淀，牺牲青壮年的闲暇谋求退休后的享受等等。而社会的存在时间相比个人来说要长久得多，是一个连续且难以预测的过程。因此，社会在处理当代利益与未来利益的抉择时就会复杂许多。功利主义笼统地将个人的避苦趋乐性嫁接到社会层面，就会有罗尔斯指出的“经典功利原则就显然把代际之间的正义问题引到错误的方向上去了……对总的功利的最大限度的追求就可能导致一种过度的积累率。”确实，如果将未来利益加入到利益总量的考量范围内，就会出现下面这组悖论：当代人被要求为了以后要富得多的后代利益作出极大的牺牲，比如将当代的资源利用缩减到最小（由于资源的利用率是不断提高的，将资源留存到后代往往会代表着更大的总利益），对于不可再生的资源进行最大程度的留存等等，而后代也会陷入同样的处境，也就是人们会永远为后代谋求福利，但后代同样要过艰苦的生活，这种推理结果无疑是荒诞的。其次，从空间上来看，以共同体为单位所创造的利益往往不会均匀地出现在共同体的各部分，而功利主义从人的天性推到“最大善”的过程中并没有涉及利益的分配。最让功利主义受诟病的，是它甚至默许着下面这种情形的存在——即为了共同体的最大利益而让其中的部分个体蒙受无上限的损失。这在直觉上就很难被有理性的人所接受。

不幸的是，如同功利主义影响下蓬勃增长的经济总量，其弊端所造成的问题也早已在社会上有所映射。就像上面提到的，如果将未来发展计算在内，那么功利主义所得出的对利益的时间处理方式指向不切实际的无尽苦行，于是人们更容易由于用人的有限性去处理社会的无限性而走入另一个极端——追求当代的利益与当代人的幸福，而不为未来与后代做过多的考虑。我国目前煤炭、钢铁、石油消耗均列世界第一，但单位GDP能耗却是发达国家的8到10倍。对生产过程中的废物排放同样不甚在意，目前江河水系70%已经受到污染，40%系严重污染；每年过度利用土地造成的水土流失量达50亿吨，相当于将全国耕地的肥土层削去一厘米……如同不为未来考虑的纵情享乐的个人，“在社会的情形中，纯粹时间偏爱是不正义的：它意味着现在活着的人利用他们在时间上的位置来谋取他们自己的利益。”[2]227另外，由于对发展总量的执着，在发展成果的空间分配上更多的是在不妨碍下一步总量积累的前提下采取顺其自然的态度。以京津冀地区为例，河北省的人均收入仅为北京的一半，且以能源企业为主，产业结构相比北京天津严重畸形，区域污染相当严重。总之，功利主义对效率的狂热和公平的冷漠已经分别造成了它本身无力解决的问题，需要从其他思想中寻找解决的钥匙。

指导患者家属注意多陪伴患者，并积极与其沟通、交流，掌握安慰、鼓励患者的方法，使其感受到来自家庭的温暖，能够减轻自身的心理压力，同时有利于消除焦虑、孤独、悲观、失望等情绪，保持心态的稳定[3]。

三、对京津冀“一体化”新模式的展望

即使通过对原初状态的构建得出了正义，也不能忘记原初状态只是理想化的假设，它的作用仅是推出适当的理念，而不能直接作用于实践。京津冀地区以不足全国2.25%的国土面积，创造了6.6万亿元的GDP，占全国GDP总量的10.4%（资料选用2014年国家统计局数据），这一高强度的增长，离不开高污染、高排放的重化工业的支持。目前无法指望部分企业家和其他既得利益者将自己笼在“无知之幕”中不偏不倚地进行思考，而是更愿意相信他们会向以往一样，以功利主义的逻辑，将对发展总量的卓越贡献作为漠视环境和长期效益的挡箭牌。

展开地图，在河北省沧州市0.5～2小时车程半径内，北京、天津、石家庄及济南等医疗资源密集、强院林立的城市均被囊括。曾经，这里的患者市外就医十分频繁，但近十年来，沧州市中心医院以强大技术优势截留去京津就医人群，并反向吸引来自京津的患者。9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一位领导在该院实地调研当天，来自北京的住院患者就有近200名，令这位领导称道医院在京津冀区域医疗协同发展中发挥出的“逆向虹吸”效应。

既然功利主义模式的不足已然暴露，也不妨换一种思维去展望京津冀接下来的发展。罗尔斯用尽毕生精力企图用新理论取代功利主义，留下了宝贵的参考材料。《正义论》中提出的无知之幕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而诸如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已经在座谈会的指示中有所体现，这本现代伦理学巨著中也许就隐藏着解决问题的钥匙。

（一）“原初状态说”和“外部经济”说对长期发展问题的解释和解决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虽然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信息安全问题。现阶段，随着互联网科技的不断发展，企业信息极易受到来自人为、黑客、病毒以及自然灾害等各个方面的入侵，进而导致企业档案信息、商业机密泄露、信息系统瘫痪、数据丢失，这会给企业带来不可逆转的危害。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管理人员就必须要充分地重视起这一问题，创新管理模式，最大限度地确保企业信息数据安全，为企业接下来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185）尖叶薄鳞苔 Leptolejeunea elliptica（Lehm.＆Lindenb.）Schiffn. 彭丹等（2002）

习近平曾在北京召开的工作座谈会上表示，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为优化开发区域发展提供示范和样板的需要，是探索生态文明建设有效路径、促进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需要，要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走出一条科学持续的协同发展路子来。在以上讲话中能够得出两点信息：第一，政府已经了解到经济发展过程中利益的时空分配中所出现的问题，所提出的目标大多围绕改善环境实现长期发展、互补互利实现共同发展两大目标，而不再像以往将发展速度和总额增长摆在突出位置；第二，无论是繁荣的北京、第一批沿海开放城市天津，还是经济发展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与前两者存在差异的河北，其角色和发展水平都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因此在这个区域工作才有了“示范”和“样板”的性质。毕竟前面所分析的问题是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的，京津冀可以看做全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试验田”，在这里进行的尝试对全国经济接下来的布局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京津冀地区发展的区域差距十分明显，这种差距并不止体现在直观的居民收入上，而是全方位的。区域内高级知识分子的储量往往能反映出区域发展的潜力，在高等教育方面，河北全省仅有一所“211工程”重点院校，在天津有四所，在北京更是有惊人的二十六所，升学方面河北的一本率也远低于前两地；在医疗方面，河北全省共有四十三所三甲医院，平均174万共用一所，而北京和天津两市却有八十一所三甲医院，一所三甲医院平均只为43万人服务……一部分人并不将地区间发展程度的悬殊当作需要关注的问题，认为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是自古以来便普遍存在的，自由开放的市场中并没有什么特权，因此也并没有什么不公平或不正义，各城市间公平竞争，凭借区位优势争取利益，找准分工，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

（二）“差别原则”对分配的要求

即使得出一个被普遍遵循的精准的储存率是十分困难的，但仍要努力去靠近这个目标。这就要求应在面对经济行为时更多地考量它的“外部效益”，即厂商的生产行为所导致的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与市场收益不一致的状况。比如厂商生产了合格的疫苗亦或是优质的书本，这给社会带来的效益往往超过商品本身的价值，而诸如河北省的高功耗的企业在运作同时并没有额外花成本去治理，结果就是企业盈利而社会受损。这时，政府就应该制定补救措施。高耗能的企业无疑是在无节制地消耗留给后代的资源，也就是将代际的储存率下拉，那么就应该使它们付出一定代价去中和这种下拉，提高税收便是可取的做法。相反的，作为刚刚兴起的绿色产业，在起步阶段也许市场较小，利润稀薄，但它所含有的科技含量是对后代的长期发展有所裨益的，是对储存率的上调，这时可以采取各种帮扶措施去中和这种牺牲，鼓励它们的成长。在这种调配机制下，当旧工业城市的“外部效益”已经低到无法依靠其获得的经济效益中和时，被迫转型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同时新工业会由于较高的“外部效益”得到扶助和，最终形成一种良好的代谢机制。

有人认为，从a点到b点这种剥削式的发展其实是不存在的。即使在旧的模式下，河北省担当京津地区的能源以及劳动力供应地，二者达成的是一种合作关系，只是分工中一方获益稍大而另一方获益稍小罢了。这种观点的弊病就是没有将上面讨论过的“外部效益”纳入到考虑范围。在无节制地开采加工资源的过程中河北省的环境遭到破坏，在人口外流的过程中河北省丧失了持续发展的本钱……这些都远非发达地区从丰厚的利益中分出的那一成所能补偿。总的来说，“京津冀一体化”的新模式，其核心就在于将外部效益纳入到评判机制的同时追求一种共同获益的方案。例如，京津地区教育资源丰富且发展速度快，吸纳了许多河北省的优秀人才，但如果在吸纳人才同时出台向河北省输送人才的政策，鼓励学成者回乡就业，这种不平等就被认为的可接受的；京津地区依托河北资源发展高端产业，如果高端产业的发展旨在带动区域内的产业的共同升级或用于区域内环境的治理，这种发展同样是可辩护的……在上述原则得到贯彻的情况下，“各扫门前雪”的僵局会被打破，处于最少受惠地位的城市不会有怨言，而处于优势地位的城市也会因区域环境优化等改变而获益。

就像前面分析过的，在功利主义的支配下，不同时代的人们都只遵循“创造利益的最大净余额”这唯一的准则，而这里的利益又往往会被理解为短期效益，从而造成发展的不可持续性。罗尔斯并不认可社会的正义可以简单地从人的趋利本能中得出，他认为只有在“原初状态”中才能得到真正的有关社会正义的理论。罗尔斯所说的原初状态是“这样一种用于正义论目的的，有关这种最初选择的最可取的哲学解释”[2]14。每个人对是非曲折的判断往往受到自身身份和立场的影响，而原初状态就是“一个所有人都被剥夺了这种信息的状态。”[2]15在这个假设出的状态下，人们都在被“无知之幕”所笼罩的前提下进行思考，而正义原则的合理性就来自于“它们将在一种平等的原初状态中被一致同意。”[2]17功利主义的发展方式放到原初状态下去考察会有怎样的结果呢？由于这里的人们甚至不知道自己会处在哪个具体的历史时期，而在这个状态下得到通过的原则是会被假定 “已被早先的各代遵循”[2]227了的，这就意味着一旦肯定了注重短期利益的发展原则，那么无论你降生于哪个时代（只要不是第一批人类），你面前的世界都只是让前辈人全力搜刮下仅剩的渣滓，你所能做的也只是想方设法地从中榨取可怜的营养，以留给后代人以更深的绝望，这种病态的规划显然是不会被认可的。与之相反的，在原初状态下，各方应当会“问问他们自己，假定所有其他世代已经或者将会根据同样的标准来储存，那么他们将愿意在每个发展阶段上储存多少”[2]227从而得出不偏不倚的储存率，这样的结果是“没有哪一代人能够指责任何其他世代的人，不论他们在时间上相隔多么久远。”[2]228这无疑是一种令人振奋的情形。

将上图中的X轴看作京津发达地区的获益，将Y轴看作河北省的获益。按照古典功利主义的评判方式，最理想的收益选择是在b点附近，因为这里实现了多方收益总和的最大化。而差别原则将会选择a点，因为a点后发达地区的获益是以牺牲“最小受惠者”来达成的，本身就处于弱势而又遭受损失的人们绝不会认为这种方式是可辩护的。这幅图可以直观地表明，“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条件下，功利主义允许有较大的不平等。”[2]60，而差别原则认为只有a点右上方的点，即多方同时获益才能算得上严格来说更佳的情形。

  

图1 功利主义与差别原则利益分配情况参照图

罗尔斯认为功利主义“把所有人合成为一个人，并不认真地对待人与人之间的差别”[2]22，这并不会得到原初状态中人们的接受。人们在乎的更多的是贴近自己的权益而非“共同体利益的净余额”，特别是当对这种净余额的追求可能会以牺牲自身为代价的时候，因为没有人能保证自己以及自己的后代不会是社会的最少受惠者。而现实是实现绝对平等的社会是难以想象的，总会有不被天赋所眷顾的个体存在，因此罗尔斯并不奢求绝对的公平，而是接受这种不平等，同时对最少受惠者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关注和关怀。“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期望利益”即“那些获益较多的人，必须按照受惠最少的人们认为可辩护的条件去如此获益。”[2]65

就如苏格拉底所认为的，了解善的人不可能不去行善。想要解决区域间的问题，也应首先了解到问题中的非正义。诚然，区域间的发展水平从来就不是均匀的，每个时代都有一开始就处于极优越地位的城市，也有所谓的“穷山恶水”，就像有些人天赋异禀而有些人天生残疾，这些都是是客观事实，谈不上正义与否。正义这个范畴，用于评判人们处理客观事实的方式上。对天赋的偶然性采取漠视的态度是非正义的，而自由开放的市场所提供的“机会的平等”，如同将残疾的孩子送入正常的课堂，更多的也仅意味着一种“使较不利者在个体对实力和社会地位的追求中落伍的平等机会。”[2]81不排除有少数先天不足的区域凭借成员的努力抑或后天的机会脱离困境，但如果将对平等的追求诉诸于偶然，那人的工作就形同虚设，也就没有讨论制度建设的必要了。

对原则的思考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无论是新模式在京津冀地区的尝试还是更大范围中的推广，改革的前路上还必须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和随机应变的谋略，以及随时迎接挫折的心理准备。不难发现，在谈论制度正义的过程中仍不能脱离功利主义的目的论。“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情况下，一种正义观比另一种正义观更可取是因为它的广泛结果更可取。”[2]6没有一种伦理能完全脱离对结果的关注。应该明白，这里的正义并非不言而喻的神圣的责任，而是看到旧的功利模式指向悬崖后，不得不去考量的新路途之一罢了。

根据当地区域土壤条件及油菜产量目标和生长养分需求，通过测土配方施肥，合理制定油菜施肥量，做到精准施肥。重点推广油菜专用肥、缓释肥和生物有机肥的施用，增施硼肥及油菜叶面施肥，推广农作物秸杆还田技术。

参考文献：

[1]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M］.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2000.

[2]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