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社会信息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自媒体投入到多媒体信息建设当中。与纸质图书相比，国民更热衷于在互联网上搜寻信息，出版社也正在逐步实现从实体产业向网络经营主体的转变，但在发展过程中，却存在着诸多问题，致使我国出版业始终停滞不前。

二、我国出版社供给现状及存在问题分析

（一）发展现状

我国出版业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供给与需求方面的问题尤为突出。诸如高库存导致的无效供给过量，致使有效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此外，人均图书消费水平低也是影响到供求关系的一大重要因素。随着近年来出版业体制改革的实践，出版业逐渐面向市场，一跃成为独立的经济主体，但由于受到市场竞争与经济指标的双重压力，致使出版业的规划缺乏条理性，不是图书的印数太多，就是库存积压量过大等，这些因素都严重地影响到我国出版业的发展。目前，我国的出版图书品种已经位居世界第一，比美国多出一倍。根据2015年的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显示，我国在2015年的出版图书品种达到47.58万种，但全国新华书店系统及出版社自办发行单位的纯销售册数增长幅度却不到4%。此后的几年，这一数目都呈现出负增长的趋势，无效供给过量，引发高库存，再这样下去，我国的出版业将濒临崩溃的红线。针对这一现象，许多网民曾调侃：“第一出版大国也是第一库存大国”。

受到人口基数的影响，我国图书的出版绝对量大，但人均消费水平却不高，致使有效需求没有得到充分的满足。虽然我国出版的总量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一，但人均消费量与印刷品占有量排名却靠后。据可靠调查分析，2015年我国成年国民的图书阅读量为58.4%，而人均纸质图书的阅读量却只有4.58本，日本为40本、俄罗斯为55本、以色列为64本,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与其他国家间的巨大差异。这种阅读习惯上的差异主要源于家庭教育，家长热爱阅读的习惯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儿童。但我国对于儿童阅读习惯的教育却并不予重视，这也是如今中国书籍销量越来越低的重要因素。

（二）存在问题

1.过度追捧版权过期图书。版权过期的图书具有一定的品牌效应与知名度，企业出版这种书籍无需支付版权税与稿酬，节省了很大一笔开支，诸如一些经典著作与名著等，一经推出就备受追捧。许多商家甚至采取过期营销的手段，以这种方式来节省经营成本。这种方法虽然能够为出版社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但却不是长久之计，长期维持这种思想会影响到出版社的积极性，不利于创新发展 [1]。

2.同质化现象严重。少儿读物与科普类读物也是当前出版社的重要经济来源。为了能够在这两个领域收获更多的利益，出版社抛弃了自身的品牌与特色，热切地跟随时代主流，不断地推出教育类丛书，但由于丛书的策划不科学以及调查研究不充分等问题，致使出版社的同质化现象严重，出版物严重雷同，极大地削弱了出版社的公共职能。

5.供给方对于消费者的需求不够了解。虽然我国图书的种类多，但却并没有充分了解读者的实际需求，出版的图书主要以教育类图书与畅销书为主，缺乏精品。部分出版社主打名著，坚持每一年对经典名著进行重新包装，但内容却是换汤不换药。更有少数出版社华而不实，将重心放在封面设计上，书本身的质量却差强人意。此外，网络阅读软件的开发也为出版社带来沉重的打击。比起纸质图书，人们更愿意到网络上下载书籍，简单方便，且不占空间。网络出版似乎更受读者的青睐，这是科学技术与人类物质需求演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于出版社而言，其市场空间很大，潜在的消费者也更多，因此供给方需要采取有效的手段加强对市场的研究，以不断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4.信息化管理落后。虽然我国出版社实现了企业化改革，但市场化与现代化水平仍然过低，尤其是信息化与标准化等方面都明显缺乏联动机制，信息化程度偏低，出版社的结构调整与流程再造等都受到了影响。目前，我国的出版社与实体书店，以及丛书销售与消费者的需求间都存在脱节的现象，对此出版社无法正确地判断读者的需求，最终也造成了出版社的供给成本过高。

3.低动销导致高库存。近年来，我国的出版物种类不断丰富，但发行与销售的势头却不佳，库存更是居高不下，出版业的问题已经不单单局限在印数管理方面，而是体现在整体的结构上，诸如动销过低、品种过多、规划不利等都是影响我国出版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新加坡把诚信教育纳入道德教育课程，根据中小学生心理发展的不同特征进行总体设计，循序渐进由表及里巧妙安排课程，建立在不断扩展的人际关系的基础上由个人扩展到社会国家，并针对不同年龄层次的学生采用实用性操作性很强的教育方法和教材,在教材上小学的好公民，中学的儒家伦理，大学的东亚哲学，构成了介绍东方道德教育序列并规定华人必修儒家伦理。

想要实现出版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就需要以改革发展的大局为依据，在此基础上强化出版主题，出版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近年来，有部分出版社出版了不少主题丛书，但由于经验不足、对于群众的需求和喜好没有深入了解等因素，致使作品的可读性不强，因此出版社必须树立起精品意识，加强对现实题材的创作，不断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此外，出版社还需要对市场导向进行调整，不断深入市场，了解读者的阅读爱好等。目前有许多丛书定位不准，总给人一种假大空的感觉，读者在书中无法找到共鸣，书的销量自然无法上升。因此，出版社应当充分了解自身的不足，认真做好书籍的策划和出版工作，并结合具体情况制定针对性的计划，不断推动企业的快速发展。

三、我国出版业供给侧改革的对策建议

（一）调整产品结构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人们对于互联网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线上图书的销售也取得了快速的发展，诸如当当网、亚马逊网等，出版社可以将线上与线下营销进行有效的整合，促进出版业的可持续发展。

（3）系统的机密性。去中心化分布式存储，可以保证任一单一存储节点无法得到完整文件信息，更不可能还原信息，这可防止存储主机被黑或者内部人员泄露信息。

（二）打通发行渠道

陆九渊，字子静，南宋初年人，生于公元1139年，逝于公元1193年。他曾讲学于江西象山书院，世人称之为象山先生。陆九渊以其心学思想传名于世，这种思想曾在南宋与朱熹的理学思想分庭抗礼，并在明代被王阳明发扬光大，成为中国传统精神世界中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陆九渊的心学理论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仍然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与十年前相比，我国的图书发行渠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库存过大，图书无法被及时地送至读者的手中，导致读者的阅读连贯性及获取信息的速度都受到了影响。在信息化时代，出版业想要实现供给侧改革，就需要打通发行渠道，进一步推动传统媒体与现代新媒体技术的融合。出版社要在原有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大型的发行集团，摆脱地方保护主义等不良现象，打破现有的市场分割格局，实现发行渠道的壮大与统一。此外，还应当拓展专业化的销售渠道，针对不同类型的书籍、不同消费人群等，制定针对性的销售计划，使出版社的经营与管理更加系统化、科学化。

我国人口超过13亿，从表面上看，如此庞大的人口数量会为我国出版业的发展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但出版业却没有充分抓住这一优势，目前，我国的出版物仅有二三十亿册，这就标志着每人仅能够分到3册。由此可见，数量并非是产品结构调整的主要矛盾 [2]。

孟子说：“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意思是：人不可以没有羞耻心，不知羞耻的羞耻，是真的不知羞耻呀。

（三）提高服务水平

为了实现出版业的供给侧改革，相关企业就需要注重出版物的结构与品质，在此基础上开拓精神层面的业务，为读者提供更加多样化的服务。例如，建立24小时自助购书店，为更多的读者提供服务，或者定期举办各类读书文化活动、创设更加舒适的阅读环境等。出版业也应当加强对员工的培训，增强员工的服务意识，进而提升出版业的软实力。

（四）政府部门应支持改革实践

随着科教兴国策略的提出，国家对于出版产业的扶持力度也越来越大，在供给侧改革的实践过程中，虽然以出版业为主体，但也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扶持。在改革的背景下，出版业将更加关注市场的动向，更注重经营与发展策略的科学性。企业应当以资源作为依托，以消费者作为基础，大力开展经营活动，不断提升自身的社会价值。政府应当加强对出版业的扶持力度，不断完善市场环境与法律环境，进而实现出版业的可持续发展 [3]。

（五）提升全民阅读意识

在供给关系中，我们既要加强对出版方的改革与优化，又要重视对读者与消费者精神层面的引导。在未来，出版业的市场将更加广阔，国民能够接触到的读物将越来越多样化，在此基础上培养全民的阅读意识，能够为出版企业培育出更大的市场。目前，国民每天都沉浸在电子游戏与社交软件中，这种不良的习惯不断地侵蚀着国民的健康，因此，培养国民阅读习惯与意识的任务迫在眉睫。出版业可以通过跨界合作的形式，建立起数字化的全民阅读网站，使国民能够将阅读视为一种习惯，也可从一定层面上提高国民的综合素质。

第四，追求是“致力科学进步”。现代进步观念的创始者孔多塞在《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比较清晰地展示了西方文明发展演进逻辑的进步观念。孔多塞将“六个观念”融合为一个“进步文明观念”，即：进步发生于一切领域，进步伸展于未来。[7]P176-205现实力量和抽象演绎均表明，人类的“进步观念”的最终确立，必须由强大的“理性和科学”来支撑。

四、结语

综上所述，出版业想要实现供给侧改革，就要从自身出发，构建科学的发展体系，引入现代信息与网络技术，建立起大型的出版集团，打通发型渠道，始终不忘初心，将科学发展观作为出版业未来的发展观念，将科教兴国作为出版业前进的动力，为群众提供更加多样化的服务，以满足国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参考文献

[1] 陶彦希.关于出版业供给侧改革的几点思考 [J].中国报业，2017， (07)：68-69.

[2] 张世海.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对民营出版业的思考 [J].编辑之友，2016， (10)：17-21.

[3]杨祖增.“供给侧改革”与出版业创新——关于出版业供给侧改革的若干思考 [J].浙江经济，2016， (12)：6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