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堰河村与板万村

堰河村与板万村具有相同之处，同样是处在山区，同样具备良好的自然条件，同样具备旅游资源开发的价值。堰河村距离县城3.6公里，主要产业是茶产业；板万村多民族文化及其传统的干栏式建筑具备发展民族旅游的可能性。两个村子都以发展乡村旅游产业为出发点，都处在乡村振兴的国家发展节点上，但两个村子在空间秩序上存在着不同的发展方式，一个是“衍生发展”，另一个是“空降发展”。堰河村的“衍生发展”具有旅游产业发展的偶然性，而板万村的“空降发展”具有整体规划下的目的性。

1.1 堰河村改造情况

堰河村地处鄂西北山区，位于湖北省谷城县五山镇，全村面积12 平方公里，辖4个村民小组，221户，831 人。2003-2009年由绿十字文化传播中心的孙君指导了乡村的建设活动。堰河村以前和大多数乡村的状况相同，干群关系不佳，环境卫生无人问津，村民闲时的主要活动是打麻将。村前的河水严重污染，周围山上的树已经被伐光，村里到处是标语，后盖起来的居民房子各不相同，大多是二层小楼，趋于雷同。面对这样的乡村，绿十字组织投入了6年的时间，总结出“五山模式”。乡村的改造做到全员参与，听取民众意见。

从最基础的垃圾分类开始，每户人家准备3个垃圾桶，干湿垃圾分类。这个环节不仅仅是环境改善的问题，更是考验村里干部领导力、干群关系的协同力、村民的主动性。这个阶段是乡民之间的磨合期, 只有将改革的意识渗透到每家每户才会使村民自觉、自愿地参与活动。其次,植树造林，恢复周围山上的生态。在孙君老师的指导下进行家庭污水净化系统的建设，做到了垃圾不出村，污水不入河，改善和提升了村内的环境。再有，厕所、道路、河坝、桥等公共基础设施部分由政府按照乡村规章进行建设(如图1-图2所示)。

项目设备和材料费费用在大多数工程项目所有费用中所占的比例比较大，一旦在施工过程中这两项费用超标，势必会造成施工单位严重亏损。在国际工程中，项目所在地的企业为了保护自己的民族工业，可能会的抬高价格，或者由于各种因素，导致供货商发生延迟交货的问题，直接影响项目的进度。而有些材料和设备可能需要直接从国内运送过去，但在此过程中手续较多，运输周期长，在运输过程中可能会造成设备或材料的毁损，从而影响整个建设进度。

  

图1 改造前环境状况

1.2 板万村改造情况

板万村位于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册亨县，是典型的山区，素有“地无三尺平”的说法。板万村距离县城25公里，3个自然寨，辖6个村民小组，共有352户，1 641人。这里聚居了18个少数民族以及屯堡人，其中布依族占全村人口总数的92%。村民的住宅建在半山腰上，山上植物层次丰富。板万村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和地形地貌、良好的生态环境具备旅游产业开发的条件，同时乡村居民的刺绣具有当地的文化特征，已经申请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图2 改造后环境治理情况

板万村的建设改造主要是政府主导，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改造由施工单位、规划设计单位及中央电视台这几个主体组成，共用了100天，主要针对乡村聚落的整体改造和提升，为将来发展旅游产业打下基础。

建立村内房屋档案，修缮传统民居，保留原有的木屋结构，加强柱基，修葺屋顶、墙面，设置排水沟。应用现代技术改造现有新建的住宅，使之恢复传统的风格样式。对当地的小学进行了扩建及内部设施改造，新建布依戏传习所、风雨桥、凉亭、山神庙、锦绣坊、酿酒坊等。整个房屋改造过程中做了大量的测绘及调研工作，保证了乡村村民的原有生活正常进行(见图3-图6)。

  

图3 改造前的小学

  

图4 改造后的小学

  

图5 改造前居住环境状态

  

图6 改造后室内保留了布依族的文化特征

 

图片来源：中央美术学院乡建高研班曹卿拍摄。

 

表1 堰河村与板万村比较表

  

堰河村板万村资金无资金有资金支持优势有茶产业无产业,有布依族纺织技术非物质文化遗产参与者全体村民+政府领导+社会精英政府领导+社会精英+社会媒体原有环境卫生脏乱差、到处是标语、村民无组织、无管理,老房子有待修葺,生态破坏严重卫生脏乱差,周围自然环境遭到破坏,住宅是传统的干栏式建筑,老房子有待修葺,建筑有保护价值,新住宅样式杂乱、浮夸改造过程先垃圾分类、村内环境治理,再到恢复生态,基础设施建设;持续进行政策、致富信息、卫生服务、文明习惯培训等思想教育;从整体规划开始,改造民居、改建小学、村民工作坊;施工外包,修建道路、基础设施等;后建住宅统一标准样式乡建特点村民主体,全员参与政府主导,绿十字组织负责指导;基础设施建设,恢复生态,治理好乡村环境;联产、联地的股份制乡村教育与乡民培训同时进行;发展有机农业、农家乐(乡宿)历时时间短;整体乡村住宅的保护和修缮,而不是大拆、大建;乡村内的工程由施工单位承包;沿用基本的“调查-研究-规划”的规划思路;保留原有乡村村貌,对后建住宅统一标准样式

1.3 不同空间秩序下的发展问题

1.3.1 “衍生发展”下的堰河村

乡村在社会环境包裹的空间内。乡村人用生活实践进行着分类叙事，发展的过程遵循着最直接的“道”的理念。“道”不仅是各类事物自身的“道”，还是万物共同的“道”，还是万物变易之“道”。“道”，在乡村衍生发展过程中表现为空间上的规律与秩序，适应发展中的常理、自然之“道”。堰河村从人治到物治的转变，始终坚持组织化的管理，塑造乡村敬老、爱老的人文情怀，留住乡村人，守住乡村情。在发展过程中，发挥地理优势、环境优势，于是旅游产业由此衍生出来，发展循序渐进，因势利导，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走得很扎实。但从现有的发展上看还存在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

(1)旅游产业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

乡村的环境受到了影响，出现乱扔垃圾等现象。由于民宿的住房有限，为了多赚钱，村民私自在宅基地内建设房屋，出租给城里人或者对外接待游客，乡村的建房热不容易控制。

村民主体欠缺文化资本经营意识。没有村民参与的建设，其自治组织意识、自理意识、地区文化传承意识差。没有调动村民来积极参与，村民不重视，认为这与他们的生活没有关系。改造完的住宅建筑、公共建筑存在被破坏、设施被偷走的现象。村民的文化教育有待加强，基本的素养还有待培训与提高。

教育和文化是联手并进的。一个人必须接受教育，从而变得更有文化，他需要理解知识并且从中获益。[1]为了乡村的发展，应培训适应乡村产业发展的有文化的村民，提高村民的服务与营销意识。乡村的文明程度取决于村民对于工作管理的意识，对村民的产业再生产的服务培训是个长期过程。

教学统计发现,采用方法1的学生出错率较高,原因一是画图粗糙,没能正确求得两个特殊位置对应的a的值,二是没能准确地“运动”观察、讨论两个图象的交点情况．方法2由于巧妙“构造”了平行直线系,弥补了以上不足,“看图说话”较方法1容易许多,准确率较高．

(3)建筑师角色的转变。

武陵山乡场镇为武陵山乡联系重庆主城和涪陵城区的交通枢纽，而毗邻武陵山大裂谷景区，是武陵山大裂谷景区最佳的游客换乘中心。

专业理性规划帮助协调各种社会、市场、居住等方面的问题，缺少专业规划组织，乡村会盲目扩张，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规划师起到实施鞭策的作用，引导村民明确哪些是不可触碰或者不可以破坏的基本原则。规划师、建筑师不是神仙，乡村发展不可能完全按照图纸规划的轨迹进行，总是要边发展、边修正。规划师及建筑师要依据现有的经验推断未来可能发展的走向，但是不要过多干预实施。乡村的未来发展终归要依赖村民自组织管理。乡村的发展有其自组织内部的适应与创新，要依靠村民管理好发展建设的原则和边界。规划师、建筑师的重要工作内容是作好协助、指导工作，而不是统领的角色。

1.3.2 “空降发展”下的板万村

从国家发展的空间规划上看，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国家发展初期以密集的加工制造业为主。“十三五”期间，我国将进入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缩短城乡水平差异的同步发展阶段。

(1)乡村产业目标与现实实施的矛盾。

从两个村子的乡村改造建设的案例中可以看出，政府的权威领导力、乡村自组织和资金是乡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缺一不可。现代的组织空间模式是基于市场化运作的方式，是相关利益者有着资产、股份、产权相互联系的系统化组织。乡村最宝贵的资源是土地、自然环境、人。土地是农业发展的基本生产资料，土地制度关系到每位村民的切身利益，对国家的战略发展有重要作用。

(2)村民的教育培训问题。

(3)村民教育培训的可持续问题。

(3)建筑师角色的转变。

但是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人增地减水缺的矛盾日益突出，农田水利建设滞后的问题尤为凸显，农田水利基础薄弱、资金投入不足、建设管理体制机制有待改革、法制建设亟待加强的情况还是比较突出的。审议中委员们还就改革创新农田水利发展体制机制、加大财政投入的力度、完善管理服务体系、加强节约用水和水土保持工作等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和建议。

盆腔炎性疾病后遗症实际就是以盆腔内广泛粘连、增生，生殖器组织破坏为主要表现的病理改变。急性盆腔炎若是未能彻底治愈，可转化为慢性盆腔炎、卵管性不孕及异位妊娠等病症，病情发作反复，可对女性的健康造成严重影响[4-5]。有报道指出，近年来，盆腔炎性疾病后遗症发病率呈现逐年快速增加趋势[6]。

首先，建筑师不是以村民的角度来规划设计，没有考虑未来乡村的走向与政策变化。乡村小学扩建完成，增加了教学基础设备，但是由于生源的减少，村里学生只有幼儿园及低年级在村里上学，大部分学生转移到镇上。学校里仅有四位教师，导致扩建的教师办公楼及教室都没能用上。其次，以保护传统干栏建筑为主的建筑改造，没能发挥公用，用于改善教学条件的设施被村民搬走了；用于刺绣的锦绣坊改造后没能有效使用，门已经被锁起来，里面的设备被县政府搬走了；酒坊旁边修建的品酒的小亭子也无人问津。在整体规划面前建筑师是目标的观测者，但在实际使用面前建筑师应是协调者，空间的多用途性成为乡村改造的重要内容，建筑师应发挥好协调作用。

2 从“衍生发展”“空降发展”看乡村空间秩序的发展

2.1 空间秩序

空间秩序的发展要遵循乡村自身发展的规律。空间实践(物质空间)的层面要依照生态系统来循环，空间表象(再造空间)层面要遵循物质循环再利用的系统，表象空间(日常生活空间)要遵循生命周期的发展系统，如图7所示。

  

图7 空间秩序的不同维度图片来源：自绘

我们像文化孤儿：既没有人家的根木也斩断了自己的根。[3]人们对自己的文化在组织、礼制的规训上存在文化的断裂。不同知识文化在包容的社会中相互融合，不同的民族在快速认同的形势下不再突兀。钱学森认为系统是“依一定秩序相互联系着的一组事物”。[4]秩序反映的是系统的一种运行状态，具体说，它是指系统各种构成要素在运行过程中所形成的状态的稳定程度。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就是整体的和谐，“序”指各部分之间的不同与差异。秩序在认识论上表现为规律，在方法论上则体现为控制。

2.2 儒家意识形态下的乡村空间秩序

农耕与土地联系紧密，土地的利用将家庭后代组织到一起，由此发展出了宗族制度。“儒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家族制度的理性化。”[5]农业经济条件决定了社会制度，而这些经济条件是建立在地理环境之上，所以儒家的思想作为正统思想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意义。

其次是市场经济下二元经济的发展矛盾。“只要发展中国家在单纯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追求工业化和城市加速，就都会促使农村资源要素大幅度净流出，导致本国的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和“三农”问题的产生。”[7]随着城市化快速发展，农民个体意识的增强，越来越多的农民到城市务工，但由于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城市文化的认同等问题，农民很难在城市定居下来，出现了城乡两地迁移的生活状态。农民在城市没有归属感，又对乡村生活的境况不满意，无组织的个体在城市化中为社会增添了潜在的不稳定、不安全的因素。村民个体意识的增强，人口流动速率的加大，同时加速了人们集体认同的差异化，乡村社会秩序因此出现混乱和无组织性。

我国两千年来之所以能实现农业社会的整合，首先是国家提倡“重农抑商”的政策，抑制人口流动，稳定农业生产；再有就是得力于儒家文化的不断创新与融合。儒家文化将王权、官僚政治、地主权力及族长制组成一个自上而下的统一大网，传统社会上层是统一官僚机构，中层是乡绅自治，基层是宗法家族的组织，宗法家族以儒家的道德规训着农民的意识形态。如图8所示，我国的社会一体化结构是通过社会组织者意识形态认同来实现的。[6]传统中国的组织与文化的整合，使得历史文化得以延续。传统乡村组织层面的空间秩序的内容实际上是社会秩序，社会秩序决定空间秩序，反过来空间秩序影响社会秩序。传统社会秩序相对应的空间秩序是有序的，解放后社会秩序发生颠覆，政治秩序导致空间秩序失衡；改革开放后政治秩序逐渐被多元需求的经济秩序所左右。

  

图8 中国传统社会层次图片来源：金观涛、刘青峰著《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超稳定结构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变》

2.3 个体意识解放带来空间秩序发展的混乱与衰败

费孝通提出：“如果要组织有效果的行动并达到预期的目的，必须对社会制度的功能进行细致的分析，而且要同它们意欲满足的需求结合起来分析，也要同它们的运转所依赖的其他制度联系起来分析，以达到对情况的恰当的阐述。”[8]

原文中对偷鸡的描写用了“go late”“raise coop and all”，给人一种教人们步骤方法去偷鸡的滑稽感，我们发现，译文用“深夜里去掏鸡笼”则从情景渲染的角度表现其大大方方地描述如何偷偷摸摸地做坏事。“掏”这个动作在汉语中也多用于贬义，比如看到别人钱包被偷了，我们会说“你的钱包被人掏了”。因此，这个词用得十分传神和恰到好处，这就是表象(教授养鸡秘诀)与内涵(讽刺偷鸡的败坏行为)的矛盾冲突，也是要达到反讽修辞的必然要求，译文在这里就做到了修辞效果的对等。

2.4 乡村空间的发展秩序

“空降发展”打破了原有的乡村状况。乡村在社会各界的介入下，重新复兴，这种外界参与实施的乡村改造活动，为村民带来了物质上的福利，但是村民的生活行为、意识形态还是停留在原点，没有受到乡村改造的影响。凯文·林奇(Kevin Lynch)在《城市形态》(Good City Form,1981)一书中指出：“物质环境形态不是造成改变的关键变因。”“首先是改变社会，然后环境也会跟着改变；如果要先改变环境，那么你会什么也改变不了。”[2]乡村是人际关系交流频繁的半熟人社会，其活动依靠的是乡村内部组织、乡贤及有威望的长者，乡村社会就是自组织发展的社会。“空降发展”下的板万村也同样面临着一些问题：

从乡村空间建设模式上看，以政府主导的华西村，以集体经济为主的南街村、家庭分散型的小岗村经营模式，体现出不同时期一产、二产、三产为主的空间产业发展模式，三个村子的发展都存在政府领导的高效性和权威领导下的结构，不同地区、不同乡村现状决定了不同发展模式的出现。乡村的发展仍要走市场化道路，发动乡村的乡村自组织集体化道路。

根据Vogler等[18]的研究成果，本文钛合金介观尺度铣削加工最小切削厚度取0.8 μm。介观尺度铣削单齿切削现象的判据如式(1)所示[19]：

波形PBL连接件试件的破坏形态表现为混凝土侧板首先出现裂缝，然后随着荷载的增加，裂缝开始至下向斜上方开展直至裂缝贯通，当裂缝到达顶部的时候又开始向连接件布置的位置延伸，当接近到极限荷载时，试件底部也开始出现混凝土压碎的现象.

监测麻醉前（T0）、手术开始即刻（T1）、手术 15 min(T2)、30 min(T3)、40 min(T4)、50 min(T5)、60 min(T6)的末梢血血糖值及挠动脉血气血钠值，严密观察患者有无水中毒临床症状出现。

从乡村规划、改造空间发展内容上看，政府提出美丽乡村战略后，乡村的道路、污水治理、厕所、饮用水净化、垃圾处理、管网、电网、互联网等基础设施等方面都进行了改造，基本满足了乡村生活的需要，但是这对于乡村开发旅游产业来说是不够的。乡村发展可持续的旅游业要经历一个长期的改造过程，这不仅包括硬件设施也包括软件条件。乡村的产业发展不能完全按照预定规划来实施，一味地发展旅游产业，可能导致资源的浪费。乡村的发展要本着以发展生活为基本原则。产业发展带有偶发性，发展什么产业不是规划设计好的，而是在村民生活过程中不断探索发展的，要相信村民的集体智慧和劳动创造力。如图7所示，不同空间秩序要有不同的主导因素，按照不同方式达到最终的统一、协调目的。

堰河村与板万村的改造，无论是乡村的产业还是村民的生活，都是从乡村的基本设施开始的。遵循空间秩序发展，稳定生活再发展生产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板万村的改造见证了政府领导和社会支持的力量，可以看出，改造一个乡村面貌是容易的，但如何使环境和人共生发展是困难的。物质的改善不能替代文化意识的提升，这需要长期通过乡村组织的内部建设，通过盘活产业，发挥土地开发的经济效益，为乡村土地所有者带来利益、福利。乡村人生活在乡村，发展乡村才是国家稳定人口流动、平衡差异的基础。

从外部来看，大规模重污染企业比起小规模重污染企业承担着更多外界的社会责任压力。作为一个大型重污染企业，同时也是一个大型经济主体，其社会关注度很高。不论是国家监管还是媒体报道，对于这些重污染企业在环境方面的行为及影响都十分重视。

3 重构乡村空间秩序要素

由于板万村位置比较偏远，沿途道路没有指示牌，到乡村旅游的人很费劲才能找到板万村；到了村里，没有吃的、住的地方。这说明政府及基层干部的经营理念还没有转变，原有改造的房屋锁着门，村民的住宅闲置，都没有很好发挥市场价值。乡村组织的可持续管理理念、意识淡薄，乡村资本投入与村民集体产出没有建立契约关系。由于有公众媒体的参与，乡村有了知名度，但是旅游发展受制于村民的素质、村干部的思想转变及经营能力等方面问题。

乡村的发展是土地制度+组织制度+金融资本制度下的一个系统发展过程，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是组织与金融高度融合的结果，城乡体系下的发展必然是一个相互影响，资源、组织互补的发展模式。

3.1 乡村组织制度秩序的重构

乡村个体意识增强首先根源于国家取消农业税。2005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中国的农业税就此退出历史舞台，同时也意味着乡村社会共同体也逐渐解体，政府对于农村基层管理变得薄弱了。伴随着集体意识、管理制度的弱化，乡村规划日渐解体，农民信仰缺失、迷茫，成为生活矛盾的个体。

组织制度建设不仅仅是用来发展生产，更是乡村生活的重塑。组织内部权力机制被整合进内部机构的生产效率中，各种纪律用“温和-生产-利润”原则取代了支配权力经济学的“征用-暴力”原则。[9]良好的组织运行可以高效、高质量地完成项目。

组织制度建设首要保障老年人的基本需求。我国的养老机制和社会福利待遇还存在资金短缺、医疗制度不够健全的问题，依靠社会养老不现实也消减了家庭对老人赡养的道德素养。中国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在城市化人口快速流动的前提下，家庭养老的措施不尽人意，乡村组织工作的首要任务是提高老年人的社会待遇，增加社会补助，在物质上满足老年人的基本需要。敬老、孝顺是传播人本文化、社会和谐的重要道德规范与准则。

组织制度是合作经济发展的基础。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村民土地使用年限延长了，村民能够稳定心态。乡村组织通过创办集体合作社，盘活土地资本，村民以土地为股份参与合作社，集体合作社再以土地资本的出让、转租、集体开发的形式，发展集体产业。这样土地就转化为资本，使“死钱变活钱”。组织的作用就是把农民集中、团结起来把资源、资产、资金集约经营起来，把产权交易搞起来。

3.2 领导权威话语的重构

堰河村的改造建设是在国家提出美丽乡村建设之前开始建设的，当时没有国家资金的补贴。堰河村的领导干部，制定发展制度和纪律、规范，建立相互监督机制，干部与村民一条心，齐心合力。层层监督关系是一种内在的、能够提高其效能的机制。[9]全员参与的监督，在一定时间内规训了村民的行为。良好的素养是日积月累养成的，而素养的养成体现于对规范、纪律的执行，是规训的必然结果。

板万村的资金以政府、社会捐助为主。有资金改造速度就会加快，一旦项目搁置，后期资金不到位，领导没有核心的权威领导力，乡村便很难再进行改造。所以乡村改造建设中，领导干部要培养良好的群众基础，树立威信，让村民信任，还要具有市场发展的前瞻意识，要先知先觉。板万村通过100天的改造升级，发展旅游业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客观环境条件已经具备，但是没有发展起来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受职责限制，后期的经营、管理超出了政府职能范围，而乡村自组织能力弱，缺乏持续发展的后劲。

小肠液酶水解阶段：待胃消化阶段结束后，向溶液中加入0.2 mol/l pH值6.6的磷酸盐缓冲液50 ml，用1 mol/l NaOH调整消化液的pH值至6.6，然后加入5 ml胰液素磷酸盐缓冲液（含18.5 mg胰液素），把烧杯放在38℃恒温震荡器中，回旋频率为120 r/min，5 min后开始计时，震荡4 h。

3.3 集体合作社经济的重构

集体发展经济是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形式，单打独斗不现实。按照经济发展模式，如果想追求市场份额的收益和稳定的定价权收益，那就要有高度的组织密集+技术密集+政府高补贴。

乡村的建设发展离不开乡村组织的建设及运行机制，“乡建院”提倡的“内置金融”的措施有效地整合了乡村土地资源，解决了土地流转及土地的资本化问题，调动了农民积极参与的同时又能保障村民的内部收益。通过内置金融，乡村有了资金，方便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乡村产业发展、团结乡村组织力量，达到了村民治村、各展所长、互相监督。

每个乡村成立村内合作社，合作社中整合资源、收储土地，老年人按照年龄入股，最后老年人收取股金分红。政府或企业投入支持资金，村民合作社的土地资本再加资金共同投资开发产业，老年人按照股金投入来获取补贴收益。如图9所示，乡村内部组织，政策扶持和村内集体农业共同联手走农业现代化道路，纠正扶持龙头企业的做法，政府主导整合资源，建立农村社会共同体，围绕主体发展完善治理制度、经营制度等制度建设。

  

图9 乡村内部组织图片来源：自绘

4 结语

在一个农业国家里，财富的首要基础是土地。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一切社会、经济思想以及政府的政策措施都以土地的分配和利用为中心。[5]快速工业化带来了改革的福利，催生了共享经济的理念。乡村通过土地资源共享，尽可能地减少浪费，同时又满足居民需求。但是，乡村土地存在着资源不能整合及融资变现的问题，只有乡村建立村内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统筹资金和土地资源，才能盘活资本进而进行产业再造。

乡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乡村空间秩序反映的是乡村社会空间下的连续性和条理性，在发展中需综合考虑国家层面、地方组织层面的内容。其系统依赖于内部组织的高效及政府的权威话语；其建设不是自上而下的规划就能适应乡村的发展，而是在自组织内部中产生，自下而上的渐进发展。

高阻接地故障不同于金属性短路接地，其过渡电阻大，且不同原理的保护反映过渡电阻能力有所不同，因此高阻接地的情况给线路保护提出了挑战。一旦线路保护无法切除接地故障，在主变运行方式以及各级保护配合问题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下，将可能发生主变跳闸事故，导致停电范围扩大。因此，需要对高阻接地的特点和保护动作特性进行深入研究，以得到防止此类事故发生的技术措施。

“衍生发展”的堰河村模式的实践，是乡村空间秩序下自我演变与创建的过程。观念及生活习惯的转变都要有个时间过程，快速的改造活动，往往会造成盲目性和不必要的浪费。乡村的生活是慢节奏的，改变在日常教育和环境熏陶下进行，不能搞时尚、流行建设。乡村文明程度依赖于人的素质，外在物质条件的改善并不起决定作用。时尚是消费市场的季候风，乡村质朴的自然生态环境才是未来持续发展的基本。乡村村民的安定是未来乡村发展的基础，留人、留物才能留下乡村的记忆。在外界因素的影响下变革发展，才能在演变的过程中不断地创新建设。乡村空间是乡村社会城市化发展背景下的社会生产的过程，空间具有强烈的政治话语的特点，受制于内部组织化的、集体利益方的话语权，乡村的空间呈现出阶段发展的生态可持续性，这才是发展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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