肌层浸润性膀胱癌（muscle-invasive bladder cancer，MIBC）是泌尿系统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多发生于中老年人，男性发病率高于女性，且发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升高。MIBC具有进展迅速、易转移、复发率高、病死率高等特点，目前以根治性切除术治疗作为首选治疗方案，并配合化疗等方法控制病情进展。长春新碱、甲氨蝶呤、多柔比星、顺铂联合化疗是临床治疗MIBC的常用方法，可以获得较好的长期生存获益，但其不良反应明显，给患者造成一定的额外痛苦[1]。

吉西他滨是一种新型的抗嘧啶核苷酸代谢的化疗药物，问世之初多应用于肺癌、胰腺癌等恶性肿瘤的治疗[2]。近年来的基础研究证实，吉西他滨对膀胱癌也具有一定的治疗作用[3]。吉西他滨联合顺铂（gemcitabine combined with cisplatin，GC）方案是近年来应用较多的膀胱癌化疗组合。GC方案的长期生存获益与常规化疗方案相近甚至更好，安全性更高，可以将其作为新的、标准的一线化疗方案[4]，但是关于GC方案对MIBC患者体内各种生长因子、肿瘤相关蛋白等指标影响的相关研究报道较少。本研究探讨了应用GC方案治疗MIBC患者的效果及对相关肿瘤标志物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2013年1月至2014年12月于海口市第三人民医院肿瘤科诊治的MIBC手术患者的病历资料。纳入标准：①膀胱癌的诊断标准参考人民卫生出版社第8版《外科学》[5]；②首诊患者，经病理学检查证实为MIBC；③临床分期为T2N0M0～T4aN0M0；④既往无放化疗史；⑤参考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织（Eastern Cooperative Oncology Group，ECOG）评分[6]，化疗前患者的体力状态评分＜2分。排除标准：①转移性膀胱癌；②合并其他部位恶性肿瘤；③有肝肾功能疾病；④对化疗方案严重不耐受。根据纳入排除标准，共纳入90例MIBC手术患者。根据术前化疗方案不同分为观察组45例（GC方案）和对照组45例（长春新碱+甲氨蝶呤+多柔比星+顺铂）。观察组患者中，男38例，女7例；年龄为47～83岁，平均年龄为（64.1±10.4）岁；经病理学活组织检查，临床分期：T2期28例，T3期13例，T4a期4例；单发27例，多发18例。对照组患者中，男36例，女9例；年龄为46～79岁，平均年龄为（62.3±11.2）岁；经病理学活组织检查，临床分期：T2期26例，T3期15例，T4a期4例；单发25例，多发20例。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临床分期、肿瘤单发比例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化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术前接受长春新碱+甲氨蝶呤+多柔比星+顺铂化疗。第1天，长春新碱2 mg、甲氨蝶呤60 mg/m2，静脉推注；第1天，多柔比星75 mg/m2，静脉推注；第1～3天，顺铂25 mg/m2，静脉滴注。

观察组患者术前接受GC方案化疗。第1、8、15天，吉西他滨 1000 mg/m2，静脉滴注 30 min；第1～3天，顺铂25 mg/m2，静脉滴注。

询问采用一问一答的方式进行，常委会委员和列席代表围绕城市小广告整治、破解停车难题、完善配套基础设施等民生热点问题展开深度询问。

1.3 化疗效果评价

为保证臭气得到有效收集，必须分别对渗沥液一、二期A/O系统的O池等进行密封加盖，密封方式根据现场各臭气源的构筑物构造特点来确定。充分考虑防腐性能、盖板形式、投资成本、使用寿命等因素。

参照2000年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response evaluation criteria in solid tumors，RECIST）[7]将化疗效果分为完全缓解（complete response，CR）、部分缓解（complete response，PR）、疾病稳定（stable disease，SD）、疾病进展（progressive disease，PD）。CR：可见病灶完全消失，维持1个月以上；PR：肿瘤最长径的总和缩小≥30%，并维持1个月；SD：肿瘤最长径的总和缩小＜30%或增大＜20%，并维持1个月；PD：肿瘤最长径的总和增大≥20%。缓解率=（CR+PR）例数/总例数×100%；疾病控制率=（CR+PR+SD）例数/总例数×100%。

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中骨髓抑制3～4级各出现1例，其余骨髓抑制与其他不良反应均为1～2级。两组患者恶心呕吐、腹泻、皮疹、脱发、肝肾功能不全的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骨髓抑制的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8.549，P=0.004）。（表3）

治疗前，观察组患者的肿瘤最长径为（3.5±1.2）cm，对照组为（3.6±1.8）cm，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438，P=0.663）；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肿瘤最长径为（1.5±0.5）cm，明显短于对照组的（1.8±0.7）c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714，P=0.008）。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IGF-1、VEGF、BLCA-1、CYFRA21-1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IGF-1、VEGF、BLCA-1、CYFRA21-1水平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表2）

1.2.4 生长曲线测定 将WT、ΔPasrC及WT+pBAD、WT+pBAD-asrC培养至对数期(OD600约为0.4)，不处理为无应激；加入HCl使其pH为4.5进行酸应激；加入5 mM H2O2进行氧应激；加入300 mM NaCl进行高渗应激.相同条件继续培养，每隔1 h测定OD600值.实验重复3次，每次设有平行样本.以培养时间为横坐标，OD600值为纵坐标绘制生长曲线图.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6.0统计软件分析数据。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s）表示，采用t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缓解率与疾病控制率

观察组患者的缓解率为75.6%（34/45），高于对照组的 55.6%（25/4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986，P=0.046）；观察组患者的疾病控制率为93.3%（42/45），高于对照组的84.4%（38/45），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800，P=0.108）。（表1）

表1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

PD组别观察组（n=45）对照组（n=45）CR 15 20 PR 10 14 SD 13 8 7 3

2.2 血清IGF- 1、VEGF、BLCA- 1、CYFRA21- 1水平

依据2010年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不良反应5级分级标准[8]对不良反应进行划分。0级：无不良反应；1级：轻度反应；2级：中度不良反应；3级：重度不良反应；4级：有严重的不良反应。

表2 两组患者的血清IGF- 1、VEGF、BLCA- 1、CYFRA21- 1水平比较（±s）

组别对照组（n=45）观察组（n=45）t值P值组别对照组（n=45）观察组（n=45）t值P值IGF-1（pg/ml）治疗前66.0±18.1 68.5±16.2 0.676 0.501 BLCA-1（ng/ml）治疗前6.6±2.5 6.9±2.4 0.480 0.632治疗后38.1±9.5 30.0±8.5 4.287 0.000治疗后320.4±55.7 271.8±51.3 4.305 0.000治疗后4.9±1.8 3.9±1.6 2.674 0.007 VEGF（ng/L）治疗前419.3±94.2 426.1±88.5 0.353 0.725 CYFRA21-1（μg/L）治疗前18.4±7.7 18.7±7.6 0.236 0.814治疗后8.2±2.9 5.2±2.8 5.052 0.000

2.3 化疗前后的肿瘤最长径

分别于治疗前后抽取患者外周静脉血，3000 r/min低速离心15 min，取上层血清冻存于-80℃冰箱。统一采用双抗体夹心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IGF-1、VEGF、BLCA-1和 CYFRA21-1，标本避免反复冻融。检测仪器为美国BIO-TEK全自动酶标仪，试剂盒均购自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操作。

2.4 不良反应的发生率

测量并比较两组患者化疗前后肿瘤最长径的变化及血清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1，IGF-1）、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膀胱癌特异性核基质蛋白-1（bladder cancer specific nuclear matrix protein-1，BLCA-1）、细胞角质蛋白 19片段抗 原 21-1（cyto-keratin 19 fragment antigen 21-1，CYFRA21-1）的水平。

翻译是一种心理活动，是对原语的解码并提取意义，然后用目标语言进行编码的过程。方梦之也认为“翻译过程中译者受多种心理机制的作用，译者的心理状态对转换行为产生直接影响”。[1]“翻译心理学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把“误译”分为“有意识误译”和“无意识误译”。“无意识误译”源自于译者的无意识误读，这不属于翻译心理学研究的范畴。而“有意识误译”是指译者翻译时故意误读；译者的故意误读受控于译者的文化心理因素，如译者的本土文化意识形态（包括政治态度）[2]24，有意识误译实际上就是归化的表现。

表3 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n（%）]

不良反应恶心呕吐腹泻骨髓抑制皮疹脱发肝肾功能不全对照组（n=45）38（84.4）14（31.1）43（95.6）7（15.6）3（6.7）4（8.9）观察组（n=45）33（73.3）9（20.0）33（73.3）3（6.7）1（2.2）2（4.4）

3 讨论

膀胱癌是中老年人常见的恶性肿瘤，发病率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升高，男性多于女性。MIBC病情进展迅速，易发生转移和复发，患者的预后比较差。目前临床上一般采用化疗联合根治性切除术进行治疗，在术前进行新辅助化疗以缩小病灶体积和降低手术难度。MIBC的化疗方案一直以长春新碱+甲氨蝶呤+多柔比星+顺铂为标准化疗方案，但是膀胱癌可能存在天然耐药以及多药耐药途径，从而对化疗药物产生耐受，极大地影响化疗效果；同时其严重的不良反应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其临床应用[9]，因此寻找更高效、低毒的化疗药物一直是临床研究的热点。

两组患者均以21天为1个疗程，连续治疗3个疗程。在静脉滴注顺铂当日，注射0.9%氯化钠注射液1000～2000 ml、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1000 ml，进行水化处理。给予化疗药物前30 min，常规给予地塞米松、昂丹司琼等以减少不良反应。

近年来，随着吉西他滨等化疗药物的问世，膀胱癌化疗增加了新的选择。吉西他滨是一种脱氧胞嘧啶核苷类似物，在人体脱氧胞嘧啶核苷酸激酶的作用下可以转化为活性较强的二磷酸、三磷酸核苷，不仅可以抑制核糖核酸还原酶，还可以与三磷酸脱氧胞苷竞争性结合，进入DNA链，阻止G1期细胞向S期进展，进而发挥良好的抗肿瘤作用[10]。吉西他滨自问世以来多应用于胰腺癌、非小细胞肺癌的一线化疗，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抗肿瘤效果[11]。近年来，有学者以吉西他滨为基础，与铂类化疗药物联合治疗晚期膀胱癌，也取得了肯定的效果。顺铂是一种细胞周期非特异性化疗药物，可以与鸟嘌呤、胞嘧啶、腺嘌呤结合，抑制肿瘤细胞DNA的复制、转录，从而抑制肿瘤细胞的有丝分裂[12]。本研究中接受GC方案治疗3个疗程的MIBC患者的缓解率高于传统化疗方案治疗的患者（P＜0.05），但两组患者的疾病控制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化疗后肿瘤最长径明显短于传统化疗方案治疗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这一结果提示，GC方案作为MIBC术前辅助治疗方案，临床效果较好，可以有效地缩小肿瘤体积，为手术治疗创造有利的条件。

近年来，生长因子、核基质蛋白等在维持细胞核结构及肿瘤细胞的生长、分化中的作用已逐步被重视。检测相关指标水平有助于了解恶性肿瘤的进展情况。IGF-1是一种活性蛋白，参与细胞的增殖、分化过程，在恶性肿瘤的发生和进展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13]。VEGF是一种作用较强的促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特异性作用于血管内皮细胞，诱导新生血管形成。肿瘤细胞可以释放VEGF，促进血管形成，进而发生肿瘤的复发和转移[14]。BLCA-1是表达于膀胱癌组织中的核基质蛋白，其水平高低反映膀胱癌细胞的活跃程度[15]。CYFRA21-1是一种酸性可溶性蛋白，正常情况下以寡聚物形式存在，上皮细胞发生癌变后蛋白酶加速降解细胞角蛋白，导致大量的可溶性CYFRA21-1释放入血[16]。本研究中接受GC方案治疗的患者化疗后血清IGF-1、VEGF、BLCA-1、CYFRA21-1水平明显低于接受传统化疗方案治疗的患者。这一结果提示，GC方案作为MIBC术前辅助治疗方案，临床效果较好，降低生长因子、核基质蛋白等水平可能是其抗肿瘤的机制之一。

在现行的监管框架下，发行主体在发行证券时可能会受到不确定的多个主管机关的监管。这一现象大大增加发起人的成本，引发混乱局面，降低监管效率，不利于应收账款的有序证券化。

不良反应是影响化疗患者治疗依从性的重要原因，严重的不良反应不仅给患者带来额外的痛苦，还会引起机体免疫功能下降，引起肿瘤免疫逃逸。因此，不良反应是评估化疗效果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中两组患者的恶心呕吐、腹泻、皮疹、脱发、肝肾功能不全的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接受GC方案治疗的患者骨髓抑制的发生率明显低于接受传统化疗方案治疗的患者。这一结果提示，GC方案作为MIBC术前辅助治疗方案，不良反应更小，骨髓抑制的发生风险更低，对患者具有积极的意义。

综上所述，GC方案作为MIBC术前辅助治疗方案，临床效果较好，可以有效地缩小肿瘤的体积，降低血清肿瘤标志物的水平。

为保证封堵作业的施工安全，要求水泥堵剂必须有足够的稠化时间，一般要求稠化时间大于4h。利用DFC-0710B增压稠化仪测试了添加三元共聚物缓凝剂CA的水泥浆稠化性能[14-16]，测试温压条件为 70℃、30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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