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生代小说家毕飞宇于20世纪90年代登上文坛，其代表作品有《哺乳期的女人》《青衣》《推拿》《玉米》等。毕飞宇的创作实践既实现了对80年代先锋小说形式经验的承续，又在此基础上，以他踏实与稳重的写作态度将对人的生存境况的剖析达到了毋庸置疑的深度。本文选取了毕飞宇于1994年发表的中篇小说《雨天的棉花糖》，并试从叙事视角、叙事时间与叙事语言三个维度对小说进行深入探析，以获得更为全面深刻的文本认识与阅读体悟。

一、限知视角与全知视角的流动交错

“叙事视角”指的是叙述者或人物从什么角度展开故事，用“谁”的眼光去观察世界，即“一部作品，或一个文本，看世界的特殊眼光和角度”。[1]毕飞宇始终未曾放弃对小说艺术的潜心探索，尤其是在叙事视角层面，他敢于且善于探求叙事视角的多种可能性。因而，我们有必要精读文本，细致深入地考察毕飞宇小说中叙事视角的多变性。

“1994年，毕飞宇在《青年文学》上发表了中篇小说《雨天的棉花糖》。这部作品也是颇为独特和圆熟的。个体生命与社会意识的紧张关系在小说中有着撼人心魄的表现。”[2]毕飞宇在写作《雨天的棉花糖》时，因手稿始终未能达到自己的预期效果，最终“做出了一个疯狂的决定”，他“决定把小说的人称由‘他’换成‘我’”。[3]这个“爆炸性”的决定必然是充满刺激性与挑战性的，但作家只有在作品中找到适宜的视角,才能较为成功地展现故事的功能、自我的审美趣味和智性的精神指向。在《雨天的棉花糖》中，小说的叙事视角虽在表层上采用了第一人称的限知视角，然而第一人称的限知视角常常有向第三人称全知视角转换的现象。小说在一开篇采用的便是第一人称“我”的限知视角，“我”作为故事中的一个人物，并承担了叙事者的角色。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缩短了读者与事件、人物之间的距离，能够使读者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现场感与真实感。“我”亲眼见证了红豆“如花似玉”的童年、备受羞辱的青春期与精神防线全面崩溃的死亡，并表达出对红豆悲剧人生的真切情感与对无常命运的慨叹。

然而，第一人称的限知视角并非从头至尾掌控着整个叙事文本，毕飞宇独出心裁地实现了第一人称有限视角向全知视角的转变。热奈特在《叙事话语》中将这种“视角越界”称为“赘叙”，“即提供的信息量比所采用的视角模式原则上许可的要多。它既可表现为在外视角模式中透视某个人物的内心想法；也可表现为在内视角模式中，由聚焦人物透视其他人物的内心活动或者观察自己不在场的某个场景。这是名副其实的视角越界”。[4]在《雨天的棉花糖》中，红豆父亲对朝鲜战争的赞颂与渴求英勇献身的记忆、红豆在坑道内的痛苦经历等叙事内容都是在全知视角的设置下才可完成的。文本中对红豆参军经历的叙述尽管存在着红豆对“我”详细追叙的可能，但是那些极度细致的心理感受与隐秘的内心想法是不在场的“我”无法想象的。

毕飞宇对叙事视角的有机选择体现出其内在的艺术修养与对读者进入语言叙述世界的真诚邀请。相比第一人称的限知视角，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能更深入他人的内心世界，对人的生存层面的表现也更具穿透力。对于小说情节而言，小说叙述视角的有机转换避免了单一视角可能会出现的平铺直叙、缺少亮点等缺憾，能够使故事更加扣人心弦、丰富生动。同时，恰当的视角选取会得到更加逼真且详致的场面描写效果，尤其是对人物间对话与具体动作的描写，例如曹美琴与红豆之间关于战争的对话、红豆与父亲之间的对话等。此外，视角的转变可以更好地调动读者的注意力，为读者提供了对疼痛母题思考的机会，增强读者对人文关怀的切实认识。文本中异化的“父爱”对个体生命的无情摧残、陈腐的传统观念致使个性自由的湮灭等方面都应当得到人们的理性思考。

二、错杂颠倒、张弛有度的叙事时间

三是不管涉案对象有多么大的功劳。利夫西先后参加过朝鲜战争、越南战争， 2008年10月，美国314号公路的部分路段被命名为“比尔·利夫西将军公路”，以纪念利夫西的卓越贡献。但警方对这些都不予考虑，功是功，过是过，不能将功折罪、以功抵过。

通过对《蒙田随笔》的《论闲逸》进行单纯的字对字标注翻译，并将其与有名的译本做对照时，笔者发现英法两个语言系统在词汇、语法、句法等各方面均存在翻译障碍，很多时候英译本很难实现绝对的忠于原文。英法两国的历史关系错综紧密，加之两国地理位置相近，跨越英吉利海峡的两地经济、政治、文化交流在历史上各个阶段都十分频繁，因两国文化差异而产生的翻译障碍将是我们下一步法英跨文化研究的方向。透过法语散文的英译本作为桥梁所进行的翻译研究，可以探索作品中所透射的法英语言文化魅力，实现跨语种、跨文化的剖析。

《雨天的棉花糖》整体上是以倒叙的形式对故事进行展开，并呈现出一个回归式的轨迹。开篇描述了红豆在一个“狗舌头一样炎热的午后”溘然逝去（现在时），之后时间转向“我”与红豆的成长经历（过去时），然后转向红豆的突然归来（过去时），最后又回到红豆因精神失常而死去的那个“狗舌头一样炎热的午后”（现在时）。但是，在整个倒叙的叙事结构中，叙事时间也并非线性流淌，其中还存在着不间断的突然插叙。例如红豆父亲频繁地追忆那段光荣战争岁月，并抒发对战争的盲目热情；红豆在令人发狂的坑道内的参军经历。作品中的多次跳跃叙述将故事的完整情节不停打断，这些突然插入的叙述对揭示红豆的心理历程、深化红豆悲剧的命运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红豆的悲剧加深了人们对传统文化中不合实际的顽固理念的认识：个体价值在社会集体无意识的制约下不仅得不到基本的尊重，而且被抹杀得荡然无存。这一欲哭无泪的悲剧激发了我们对个体生命个性自由的诚挚关怀与对所谓的英雄主义情结的质疑。

虽然文本的叙事时间倒错、时间指向也并不明晰，但小说也依然具备着足够的故事性与阅读流畅感，不会让人陷入叙事的圈套而捕捉不到头绪。毕飞宇“非常讲究文本形态的日常性，他不喜欢写作的极端化，他的小说总是有着完整连贯的故事、流畅通俗的叙事、不温不躁的语言、清晰匀称的结构”。[5]毕飞宇继承了先锋派的艺术个性，却又规避了早期先锋小说的技术主义弊病。文本中错杂的叙事时间并非叙事的“游戏”，而是一种制造悬念与情节高潮的精巧安排。作者不是为了打断故事而打断，而是把叙述方式当作深入剖析现实生活的一个手段。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并非是带有戏弄读者性质的故事碎片，而是融入了自己对现实的复杂认识与人生感悟的思绪片段。在作者的精心创设下，作品得以扩大反映现实生活的容量，并深化了作者对现实的思考。

①工程战线长。入海水道位于江苏省北部平原地带,东西走向,联结洪泽湖和东海,1999年开工建设，2003年6月28日主体工程完成，具备行洪条件。工程全长163.5km。

不同于故事时间的单向度线性流动，叙事时间是可逆且可塑的，它可以纵横伸展，不必拘泥于开端—发展—高潮—结尾的死板框架之中。《雨天的棉花糖》即打破了传统的逻辑认知与故事自然发展的序列。作家毕飞宇将整个文本分成了十三个小节，而小节与小节之间并非顺时衔接，叙事时间显现出一种时间倒错的特点。同时，文本中每一个部分的时间也存在着颠倒与跳跃的景象。

三、思辨性、哲理性、诗性的叙事语言

在毕飞宇的小说叙事中，最能体现出他艺术个性的就是那些极具思辨性、哲理性、诗性的叙事语言。首先，小说的使命不应仅局限于满足读者的故事猎奇心理，而应具备一定的思想深度，引发读者的思考。毕飞宇小说中思辨性的语言蕴藏着深邃的哲思，这种哲理化的智性语言增添了小说的可读性，提升了小说的思想深度。此外，他是利用轻盈的语言去进行深度叙事的，“人类有多种语言，枪声却只有一种”，这种对现实生活哲理的孜孜不倦的发掘使其语言更显精辟入理。

其次，诸多的格言警句在小说中以一种夹叙夹议的方式出现，“生命是你的，但你到底拥有怎样的生命却又由不得你”，“生命这东西有时真的开不得玩笑。我坚信儿时的某些细节将是未来生命的隐含性征兆”。这类议论性的语句并不会令读者觉得生硬突兀，反而是叙述的画龙点晴之笔，是叙述的升华。叙述中的议论可引发读者对人生的形而上思索、对红豆悲剧命运的扼腕叹息。面对月夜下的窗户玻璃，我对红豆不幸的人生发出感慨，“最糟的是内亮而外黑，这样的玻璃就成了镜子，就成了审视自己的判席，就成了绞架”，“人的灵魂不能被点亮，点亮了就是灾难”。毕飞宇的叙事语言简洁有力，充满了智性的语言风格，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人生存境遇的无奈与不可操控的无力感。

最后，毕飞宇小说的叙事语言是一种诗性的精致描摹。“诗性的语言有它的特征，那就是有一种模糊的精确，开阔的精微，飞动的静穆，斑斓的单纯。”[6]毕飞宇拥有极佳的艺术悟性和灵敏的艺术感觉，其语言质朴清新，却又不缺乏色彩，在平淡中能透露出诗意的感觉。例如“天上自由仁慈的嫩蓝色”“针剂明丽剔透像少女初恋时的眼泪”。他措语遣词的考究、叙事语言选用的精妙雅致与文本整体散发出的气质神韵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语言的观赏性。

参考文献

[1]杨义.中国叙事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7-211.

[2]王彬彬.毕飞宇小说修辞艺术片论[J].文学评论，2006（6）：80-84.

[3]毕飞宇.写作《雨天的棉花糖》[J].扬子江评论，2010（1）：1-3.

[4]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69.

[5]吴义勤.感性的形而上主义者──毕飞宇论[J].当代作家评论，2000（6）：49-57

[6]毕飞宇，汪政.语言的宿命[J].南方文坛，2002（4）：26-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