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整个社会出现了“天地遂崩裂”的大动荡局面。在学术思想领域，一些具有清醒头脑和远见卓识的有志之士开始进行分析与批判，认为不能空谈心性，而更应该在“经世致用”的实学上下功夫。方以智的“质测”与“通几”之学便是这一时期学风特点的突出诠释和代表。方以智的“质测之学”与“通几之论”，旨在调和朱、王，贯通古、今，融汇中、西，体现出了一种“集大成”的学术理念。我们说，方以智的这样一种“质测”与“通几”之学的生成直接导源于家教与师传的不断熏染。

一、家教

方氏家族的学问应该说是奠基于方以智的曾祖父方学渐，并代有传人。

方学渐（1540-1615），字达卿，别号本庵，早年师事汉阳张绪，胸负圣贤之志，后亦受学于耿定向之弟耿定理，并与邹守益、吕坤、冯从吾、顾宪成、高攀龙等交游甚密。方学渐在学问层面主张“一切归而证诸心”，反对王龙溪所谓“四无”之论而力主“性善”之说。其广搜古今论“心”之言而成《心学宗》一书，并希冀以此引导学人归于正途。他批评王龙溪的“四无说”是对阳明心学的曲解，有“近禅化”的倾向。方学渐认为孔门心法之正途当在格物致知、即物穷理的“中庸之学”而不是心学“致良知”之说与佛老所谓“空心”之论。因此，在道器问题上，他主张道寓于器、理寓于气而反对离器言道的基本理路；而在体用问题上，他继承和发扬程颐“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基本论说而主张即象求理、即用见体的观点。方学渐在与东林学派论学的过程中还提出了“藏陆于朱”、“下学而上达”的“崇实”之论而反对“空疏玄虚”的一味玄谈，这与顾宪成欲借助朱子之学来匡救王学末流弊病的致思路向可谓大体相通，因此其被东林诸老引为同调并赞许其为“狂澜之砥柱”[1]。对于方学渐的学问特质，其同里叶灿在为其所作之《行状》中总括曰：

先生潜心学问，揭性善以明宗，究良知而归实，掊击一切空幻之说，使近世说无碍禅而肆无忌惮者无所开其口，信可谓紫阳之肖子，新建之忠臣。[2]

方学渐反对“虚无”之说而力主“崇实”之论，其调和朱王的基本论调也深深地影响了方氏一门数代的致思取径和学问原则。

白安石曰：“朱子教人半日静坐，半日读书，有错行之用焉。鬼神通之，精神之极也，有翕辟之几焉。圣人表中正以与万世化，诸子各出一奇与天下争。达士遣放自怡耳！才士标新博趣耳！策讽必中隐情之利害，琦辨必用惠、秉之颠倒，读书知言，主仆明矣。读圣作当虚心以从经，览百氏当化书以从我，察其两端，由中道行，中备四时，随其环应。”惠、秉者，惠施、公孙龙也。[8]33-34

我们说，影响方以智“质测”与“通几”之学生成的授业教师主要有两位：金溪王宣和石塘白瑜。

现代物流不仅指原材料、产品等从生产到消费的全程实物流动，还包括伴随物流活动过程中的物流信息交流，而且，现代物流在使用信息技术以及网络技术，将以往分离的物流、商流、信息流和运输、采购、代理、仓储、配送等环节紧密联系起来，成为了一条完整的供应链。因此可以讲，现代物流又是信息流、货物流、资金流和人才流的统一。

方大镇的学问路向对于方以智影响很大，方以智曾经在丁父忧时作有《合山峦庐占》，其中有《慕述》长诗一首，缅怀先人，叙其身世，其中追述方大镇的学术渊源时，语其：以念庵砺，完新建致，陆燧朱炊，饮食万物，有物有则，即无声臭，善贯有无，诚明之究。[4]“念庵”即罗洪先，“新建”即王阳明，“陆”即陆九渊，“朱”即朱熹。方大镇在进行学术思想的建构时以“性善”为宗而调和朱、陆之学，这样的学术原则也成为了方以智构建“质测”与“通几”之学以及践行“折衷会决”中西古今诸家学术的“集大成”理念的方法论根源。

篷蒿墓下，十有三年。重编《时论》，衍究百原。《易蠡》、《易意》，统辨亲传。见天地心，旋日月环。一生忧患，九卦为笺。中理旁通，宗一三圆。先外祖吴观我公应宾有《宗一圣论》、《三一斋学庸释》。虚舟河洛，合先后天。王先生宣衍《河图》为《洛书》，秩序变化，寂历为宗。二无张公，入淇澳室。同寅深交，叩两贞一。西库黄公，墓据相得。象数征理，损益天则。黄先生曰：吾门最忌儱侗，交盘不得，先父极表其方圆同时图。寂历同时，轮轮常常。一元午会，人法全彰。依邵子法，今舞会中。经史诗论，有《环中集》。[4]

方孔炤（1591-1655），字潜夫，号仁植，方大镇独子，方以智之父，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一生仕途坎坷。方孔炤在经历了甲申之变后，曾痛切反思明亡的原因和教训。痛定思痛，方孔炤潜心于经世致用之学，其继承家学而专注于研《易》，并撰成《周易时论》一书。此书注重阐发《易》之“时”义，以象数为宗而折衷历代诸家易说，后经方以智及其子嗣合纂整理成《周易时论合编》而行于世。方以智在《慕述》长诗中总括其父方孔炤之为学大要曰：

白瑜治词章之学，文风古朴笃实，“所读必周秦之言，所赋必汉魏之诗”[9]31。在治学态度与为学工夫层面，朱子主张“错行之用”，即“静坐”与“读书”并重。白瑜认为，治学之大要有两端可察：首先，要“读书知言，主仆明矣”。此即是说，读书治学当有“主”、“仆”之分，以圣人之言为“主”而以诸子之言为“仆”。学问之功用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因时因人而异，所以要具体分析，对于不同风格的学问要能够知言辨流，考索其实。其次，要“察其两端，由中道行”。此即是说，读书之道在于依据不同的典籍而采取不同的学习方式。学习圣人之作要“虚心以从经”，据实而为，由此则中正之道可显而万世之化可教；披览百家之言要“化书以从我”，融贯天下万理于一炉而为己所用。白瑜认为，只要明察“从经”与“从我”这“两端”而行其“中道”，那么读书为学就可以“得其环中，以应无穷”[10]54了。白瑜在治学态度与为学工夫层面的基本主张对于方以智“坐集千古之智，折中其间”[8]2的学术理念的形成应该说起了极其重要的启蒙作用。

方孔炤《周易时论》之作“笃守前矩”[5]209，其中保留了《易蠡》、《易意》的大量论断，由此我们可以一窥方氏家族易学传统的流变历程。方孔炤易学以“时”立论，讲“六虚之归环中”[6]10下之旨，其曾在西库狱中与黄道周“讲《易》朝夕”、“论《易》表法”[6]12上，同衍易图。方孔炤还极力会通“扬、京、关、邵”之学，十分推重“象数”。方以智对于《周易时论》一书穷研毕索，多有按语解说，并承父绪余而作《图象几表》八卷置于书前，最后与其子中德、中通、中履协同汇纂而成《周易时论合编》。《周易时论合编》一书应该看做方孔炤及其子孙三代的易学思想结晶，亦是对自方学渐以来方氏一门易学传统的发展与总结。方氏父子“合编前哲之言”，通过折中选录诸家解《易》之说，并吸收师友及时贤的积极成果，以卦气说、河洛之说以及邵雍先后天说等来解释《周易》经、传中的文句，集中阐述了其“寂历同时”的象数之学。应该说，这些都成为了方以智“以邵蔡为嚆矢，征河洛之通符”方法论纲领的思想根源。

上述的分析可以证明，诺亚方舟、巴别塔不过是神话，与此同时，整个《创世纪》都是神话。既然是神话，为什么人们会信以为真呢？

由上所述，方氏一门家学深厚，累世相传，方以智于方氏家族中成为集大成者，推崇“实学”，主张“藏智于物”，构建“质测”与“通几”之学，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其家学熏染的必然结果。关于此，陈明卿在为方以智《稽古堂初集》所作之序文中曾作有较为贴切的评论：

天生才不易，以吾所见，玅年博洽、深通古今者未有也。今见皖江方密之是其人矣。余读所著作诗古文辞已累数百万言，志在经史，言论古雅，诚廊庙之重器乎！及语当世之务，则又慷慨激烈，切于事情。其年方若而何以至是也？皖江之学自鲁岳先生倡之，而仁植公绍之，其业益显。密之之所怀抱称引，岂非得于家训深厚哉？为人复恂恂，自下好问请益，详天下之故。[7]455上方以智为学重“博学”与“会通”，性好“物理”之学，学问上追求“尚大全”、“集大成”，这样的治学态度和学问特质还与其师传密切相关。

二、师传

方大镇（1560-1630），字君静，别号鲁岳，方学渐长子，方以智祖父。其一生倡言理学，论政以君德为治国之根本，论学本其父而以性善为宗，认为“学优而仕，仕优而学，随学随仕，随仕随学”，“学”与“仕”要“相济相成”而以“学”为本[3]。方大镇还绍续其父作《易蠡》之举，精研《易》理而成《易意》四卷。

白瑜（生卒年未详），字瑕仲，一字安石，隐居桐城大龙山中，石塘环其下，因此人称“石塘先生”。白瑜学问广博，精通经史词章之学，为学崇实黜虚，反对王学末流蹈空谈虚之流弊，同时亦对朱子之学提出折衷论调，主张虚实并重、道业兼攻。其为学之大要对方以智早年的治学态度与思想生成起到了极大的影响。方以智在《通雅·读书类略提语》中追述白瑜之学曰：

据坝址钻孔物探声波测试，岩体纵波波速范围值左岸为 2 167～4 393 m/s，右岸为 3 277～4 405 m/s，坝基为 3 027～4 341 m/s。

目前奉新县已开发的名胜古迹有百丈寺、宋应星科技文化园、萝卜潭、华林书院、仰天峡、九仙温泉、奉新县四大宝塔。但是开发程度与方式和其他地方的景区类似，创新度低，同时发展文化产业时，没有很好地利用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景区，形成人与自然统一和谐的景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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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宣（1565-1654），字化卿，号虚舟，江西金溪人，生于桐城。他一生精研物理，著有《物理所》一书，晚而喜《易》，精于《河》、《洛》象数之学，著有《风姬易溯》五卷，“尤为绝学，旷代始闻”[8]1。王宣年七十始为方以智业师，授其象数物理之学。方以智曾在《时论后跋》中追述自身的思想渊源时说：“余小子少受《河》、《洛》于王虚舟先生，符我家学。”[6]10下应该说，王宣的治学路向也深深地影响了方以智在经史词章与象数物理等领域的研究取径，方氏在其《物理小识》、《通雅》等著作中即时常称引王宣之言。方以智在《虚舟先生传》中追述王宣之学曰：

智年十七、八即闻先生绪论，旷观千世，尝诗书歌咏间，引人闻道，深者征之象数。其所杂著，多言物理。是时先生七十，益深于《河》、《洛》，扬、京、关、邵，无有能出其宗者。智方溺于词章，得先生之秘传，心重之，自以为晚当发明。[11]18

CCL3是一种经典神经趋化及活化的趋化因子[33]。在中枢神经系统的表达CCL3仅限于星形胶质细胞，而它的受体CCR1/CCR5可表达于小胶质细胞、星形胶质细胞、少突胶质细胞、神经干细胞及祖细胞，然而它的神经源性表达仍存在争议[34]，CCL3的中枢神经系统机制仍不明确。研究发现炎症刺激可使CCL3受体表达上调[35]。在炎症刺激下如状态性癫痫，CCL3的经典神经趋药性即被激活，但是它在精神疾病中的潜在机制仍不清楚[36]。

王宣主张，在经史词章之学层面，要秉行“虚实合一”的为学进路，他说：“用实者虚，用虚者实，虚实本一致也。当合汉、宋及今，参集大成焉。”[8]33论列古今之文，要会通其间的虚实变化，考古决今而集其大成。王宣还精研《河》、《洛》之学，折中会通扬雄、京房、关朗、邵雍等古今象数诸家之论而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观点。对此方以智曾经加以概括说：“虚舟师授《河》、《洛》，为详约之纲宗，而乃叹图学之妙也。秩叙变化，顿时全举，使人会通，多即一矣。天文、地理、器象、制度之类，非图岂易学哉？”[8]37王宣曾创《密衍》十图，深阐《河图》、《洛书》相通相变之道，并标揭其中所蕴涵的“一多相即”之理。同时，王宣平生“多言物理”，精于名物训诂、金石考究之学，并合其所得而成《物理所》一书，此书对方以智的“质测”研究以及“穷理极物之癖”的养成起到了直接的影响，方以智曾回忆说：“因虚舟师《物理所》，随闻随决，随时录之，以俟后日之会通云耳。”[12]742下“随闻随决，随时录之”的结果就是《物理小识》、《通雅》等著作的诞生，而“会通”的结果则是其“质测”与“通几”之学的形成。

三、余论

在明清之际学术变迁大势的激荡之下，方以智继承家教和师传，探究“物理”、极重“质测之学”。他认为“欲挽虚窃，必重实学，即大悟者以学为养”[13]182，只有对于万事万理“据实论之”[13]179，即进行设身处地的实考实究，才能挽救明末理学和禅学的执虚之病。王夫之曾对方以智评价说：“密翁与其公子为质测之学，诚学思兼致之实功。盖格物者，即物以穷理，惟质测为得之。若邵康节、蔡西山则立一理以穷物，非格物也。”[14]637《物理小识》和《通雅》就是他践行这种“学思兼致之实功”的突出成果。方以智“重实”的同时却不“废虚”，他主张“藏虚于实”，即在“质测”之中去通达万事万理之“几”。他认为：“或质测、或通几，不相坏也。”[12]745下“质测”与“通几”要相通相济，不可偏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方以智的会通“质测”与“通几”、合“虚”与“实”的观点学说，不仅在知识论层面而更多的是在方法论层面对于其哲学思想体系的建构具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参 考 文 献]

[1][明]方学渐.东游记[M].桐城方氏七代遗书[C].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善本.

[2][明]叶 灿.方明善先生行状[M].桐城方氏七代遗书[C].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善本.

[3][清]方中履.汗青阁文集[M].桐城方氏七代遗书[C].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善本.

[4][明]方以智.合山峦庐占[M].安徽博物馆藏清初刻本.

[5][清]马其昶.桐城耆旧传[M].合肥:黄山书社，1990.

[6][明]方孔炤，方以智.周易时论合编[M].续修四库全书：经部：15册[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7][明]方以智.浮山文集前编，浮山文集后编，浮山此藏轩别集[A].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113 册）[C].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8][明]方以智.通雅[A].方以智全书（1 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9]罗 炽.方以智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10]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1][明]方以智.浮山文集后编，浮山此藏轩别集[A].清史资料（第六辑）[C].北京:中华书局，1985.

[12][明]方以智.物理小识[A].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867册[C].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3]庞朴.《东西均》注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1.

[14][明]王夫之.搔首问[A].船山全书（12 册）[C].长沙:岳麓书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