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1980年代[1]小说情爱观的研究，关注最多的是情爱观的嬗变，而不是情爱观的内蕴。所谓情爱观，从通俗意义上来理解，就是人们在成长过程中形成的关于“爱情”的认知。用斯腾伯格[2]的理论来理解，情爱观不是抽象的，而是通过一个又一个的爱情故事传达出来的。也就是说，情爱观就是情爱故事中所包含的、对情爱的普遍认知。在1980年代小说情爱叙事中，情爱观的主要内蕴表现为：爱情无法安放！

2）构件信息标准化的应用，解决了不同专业之间的沟通问题，建筑、室内、结构、城规等相关技术人员可以用同一个信息化模型进行工作，有利于专业人员相互讨论交流合作。

一、爱情的价值：爱情与事业的叙事

在爱情与“事业”这一组关系中，“事业”一词包括了事业及其事业心双重内涵。所谓事业[3]，可以理解为个人所从事的，对社会发展有积极意义的工作，也包括个人的成就。而事业心，更多的是指为社会作贡献的一种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精神。在1980年代的小说叙事中，“事业”一般被认为是爱情产生的重要社会基础。

(一)爱情拥抱事业

在爱情与事业相互促进的叙事模式中，理想的爱情一般被描述为以“事业”为基础的爱情。男女青年能不能建立亲密的关系，“事业”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1978年，刘心武发表小说《爱情的位置》，小说关心的“爱情的位置”问题，就是强调“事业”应是爱情的基础。小说中，孟小羽之所以喜欢陆玉春，是因为他是一个拥有“饱满的现实热情和昂扬的理想光彩”[4]的人；一个“身居小饭馆却胸怀四个现代化”[5]的人。小说中另外一位女主人公冯姨，她的爱人是一位革命者，为革命牺牲了生命。冯姨愿意用自己的一生来守护着这份革命的爱情。

前列腺液中锌离子、PSA及MIP-1α水平与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患者症状的相关性………………………………………………………………………… 罗 琳，等(7):802

在1980年代的小说中，执着于事业的人往往是最值得爱的人。如《不称心的姐夫》中的姐夫李四平，为了农业的发展，他不顾环境艰苦，一心一意要培育出优良的种子，并以此为己任。他干的事情，“正是我们伟大时代的需要”。《青春插曲》中，张蓓蓓喜欢的陈志刚，也是一个“时刻准备着，把美丽的青春献给祖国和人民”的人。《天云山传奇》中的罗群，《姻缘》中的任国梁，《失去了的爱情》中的彭唤涛，《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中的金东水……他们都属于鲁迅先生所说的那种“埋头苦干”和“拼命硬干”的人，是不愧被称为中国脊梁的人。因为执着于事业，所以他们往往能够获得姑娘真挚的爱情。还有《北极光》中的曾储，《风筝飘带》中的佳原，《乡野》中的何景龙……他们都是有事业心的人，他们身上往往有一种坚持真理而不屈服于现实的精神，他们也是姑娘们心中的理想恋人。

为评价基于概率表达式的MPRM电路功耗计算方法，实施了2组实验.第一组实验使用一组输入数较少的MCNC基准电路来比较算法1和算法2的结果，用于验证算法1功耗计算的准确性.第二组实验则使用一组输入数大于14的ITC99和MCNC基准电路来比较算法1、算法3、算法4以及功耗计算工具ACE2.0[16].本文中ACE2.0采用BDD符号模拟法计算MPRM电路中逻辑门的信号概率，并根据式(4)和(5)计算电路的动态功耗和静态功耗.算法4和ACE2.0所读取的MPRM电路网表为对MPRM逻辑进行分解后的BLIF[17]格式的电路网表，该网表事先由算法1的Step2～Step4生成.

正如张弦在小说《苦恼的青春》中所描述的“社会主义爱情”的特点：在一致的政治方向下，不断地帮助对方克服缺点，共同前进。可以看出，在1980年代的情爱叙事中，对于情爱观的叙述，部分继承了十七年小说情爱叙事的精神，认为：社会主义是人民的事业，集体的事业，但同时也应当成为夫妇共同的事业。因此，理想的爱情应该是，爱情拥抱事业，事业巩固爱情。

(二)事业高于爱情

在事业与爱情对立的叙事模式中，小说往往认同事业高于爱情。所以当爱情与事业之间出现矛盾时，尤其是当事业显示出对社会发展有积极意义时，小说往往认同以事业为重的价值选择。

在小说《人到中年》中，当爱情与事业不能两全时，女主人公陆文婷选择了事业。作为一名眼科医生，她不怕吃苦、不计名利，兢兢业业地工作着、奉献着，直到累垮了自己。同样，在郑义的小说《老井》中，为了成就一番史无前例的打井事业，孙旺泉牺牲了刻骨铭心的爱情，当看着恋人巧巧离开时，他的痛苦熬煎着他的五脏六腑。但为了大多数人的活路，他选择了放弃爱情与前程，“由人变作一口井，一块嵌死于井壁的石”[6]。《祖母绿》中的曾令儿，因为有事业作为支撑，她有勇气将“无穷思爱”升华为一种承担社会责任的胸怀。《天山深处的“大兵”》中的郑志桐，面对岌岌可危的爱情，仍然坚定地选择他的事业。《火红的云霞》中，梁宵为了事业，宁可失去失而复得的爱情……这些故事不知感动了多少读者。

(2)室内外植物的季相互动较少。厅堂摆花在随季节调整赏花种类方面关注较多，但作为园林中可移动、易变化的植物元素，厅堂摆花在与庭院花木的花期呼应，特别是观赏期互补方面，缺少互动。

之所以被感动，不仅仅是因为主人公将事业放在高于爱情的位置上，在投身于对社会发展有积极意义的工作时，牺牲了自己的幸福；还因为，“事业高于爱情”这种叙事模式，本身就渗透了一个中国文化的母题：个人为了集体利益的“受难和忍耐”[7]。在这个母题中，传达的是这样一种价值观：“正是这样一些为了崇高的事业而牺牲爱情的人物，支撑了中国大厦，使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立于不倒之地。他们，是中国的脊梁。”[8]这种价值观，在1980年代，仍然被认为是具有意义的和值得传承的。

(三)没有独立价值的爱情

1980年代，小说在关于爱情与事业的叙事中，包含着这样一种叙事精神：为了事业而牺牲爱情是理所当然的。在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章永璘预感到时代的风暴和个人事业的转机到了，于是他就理所当然地离开了黄香久。《人生》中的高加林，为了个人前途，可以离开巧珍。《白涡》中的周兆路，为了前途，下决心结束与华乃倩的关系。在这些小说中，摆在男主人公面前的是一个选择：爱情是可爱的，事业也是可爱的，但二者不可兼得。虽然舍弃爱情是痛苦的，但选择事业却是理所当然的。

他们为什么要为事业而舍弃爱情？为什么要将事业看得比爱情重？斯腾伯格认为，爱情是一个故事。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爱情故事。这些故事是形成人们情爱观的最初模式。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情爱观的最初模式就是：事业是神圣的，为事业而牺牲爱情是理性的。一方面，因受情爱观最初模式的影响，在中国文学的长河中，一直传承着这样一种叙事精神：如果爱情与事业是矛盾对立的，那么在这种对立中，爱情往往被描述为事业的阻碍。要成就事业，就必须冲破这一阻碍。如在《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经典著作中，关于英雄的叙事，一定也是大丈夫情怀战胜儿女情长的叙事。另一方面，即使爱情与事业不对立，爱情的地位也低于事业。如，在才子佳人的小说中，关于爱情圆满的叙事，一定是一种合乎礼教规范的叙事。因为“情的地位低下，礼的地位至高无上”[9]，所以，如果不合乎礼教规范，爱情即使不圆满，也只能抒发怨恨，而不能理直气壮地要求圆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事业被定位为是神圣的，这“使得爱情难以美满，使得这些情史皆为怨情恨史”[10]。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爱情传统的国度”[11]。

2）保护与维稳。（1）监控现场、维持秩序、疏散游客，关注事态发展。（2）志愿者应对突发事件的现场实行保护，防止与重特大事件有关的实物被随意挪动，要妥善保管现场的重要痕迹与物证。（3）做好突发事件现场的安抚工作，稳定游客的情绪，防止负面信息发至网络，做到正能量的宣传，维护景点、景区的同时进行有条不紊的解决。

爱情与事业，这是涉及人生价值的两个问题，二者本应是平等的。爱情的圆满与事业的成功都应是人生的价值所在。“爱的满足与事业的成功都是人的追求目的，它们之间决非以牺牲对方为必要代价，而是互相促进，并行不悖的。”[12]但在1980年代的小说叙事中，情爱观的天平仍然倾向事业，似乎爱情只会使人庸庸碌碌，只有事业才是值得追求的。也就是说，小说里有那么多的爱情故事，但爱情却没有争取到独立存在的价值。

二、爱情的力量：爱情与权势的叙事

所谓权势[13]，在1980年代，一般可以这样来理解：一是指权力和势力；二是指居高位有势力的人。当爱情遇到权势时，权势往往会成为一种力量，对爱情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

(一)依附权势的爱情

在爱情依附权势的叙事框架中，爱情被认为是一种没有力量的存在。

1981年，张弦发表小说《挣不断的红丝线》。小说中，女主人公傅玉洁是一位个性鲜明的女大学生。她热情地投身革命，勇敢地拒绝了齐副师长的求婚，与自己喜欢的知识分子苏骏结了婚。但好景不长，她与苏骏的幸福生活很快遇到了坎坷。在政治动乱中，苏骏成了右派，虽然后来帽子摘了，但人已经垮了：修长的身材佝偻了，眼睛的神采消失了，潇洒的风度不见了，开朗的性格没有了……从前那个神采奕奕的丈夫永远回不来了。她自己也在艰难的生活处境中煎熬着，饱尝挤电车、拉煤球、受窝囊气的苦……慢慢地，她开始怀疑自己的婚恋选择。她觉得，她的爱情“除了深深的疲惫，她什么也没有得到……”最终，在齐副师长的爱人病故后，她嫁给了齐副师长。爱情绕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原点。对于故事中那“挣不断的红丝线”到底指什么？学术界的争议很大。但仅仅就傅玉洁的爱情来说，这“挣不断的红丝线”其所指无非是：攀附权势以求生活安稳。在许多爱情故事中，权势意味着一种庇护，一种生活保障或生活富裕，如《蝴蝶》中的美兰与张思远，《月食》中何茹与毕部长等，《古船》中的隋含章等。

在小说中，同样是依附权势，对男性来说，则不全是为了安稳，而是为了改变。如《风景》中的七哥，他人生奋斗的最大目标，就是摆脱贫民生活，进入上层社会，将穷根全部斩断埋葬，让命运完整地翻一个身。他舍弃初恋女友而选择现在的妻子，主要是因为看中岳父手中的权力。对此，他毫不隐瞒：“我需要通过你父亲这座桥梁来达到我的目的地。”通过婚姻这条终南捷径，七哥要“做叱咤风云的人物做世界瞩目的人物做一呼百应的人物”。爱情婚姻不是目的，而更多的是手段。如《芙蓉镇》中的王秋赦与李国香；《方舟》中的白复山与梁倩等。在七哥们的心里，爱情不过就是情欲而已，而“把情欲看得很重是低能动物的水平”。

1979年，刘克发表小说《飞天》，讲述了飞天与海离子的爱情悲剧。这是一个爱情被权势破坏的故事。在小说中，谢政委是一个品质恶劣的老干部。飞天是个胆小懦弱的漂亮姑娘。因为饥荒流落到黄来寺，她与海离子产生了爱情。谢政委到黄来寺参观，喜欢上飞天的美丽。利用手中的权力，谢政委为飞天提供了参军的机会，将她留在身边做护士，从而诱惑并凌辱了飞天。受辱后的飞天，借调动工作的机会离开谢政委，回到黄来寺。面对昔日的恋人，飞天却觉得自己“不洁”，忍痛拒绝与海离子破镜重圆。在这个爱情悲剧中，悲剧的始作俑者是权势，谢政委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制造了飞天的爱情悲剧。而悲剧的最终形成则是封建贞节观，飞天因为自己的懦弱和落后的情爱观而“成全”了自己的爱情悲剧。当爱情遇到权势，权势无论大小，拥有权势的一方往往会利用手中权力，对爱情进行诱惑以致破坏。而另一方往往因为胆小或另有所求，甘心或不甘心地屈服于权势之下。如《锄禾》中的队长与“红布衫”；《篝火》中的队长和公社书记与“相好的”；《醉入花丛》中的地委书记与叶丽等。当爱情遭遇权势，也不完全是权势直接破坏爱情。在航鹰的小说《倘若房间没有第四堵墙……》中，小说主人公对权势的态度是认同与顺从。王榆根比妻子潘解放小八岁，他们的结合是“烈士的遗愿，组织的决定”。年轻的时候，王榆根是宋营长的通信员，宋营长带他参加革命，介绍他入党，提拔他当排长。宋营长临死前将自己的妻子潘解放托付给了他。对于王榆根来说，与潘解放结婚不是爱与不爱的问题，而是“血的誓言，神圣的责任感，朴素的阶级感情，军人的信用……”他从心底认为“照顾好他的妻子是我的义务”。在这样的婚姻中，王榆根俨然不是丈夫，而是妻子的勤务员。在这类爱情中，爱情的悲剧来自主人公对权势的认同、顺从和无可奈何，如《杨月月与萨特之研究》中的杨月月与徐明夫，《银杏树》中的孟莲莲与姚敏生等。

(二)“遭遇权势”的爱情

爱情“遭遇权势”，既指权势破坏爱情，也指爱情对权势的屈从。在这种叙事框架中，爱情被还原为一种懦弱无能的存在。

爱情依附权势，作为一种叙事策略，小说就是为了表明：爱情是一种没有力量的存在。它既不能激发共同创造财富的信心，又不能对人的精神世界进行安抚。正因为爱情是一种没有力量的存在，所以，相比改变生存境遇而言，爱情上的得失是无足轻重的。虽然从爱情的视角来看，七哥们难免可鄙可怜。可站在生活的立场上，方方却认为“比起那些不劳而获者，七哥们倒也显得高尚得多”[14]。

在“遭遇权势”的情爱叙事中，爱情是值得追求的，但爱情无疑是怯懦的、胆小的和无能的。爱情要生长，要从制度上根除权势对爱情直接影响，如《飞天》。又要从心理上改变人们对权势的认知，如《倘若房间没有第四堵墙……》。否则，爱情永远是怯懦的。

(三)势单力薄的爱情

在1980年代的小说中，当爱情遭遇权势的时候，并不是只有屈服或顺从这一种叙事模式，还有另外一种模式。

在小说《大淖记事》中，十一子与巧云的爱情，虽然遭到了刘号长的破坏。但相爱的两个人，没有谁屈服。刘号长威逼十一子离开巧云，十一子至死不答应，也不告饶，差点被打死。巧云被刘号长玷污，她“没有淌眼泪，更没有想到跳到淖里淹死”，只后悔“没有把自己给了十一子”。小说结局如人所愿：刘号长被驱逐，巧云迅速成长，用双肩扛起家的重任。正如评论家所说：《大淖记事》是一幅风俗画，“是一组组不同职业，不同习惯，不同状态的群体的塑造。男女主人公的刻划，亦是在群体的基础上完成的”[15]。所谓风俗画，就是对群体的画像。正因为是对群体的画像，所以，十一子和巧云的反抗是有根基的，其根基就是大淖的风俗：十一子不是一个人在奋斗，是锡匠们在无言地支持。巧云贞洁观念淡泊，性意识坦然，不是她见识卓越，而是大淖风气开放。因此，十一子和巧云的爱情能与权势对峙，这不仅仅是爱情的力量，更是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威慑。相比之下，在《蓝蓝的木兰溪》中，赵双环与肖志君的爱情就孤单了很多。对公社书记盘金贵的意志，赵双环是敢于违背的，她勇敢地爱上了“右派崽子”肖志君。同时，她也失去了“劳动模范”的荣誉，失去了广播站的工作……但是，她的个人得失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书记盘金贵很快找到了能够替代她的人……这种代价，不仅仅是个人的得失，更是势单力薄，是根基的缺乏。一旦缺少根基，爱情的力量就会薄弱。

[12] 刘川鄂:《天平的倾斜 价值的翻转——试论中国文学的爱情与事业冲突模式》，《文艺争鸣》1990年第4期，第62页。

三、爱情的位置：爱情与物质的叙事

恩格斯认为，在理想状态下[16]，爱情是一种“互爱”，是男女之间的一种“热恋”。在理想的爱情故事中，爱情是抛弃一切物质计较的，是不允许经济条件来干涉的。但现实生活中，要获得自由美满的爱情，必须有—定的物质基础作为保障。什么是物质[17]？从爱情的视角来看，物质可以理解为物质财富或经济条件。1866年，法国的青年社会主义者拉法格向马克思的二女儿劳拉正式求婚时，马克思就认为：在肯定拉法格同劳拉的关系以前，有必要弄清楚他的经济状况[18]。诚如鲁迅先生在小说《伤逝》中所说，人必须活着，爱才有所附丽。

哪怕是作一首诗，大观园中众姐妹也独推宝琴那一首。虽然在读者们眼里，邢岫烟的“看来岂是寻常色，浓淡由他冰雪中”意境深远，胜过宝琴千百倍。

(一)生存重压挤兑爱情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相对于生存需求，爱情属于较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在1980年代的小说中，关于爱情与物质的叙事，主要讲述的是：当人们还在为吃饭与活命而挣扎时，爱情是奢侈的。

1980年，张弦发表小说《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小说中的菱花，年轻的时候是一个争取爱情自由的姑娘。她爱上了长工沈旺山，不管父母如何打骂，她都不屈从、不退让，从而争取到了自己的幸福。然而贫穷却让她的幸福打了折扣，以致二十多年后，她将女儿许配给一个小伙子，就因为他哥哥是火车站的工人，一月能拿五十多块钱。“吃不饱饭，这些都是空的哟！”在菱花看来，吃饭比爱情更重要，“贫穷把她自己过去拼命追求的理想婚姻否定了，贫穷使她不愿自己的女儿再走追求爱情的道路”[19]。和菱花一样，《结婚现场会》中的“老牛筋”，他并不是一个顽固的家长。嫁大女儿时，他不仅没要过一个麻线的彩礼，反而倒贴嫁妆。但贫穷给“老牛筋”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因此，小女儿出嫁时，他却非逼女婿“拿出五百块彩礼来”，否则不准结婚。

在生存重压之下，姑娘们拿自己的青春作赌注，以婚姻来换取生存。在小说《灵与肉》中，那些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姑娘们，为了活下去，“召之即来，来之能婚”。女主人公李秀芝就是其中的一位，她从四川来到新疆，仅仅为和一位素不相识的小伙子结婚，没想到小伙子却在三天前因车祸不治身亡了。她无处可去，为了生存，她毫不犹豫地嫁给了老右派许灵均。《太阳》中，十四岁的榆钱儿为了生存，自愿嫁给救命恩人桩桩。为了活下去，《风雪茫茫》中，锁娃爹“忍心把自己的老婆当妹子换粮食”。他将妻子称为妹妹，以150斤麦子的价格嫁给了金牛。在《假婚》、《蛾眉》、《四妹子》、《远村》和《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等小说中，主人公无一例外都承受着巨大的生存压力。爱情是美好的，然而活着却是最重要的。

爱情是不计较物质的，但爱情又不能不食人间烟火。但是在1980年代，小说仍然坚持了一种乐观的叙事精神，硬是让爱情在贫困的土壤里生长发芽。如《灵与肉》中的李秀芝和许灵均。虽然生存的压力挤兑着爱情，但是不排除在搭伙过日子的生活中，可能会滋生相濡以沫的爱情。在艰难的生活境遇中，这种爱情往往寄托着共同创造物质财富的精神追求。对于这种爱情，张贤亮在他的小说《邢老汉和狗的故事》中是这样描述的：

我们中国人有我们中国人的爱情方式，中国劳动者的爱情是在艰难困苦中结晶出来的。他们在崎岖坎坷的人生道路上互相搀扶，互相鼓励，互相遮风挡雨，一起承受压在他们身上的物质负担和精神负担；他们之间不用华而不实的词藻，不用罗曼蒂克的表示，在不息的劳作中和伤病饥寒的相互关怀中，就默默地传导了爱的搏动。[20]

虽然，在爱情与物质的叙事中，面对生存压力，小说仍坚持一种比较乐观的叙事风格。但同时，面对生存重压，爱情并不都是乐观的。如对于搭伙过日子的生活，张贤亮也承认，对于“文化水平和精神生活要求较高、感情比较纤细的姑娘来说，无疑是场悲剧”[21]。

面对生存压力，委屈的爱情让人唏嘘不已，但小说仍保留一种乐观的叙事精神，觉得爱情有可能会战胜生存的困境。那么，面对物质欲望和物质诱惑下的爱情，小说叙事时就不那么自信了。在刘心武的小说《爱情的位置》中，亚梅的爱情就是一个注重物质实惠的爱情。她要找的不是爱人，而是“对象”。她看重“实际点”的东西：工资不用分给家里，个人还有几百元的存款，有房子、大立柜、沙发等。虽然亚梅的庸俗情爱观是小说叙事立场的反面，但是许多评论者都认为，亚梅的形象更真实，“她没有崇高的理想，也没有脱离实际的空想”[22]。这种评论预示着，物质面前，爱情的位置岌岌可危。

(二)物质诱惑吞噬爱情

女儿读硕士班时，也同时走进婚姻。她初为人母，我一手看护新生儿，让她安心完成硕士论文的写作。论文口试时，我推着婴儿车陪考，一路照顾宝宝，论文答辩终于完美过关。她出书，废寝忘食地赶工，受邀到法国各地参加书展，出席各种签书促销活动，我都义不容辞地包揽了照顾幼儿的重任！

1986年，张弦发表小说《焐雪天》，讲述了曹炳康凭着“有钱大方”勾引素月的故事。素月本是西流村“最标致、最温和、最亲切”的规矩女人。曹炳康是素月最看不上，最讨厌的男人。但随着曹炳康的发迹，他送她的礼物从珍珠霜逐渐上升到金戒指。曹炳康在她眼里，也从一个“金鱼眼里有股子邪火”的讨厌的男人，慢慢变得“又少壮又神气”；称呼也从“姓曹的”变成了“炳康哥”；而且，每当想到自己都三十多岁了还有人惦记，素月都无比感动……在小说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金钱是如何让爱情褪色的。素月委身于曹炳康，看上去似乎是身不由己，实际上是物质的诱惑。在王梓夫的小说《心狱》中，茫子与易达人有着刻骨铭心的爱情，但是在特区，茫子最终还是把爱情弄丢了。她要得到她所渴望的东西——权力和金钱。她要说话算数，不寄人篱下，她做到了。但至于这一切都是以什么为代价换来的，“她不愿意想，也不敢想，想起来浑身发抖”。面对各种物质诱惑，主动追求的女性也很多，如陈建功的小说《飘逝的花头巾》中有女大学生沈萍，谭谈的《山道弯弯中》中有凤月，张洁的《只有一个太阳》中有东方女神等。

恩格斯认为，爱情的理想状态是：

男子一生中将永远不会用金钱或其他社会权力为手段去买得妇女的献身；而妇女除了真正的爱情以外，也永远不会再出于其他某种考虑而委身于男子，或者由于担心经济后果而拒绝委身于她所爱的男子。[23]

然而，当社会经济发展还不是很充分、远不能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时，女性仍会出于对物欲的渴求而委身于人，男性仍然可以用钱物买到女性的献身。在爱情与物质欲望的叙事中，爱情正在隐退。一方面，女性连同她们的爱情，正在逐渐物化。另一方面，男性要达到欲望的目的并不难，付出的代价也不高。爱情不是金钱可以买来的，但是可以为金钱而卖掉。

(三)正在失去位置的爱情

爱情不是商品，金钱无法衡量它的价值。然而，爱情又不能离开物质基础而存在。物质无疑是一把双刃剑。生存重压下难有爱情，物质欲望中爱情可能会迷失方向。1980年代，小说在涉及“爱情与物质”的叙事时，表现出这样一种叙事倾向：

当爱情遭遇生存压迫而不得自由时，小说往往在叙事中融入多情重义、相濡以沫以及温柔敦厚等多种美德。而当爱情遭受欲望诱惑而不自由时，小说往往在叙事中注入见利忘义、贪图享乐、不安分守己和破坏现存美德与秩序等多种价值判断。

[7] 蔡翔：《受难和忍耐——当代小说中的精神文化现象》，《文艺理念研究》1988年第3期，第72页。

回视1980年代，“转型”被认为是时代的关键词。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中，小说情爱叙事，一方面继承了传统的叙事精神，即事业高于爱情以及苦难能够滋生相濡以沫的爱情；另一方面，小说在叙事中又表现出一种不自信，似乎预感到了，面对强大的物质欲望和权势，爱情没有足够的力量抵御其带来的各种诱惑或干扰。因此，在情爱叙事中，小说流露出这样一种内蕴：爱情无法安放。

*本文为华中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典型现象研究”【231-20205170431-420】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1980年代特指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这个时间段。它并不是一个严格的、纯粹意义上的时间概念，它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有一定弹性的时间概念。

随着测绘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在各行业的应用不断深入，利用遥感影像对自然资源、农作物等进行监测已成为一种趋势。本文结合茶叶种植区遥感监测项目，通过获取特定时间窗口期的高分辨率遥感影像，采取人机交互的人工遥感解译手段，监测提取了处于产茶阶段的茶园种植区和茶农散种区的图斑，并通过外业核查验证，获取了可靠的宏观监测数据，验证了通过遥感解译手段监测处于产茶阶段茶叶种植区空间分布和面积的可行性。

[2] 斯腾伯格，20世纪美国心理学家和认知心理学家，是智力三元理论的建构者，也是首倡人类爱情三元论的心理学家。他在《爱情是一个故事：斯腾伯格爱情新论》一书中，提出“爱情是一个故事”的观念，将每个人对于爱情的独特理解或心中关于爱情的理想称为一个故事。参见[美]斯腾伯格，《爱情是一个故事：斯腾伯格爱情新论》，石孟磊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7年，第5～6页。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不同学科的学者们在各自不同的方向，对国家作为一个行为主体或一种制度组织(institution)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虽然这些研究彼此之间并无有意识的协调，但这些研究都十分重视国家的行为主体身份，关注国家如何通过政策来影响政治和社会过程，这股强大的研究力量，在学术界共同引发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国家转向”。就此，“国家中心论”或者国家自主性的学派渐趋形成。

[3] “事业”释义:1.人所从事的，具有一定目标、规模和系统而对社会发展有影响的经常性活动。2.指个人所从事的，对社会发展有积极意义的工作。参见张清源主编：《现代汉语常用词词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47页。

[4] 雷达学：《给爱情以应有的位置——〈爱情的位置〉的思想意义》，朱家信,等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 刘心武研究专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20页。

[5] 雷达学：《给爱情以应有的位置——〈爱情的位置〉的思想意义》，朱家信,等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 刘心武研究专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20页。

[6] 郑义:《向往自由—— 代跋》，《远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483页。

小说情爱叙事中的这种叙事偏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好表达了人们对爱情遇到物质诱惑时的一种不自信。也可以说，在1980年代，人们已经切实体验到了，社会转型正在改变人们的情爱观。在爱情与欲望的较量中，似乎爱情正在被吞噬，小说正好表达了这样一种隐忧。

[8] 刘川鄂:《天平的倾斜 价值的翻转——试论中国文学的爱情与事业冲突模式》，《文艺争鸣》1990年第4期，第63页。

[9] 刘川鄂:《天平的倾斜 价值的翻转——试论中国文学的爱情与事业冲突模式》，《文艺争鸣》1990年第4期，第62页。

[13] “权势”释义：1.权柄和势力。2.有权有势的人。参见任超奇主编:《新华汉语词典》，武汉：崇文书局，2006年，第736页。

左达蹲下身子，拿起一扎钞票，用大拇指把钞票一头弄弯曲，然后略一松开，让钞票像被洗的扑克牌一样翻卷着，发出一阵轻微的悦耳的脆响。然后，他把跟前的百元大钞五扎一堆五扎一堆地一字排开，又一屁股坐在了脏脏的水泥屋顶上，他正要埋头签字，突然停下了，仰望着徐艺，一笑，道：“要不然，咱俩赌一把？”

[11] 谢有顺：《重写爱情的时代》，《文艺评论》1995年第3期，第28 页。

在小说中，有关权势的情爱叙事，权势不分大小，无论善恶，都是影响爱情的一种隐形的力量。如果说，在十七年小说叙事中，因为爱情支持着革命事业，小说往往赋予爱情以改天换地的力量。那么，在1980年代的小说中，在爱情与权势的叙事框架中，爱情往往被叙述为一种懦弱无能的、显得势单力薄的存在，再也没有改天换地的力量。

[10] 刘川鄂:《天平的倾斜 价值的翻转——试论中国文学的爱情与事业冲突模式》，《文艺争鸣》1990年第4期，第62页。

[14] 黎风：《新时期争鸣小说纵横谈》，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39页。

[15] 滕云主编：《新时期小说百篇评析》，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35页。

[16] 参见[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12月，第80页，恩格斯认为的理想状态是男子一生中将永远不会用金钱或其他社会权力为手段去买得妇女的献身；而妇女除了真正的爱情以外，也永远不会再出于其他某种考虑而委身于男子，或者由于担心经济后果而拒绝委身于她所爱的男子。

[17] “物质”释义：1.独立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实在。2.金钱、生活资料等。参见莫衡，等编：《当代汉语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第934页。

[18] 转引自许志英、丁帆主编：《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911页。

[19] 李钧：《沉思与憧憬——读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中国文学研究》1987年第3期，第137页。

[20] 张贤亮：《邢老汉和狗的故事》，张志英、张世甲编：《张贤亮代表作》，郑州：黄河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9页。

[21] 张贤亮：《心灵与肉体的变化——关于短篇〈灵与肉〉的通讯》，彭华生、钱光培编：《新时期作家谈创作》，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483页。

大数据环境下，一方面，医学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光盘数据、读者信息和用户日志等大量数据以知识为核心整合并建立数据库，而在这之前没有统一规划和保存数据，从而产生了大量的异构数据。另一方面，图书馆在电子资源更新和利用的过程中，在用户借还及操作OPAC系统产生的大量用户日志中都无形中产生大量的数据，形成一个数据集，所以医学院校图书馆面临着对这些服务信息进行规划和整合，避免重复和错误数据信息并存。

[22] 何火任：《评小说〈爱情的位置〉的得失》，朱家信，等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 刘心武研究专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24页。

这则叙事的文化信息非常丰富，既有对明朝政府开关互市的历史记忆，也有对王杲起兵反抗明朝政府的历史呈现.同时，还非常鲜明地表现了满族人、汉族人对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认知和族群差异。

[23] [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0页。

在早期的经营中，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向政府高速公路部门出售化学爆炸物，用于道路建设。公司的管理者目前正面临一个很好的机遇。然而，多年的经验使他们也意识到伴随机遇而来的是挑战。公司打算将其部分经营场所搬到中西部地区，分享该地区迅速发展的成就。这次搬迁无疑是公司扩大销售的机会，而且很有可能提高公司的经营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