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鲁迅在留日学医期间，受德国翻译理论家施莱尔·马赫等人浪漫主义“存异”翻译思想的影响，将“存异”翻译与改造国民性相结合，进而走向了文学翻译与创作的道路，并逐渐形成了颇具特色的“鲁氏翻译思想”。鲁迅一生的译文著作有三十一本，高达三百多万字，超过了他的小说集与杂文集的总和。在研究鲁迅这些译文著作时不难发现，最初引领其走向翻译道路的“存异翻译伦理”可谓影响了鲁迅整个翻译过程，具有非同一般的价值与意义。纵观当前的翻译界，因弱势文化归化于强势文化从而造成的翻译暴力、因追名逐利而导致的译者道德态度扭曲及译文社会属性的缺失等现象依然屡见不鲜。针对这些现实状况，迫切地需要重新梳理鲁迅翻译思想中的“存异”伦理，并对其所具有的现实指导价值展开探讨。

抗肿瘤药物发生严重ADR/ADE的比例较高，首先这与肿瘤药物具有一定的毒副作用有关［6‐7］。其次，肿瘤患者身体状况较差，对药物反应也更敏感。因此，在给患者使用肿瘤药物时，应制定个体化给药方案，做好不良反应预防措施［8］。

一、鲁迅的“存异”翻译伦理

翻译伦理是指在翻译活动中对待文化他者的道德态度，是探究和认识翻译文化本质的主要维度。无论是翻译理论史，抑或是翻译实践，翻译伦理皆贯穿其中。从本质上来看，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之间的转换活动，同时也是一场有关伦理道德的实践活动，而这场活动当中，译者的隐身、文化背景的差异及翻译的窘境导致了“存异”伦理的出现[1]。在西方，劳伦斯·韦努蒂是“存异”翻译伦理的倡导者与拥护者。在中国，鲁迅则是“存异”翻译伦理的忠实践行者。

美籍意大利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首次提出了异化翻译论，主张在翻译中保存原文中的语言文化差异。随后不久，翻译伦理理论便在翻译研究界引起了热烈讨论。近年来，部分学者开始尝试运用韦努蒂的异化翻译论对鲁迅翻译思想进行研究。鲁迅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存异”翻译这一概念，但曾在1935年提出“归化”和“洋气”的二分，即归化和异化概念的雏形。由此可见，鲁迅的“存异”翻译观早于韦努蒂五十多年。

翻译之于鲁迅，可谓时代的需要。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与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时期的德国在时代背景上有相似之处，彼时德国浪漫主义的“存异”思维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不仅丰富了德国文学与文化，而且还成为了弱小德国摆脱殖民霸权进而走向强大的主要途径之一[2]。为了从根本上疗治中国的“沉疴痼疾”而弃医从文的鲁迅，深刻领悟了德国浪漫主义翻译主张的深层意义，进而付诸实践。鲁迅的“存异”翻译观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牺牲通顺以求忠实，二是将白话文学革命与改造国民性相结合。对译者来说，翻译过程不是简单的表述，而是既会有新的内容被输入，也会有新的表达方式被再现的系统过程。翻译时，译者在迁就外来语言和文化特点的同时，又需要尽可能使译文忠实，这样语句自然会出现不通顺、不流畅的现象。这便是鲁迅“宁信而不顺”“硬译”翻译思想的由来。

从事外国文学翻译是鲁迅实践其文艺价值观的重要途径。鲁迅的翻译理论始终贯穿了“窃得洋火照人间”等为大众读者服务的翻译价值取向，其中包括了翻译目的、翻译选材、翻译策略与方法、译作读者分类、翻译评价等方面。其翻译价值观、“他者”文化价值观、译者责任观蕴含了颇为深刻的翻译伦理思想，并关注跨文化交往中“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问题，具有可资借鉴的意义。鲁迅在充分吸收传统与外来译论精华的同时，还创新地提出了“不能削鼻剜眼”和“保存异国情调”的异化翻译观，即用特殊的表达方式再现异国特有的事物。这无疑是鲁迅“欧化”翻译思想的重要体现，也就是后来西方译论家上升到概念层面的“存异论”。在西方，韦努蒂作为“存异”翻译伦理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为了避免翻译暴力，他孜孜不倦地提倡翻译的抵抗，尽可能地凸显异质文本中的各种差异，并极力主张向强势文化输入弱势文化的差异性，从而尽可能地让读者感受到译文所带来的异域文化[3]。鲁迅和韦努蒂分别是东西方异化翻译的倡导者，他们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语境中提出异化翻译理论，因此他们的异化翻译观既相似又相别。他们的相似之处是：两者的异化翻译思想都受到了德国翻译家施莱尔·马赫的影响，两人都用异化翻译思想指导翻译实践。他们的相异之处是：两者的异化翻译思想提出的背景及主要目的等方面有很大的不同，因而他们对异化翻译思想的论述都带有各自时代的鲜明特征。由此可见，韦努蒂的“存异”伦理与鲁迅的翻译观，针对的是不同的文化情境，虽然同根同源，但却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出了他们的“存异”伦理倾向。

二、《十月》译本体现出的鲁迅“存异”翻译伦理

《十月》是苏联“同路人”作家雅各武莱夫于1923年创作的长篇小说，描写的是十月革命时期莫斯科起义的故事。1929年初鲁迅开始翻译此作品，并于次年夏末完成翻译。上海神州国光社于1933年2月出版该译作，列为《现代文艺丛书》(鲁迅编)之一。

伦理是人类思想对于终极价值的一种深沉的追寻，只要有人，有人的活动与生活，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有伦理的存在[6]2。实践证明，伦理学的应用可以有效地促进社会、经济、文学、医学等各个学科的持续发展。翻译学因其所具有的跨学科综合性特征及复杂性质，伦理学也被证明可以对其产生一定的影响。资深翻译家鲁迅出版过大量成功的译作，发表过很多内涵丰富的译论。鲁迅的翻译思想中有着丰富的“存异”伦理价值，对这些伦理价值的挖掘，不仅可以帮助人们更深入地研究鲁迅的翻译思想，而且可以为消除当代中国翻译界的暴力翻译、道德扭曲、社会属性缺失等诸多不良翻译现象提供指导。鲁迅翻译思想中“存异”伦理的现实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参考文献：

……华尔华拉·罗卓伐——亚庚的母亲——知道，儿子已经加入红军，往市街去了。她此刻就跑到门边，街角，巴理夏耶·普列思那的广场那里，看儿子回来没有……[4]68

“华尔华拉·罗卓伐——亚庚的母亲——知道”，这样的译文从正常语法角度显然不够顺畅，这正是鲁迅“存异”翻译思想的体现，坚持把忠实放在第一位，把通顺放在第二位。假如在“硬译”的情况下还能体现“原来的精悍的语气”，这对于译者来说那简直是一件奇迹。鲁迅十分强调直译以至“硬译”，必有他深刻的思考和用心，而决非固执己见，一意孤行，与读者为难；同时，也不是他自谦的那样，是语言的功夫不够，只好“硬译”。其实“硬译”的主要依据在于鲁迅痛感“中国文字本来的缺点”，想通过译文引进外国的表达方式来改进和丰富它。既然中国文字不够精密，有些语气表达不出来，所以有必要引进欧化的句法。如此种种，皆体现了鲁迅翻译思想中的“再现的伦理”。

……“战斗……这是战斗哪，”伊凡一面想，一面用了新的感情，并且张开了新的眼，再来一望前面的广场。

再以第十三章“爱国者”为例：

实践教学是引导学生从理论知识向工程实践能力转化的重要环节[5]，学生需要通过此环节验证自身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是否存在偏差，从实践中找到问题，再对理论知识反刍，加深理解。另外，实践环节旨在训练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解决工程问题的能力[6]。

这以前，国内战争在他仅是一个空虚的没有内容的音响，即使有着内容罢，那也不过是微细的并不可怕的东西罢了。

国内战争是怎样的呢？原以为就如大规模的打架。所以这回的战斗，会有这么多的现在躺在眼前那样的不幸的战死者，是伊凡所未曾想到的……[4]132

文化应该化人，而不是化钱；艺术应该养心，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养眼，甚至花眼乱心；文化鉴赏应该引导，而非迎合。

时代背景是社会的缩影，也是原作者思想的现实反映。鲁迅在翻译《十月》的“后记”时结合苏联当时的历史背景，通过翻译输入异质的文化，便于国内读者对《十月》的理解。以“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为例，读者要想真正理解《十月》，自然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现实。从1918年到1920年这段时间，由于国内战争与外国武装干涉的加剧，致使苏联政府不得不实行一系列的措施。比如，由政府控制国家的全部工业，实行对外贸易的垄断制度，实行余粮收集制度，全面禁止个人私自贩卖粮食，等等。这一系列的措施动员了国内所有的资源，从而确保了前线的需要，被称为“战时共产主义”。当苏联的国内战争结束之后，从1921年的春天开始，便解禁了不让市场或个人进行物品交换的制度，并用新的粮食税替代了内战时的余粮收集制，这又被称为“新经济政策”。这些文化背景的再现正是译者为了切合原文作者的意图，同时也明显地体现出了鲁迅的“存异”翻译伦理。

[1] 魏洁.“存异”翻译伦理解读：以鲁迅翻译思想和实践为例[D].青岛：中国海洋大学，2012.

三、鲁迅“存异”翻译伦理思想的现实价值

《十月》译本由作者自传、二十八章及后记组成。每个章节的标题不拘一格，整篇译文充分体现了鲁迅的“存异”翻译思想。

输尿管结石当前的主要治疗方式就是体外冲击波碎石(ESWL)和输尿管镜下取石(URSL),临床中能够获得比较好的效果[1]。可是因为治疗失败和大结石嵌顿情况会导致患者转为开放手术治疗,手术对患者的创伤比较大,恢复速度缓慢,术后对患者的腹腔引流管通畅情况进行观察,记录引流量,如果存在异常情况,需要及时的通知医生来为患者进行处理。如果患者的引流液体比较多,则可能是漏尿的结果,临床中需要对患者的导尿管进行监控,让其保持通畅,定时挤压导尿管,防止漏尿。此次我院就后腹腔镜技术治疗输尿管结石的效果进行了分析,有以下报道。

首先，“存异”伦理具有“再现”功能。“归化法”翻译策略在当前依然被我国译者大量采用，这种翻译方法最大的特点就是主张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能流露自身的痕迹，让读者在阅读时如同阅读本土创作的作品一般。此翻译策略虽然具有流畅、透明之优点，但却在某种程度上致使原语文化不能“再现”，也在无形之中凸显了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依附。而鲁迅的翻译策略则与之恰恰相反，其翻译思想中“存异”的伦理价值合乎“宁信而不顺”翻译标准中“再现”的伦理价值，主要再现文字层面和文化层面的差异，更是渗透出对文化“他者”的尊重与学习。译文是对原文的“再现”，更是对原文的“代言”，通过翻译的手段，将原文所要表达的意思呈现在读者面前。如果翻译失去了“再现”的功能，也就失去了翻译的本质意义。鲁迅与其他译者不同的是，他坚持用“存异”的策略对原文进行再现与代言。在鲁迅的“存异”翻译思想中，注重再现原文、再现作者的意图、原文的文化等。毋容置疑，在复杂交错的翻译动态过程中，由于时代背景、文化观念的差异，译者要想使自己的译文完全和作者原文重合具有一定难度，同时本民族语言和文化对译者的翻译过程不可避免会带来一些制约和限制。面对这样的情况，再现的伦理所秉持的原则就是“原文大于一切”。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译者不仅要充分尊重原文本文字表面上的意义，而且还要将原文本所包含的思想内核最大限度地用目的语表达出来，而在这一过程当中，译者本身不能渗入自己的主观感情。“译文应当带有明显的异国风情，是外来的，是有别于目的语文化的‘生涩’的‘不同’的思想和文字” “使用者才是上帝”……如此种种，在以《十月》为代表的鲁迅翻译作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由此可见，“存异”伦理中的“再现”功能渗透于鲁迅的翻译标准、翻译目的、翻译策略之中。

其次，“存异”伦理体现道德态度。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我国的翻译服务市场也在逐步扩大，而庞大的译者队伍可谓鱼龙混杂。其中，有很多译者并不具备应有的职业道德态度，他们为了追名逐利，轻则失去了翻译的准确性，重则失去了翻译的伦理。在这种背景下，更有必要重新解读鲁迅的翻译伦理。众所周知，人与人、文化与文化之间交流时所应遵守的道德准则和规范是伦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而翻译作为两种文化的交流、两种语言的转换，无疑也归属于伦理学的范畴。鲁迅的翻译思想充分体现着其伦理价值,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其“治病救人”的翻译目的所体现的服务伦理价值,而其译本选择和硬译的翻译方法的坚持则高度蕴含了劳伦斯·韦努蒂所提出的“存异”的伦理价值。韦努蒂的“存异”翻译伦理观主张翻译不是求同，而是“存异”，强调“存异”是一种道德态度而不仅仅是一种策略，通过词语的选择、文本的选择、方法的选择达到异化的效果。这种效果就是颠覆目的语国家的文化价值观、信仰及语言表达方式。翻译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和文化现象，受到了文本内和文本外双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着自己的伦理道德观，甚至同一个国家和民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会有不一样的伦理道德观，因此译者在翻译时要综合考虑文本的时代背景和内外因素[7]。通过翻译伦理视角深入剖析鲁迅的翻译思想，既是对误读鲁迅翻译主张的人群进行一次全面规正，更有利于进一步展现鲁迅“存异”翻译思想的合理性及其所具有的道德引导价值。

“贡椒鱼”火锅始于四川汉源清溪——中国贡椒之乡。贡椒鱼火锅锅底选用上等的清溪鲜贡椒，加之文火慢煨鲜鱼，因此，“贡椒鱼”火锅汤味鲜香爽口，鲜中带香，香中带麻，麻而不梗；配以花椒叶复合调味蘸碟，麻香诱人，味道鲜美，老少皆宜。由于汉源鲜花椒盛产于每年6～8月份，且鲜花椒不宜长期贮藏，故要制作正宗的“贡椒鱼”火锅只能在汉源的夏、秋季节。随着现代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烹饪菜肴的食品化、工业化、方便化、标准化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欢迎。本研究以“贡椒鱼”火锅的制作为例，采用传统烹饪技法，标准化制作“贡椒鱼”火锅，以感官评价法优化“贡椒鱼”汤锅料包的配方，旨在为“贡椒鱼”汤锅料包的工业化生产提供理论依据。

再次，“存异”伦理蕴含社会属性。翻译活动本身不仅具有相应的学术性，也具有一定的社会属性。在当前的翻译中，很多译者往往只注重翻译的学术性，忽视了翻译本应具备的社会属性，从而丢失了翻译的传统伦理。在鲁迅的“存异”翻译思想中，处处能够感受到他对传统伦理的解读和呼吁。为了国家安危，鲁迅借助翻译的手段唤醒麻木的中国同胞，希望民众在民族自立自强的道路上战斗起来。同时，在文学和语言的发展与完善过程中，通过翻译作品这一媒介让年青一代快速成长与进步，也充分展示了鲁迅崇高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品读鲁迅的翻译作品，能够清晰地发现他的翻译既不局限于个人方面的爱好和美学方面的情趣，也不会一味地为了翻译而翻译，而是带着明确的社会功利目的。显而易见，鲜明的时代色彩和社会属性蕴含在鲁迅的翻译思想中，读者可从社会状况、民族心理、语言文化特征等诸多方面来解读鲁迅对中国现实的思考和看法。除了翻译伦理思想之外，鲁迅胸怀宽广的精神情怀和启民救国、关爱民众的社会责任感更是振奋人心。在一篇好的译本的翻译过程中，原文作者、原文、译者、译文、译文使用者各方面的关系密不可分。译者需要结合自身的文化知识背景，深入全面地理解原文本所处的社会背景，尽可能将原文本作者的真正意图，借助有效的翻译手段，以译文的形式再现给广大读者，让他们喜欢并接受，这其实对译者来说是一项主观能动性活动，具有挑战性。从人类发展史与翻译史来看，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的有效交流与互动皆离不开翻译这一媒介。

总而言之，翻译是一种伦理学范畴内的文学、文化交流活动，异质文化若要进入另一种文化之中，必须要通过翻译来完成，而翻译的过程无疑给自身文化带来一定的影响和选择，要么是保留异质文化并使其进入目标文化，要么是同化异质文化并消除其异质性[8]。这就使得“存异”伦理在翻译学中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在我国，鲁迅无疑是这方面的佼佼者，他的“存异”翻译思想闪现着伦理的光芒，并蕴含着丰富的“存异”伦理价值。通过研究鲁迅翻译思想中“存异”伦理，不难发现，鲁迅使翻译文学化了,使文学文化化了,使文化政治化了,使政治意识形态化了。当前，国际交流已经成为推进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翻译也成为了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一种传递相互间认知的重要媒介。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研究鲁迅翻译思想中的“存异”伦理及其价值，不仅可以使我国的优秀翻译传统得以继承，也可以使译作精深的民族文化得以有效弘扬，从而有力地推动我国翻译理论与实践的深入发展。

翻译不仅仅是文字的转换，意识形态和个人的政治倾向也制约着翻译行为。鲁迅先生翻译的目的是开启民智、惊醒国人，他将白话文学革命与改造国民性相结合。针对当时的社会现象，在鲁迅译文的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国家安危的一种担忧。鲁迅借助翻译的作品希望能够唤醒处于麻木不仁状态中的中国同胞，为了中华民族的自立自强而真正地起来战斗。其翻译的作品一直渗透着很鲜活的时代特色，他的这些努力就是要点醒熟睡的中国人[5]。当然，鲁迅在翻译文本和策略选择时有政治因素，其中包括政治背景、政治目的、译者自身的政治身份。所以，对鲁迅翻译作品优劣的评判要全面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

以第九章“母亲的痛苦”为例：

综上，笔者认为当高脂饮食导致大鼠发生NAFLD时，血清饱和脂肪酸含量的升高和不饱和脂肪酸含量的降低既是NAFLD的作用结果，也是促进NAFLD发展的因素。NAFLD模型大鼠血清中存在明显的游离脂肪酸谱紊乱，而不同类型的脂肪酸在NAFLD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其中ω-3多不饱和脂肪酸（如α-亚麻酸、DHA等）具有明显的抗炎和改善脂质代谢作用，并能显著改善NAFLD模型大鼠肝脂肪样变性，减轻肝组织炎症反应。建议通过膳食补充ω-3多不饱和脂肪酸或采用祛湿化瘀方等药物干预脂肪酸代谢，从而有效预防和治疗NAFLD。

以Folin-酚试剂法测定蛋白质含量实验为例，将全班学生分成6～8组，每组按大纲要求自主查阅文献资料，制作PPT，教师提前发布关于原理和注意事项的课件以及微量移液器、721分光光度计的使用录像，感兴趣的学生也可参与实验准备。正式实验时，每组先由1名学生代表汇报，教师随时点评汇报内容和解答学生预习过程中的疑问，随后分别进行实验。如此，笔者在实验结束批改报告时发现，和以往相比，学生直接抄书的现象基本没有，实验讨论和结论部分的撰写不再敷衍，尽可能体现自己的见解和创新。

[2] 张云，赵艳艳，陈度梅. 鲁迅翻译思想之伦理审视[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6(5)：99-103.

[3] 文月娥.鲁迅与劳伦斯·韦努蒂异化翻译观的比较[J]. 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0(6)：756-758.

[4] 鲁迅.《十月》译本[M].上海：神州国光社，1933.

[5] 唐丹.论鲁迅翻译思想的伦理价值[D].湘潭：湘潭大学，2014.

[6] 王海明.伦理学方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7] 杨荣广.翻译伦理与伦理翻译：翻译伦理研究的反思[J]. 邢台学院学报，2014，29(1)：141-143.

[8] 陈振东. 翻译的伦理：切斯特曼的五大伦理模式[J].国外理论动态，2010(3)： 85-88.

全域旅游时代背景下，“+旅游”模式能够充分发挥旅游产业的协调能力，为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发展更好的平台，形成经济发展的新局面。修水县应围绕打造“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的总体目标，大力推动“+旅游”发展战略方向，依据其优越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人文背景，改善当地生态环境，探寻乡村旅居、水域风光、休闲度假、宗教传承、文化影响等多元化的旅游发展方向，创建“+旅游”模式，形成全域旅游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