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是人民的精神沃土，也是政党的精神旗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站在全局和时代的高度，围绕内政外交国防，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其中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更是独特详实，又发人深省。在国内、国际各大场合中，习近平引经据典、深入浅出，不遗余力地向全世界各国人民传播和推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治理国家的具体实践中，习近平善于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内涵，明确提出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一、习近平高度重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一)辩证历史地看待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容

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文明历史发展进程中，经过长期的扬弃和积淀，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主要以老子道德文化为本体，以儒家学说为主体，并融合其他思想学说，形成一整套完整的思想体系。习近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坚定弘扬者，在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态度上，他一直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加以继承”，“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是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1]

1.有鉴别地对待、有扬弃地继承

一方面，中华传统文化经过五千年的发展和积淀，逐渐成为维系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命脉，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最独特的精神标识和最深层的精神追求。“道法自然、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天下为公、大同世界；脚踏实地、实事求是；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知行合一、躬行实践；仁者爱人、以德立人；清廉从政、勤勉奉公；求同存异、和而不同……”这些形成于几千年的丰富人文思想、哲学思维、道德理念、价值判断，即便是今天，依然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和改造世界，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另一方面，由于受到社会历史条件、人类认识水平、科技发展水平的限制，中国传统文化在其生成和发展中，必然也会产生一些不合时宜的、糟粕的、消极的产物。对于这些糟粕，我们应该“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2]

2.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社会相适应，与时代发展相协调。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世间万物，皆具两面性，既有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殊性或个性，也有和其他事物共有的普遍性或共性，文化亦是如此。中国传统文化在不同时代下都有其具体的形态和内容，都带有深深的时代烙印。但作为凝结先人经验和智慧结晶的民族文化，同样有着普遍性的品格。传统文化的这种二重性，是我们对其进行批判继承的基本理论出发点。尽管我们一再强调，对待中华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但何为“精华”，何为“糟粕”，这并非是简单地挑拣、选择的过程。所以，对待传统文化要进行分析，立于现实和时代要求，剥离出具有普遍性成分，抛弃其形式，析出其内容，对其做出新的解释，赋予其新的时代内容，使之与现代社会相适应。这是一个从个别到一般，再从一般到个别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批判、继承、创新、发展实现了高度统一。正如习近平指出：“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在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发展，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3]

(二)深刻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地位和作用

参考文献：

我拿出一包向阳烟，抽出一根给他。他耷拉着脑袋，接过来，从一个口袋里摸出一片火柴皮，从另一个口袋里掏了几次，才掏出一根火柴，划了几下，终于划着了。他狠狠地吃了一口烟。

基于对历史的纵向思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纵观整个人类发展史，曾有无数文明在历史的进程中逐渐衰退或最终消亡，唯有中华文明绵延不断且光彩熠熠，究其原因是中华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品质、价值追求和文化血脉。习近平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2] 如同人身上的血脉，为生命所系，而民族的精神命脉，则关乎整个民族的生死存亡。基于对现实的横向思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经过几千年的沧桑岁月，把我国56个民族、13亿多人紧紧凝聚在一起的，是我们共同经历的非凡奋斗，是我们共同创造的美好家园。”[4]39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根基和深厚的精神灵魂，这是所有中华儿女共同的文化基因，无论我们身处何方，只要有着共同的文化基因，必然刻着鲜明的文化烙印。

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人类的重要文明成果

美国每年有数量930万m3，金额达10多亿美元的原木和锯材要销往中国。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消化美国这么大量的木材。

中华文明深刻影响着中国五千年的发展变迁，对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进步也作出了巨大贡献，是人类文明创造的伟大成果。习近平指出：“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等中国诸子百家学说至今仍然具有世界性的文化意义” [5]，这些思想家“思考和表达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问题，其智慧光芒穿透历史，思想价值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成为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 [5]。中华传统文化所蕴藏的价值理念和道德准则可以成为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种种难题的一把钥匙。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但当今世界并不太平。局部战争从未间断，恐怖袭击愈演愈烈，宗教种族矛盾不断恶化，难民危机、环境恶化等问题层出不穷。面对纷繁复杂、变化多端的当今世界，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和”理念可以成为缓解纷争和矛盾的润滑剂。“和”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精髓，中华民族历来讲究和睦、崇尚和谐、爱好和平，中国的“和”文化博大精深，蕴含着以和为贵的道德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纵观整个新中国的外交发展史，能够轻易地发现“和”文化的思想烙印。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到“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推行，到“和谐世界”战略目标的构建，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打造，这些外交思想和对外战略，无不体现了历代新中国领导人一脉相承的治国理念，也为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突出强调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性

习近平在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指出：“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6] 这一精辟论述，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中国人民近代的奋斗史、新中国的发展史和改革开放史的内在必然联系。

世界上找不到两片一模一样的树叶，也不可能存在完全一样的发展模式。一个国家选择何种发展模式，受多种因素影响，但历史文化的影响尤为突出。正如习近平所说“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7] 数千年来，中华民族探寻出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社会发展道路。如今，我们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样独具中国风格，是中华民族基于我国的文化传统和基本国情，历经千辛万苦，克服重重困难探寻出来的。回顾中国近代史，不屈不饶的中华民族为挽救国家民族危难，提出过许多救亡图存的发展道路，既尝试过君主立宪制、议会制，也推行过多党制、总统制，但结果都行不通。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一经来到中国，就被先进的中国共产党所掌握并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面对诞生于西方的思想理论，中国共产党并未教条式的照抄照搬，也未僵化式的一成不变，而是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独具创新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并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谓“中国特色”，“特”就“特”在它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吮吸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发挥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彰显着鲜明的中国风格，体现着深遂的中国气派。

楹联，又称“对联”或“对子”。它言简意深，对仗工整，平仄协调，是一字一音的中文语言独特的艺术形式。对联艺术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从传统意义看，开设楹联的欣赏与写作这一课程，可以领略母语声韵之美，培养和提高学生的高度的概括能力。从新课程纲要看符合全面提高学生的素养，加强学科和社会之间的联系，为学生的个性发展提供空间的要求，符合中学生语文核心素养中传承传统文化素养的要求。

二、习近平在践行中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习近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坚定弘扬者，在治理国家的具体实践中，不断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文试图从构筑伟大中国梦和反腐倡廉两个领域，重点阐述习近平是如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渗透到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并得以继承和发展的。

2.习近平廉政建设思想的创新发展

企业重建立项目门户网站，可以将项目进行分类，在某类别下进行点击，可以显示出所有该类别下的项目信息，便于项目的管理和发展。通过门户网站，将项目的信息以文字、图片、音频的形式进行展现，不仅仅能表现出项目的特点，以及项目的相关内容，同时也能体现项目的相关思想。项目门户网站，对项目进行精细化的管理，便于查找进程中的问题，对发现的问题能够及时的进行解决和采取补救措施，便于随时查看项目信息，在无形中推动了项目的发展。

在后续施工中，因其形式的特殊性，所以对不同条件及环境均产生影响，不恰当的控制会造成很多问题的出现。材料的选择及公路路面硬化，均和周围影响因素密切关联，需掌握实际的因素以及真实情况，获得理想化的施工要求。不及时分析具体干预过程中的影响因素，会造成整体上公路的陷落及整体膨胀，会有较大的损害问题出现在公路表层。

(一)承袭大同理想，构筑伟大中国梦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不乏梦想。早在几千年前，我们的先人就提出了对未来理想社会的向往和憧憬，即大同理想。大同理想是中国人民追求未来美好社会的直接反映，它贯穿于整个中华民族发展史。大同理想的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早期的诗歌，《诗经》是这一时期的代表，如《魏风》中的《硕鼠》篇，“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这首诗歌反映出古代劳动人民反剥削、反压迫、追求自由乐土的理想。虽然简朴、幼稚，但却包含许多思想精华，是先人追求理想社会的最初萌芽。当然，谈到大同理想被人提及最多的还是吸收先秦诸子百家思想之精华的《礼记·礼运》中那段经典论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运》篇所描绘的大同理想，虽不具备可实现的现实基础，但却体现了先人对未来美好社会的期盼和向往，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吕氏春秋·贵公》明确倡导“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东晋诗人陶渊明在其代表作《桃花源记》中为我们勾勒了一个安宁和乐、自由自在的世外桃源。明朝末年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到“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试图建立“公天下”的制度体系。到了近代，面对国破家亡的压力，面临中西文明的激烈碰撞，传统的大同理想被赋予新的时代要求。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明确提出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社会。著名维新派思想家康有为在其所著《大同书》中强调，大同之社讲究男女平等、追求公平正义、取消等级和种族的差别。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则是将近代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与中国古代大同理想结合起来的产物。尽管大同理想是无数代中国人孜孜以求的梦想，但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无论是旧式的农民起义，还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推行的改良运动或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经济方案，都无法将理想转变为现实，中国人依然在水深火热中苦苦挣扎。

十月革命后，中国共产党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至此茫茫前路不再黑暗，大同理想也不再可望而不可即。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到：“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8] 96年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翻越一座座高山，克服一重重困难，创造一个个奇迹，将一个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建设成为空前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21世纪的今天，习近平站在时代和历史的新高度，号召全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习近平对“中国梦”的阐述，是传统文化与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传统大同理想在当今时代的最新话语表达。中国梦与大同理想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联系，有着共同的精神实质和文化基因。

上海化学工业区是上海石化产业的重要承载区，在开发之初，上海化工区坚持“打中华牌、打世界牌”。并在全国首创了产品项目、公用辅助、物流传输、生态保护和管理服务“五个一体化”开发模式，实现了专业集成、投资集中、效益集约的管理新模式。

思想建设位于党的建设首位，因为它决定着党的建设性质和方向。理想信念在思想建设中尤为重要。“革命理想高于天。没有远大理想，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10]116 理想指引人生奋斗目标，信念提供人生动力源泉。正如习近平强调：“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10]80现实中，许多党政干部正是因为缺了理想信念之“钙”，而逐渐走上变质、贪婪、堕落、腐化之路的。没有远大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就会丧失安身立命之根本、迷失奋斗前进之方向。我们的党员干部必须时刻警醒自己、严格要求自我，通过自身的理论学习和党性修养的加强，用科学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奋斗终身。

第二，都主张“诚信”理念。儒家历来重视诚信，孔子说“人无信不立”，孟子说“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诚信是人安身立命之本，是一个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石。所以，大同社会是一个强调“讲信修睦”、“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理想社会。今天，中国梦所憧憬的是一个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社会，两者具有异曲同工之处。

第三，都追求“大同”目标。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写到“大同之世，全地大同，无国土之分，各种族之异，无兵争之事”，强调打破自然地理疆域、民族种族差异，实现世界大同目标。中国梦同时也是“世界梦”。中国梦的实现，本身就意味着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是人类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习近平多次在国际国内的不同场合，站在时代和历史的高度，在深刻阐释中国梦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将中国梦与世界梦联结起来，代表中国向国际社会承诺：“要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实现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梦，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9]

(二)继承传统廉政经验，打造“反腐倡廉”的强基固本工程

中国古代廉政思想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它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集中反映。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问题，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学态度，学习和借鉴传统廉政思想，挖掘和继承传统廉政经验，不断加强和推进当前的反腐倡廉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1.中国古代廉政建设的基本经验

第一，强调“以德养廉”。

（30）圆叶疣叶苔 Horikawaella rotundifolia C.GAO＆Y.J.Yi，Acta phytotax.熊源新等（2006）；杨志平（2006）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统治中，中华民族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使得历代思想家、统治者都以伦理道德作为政治统治的基础，强调“以德养廉”的重要性，以期通过官员的自我德性修养培养其廉洁从政的思想作风。早在商周之际就已出现“以德配天”的主张，强调君主必须具备“天德”。先秦百家更是德治思想的先行倡导者。孔子主张“为政以德”；孟子认为“仁故无敌”，并对官之廉作了界定，“可以取，可以不取，取伤廉”；荀子提出“以礼治国”，认为君王首先要隆礼厚德，才能实现礼治。汉代以后，司马光总结了为君为王的三条之道“人君之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在帝王中，唐太宗特别重视对大臣的廉政教育，经常告诫大臣要反贪倡廉。

第二，主张“以俭助廉”。

通过政务办公应用系统公文申请、审查、分发、监控、查阅，实现公文处理网上办理；通过日志列表，实现上级对下属的工作情况进行监督掌控，推行量化考核管理；通过人名排列详细信息、设置人事权限，访问相应的地图系统、公务系统；通过信息上报系统可将现场巡查的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信息在线上传到管理平台，实现实时互动。

勤俭节约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国古代持家治国的重要法宝。勤俭观念在我国由来已久。从殷周时期开始，人们就意识到勤俭的重要性，不仅关系着个人的安危，更关乎着国家的兴衰。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先秦诸子更是推崇“尚勤戒惰，崇俭黜奢”的思想。汉武帝统治时期，经过汉初几十年发展，社会生产逐渐恢复，经济逐渐繁荣，一时间，权贵、富商、大甲争相斗富。对此现象，董仲舒给予严厉批判：“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汉书·食货志》)两宋之交的叶梦更是将节俭理念写进自己家训之中，反对吝啬，主张“贵乎适宜”。纵观历代王朝的政权更替，可以看出：坚持勤俭节约，可以促使官吏廉洁，百姓安居乐业，进而兴国利民；反之，必然腐败盛行，生灵涂炭，最终政权垮台。

第三，重视“依法促廉”。

三合村洼陷处于渤南洼陷和陈家庄凸起之间，在两边正负向构造强烈活动的双重影响下，本区构造、沉积复杂，形成了多条有利于沟通油气运移的大断裂，多样的沉积类型形成多样的圈闭条件，因此，通过总结沉积相的特征及演化能够为未来的油气勘探提供有力的目标。

在中国延绵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尽管德治被大多数统治者奉为治理国家的首选，但“以法治国”的理念从未被丢弃，“乱世用重典”“重典惩贪治吏”也被历代统治者所推崇。依法治国的最早倡导者非法家莫属，他们认为法是治国的不二利器，要想制止纷争，保持社会稳定、维护统治者权威，只有法律能够“明分止定”。在中国古代，以法治国主要表现在治官驭民上。《尚书·尧典》中有尧时“鞭作官刑”的记载，这开创了古时对违法官吏处以刑罚的先例。战国时期制订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成文法典——《法经》。《秦律》中制定了一套对官员进行考察、监督和奖惩的制度。魏晋南北朝时形成了惩治贪吏的系统性法律。到了唐朝，惩贪立法日臻完善。明太祖朱元璋一生痛恨贪官，推行重点治吏，《大明律》甚至将“吏律”置于首章，这种严刑重罚在很大程度上贪官污吏起到震慑作用，促进了廉政建设。

习近平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工作。他在借鉴和继承中国传统廉政思想的基础上，针对新形势下反腐倡廉工作的新问题、新特点，提出一系列廉政建设的新观点、新思路和新战略。

为了确保官吏廉洁，防止吏治腐败，中国历代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官吏选拨、考核、监督、惩治的法律制度。在官吏选任制度方面，提出“任贤选能”的思想，把官吏的“廉洁”作为选拨任用的重要标准。在官吏考核制度上推行“奖廉肃贪”“举善弹违”。秦律的“为吏之道”里规定了“五善”“五失”的考核原则。两汉时期的“上计”考核中明确规定“贱民贪污”的官吏将被取消做官资格。到了清朝前期，对于官吏的考核更严格遵守“四格八法”的考核方法。在官吏监督方面，历代各朝大都设有专门的监察机构。如秦朝的御史府，两汉时设有御史台、丞相司直和司隶校尉等三大相对独立的监察机构，明朝时设有都察院。而在奖惩制度上，体现了“以廉为本”的价值追求，对贪赃枉法官吏的处罚都相当严厉。反之，对于“清官”、“廉吏”则加官赐爵，褒扬奖励。

发生甲状腺癌的危险因素包括遗传易感性、具有甲状腺疾病病史、碘缺乏与过剩、各种激素的因素及环境因素等[10]。最重要且危险的因素是放射线暴露，与成人相比，儿童及青少年对放射线更为敏感，如1986年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后，1990至1997年该地区儿童及青少年甲状腺癌患者明显增加[11]。近年研究表明，患白血病、恶性淋巴瘤和中枢神经系统恶性肿瘤的儿童，经过放射治疗后更容易发生甲状腺癌[10，12]。

第四，突出“制度保廉”。

第一，加强思想建设是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的根本。

第一，都强调“民本”思想。儒家民本思想的核心：“重民”“利民”“惠民”，强调以民为本、民惟邦本、民贵君轻、民水君舟。今天，我们提出的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幸福梦。只有人民的权利得到保障、利益得到实现、幸福得到满足，国家才能强盛，民族才能兴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心系于民、问政于民、实干富民，坚持“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牢固确立人民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人民的主人翁精神，才能形成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强大力量。

第二，强化作风建设是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的关键环节。

党的作风反映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乎党的生死存亡。习近平反复指出：“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4]387 执政党如果不重视作风建设，放任不正之风侵蚀党的肌体，破坏党的形象，就有失去民心，丧失政权的风险。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作风建设为契机，不断整治党内不正之风，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具体表现为：出台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对违反八项规定的行为坚决查处，决不姑息；积极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贯彻“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总要求，顺应群众热切期盼，令“四风”问题得到有效整治；稳步推进“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等。“三严三实”的要求，切中了作风之弊的要害，抓住了改进作风的关键，是中央对党员领导干部提出的新要求，为党员领导干部加强修养、改进作风、争先创优指明了方向。

第三，夯实权力监督机制，为加强反腐倡廉提供制度保障。

由于中国长期受到“官本位”和“人治”统治的影响，权大于法、认官不认法在许多中国人思想中根深蒂固，加上权力约束和监督机制的不健全，使得在现实中，权力滥用的现象比比皆是，腐败问题层出不穷。面对权力滥用而导致的腐败问题，习近平强调：“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11] 加强制度建设，就要是编密扎紧制度的“笼子”，搞好配套衔接，做到统筹兼顾，增强整体功能。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不断加大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力度。仅2016年，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开始实施，《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正式推行，明确规定了党员干部权力行驶的底线，将党员干部的问责进一步程序化、具体化。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为强化和完善党内监督，进一步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提供了基本遵循。

第四，推进法治建设，为加强反腐倡廉提供法治保障。

自古以来，法律皆是统治者用以治理国家之重要法宝。要想当前的反腐倡廉工作取得实质性效果，加强法治建设必不可少。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中国，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新征程。面对错综复杂的腐败问题，日益严峻的反腐形势，我们“要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建设，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12] 近年来，党和国家在预防和惩治腐败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制订和修改了如《行政许可法》《公务员法》《反洗钱法》《招投标法》等多部法律法规。加强部署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建设，先后制定了《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党内领导干部选拨任用工作条例》等一系列党内法规，为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供强有力的法制保障。法制的健全只能保证“有法可依”，而法律的实施才是保证法律生命力的关键所在。近几年，我们党坚持“反腐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态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开展了一系列“打虎”“拍蝇”“猎狐”行动，有效遏制了腐败的嚣张气焰，初步实现了不敢腐的目标，反腐败斗争成果显著。

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和精神家园

[1]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41,164.

[2] 习近平.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25(02).

规模型改造综合模式就是结合一种或多种模式的优点,将矿冶文化遗产改造成为兼具多种功能的场所。经过改造的矿冶文化遗产多数具有旅游功能,且能产生较好的经济效益,但这种改造往往会产生较大的变动,特别是对遗址内部会有很多改动,往往使一些矿冶文化遗产徒有其表,导致遗址部分文化内涵消失。因此,这种模式只适用于一般的近现代矿冶文化遗产。例如德国盖尔森基辛德炼钢厂被改造成一个大型的购物中心,工厂内部大规模的改动对矿冶文化遗产造成了一定的破坏。

[3]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03.

[4]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39.

[5] 习近平.习近平在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3-29(02).

(1)应先对滑坡体进行适当的卸载，避免滑坡再次变形。建议卸载边坡坡率为：坡残积粉质黏土1∶1.25～1∶1.50；全风化粉砂岩1∶1～1∶1.25；强风化粉砂岩1∶ 0.75～1∶1。对卸载后形成的坡面进行加固，并及时采取地表排水措施及坡面防护措施，减少雨水下渗。

[6] 习近平.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03-18(01).

[7] 习近平.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N].人民日报，2013-08-21(01).

[8]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1.

[9] 姜伟.中国梦是奉献世界的梦[N].光明日报，2014-09-01(11).

2.1 一般情况 166例2型糖尿病患者中，男性100例（60.24%），女性66例（39.76%）；510例非2型糖尿病患者中，男性276例（54.12%），女性234例 （45.88%）。

[10] 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116.

[11]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EB/OL].[2013-01-22].新华网.http://cpc.people.com.cn/n/2013/0122/c64094-20289660.html.

[12] 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