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淮河文化这一概念提出以来，淮河文化研究至今已30多年*参见陆勤毅的《淮河文化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贡献》(《学术界》2015年第9期)；陈立柱的《淮河文化研究的现状与反省》(《学术界》2016年第9期)；曹天生的《关于淮河文化研究的若干思考》(《淮河文化与皖北振兴——第六届淮河文化研讨会论文选编》，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等。。在这30多年的时间里，淮河文化研究从无到有，从单一到多元，从关注寥寥到区域热点，乘着国家文化建设发展的东风，在进入21世纪后呈现出令人欣喜的发展态势，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研究力量逐渐发展壮大，为淮河流域文化研究创造了条件，也奠定了基础。地处淮河流域中段的安徽省在徽文化、皖江文化的基础上很有见地地提出发展第三张文化品牌——淮河文化，率先把发展和壮大淮河文化作为促进社会整体发展的一种战略，为淮河文化的做大做强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即便如此，淮河文化研究整体上仍不能与长江、黄河文化研究相比。

近年来，不少学者开始反思淮河文化研究的现状及存在的诸多问题，并就推动淮河文化研究提出了一些建议和对策*如陆勤毅、陈立柱、曹天生等教授。。部分学者以宏观的视野、整体性的角度、大文化的高度进行审视和思考，为改变淮河文化研究现状并努力促成繁荣局面指明了方向。笔者试图从口述史这一研究方法切入，进而选择一条路径，期待以此为基础，弥补淮河文化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希望能够取得抛砖引玉之效。

一、淮河文化研究存在的问题

不仅淮河文化研究中存在问题，淮河流域的历史渊源自身也存在着问题。对于后一个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已从很多方面进行了分析*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李修松主编的《淮河流域历史与文化研究》(黄山书社，2001年版)；王鑫义的《淮河流域经济开发史》 (黄山书社，2001年版)；吴海涛的《淮北的盛衰:成因的历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韩昭庆的《黄淮关系及其演变过程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梅兴柱的《明代淮河的水患及治理得失》(《烟台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等。，此处不再赘述；而对于淮河文化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目前学术界也有很多见仁见智的观点*关于淮河文化研究的综述性或反思性代表作有：吴海涛的《近十年来淮河流域历史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7年第5 期)；朱正业的《近十年来淮河流域经济史研究述评》(《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6 期)；张崇旺的《淮河文化研究》(《安徽年鉴》2010—2013年)；陈立柱的《淮河文化研究的现状和反省》(《学术界》2016年第9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笔者通过收集梳理和实地调查，认为当前淮河文化研究中存在着两大问题，并作为主导性要素，制约了淮河文化研究的深入和发展。

第一个问题是文献基础研究薄弱。文化的研究必须建立在扎实的文献资料基础上，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没有深厚的文献资料积淀，就难以产生厚重的学术成果，而淮河文化研究在这方面是落后的。从宏观来看，淮河文化研究的基础性文献资料主要有以下四类：地方志、水利专书、档案、其他。这四种文献为当前淮河文化研究的主体性支撑，每一类文献的作用及其大小各不相同，具体如下。

地方志作为一种区域历史记载资料，对研究淮河文化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因其存在内容庞杂、信息量少且分散、时间跨度大、记载准确性欠缺等问题，在实际研究中难以独立支撑淮河文化的研究。水利专书是重要的专业文献，关于淮河流域的水利文献材料相对较为丰富，除了《行水金鉴》《续行水金鉴》《再续行水金鉴》《清史稿·河渠志》等关于“淮水”的记载外，还有一些关于某一具体水利治理案例的专题记载，如《芍陂纪事》等。此外还有一些古代官员和水利技术专家的个人著述，或专题论及淮河治理等相关问题，或旁及某一方面，其中如潘季驯的《河防一览》、靳辅的《治河方略》、武同举的《淮系年表》《导淮罪言》等，这些水利文献有一部分被收于《中国水利珍本丛书》中，为研究淮河文化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淮河文化研究之一的水利史研究基本以此为纲，但从深入研究淮河水利相关问题来看，这些记载或“失之于杂”，或“失之于简”；从记载深度上看，信息量也有不足，难以满足当前深化淮河水利研究的需求。有关淮河流域的档案，除了已经出版的《清代淮河流域洪涝灾害档案史料》外，还有一批数量惊人的档案文献被束之高阁：辛亥革命之前的档案收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民国时期的档案则主要收藏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及沿淮河各省档案馆中。限于人力、物力、财力、管理制度和地方规定等因素，研究者难以全面利用这些档案，应属当下淮河文化研究中的遗憾，更是淮河文化研究壮大的障碍。其他类资料包括个人文献、地方族谱等，数量较少，对当前淮河文化研究来说重要性不如前三者，一般来说被作为前两种主体文献资料的辅助和补充，起着锦上添花的作用。

参考文献：

壳聚糖溶液：将1 g壳聚糖置于100 mL体积分数为2%的醋酸溶液中加热搅拌至完全溶解，配成体积分数为1%的壳聚糖溶液备用[23]。

淮河文化研究需要深厚的文献根基，截至目前，作为第一手资料的档案在研究中的缺位，使文献基础本来就很薄弱的淮河文化研究雪上加霜。若在材料基础上难以取得突破，便无法从研究内容和质量上取得提升。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1]236目前来看，研究中对档案的利用还难以取得大的突破。

实验组患者躯体反应优良率为100%(55例),明显高于常规组的89.09%(49例),两组数据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现有各系统之间相互独立，数据不能实现互联互通，仅能对某一范围内的内容进行监控，不能实现系统间自动核查及对一项业务全过程的监控。如国库支付系统仅能对财政资金支付进行，而资金支付的财务核算是否合法、合规，需要到水利财务业务管理信息系统才能核查；达到政府采购规定限额的事项是否执行政府采购程序,是否纳入政府采购预算、计划，需要到政府采购信息系统核查；资金支付是否在预算范围内，又需与预算软件及批复文件等进行核对。

虽然历史学和考古学这两大学科的研究成果支撑起了当前淮河文化研究的主体，但两者的研究也都有其局限性。建立在文献资料基础上的历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其研究方法、方式、手段等非常成熟。但因文献资料的数量和种类总是有限度的，即便是搜集了某一领域、某一时段内能见到的全部文献，充其量也只能更接近某一段的历史现状。对于建立在田野考察与发掘分析基础上的考古学而言，面对大量无言的遗存，其常用的“常识性类似”方法可能也会失效[5]10-15。近年来，淮河流域有一大批重大考古发现，如垓下大汶口文化城址、蚌埠双墩遗址、禹会龙山文化祭祀遗址、春秋钟离国君柏墓等，为淮河文化研究的深入提供了基础。这些年代久远的考古遗址，对文献记载非常稀少的史前中国来说意义十分重大。但从一个或几个考古发现所推断出来的“一个点”，能否推绎出“一条线”，进而可以总结成“一个面”的历史呢？总结出的历史会不会是一种特例，会不会具有偶然性等一系列问题仍然有待解决。

目前来看，上述问题已成为淮河文化研究进一步深入的两大障碍，导致淮河文化研究在现有的研究路径上有越走越窄的趋势。不可否认，这种单一领域内的相对繁荣，在一定程度上尤其是研究之初的确推动了淮河文化研究的发展。

二、淮河文化研究的口述史路径

淮河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或区域)文化，从宽泛的意义上看，是涵盖淮河流域的一切文明。这种“大文化”仅靠单学科领域内的相对繁荣和深入无法支撑，淮河文化研究的破局之路首先就要在方法论上进行反思，需要突破陈规，摒弃旧观念，需要有创新精神进行大胆尝试，需要有坚定毅力进行深耕深挖，笔者认为口述史方法为当前的淮河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切入点和路径。

第二个问题是学科差异。当前，从事淮河文化研究的人员所属的两大主体学科是历史学和考古学。众所周知，历史学与考古学是密不可分的，夏鼐先生甚至将考古学与以文献探索为基础的历史学比做车的两轮和鸟的两翼[2]931-948。王国维先生在其提倡的二重证据法中就强调，考古与史学两者应该相互融合，互相印证[3]2。陈寅恪先生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4]219从当前的淮河文化研究成果来看，撑起淮河文化研究主体的这两驾马车几乎是各自为营，壁垒高筑，两者之间难以取得互相促进的效果。

口述史(oral history)，又称口碑史学、口头史等，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其从20世纪40年代产生以来，尤其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近年来，包括我国在内的亚欧各地，除了以传统文本著史的主流外，史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等纷纷出版口述历史著作，即让与文字隔绝的小众人群说出或唱出(如山歌、音乐史研究)其历史。这一方法开拓了非文字历史文化的新的生存空间，使该文化得以留存。法国年鉴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吕·费弗尔曾指出：“毫无疑问，有书面史料时，可以根据它们来再现历史。没有书面史料，也可以且应该通过其他方面来再现历史：语言、符号、风暴、瓦片、田野形状和杂草……总之，应该利用一切撰写历史。”[6]109-110世界文明历史的记载，同样也曾首先借助口碑史料，人们所知道的中国最早的历史，大多是口头流传下来的，如“尧舜禅让”“大禹治水”等，正因如此，才有了“十口”为“古”的说法[7]87-91。由此看出，口述史不仅可以成为历史文献记录手段，也可以成为书写历史的一种阐释方法。

对于淮河文化研究来说，所能利用并可以利用的文献材料离费弗尔所说的“一切”还相差甚远。正如前文所述，当前所依据的文献资料无论在数量还是类别、深度甚至是质量上都无法支撑整个流域文化的纵深发展，而且大多还是按照“精英历史”的方式以“大事件”为记叙核心的传统书写方式呈现的，其关注的内容多聚焦于所谓的社会“精英阶层”(也可以说是“帝王将相”)。淮河流域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都属于国家格局的低地，加之长期的战乱和自然灾害，流域内“精英阶层”所占比例少之又少，所留下的文字记载也非常有限。因此，从这一点来看，淮河流域的历史确实是平民历史。正如英国史学家保尔·汤普森指出的，口述史的最大作用在于，“它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把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 并使历史与现实密切相联”[8]24。口述史可以把淮河流域历史的“动态画面”与“静态记述”结合起来，打通生活世界和文本世界的隔阂，让历史走向生活，也让生活面向历史[9]146-153。也如约翰·托什所说的那样，“与在书面资料中被仔细整理的社会事实一道，人们能够通过口述史听到普通人的声音”，而且与那些以文献史料为主要素材而撰写的史书不同，“口述史努力赋予历史以人性的一面”[10]266。

淮河文化研究的瓶颈问题是基础文献的不足。因为传统的“精英阶层”所形成的文本本来就少得可怜，更何况该流域因为长期而频繁的自然灾害和战争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淮河流域基层社会的流动性很大，使得这些本来就非常有限的文字记载又遭到巨大破坏。在这种情况下，口述史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弥补文本缺失的遗憾，为研究的困境提供解决之道：一方面把资料的源头从少之又少的“精英”一下子变成大千世界中的芸芸众生，口述史路径可以为淮河文化研究提供取之不竭的历史信息和文本支撑；另一方面，研究视角从上向下转移，通过口述历史可获得供书写历史的原材料，可以让淮河流域的历史书写得更加丰满、鲜活，更加接近历史本来的面貌。

噪声是指环境中不需要的、使人厌烦的或不同频率和强度的杂乱无章的声音。它对人体多个系统,如神经、心血管、内分泌、消化等系统都可造成危害。[1]许多研究表明接触噪声并不是其唯一影响因素,职业暴露于某些物理、化学因素也会引起上述危害,而且噪声和它们的联合作用则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2]我们通过分析某焦化厂接噪工人吸烟与血脂、血糖、血压、血红蛋白及听力损失相关性,为企业开展噪声危害控制及防护提供依据。

三、淮河流域口述史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任何一种信息的传播都有时间和空间限制，即使当时人记录当时人的信息，也不可能完全得到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往往也要求之别口，甚至是得之于道听途说、口耳相传。清代著名学者孙诒让在编纂地方志时就曾指出，收集文献资料时，“事赅今古，稽古则专重考证，诹今则尤资采访”[11]。

由生活共同体创造的区域文化必然要在一定地理空间中展现其独特的意象，并在长期的历史变迁中留存大量的人文遗存和集体记忆。其中，无论多么丰厚的人文资料，从长时段来看，仍属于文化片段(或碎片)。遗憾的是，在淮河流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并没有留下太多的“文化片段”，以至我们没有足够的碎片来拼接成至少是一段完整的淮河历史。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由研究者发放问卷，采用统一指导语向调查对象说明调查目的和填写方法，告知问卷采用匿名方式填写，调查对象需在集中时间(10 min)内独立完成。问卷当场发放，当场收回。实际发放问卷235份，回收235份，有效问卷228份，有效回收率97.02%(研究者负责调查过程中监督和结果核对；资料输入前编码、检查；检查后发现：条目漏填1份，对问题规律性回答6份，均予剔除，保证资料高质量与完整性)。

德国学者扬·阿斯曼在谈到文化如何经历世代交替和变迁之后仍然保持一致性，让还原历史成为可能时，提出了“文化记忆”的概念，用其来涵盖口传和书面流传的形式[12]。对于生活在淮河流域的人们来说，其身份、心理等是借助于特定的记忆形成的，生活内容有些借助于文字的形式固定下来并被人阅读，有些则借助于口耳相传而被一代代所因袭。随着环境的变化，所有在当时被认为对当下无足轻重的内容会被文本所忽略，只能在记忆中得到保存，在没有或缺少文字文献的情况下，只能通过诉诸口头而形成的回溯性想象来重新塑造历史，这就是梁启超先生所说的“传述之口碑”，即“采访而得其口说, 此即口碑性质之史料也”[13]42-43。

[3] 王国维.古史新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

[6] 里斯·洛万.纪念碑：作为历史研究的史料[J].孙虹，孙立新，译．史学理论研究，1997(3)：109-115．

11月27日，云南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云南省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新闻发布会经济发展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改革开放40年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云南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方面的成就，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推动云南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目前BT已被国内外批准用于成人难治性哮喘的治疗，GINA将其证据等级提升至B级，该方法具有减少哮喘急性发作、改善哮喘控制、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减少药物使用等效果，并可较长时间维持。BT在短时间内可引起呼吸系统症状加重或并发症，但经过规范治疗皆能恢复，目前尚无死亡病例报道。

[1]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2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 夏鼐．什么是考古学[J].考古，1984(10)：931-948.

当前，淮河文化研究的诸多成果在研究主题的时间分布上呈现出“哑铃状”特征，即研究时限主要集中于民国之前和现当代，而关于民国时期的淮河文化研究比较缺乏。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还是因为基础资料的不足。民国时期留下了大批淮河流域的文献及档案，涉及到淮河流域基层社会的方方面面，如民国中央、苏皖两省及辖下地方政府关于淮河的治理便是其中较为明显的一部分，遗憾的是这批数量巨大、信息丰富的文献及档案难以为一般研究者所用。用口述史方法进行研究，不但可以弥补文本资料之不足，有利于淮河流域相关研究的深入，还可以保存、记录和还原历史的真实，为当代社会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和启示。首先，文字形成的资料固然极为重要，但口耳相传的“故事”更能揭示当时民众眼里、心里的淮河流域的历史。口述史可以让我们在与文字历史的比较和重塑中不断接近、还原更真实的历史。其次，口述史的田野工作可以“抢救”记忆中的淮河历史。文字可以传世，而保留在记忆中的历史场景却不能永存，一旦这些保有历史记忆的长者们逝去，后世子孙就再也无从得知那些年、那些人存放在记忆最深处的影像，更不可能了解民国时期淮河流域水利治理的真实历史和鲜活场景。所以，应尽快记录和保存人们记忆中的淮河流域水利治理的历史场景，不把遗憾留给后人。最后，与下游的江苏省沿淮河的城市相比，皖北已成为淮河流域的“经济谷地”。同处淮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为何有如此巨大的差别？历史是一面镜子，站在古代与现代的交汇点上，探求皖北地区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及其各种影响因素，可为当今皖北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和思考。

[4]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3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5] 陈淳.谈考古学的学术定位[J].文物世界，2001(6)：10-15．

进行淮河流域口述史研究,不仅是对固化资料研究的一种互补，也是对当前淮河文化研究现状的一种充实。口述史料的重要性不亚于文献档案,且一直以来因为资料记载欠缺,造成了当前急需抢救活史料的现状。目前口述史研究方法还没有引起重视，虽然早在几年前研究者就开始进行尝试，但工作中的困难很多，仅靠某些课题组有限的研究人员的投入难以取得好的效果。为了保存淮河流域完整而真实的历史，笔者呼吁有志于此的研究者一起抢救活史料，避免再把遗憾留给后人。

[7] 荣维木.口碑史料与口述历史[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15(1)：87-91．

[8] 保尔·汤普森.过去的声音：口述史[M].覃方明，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9] 钱茂伟.公众史学视野下的口述史性质及意义[J].学习与探索，2016(1)：146-153．

区块链是在公共或私人计算网络上共享的分布式账本或数据库。区块链本质上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数据库，这个数据库相当于一套按时间排序、真实记录的超级账本，对交易参与各方的活动记录进行综合记账。

[10] 约翰·托什.史学导论：现代历史学的目标、方法和新方向[M].吴英，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1] 孙诒让.籀庼遗文：下卷[Z].国家图书馆藏．

[12] 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13]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岂止认识，可以这么说，左达曾经是我的偶像。他出身很苦，苦到可以拍一部三四十集的电视连续剧，绝对苦情戏。他从小没有父母，被一个街头艺人收留为养子，左达就跟着这个养父开始了街头卖艺的生活。可没多久，养父就被车撞死了，左达拿着养父用命换来的赔偿金，开始做小买卖，一步步地靠着自己的努力，很快积累了事业上的第一桶金，他成家立业，有了可爱的儿子，是亲儿子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