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唐·德里罗是美国当代文坛中后现代作家的杰出代表，他198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天秤星座》获得了艾尔格林斯国际小说奖和“全美优秀图书奖”的提名。小说以约翰·肯尼迪总统被刺事件为题材，通过“重访历史”的方式引发了人们对于事件真相的拷问和质疑，同时暗示了传统历史叙事的不客观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小说成为后现代社会中一种新的叙述历史方式的可能性。新历史主义者认为“我们无法接触到完整真实的过去，无法接触到未受当时社会文本痕迹调节的物质存在”[1]410，即便是用文本记录下来的历史也通常带有统治阶级的政治色彩或是受到个人意识形态的影响，不具备客观以及权威性。在德里罗的《天秤星座》中，“作者从时间顺序表中取出事实，然后把它们作为特殊情节解构而进行编码”[2]163，将真实的事件纳入想象的世界，虚构出肯尼迪总统遇刺的始末并梳理出各种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和前因后果，使历史小说化了。因此，这本小说已经脱离了常规历史小说的范畴，属于“历史编纂元小说”。这种小说打破了传统历史小说中对于史实叙述的唯一真实性，旨在通过虚构弥补历史叙述中的空白和裂缝，为人们重新认识历史事件提出多种可能性和遐想的空间。

一、历史编纂的不可信性

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总统在德拉斯遇刺身亡，这个突发的事件激起了整个六十年代美国政坛的动荡，也几乎让整个社会遭遇到了一场信仰危机。《天秤星座》正是以这样这个历史事件为题材，通过大量的史实和文学虚构给人们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去重新审视它。在本小说中，元小说的“自我指涉性”主要反映在一位严肃认真却又无可奈何的历史学家布兰奇身上，他受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委托编写肯尼迪总统的遇刺真相。可是在堆积如山的证据中，布兰奇却发现无论如何都完成不了这个任务，因为这些证据都是自相矛盾、模棱两可的。所有的文件把矛头指向凶手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可对于奥斯瓦尔德的资料，甚至他的身高体貌、身份背景这些基本信息都存在很多的不符和疑问。档案馆长不断地送资料来，而更多的资料反而更让布兰奇头痛，因为这些资料全都是充满不确定性的。这也反映了历史编纂的窘境，即如若不是有着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作为引导，历史学家们很难如实、客观的反映历史的全貌。新历史主义认为，“每一个人、每一个阐释者都不可能找到一种超验的理论完全客观地阐释历史，人的视野永远是由其现实处境构成的。人们所能看到的事物只能存在于这些事物不断发展和游移的过程中。”[3]195因此布兰奇感叹，“现在要认真的将这些笔记组织成连贯的历史为时尚早，也许永远为时尚早，因为不断有新的资料冒出来，因为总是有新的生命闯入记录中。过去的事写到纸上时又变了。”[4]310同时，当布兰奇要求获取该案的其他某些相关资料时，却遭到了政府的阻挠和拒绝。这样刻意的指向和隐瞒只能让信仰客观真实的布兰奇望而却步，因为“他自己也亲眼见过，出于怜悯，最铁证如山的事实也会被篡改”。[4]309

猪链球菌镜检呈圆形或椭圆形，常多个集聚呈链状排列，链长短不一，革兰氏染色阳性。链球菌细胞壁内含多种氨基酸糖，根据其特异性抗原的不同共有19个血清型。引起猪链球菌的病原C群的兽疫链球菌占绝大多数，此次未能对分离的链球菌进行血清型鉴定。猪链球菌病根据临床表现可分为四种类型：败血症型、脑膜脑炎型、关节炎型、化脓性淋巴结炎（淋巴结脓肿）型。

二、对官方叙事的反抗

1964年9月24日，美国官方通过详细调查，发表了著名的《沃伦报告》，认定暗杀肯尼迪总统的奥斯瓦尔德是个人行动，没有任何政治背景。但是《沃伦报告》的真实性遭到许多人的质疑。德里罗通过自己的调查研究后也没有对《沃伦报告》予以认可。他选择了在真实资料上的大胆推测和虚构，将事件模糊的情节透过想象予以表达，给了读者一个与官方完全不同的结论：即谋杀案的凶手不止奥斯瓦尔德一个，还有两名来自中情局和古巴反叛组织的共犯，且真正让总统致命的那一枪还是那两名杀手所射出。小说同时指出这样的“真相”却被美国政府刻意掩盖了，他们所提供给布兰奇写作的资料都无一例外指向奥斯瓦尔德。小说中的奥斯瓦尔德是一个“反面天秤星座”的代表人物，他冲动、鲁莽、偏执、情绪波动大，极易受到别人的影响，因此他被前中情局那群阴谋家利用了。事件发生的当时，奥斯瓦尔德确实在德克萨斯教科书仓库大楼六楼窗口射出了第一枪，但子弹打偏了，紧接着，潜伏在总统汽车前方草坪上的两名杀手打出了正面导致总统致命的一枪。同一时刻，但是双方却不一定知道对方存在的前提下对同一目标射杀，这足以说明了阴谋的布控。在小说中，德里罗解释了中情局阴谋者们的目的，即通过暗杀总统挑起美国和古巴的矛盾，从而让自己重新被委任重要的职位。只是这群人却又各怀鬼胎，阴谋发起人温并不想直接打中总统，而只想通过“打偏”的方式引起美国对古巴的仇恨，但他手下麦基等人却因猪猡湾事件对总统怀恨在心，一心想要致其死地，所以麦基在安排杀手时故意漏掉“打偏”的旨意，而直接让人杀死总统。于是，我们就在德里罗笔下看到了与《沃伦报告》完全不一致的真相，虽然德里罗通过元小说“自我指涉”的技巧让读者了解故事虚构的成分，但由于其精湛的描写和富有逻辑性的推理也让一直对真相耿耿于怀的读者有了释然的机会，对于官方叙事的反抗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好评。

三、对历史事件的“戏仿”

戏仿（parody）是一种常见的后现代写作技巧。作家们在文本中对一些历史事件、著名人物、经典文学作品中的题材、内容和风格进行夸张、变形甚至嘲讽的“再现”和模仿，内容荒诞可笑，从而达到对历史、现实，或者某文学范式批判和否定的目的。在历史编纂元小说中，戏仿深得作家们青睐，因为“这种手法既颠覆又模仿叙述对象”。[5]24后现代戏仿与传统戏仿不同，除了模仿前文本，更以此来突出小说的虚构性和荒诞性。在《天秤星座》中，德里罗对肯尼迪总统遇刺事件进行了戏仿，事件的主要人物、时间、地点乃至遇刺的种种细节他都全力进行模仿，力求真实。为了实现这种真实，作者按照奥斯瓦尔德在美国生活的轨迹进行了实地考证，阅读了《沃伦报告》，还对该事件的各种评论进行了仔细的甄别，这些都使得小说尽量还原了事件的基本事实，以便更好的实现对其的戏仿。1964年《沃伦报告》并没有让美国民众诚服，因为里面有太多的疑点，而在《天秤星座》中，作者对这些疑点进行了虚构式的回应，通过戏仿让读者明知这是作者的想象和推理，却乐于接受。许多读者读过该小说后都表示其真实性似乎比官方报告更让人心悦诚服，其实这只是作者对该事件戏仿之后产生的一种效果。曾经很多人质疑总统的枪伤位置并不像报告中所写的来自同一个方向，从而推测凶手并非一人，在小说中作者就对此进行了解释，他安排了另外两个凶手在汽车的前方草坪处开枪，而且正中总统前额，这就让读者的疑惑得以消除。《沃伦报告》中指出奥斯瓦尔德是单独行动，他犯罪动机是对一切权威的憎恨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德里罗却并没有认可这种说法，他对奥斯瓦尔德更多的是一种同情，他成为了前中情局阴谋家利用的工具，被利用完后再被他们雇佣的杀手杰克杀掉，而杰克同意刺杀奥斯瓦尔德的动机也是为了解决自己的债务危机。这样的安排虽然有很明显的杜撰痕迹，但对官方报告给予了有力的讽刺和回击，同时也启发读者对事件的人物关系进行重新审视和思考，力求对历史更全面的一种理解。在哈钦看来，戏仿是“带有批判距离的重复，她能从相似性的核心表现反讽性的差异。”[5]26德里罗通过戏仿，有意凸显这些差异。一方面引起了读者对《沃伦报告》之外的真相有更多客观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揭露了二十世纪由于冷战造成的国际政治紧张局面和美国社会繁荣的物质文明所带来的精神压抑、扭曲等精神生态失衡的状况。

结语

德里罗的《天秤星座》借史学家布兰奇表达了历史编纂的不可信性，通过想象和推理否定了官方的叙事，并且通过戏仿提供了关于肯尼迪总统遇刺的另一种可能存在的真相，这些都向我们证明了其历史编纂元小说的特质和属性。同时，作者希望这种新型历史小说能给历史编纂带来一种艺术的救赎，使人们重新理解“历史”这一概念，并在阅读中体会历史与虚构的平衡所带来的愉悦。

killall & iptables -D INPUT -s 198. **.98.245 -j DROP

[参 考 文 献]

[1]（美）蒙特洛斯“.新历史主义”，重划疆界：英美文学研究的变革[M].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07.

[2]（美）海登·怀特.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A].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3]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4]（美）唐·德里罗.天秤星座[M].北京：译林出版社，1997.

[5]Linda Hutcheon，A PoeticsofPostmodernism：History，Theory，Fictio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