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性肿瘤患者临床出现浆膜腔积液，提示肿瘤细胞已侵犯胸膜或腹膜，是中晚期恶性肿瘤的常见并发症和症状，治疗方面已失去了放疗和手术治疗的机会。恶性浆膜腔积液生长迅速，不易控制，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常常提示临床预后不良[1]。肿瘤患者体腔积液的控制，对于减轻或缓解患者的局部症状，提高和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一定程度上延长患者生存期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我们在部分恶性浆膜腔积液细胞学检查中发现其出现了噬血组织细胞。出现较多的噬血组织细胞常见于噬血细胞综合症（HPS）和组织细胞活化综合征（MAS）。浆膜腔积液中出现噬血组织细胞在以往相关文献中未见报道。我们结合临床资料及细胞因子检测。初步分析这一现象的发生机制及临床意义。

1 资料与方法

1.1 标本来源 标本来自我院2013年1月-2014年12月送检的浆膜腔积液，抽取后1 h内送检。

1.2 标本处理

1.2.1 离心 3,000 r/min，离心5 min，取沉淀物均匀涂至载玻片上，如为血性积液，离心后吸掉上清，取有核细胞层制片。待干后进行染色；上清液倒入试管，加盖密封-40 °C冻存备检。

1.2.2 细胞涂片染色 用瑞氏-姬姆萨复合染液进行染色。

2.2 浆膜腔积液中发现的噬血组织细胞 噬血组织细胞体积中等或巨大，核偏于一侧，胞质丰富，胞质内吞噬有一个、几个或十几、几十个成熟红细胞；或吞噬一个或几个有核细胞（淋巴细胞、粒细胞、间皮细胞等）。可见同时吞噬红细胞和有核细胞。如图1。

噬血组织细胞最早于1939年由Scott和Rob-Smith[2]报道。1952年Farquhar和Claireaux[3]报道了真正意义上的噬血细胞综合征（HPS）。1972年后先后报道了病毒、细菌、真菌感染和原虫感染相关的及肿瘤相关的噬血细胞综合征，均属于继发性噬血细胞综合征（IAHS）。1987年国际组织细胞协会将家族性噬血网状细胞病和反应性噬血细胞综合征合称为噬血细胞淋巴组织细胞增生症（HLH），亦称噬血细胞综合征（HPS）。1993年Stephan等又引入巨噬细胞活化综合症（MAS），属于组织细胞疾病范畴的风湿病相关性HPS。以上疾病的共同特点是骨髓或其他淋巴组织/器官中出现异常增多的组织细胞且伴有活跃的吞噬自身血细胞现象，即噬血组织细胞增多。

2.3.2 35例在检出噬血组织细胞时临床资料 距原发肿瘤确诊时间：1周内：15例；1年内：7例；2年内：4例；5年内：5例；10年内：3例；10年以上：1例。距首次手术时间（共12例）：1年内：3例；2年内：3例；5年内：5例；10年以上1例。放化疗：单纯化疗：11例；单纯放疗：2例；放、化疗：5例。35例全部发现恶性肿瘤周围淋巴结转移。转移达二处者12例；三处6例；四处及以上者5例。35例有2例在检出噬血组织细胞后分别第4天、第14天死亡。

目前研究认为HPS发病机制在于异常免疫应答导致T细胞过度活化，大量炎症因子释放，引起巨噬细胞浸润和多种细胞因子过度激活。产生并释放大量淋巴因子，这些细胞因子又可以促使巨噬细胞进一步活化，活化的巨噬细胞和T细胞又导致组织浸润并产生大量TNF-α、IL-1、IL-6、IL-18。而继发HLH则为感染等因素引起的继发性免疫紊乱。而肿瘤相关噬血细胞综合症（MAHS）的发病机制可能是肿瘤细胞分泌细胞因子，如TNF-α、IL-18、IL-6等，或者肿瘤细胞活化淋巴细胞使其分泌这些细胞因子，过度激活了巨噬细胞。也有人认为肿瘤患者本身存在免疫缺陷，更易发生严重和持续性感染，进而激活淋巴细胞，释放大量细胞因子[4]。

译文：另一方面，由于许多因素——器质性的、心理学的（在有些发作时会重温以前的经验）、社会学的（被社会抛弃，癫痫患者的地位低微）和药物学的（长期抗抽搐剂治疗，干扰了叶酸代谢）--可能在癫痫患者的精神因果关系中起一定作用，所以应用“癫痫患者的慢性精神病”的措辞更为恰当。

2 结果

2.1 送检结果 自2013年1月-2014年12月，送检的470例恶性浆膜腔积液中共有噬血组织细出现的恶性浆膜腔积液病例35例。阳性病例占全体病例约为7.44%。全部病例均经临床资料、手术、影像学及组织学证实为恶性肿瘤患者。

选用于2016年1月至12月期间在本院接受糖尿病治疗的100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并根据其实施品管圈活动前后,将其平均分成两组,即观察组(实施品管圈活动后)与对照组(未实施实施品管圈活动)。在观察组中,患者中,男性27例,女性23例;年龄55~70岁不等,平均年龄68.25±1.05岁,病程1~10年不等,平均年龄5.68±0.67年。在对照组患者中,男性26例,女性24例;年龄56~71岁不等,平均年龄68.52±1.20岁;病程1~11年不等,平均年龄5.57±0.54年。对比两组的年龄、性别等临床资料,其差异甚小,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第一步，将一棵三角枫树先在D处横锯，再从横截面里口的F点向下锯到G点（C线）；第二步，在树下部E处横锯，再在横截面里口向上锯到H线。一年以后，C线以上（包括A段）都活得很好，伤口也在向愈合的方向发展。几次实验结果完全一样。

2.3.1 一般临床资料 35例中胸水26例、腹水7例、心包积液2例；男17例，女18例，年龄38岁-86岁，中位数年龄60岁；其中31岁-40岁2例，41岁-50岁4例，51岁-60岁13例，61岁-70岁7例，71岁-80岁7例，81岁以上2例；35例中胃恶性肿瘤6例，食道癌1例，贲门癌1例，肺恶性肿瘤11例，卵巢恶性肿瘤8例，乳腺癌4例，肾恶性肿瘤1例，多发性骨髓瘤1例，纵隔淋巴瘤1例，血管肉瘤1例。35例浆膜腔积液中同时发现恶性肿瘤细胞12例，其中胸水8例，腹水3例，心包积液1例。

1.3 白细胞介素6（IL-6）、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测定采用双抗体夹心酶联免疫分析法检测，试剂由南京森贝伽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实验严格按照使用说明书操作。实验组为发现噬血组织细胞的恶性浆膜腔积液30例，对照组为未发现噬血组织细胞的恶性浆膜腔积液30例。

  

图1 浆膜腔积液中发现的噬血组织细胞

2.4 细胞因子检测结果 见表1。

 

表1 试验组与对照组浆膜腔积液的IL-6和TNF-α浓度比较（Mean±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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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1.2.3 显微镜镜检细胞分类 细胞分类，以出现噬血组织细胞为阳性病例，未出现者为阴性。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7.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计数资料采用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Mean±SD）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本研究噬血细胞阳性组浆膜腔积液白细胞介素-6（IL-6）及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水平均明显高于阴性组（P＜0.01），差异显著。研究表明，IL-6和TNF-α具有激活、诱导T、B细胞分化，增强机体炎症反应和一系列病理生理过程的重要介质，参与机体的急性时相反应，是体内重要的前炎症因子，参与细胞免疫反应及炎症反应[5 ]。IL-6是一种多效能细胞因子，参与机体的细胞免疫、体液免疫及炎症反应，并在多种肿瘤中有异常表达，且与肿瘤的病理过程和病情严重程度有关。IL-6可以增加肿瘤细胞活动性、减少癌细胞之间的粘连结合，并与肿瘤中的血管生成有关，进而促进转移及浸润[6]。TNF-α也是一种重要的细胞因子，其使中性粒细胞和单核细胞趋化作用，释放炎症介质，引起局部炎症反应[7]，又与恶性肿瘤的关系密切，单核-巨噬细胞系统是其主要分泌来源。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其在肿瘤细胞中也可以表达，可见它除了参与机体的免疫反应外还在肿瘤的发生发展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对肿瘤的发展转移具有重要作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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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寄生虫的长期存在，必须考虑其对养猪生产的经济影响。传染病在猪场内传播迅速，并因引起猪的死亡而容易被认识，内寄生虫，尤其是线虫也能引起动物死亡，但常见的症状是缺乏食欲、增重下降、饲料报酬降低及继发其它感染等。寄生虫的危害程度与地理区域、饲养方式、管理状况、营养水平、猪只品种和感染寄生虫的种类有关。有关文献对猪寄生虫的作用、研究的必要性及寄生虫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等进行了综述。因寄生虫感染所造成部分或全部胴体的废弃是明显的，因而容易验证。但寄生虫所造成的损失更主要地表现在其内在的抑制作用，如采食量下降，增重减少，饲料报酬降低等。

本组病例均为恶性肿瘤中晚期患者，机体产生大量的浆膜腔积液，并且均有广泛的淋巴结转移，部分病例可见多脏器浸润、转移。约半数病例经过手术及多个疗程的放化疗。恶性肿瘤患者本身免疫功能低下，手术及反复的放化疗更使患者免疫功能继续降低。而感染是恶性肿瘤患者最常见的并发症，恶性肿瘤患者经过多程治疗后由于生理性局部粘膜屏障破坏、免疫力低下等原因极易合并感染[9]。

综上所述，本组病例浆膜腔积液出现噬血组织细胞，且细胞因子出现异常表达，可能与这部分患者在肿瘤细胞作用及自身免疫紊乱和持续感染作用下，免疫细胞产生并释放大量细胞因子，促使巨噬细胞过度活化，从而产生更多的细胞因子，导致浆膜腔积液细胞因子高水平表达和组织细胞噬血现象，是肿瘤转移活跃、病情加重的表现。本研究对于临床有效控制恶性浆膜腔积液有实际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1]李淑娈, 丛明华, 代忠, 等. 重组改构人肿瘤坏死因子治疗恶性浆膜腔积液的疗效观察[J]. 实用癌症杂志, 2015, 30(6):815-820.

[2]Scott RB, Rob-Smith AH.Histiocytic medullary reticulosis [J]. Lancet, 1939: 194-198.

[3]Farquhar JW, Claireanx AE. Familial hemophagocytic reticulosis [J]. Arch Dis Child, 1952, 27: 519-525.

[4]王学文. 噬血细胞综合征的研究进展[J]. 临床肿瘤学杂志,2008, 13(11): 1042-1046.

[5]方芳, 林云才, 左强, 等. 血清炎性因子表达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肺部感染BODE指数的关系[J]. 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2016, 26(2): 309-311.

[6]金涌, 朱金水, 陈玮, 等. 消化道恶性肿瘤伴癌性腹水患者腹腔化疗前后血清及腹水IL-6和sIL-6R水平变化的意义[J]. 放射免疫学杂志, 2006, 19(2): 90-91.

[7]鲁伟, 崔光莹, 刁宏燕. 多项指标联合检测腹水临床意义研究[J]. 中国实用内科杂志, 2011, 31(4): 285-287.

[8]贾友鹏, 王忠裕, 吴园园, 等. TNF-α、CK-20在结肠癌淋巴微转移中表达关联性的研究[J]. 实用肿瘤杂志, 2010, 25(1):45-49.

[9]田宁, 张培彤. 中性粒细胞增多与恶性肿瘤进展及转移关系的研究[J]. 中国肿瘤, 2010, 19(7): 470-4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