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侧的质量和效率，……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总书记的讲话，为教育领域供给侧改革拉开了序幕。 供给侧改革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事，也是教育领域的事。发展国家经济，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也离不开一个良好的教育机制对培育人才的支撑。

1.收集数据。首先在连锁便利超市销售的过程中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段进行数据统计，然后按照分析的对象和内容，进行相关数据收集，主要包括：生鲜农产品库存种类、平均库存量和购买单价等。

1 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经济领域对教育领域的映射

我国教育领域尤其高等教育，面临结构性“供过于求”问题。其表征与经济领域问题如出一辙:“生产成本上升”指向“学费的只高不下”，“产能过剩”指向“待业学生的叠年累加”，“资本边际效率下将”指向“教育回报率的一路走低”。高等教育的结构性供需失衡，直接导致了“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社会怪象频发。借鉴经济领域的供给侧改革，高等教育理应从供给端发力，破除结构性失衡难题。只有进一步从人才供给侧发力，才能最终解决高等教育结构性失衡的难题，回归高等教育的最终旨归。

1.1 高等教育领域供给侧改革的经济学借鉴

供需平衡是社会经济运作的最佳状态。一旦供需失衡就会导致出现失业、通货膨胀等负面效应。理论上，无论供过于求还是供不应求，都可以从供求两方面着力解决。当下，我国经济领域提出供给侧改革，正是基于“供求关系”问题而提出的解决之路。从国际经济的历史经验与我国的现实国情来看，利用供给侧改革实现经济的良性好转，是经济运作规律的逻辑必然。在教育领域，高等教育的产业化表面特征与发展趋势使得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也应时而生。

1.2 高等教育领域供给侧改革的破解难题

行动学“具体人”经济视角“经济的”绝对不等同于“物质的”的观点来看，当下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之时代早已不是20世纪80、90年代“大学生是天之骄子”的“物质的”刚性需求时代，即那种“毕业了就工作”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这是社会发展进步之必然。那时的教育供给只需满足买方的“有没有”，而当下的教育供给需要满足买方的“好不好”。但是高等教育供给方不同于经济领域的卖方，学校要同时面对两个买方：一是学生，一是社会。今天，新兴产业的出现与旧有产业的消亡与转型，要求高等教育供给出能够适应时代发展变化的“人”，而不是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软体动物”[1]。因此，欲将“软体动物”培养成一个“人”，便需要了解生于这个时代、长于这个时代的“原住民”，即“95后”大学生群体。

众所周知，高等学校四大职能，即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而四大职能集中统一于培养社会主义建设接班人的根本目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自古“大学”便肩负着一个国家、民族精神传承的光辉使命。即不论需求侧改革还是供给侧改革，我们首先需要明确“大学教育的价值取向为何、大学教育究竟要培养出怎样的人”这样两个根本性的问题。虽然伴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强势推进，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但是教育的初衷不应该也不可以而且绝不能够改变，因为我们最终需要培养出来的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软体动物”。根据“符应原则”即“通过教育体系与生产制度内社会关系之间在结构上的符应 ,教育体系就能把青年人整合入经济体系内。教育体系内的社会关系结构，不单只训练学生们习惯了工场内的规则，而是要培养出各种不同类型的行为态度、自我形象及阶级认同，而这些都是能适当地执行工作职务所必需的要素”。[10]尽管大学可以隐喻为“工厂”，然而其内在的运作机理与之有着本质的区别。不可否认，今天的“大学”仍在“大楼”之“大”、之“高”、之“多”的“工厂建筑”中进行着前所未有的博弈，但是唯物辩证法早已科学地指出——“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据”，高等教育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本质就是认清了这一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大学若视为“物化的人”，那么只有身居塔内的“人”才能使其具有灵魂并活泼起来。

2 “95后”大学生：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的行动学出发点

互联网(Internet)始于1969年美国的阿帕网，1991年第一个连接互联网在明尼苏达(Minnesota)大学被开发出来。至此，互联网开始面向千家万户，走向全球。今天，不仅是网络时代更是全网络时代，将“95后”定义为网络时代的原住一代，在于当他们呱呱坠地之时，中国互联网便揭幕启航。

2.1 网民：网络时代原住一代

“95后”大学生，即当下主要的在校大学生群体，基于行动学注重个体差异的发生学逻辑脉络与“95后”大学生“个性、多元、自由、创新”时代性格相切合的特质，以行动学为理据勾勒出“95后”大学生的集体画像。如果想要提供高质量、高效率的卖方服务就必须把握买方的消费理念与现实需求，分析某代青年的消费心理必然要考虑其社会、家庭、自身三者的共时特质与历时沿袭。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们在物质需求得到一定满足的基础上，必然追求更高层次、更高级别的精神享受。如前所述，物质较为丰盈的一代更加猎求精神上的超常满足，这正是身处后现代社会人类的整体状态。然而，这种张扬的“个性”，我们需要反思，因为“95后”的一代几乎是躺在父辈奋斗的余荫下开始描绘自我的青春梦想。诚如周志强先生指出：“当历史进入20世纪90年代，曾经叱咤风云的‘青年’消失了！……在这个时刻，年轻人依旧年轻，但是，‘青年文化’独有的理想主义光辉、启蒙主义冲动和个性主义追求，却已烟消云散。”[5]如此深刻的批评，旨在凸显“95后”一代成长的物理环境与前代比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追求健康、快乐和力量的过程中，人类慢慢地改变了自己的特质，于是特质一个又一个地改变，直到人类不再是人类。” [6]世易时移，我们在提供高等教育供给服务的时候需要有意识地分析与纳入对象的特质，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高等教育供给的实际效率。

2.2 “阔少”：殷实家庭阔绰一代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昔日的“师者”之谓已被今天含义泛化为“老板”。“老板”一词可视为中国市场经济之路的缩影。“师者”尤其是硕、博导师被学生尊称为“老板”，真实地反映出市场经济以来中国高等教育面貌的深刻变化。一切社会现象均被纳入市场经济的视野，即一切均被市场化。然而承认教育市场的存在，也不是说我们在教育领域非得全部引进市场经济机制不可。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只存在于市场体系中一定的经济机体内，并非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11]在市场经济强势来袭的大背景下，在现代性、后现代性思潮涌入，在新人类、新新人类层出不穷，在 “三观”取向多元的当下，迫于现实的生存压力与功利主义倾向的评价体系，身居象牙塔内的“师者”也开始变得不安、浮躁起来。自古文人追求的清高、卓越境界，在物质性的逼迫之下显得苍白无力。“人在他们的商品中认识自己；在他们的汽车、音响、错层式住房、厨房设备中找到自己的灵魂。”[12]“青椒”的语词调侃，明确昭示着现实语境下中国高校大部分青年教师的生存窘态。但是此种调侃的背后却一直隐藏着一代又一代学人“传道、授业、解惑”的不忘初心，还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砥砺前行。伴随着互联网数字多媒体的全覆盖，今天的社会大环境、高等教育大环境都在技术性地参与中引起质性的变化。作为网络时代的原住民，“95后”大学生的表述方式、信息获取、知识整合已经不同于以往，所以作为教师有责任与义务“走进”他们的生活圈子，理解、掌握他们的话语方式、思维模式、行为定式，同时不断提升自我的专业素养和精神修养。

2.3 无惧：张扬个性自信一代

如今，互联网已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与学习。某种程度上讲，网络对于尚未成熟的“95后”大学生群体的性格养成有着相当程度的塑造力量。根据吉祥等(2016)的研究，该群体的互联网生活呈现出“普遍性(10.37%上网时间超过7h、15.88%上网时间为5-7h、39.22%上网时间为3-5h)、时段性(晚睡前76.62%、吃饭63.64%、课间63.15%、课上51.46%、上厕所41.23%)、依赖性(63.7%没有网络就会失去很多乐趣、22.5%无法忍受没有网络、12.48有没有无所谓、1.3%不需要网络)、失控性(25.61%认为是‘手机控’、44.89%认为有成为‘手机控’的倾向、29.5%认为不属于‘手机控’)”[2]四大特点。以上数据可以从物理时间维度与心理依赖维度进行概括解读。从物理时间上看，上网的绝对时间长度与时间分布是长线与密集的；从心理依赖上看，上网的依赖程度与失控程度是较高与失控的。时间的高绝对量导致心理的高依赖量。

3 “95后”大学生：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的行动学落脚点

米塞斯认为：“‘人的行动学’(Praxeology)是关于人的选择行动的纯粹逻辑的科学。它是以‘人的行动公理’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演绎体系。……何为‘人的行动公理呢？’人的行动是目的性意图很明确的行为，人们有意识地选择自己的特定目标，并慎重地运用稀缺的手段去实现预定的目标，以使主观想象的利益最大化。”[7]人的行动学本质就在于此，人们接受教育的初衷亦源于此。从经济供给侧改革的逻辑来看，劳动力、资本和技术是经济供给侧的“三驾马车”，而高等教育供给侧与之对应的则是“劳动力(教师和学生)、土地(基础性资源)、资本(学校资金和无形声誉)”[8]等方面。然而，教育的逻辑不能与经济的逻辑同质，也不应该同质。过去，我们一味地强调需求侧的满足，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走进了惟经济、惟市场的功利主义陷阱。正如尼采所言：“一个人所允许具有的文化仅限于赚钱的需要，而所要求于他的也只有这么多。简言之，人类具有对尘世幸福的必然要求——因此教育是必要的——但也仅仅因为此。”[9]故而，高等教育改革从供给侧切入必须保有再度沦陷功利主义泥潭的警惕。一切科学事业发展的旨归皆是为了解放人、完善人，那么解决一切问题的核心也必须从“人”着手。高等教育领域的“人”主要有“物化的人(大学)、布道的人(教师)、希望的人(学生)”，此三个维度下的三种“人”是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的重中之重，是其内在的原生动力，是教育的灵魂。

3.1 大学：精神的象牙之塔

学习新的知识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机械学习，学习者孤立地学习各个知识变量；另外一种是有意义的学习，学习者能将各个知识点联系起来并编制一张知识网络。机械学习无法使得知识被长时记忆，所以只有意义学习可以应用在解决新问题的情境中，促进以后的相关学习。本文所提到的基于机器学习的语义图示就是旨在促进有意义的学习。

3.2 教师：灵魂的引路之人

“‘95后’可被视为中国家庭对子女投入从‘人多钱少’转入‘人少钱多’的关键时期。”[3]从整个社会的经济情势来看，“95后”出生于国际经济走势良性发展之时、中国改革开放稳步推进之时、国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之时；从家庭人口构成来看，“95后”几乎都为三口之家的独生子女、集两辈甚至三辈宠爱于一身的“小皇帝”。无论家庭对其物质投入还是精神投入都远远高于前几代同龄人。根据禹小英的研究，“大学生月均消费支出的总体水平呈上升态势，且以相对中等的501-1 000元这一区间最为普遍，表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状况”。 [4]该作者以2006-2010为时段研究5年间的消费增长态势，时至今日又经历了一个5年有余的时段，手机人手一部，笔记本电脑寝室可见，月生活费超出1 000元则为普遍现象。正是这种衣食无忧、经济优越的物质基础，使其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一切都“无所谓”的“阔少”心态。

职业技能大赛是检验职业院校教学质量和教学成果，展现院校教师队伍风采的重要活动。通过参加各级各类的技能竞赛，教师可以了解本专业发展方向，认识到自己本身知识结构的不足，更好的提高自身的专业水平和教学水平，达到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教，促进“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

3.3 学生：自强的中国少年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少年强则中国强。”教育的核心是培养人才。“全球经济导向也已经从物质经济转变为知识经济。过去主要的财富来源是物质资产，比如金矿、麦田、油井，现在的主要财富来源则是知识。”[6]如今，人力资源作为21世纪的稀缺品，已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而高等教育与高等学校正是培养人力资源的最重要途径和最广泛基地。“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是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中需下大力气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因此高等教育需要为学生提供更多选择的机会与空间，即“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国家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正是以问题为导向、以问题意识为意向而对症下药，社会上盛行的教育功利主义之风，亟需纠正。学校的非理性建设求大求全，家长的盲目功利选择专业与学校，都严重偏离了卢梭《爱弥儿》所提的自然主义教育的理念。2017年暑假“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游览黄牛事件”，能够成为网络热议话题，可见“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传统“龙凤”观念应该被重新认识、理性分析和科学评估，需要经过综合、多维的现实考量，不可偏执一端，不可唯“龙、凤”之志愿，亦不可唯“龙、凤”之标杆。尼采曾说：“如果不是有众多的人违背其本性，只因受了诱人幻觉的支配而参与受教育，就不可能有这真正教育成了少数人的存在。”[9]其语虽有偏颇但能提醒我们“泛滥”追求精英教育可能会欲速不达，甚而适得其反。《易经》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正是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在人才培养方面需要追求的最终目标。

数字油藏的建设让油气藏开发效率提高了40%以上；数字地面建设大幅减少了管网场站配套规模，共撤销计量间、配水间598座，累计减少各类设备设施586台，减少油田生产管道2566千米，大幅度提高了劳动效率。此外，设备运行维护成本大幅降低，原油集输单耗下降21%，注水单耗下降9%，实现了节能降耗。

4 结语

本文根据行动学“经济的”绝不等同于“物质的”的观点，从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的经济学隐喻来源，分析并引证剖析了目前教育供给侧结构性矛盾的症结，指出“人才供给”是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之核心，分析了当下“95后”大学生主体的成长环境、消费倾向与主体性格，以此为理据将“大学、教师、学生”隐喻为“人”，围绕自然主义教育的价值倡导，分析当前高等教育盲从市场化的偏颇与弊端，强调“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师格铸成，从而引导学生走进真正的象牙之塔，提升自我，完善自我。

参考文献：

[1]徐春华，胡钧.“动物精神”还是拜物教？——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人的因素[J].政治经济,2016(2):105.

[2]吉祥，杨熠伟，姚佳雯.“95后”大学生移动互联网生活特点与对策探析[J].现代商贸工业,2016(1):162-163.

[3]曹东勃.大学全面进入“95后世代”意味着什么？[N].文汇报,2016-09-09(6).

[4]禹小英.当前大学生消费的新特点与高校消费教育研究——基于对长沙市部分高校大学生的问卷调查[J].消费经济,2010(5):60-63.

[5]周志强.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25.

[6]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M].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43，13.

[7]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人的行动——关于经济学的论文(上册)[M].余晖,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8]金保华，刘晓洁.高等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J].教育与经济,2016(6):17-23.

[9]弗里德里希·尼采.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M].周国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9，23.

[10]罗云，曾荣光，卢乃桂.新社会背景下教育与经济生活之关系——再思“符应原则”[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5(4):87-94.

[11]程少波.关于“市场经济与教育改革”讨论的思考[J].江西教育科研,1994(5):23-27.

[12]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M].徐大建，张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