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传统社会的一大特点即是“无讼”——“在司法处去打官司的，正是那些乡间所认为的‘败类’的人物……司法处在乡下人的眼中成了一个包庇作恶的机构了。”〔1〕此外，“事实上，正式的皇权统辖只施行于都市地区和次都市地区。……出了城墙之外，统辖权威的有效性便大大地减弱，乃至消失。”〔2〕乡土中国皇权不下县且基层民众耻于诉讼。但是“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的过程中，矛盾贯串于每一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3〕，矛盾的普遍性与绝对性决定乡土中国绝不是没有矛盾与纠纷的“和谐”社会。传统乡土社会基层纠纷与矛盾的缘起与分类、何人凭借何种权威如何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如图1所示。

  

图1 我国传统基层社会矛盾成因与化解机制图示

一、矛盾何起——传统基层社会矛盾的成因与分类

“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4〕在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的传统社会，生存是基层民众的头等大事。“农耕自然经济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主体”〔5〕，土地是自然经济的基本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基层民众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因而传统社会基层矛盾的根源多在于土地。〔6〕依据引发纠纷的成因，其主要分为如下类型：

第一，“分家析产”导致基层社会矛盾。“家庭物品的分配也会产生敌对情绪。”〔7〕传统中国强调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大传统推崇联合家庭的居住模式。但是小传统中，“村中，一个家庭的成员平均为4人。这说明这种群体是很小的，而且这绝不是一种例外的情况，从中国其它农村地区的材料也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中国农村家庭，平均的人数大约是在4至6人之间。”〔8〕多子多福的生育观念导致兄弟姐妹多，但现实生活以核心家庭为主的居住模式使得“分家析产”成为必然。传统社会对于财产的继承以“诸子均分”为主要模式。作为财产主要形式的土地，更是得到诸子的关注。由于地形地势及土地肥力的差异使得土地划分成为“分家析产”中的焦点与难点，同时也是矛盾触发点。

第二，“租佃抵押”导致基层社会矛盾。“旧中国农村土地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所有权可以相对集中，而使用权却分散。”〔9〕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两权分离”导致租佃关系的盛行，而租佃关系中双方最为关注的即是“地租”。由于土地产出率的差异，地租是租佃双方利益调整与博弈的结果，此过程也是矛盾与纠纷产生与协调的过程。对于“破产”佃农的地租收取是毋庸置疑的难以解决的基层社会矛盾。此外，在租佃与抵押关系中，“在田地涨价时提高押金、增加借贷或延长付款等问题”也是诱发基层社会经济矛盾的导火索〔10〕。

第三，个别成员的道德失范导致基层社会矛盾。传统社会土地是基层民众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礼俗则是人民在社会安生立命的重要支撑。“伦理本位”的传统社会除围绕土地而产生的经济矛盾与纠纷外，即是围绕乡规民约在意识形态层面产生的矛盾。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曾记载：父亲抽大烟，次子效法并怂恿老父以便分润，长子养家但心怀不满。某日长子痛打次子，次子赖父亲“言传身教”而引发家庭纠纷。

第一，“各打五十大板”式说教化解矛盾，即在乡绅的说教下矛盾双方均承认自身有过错，共同承担责任。传统基层社会的矛盾多是家庭或家族内部的矛盾，家族尤其是家庭内部矛盾往往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在矛盾双方均无明显背离人伦道德的情况下，乡绅的传统做法是对矛盾双方进行说教，使其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如前述《乡土中国》中记载的家庭矛盾，乡绅的处理方法即是“先照惯例认为这是件全村的丑事。接着动用了整个伦理原则，小儿子是败类，看上去就不是好东西，最不好，应当赶出村子。大儿子骂了父亲，该罚。老父亲不知道管教儿子，还要抽大烟，受了一顿教训。这样，大家认了罚回家。”“求助乡绅化解矛盾——乡绅训斥双方——矛盾双方互认错误——各自归家矛盾化解”是乡绅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的常用方法与程序。

二、何人化解——乡绅与族长及其权威来源

乡绅即乡间的绅士。“绅士的地位是通过取得功名、学品、学衔和官职而获得的，凡属上述身份者即自然成为绅士集团成员”。〔11〕此集团成员或因科举及第未仕或落第或因退休回乡或长期赋闲而沦落乡间成为“乡绅”。“他们承担了诸如公益活动、排解纠纷、兴修公共工程，有时还有组织团练和征税等许多事物。”〔12〕族长是宗族权力系统的集中代表，是宗族的主宰。“族长负责主持族人的婚嫁、分家、立嗣、财产继承，以及调解族人的纠纷。这时的族长，以公证人和裁判者的身份出现，其裁决具有不可更改的效力”。〔13〕明清以降族长的选任，已渐不拘于宗子，而由殷实富户或有功名者担任，因而乡绅与族长在某种程度上合为一体，共同构成所谓的“长老统治”，管理基层社会事物。那么乡绅与族长构成的长老集团，解决基层矛盾、化解纠纷的权威来自哪些方面？

中央应制定实施I/M制度的上位法和基本原则，地方制定具体实施文件、配套指南，要明确检测标准、维护规范、数据规范、体系评估制度等要求。I/M制度涉及的相关部门需密切配合，汽车检测与维修治理数据需实现共享，这样才能实现对车辆的有效监管。应建立全方位的监管体系，综合运用路检、遥测、车载诊断系统(OBD)等多元化的手段对车辆进行监测，对I站M站、从业人员进行持续监管、培训，不断提升行业服务能力和水平。

其三，其权威来自“面子与人情”。西方人讲：“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尊重你说话的权利。”中国人则讲：“我同意你的观点，但不同意你来说出这种观点。”〔16〕此充分说明传统社会是人情社会，是讲“面子”的社会。乡绅的“面子”其一来自对族内与村内公共事务的关心，“首事人通常是村中富有并受人尊敬之人，他们调节纠纷、管理庙产和祭祀仪式，并组织看庆。”〔17〕其二乡绅的“面子”来自其是村民与外界发生经济或政治联系的纽带与桥梁，尤其是民众与城居地主及官府产生联系与纠纷时更需要乡绅的调节与保护。“杨源不仅自己向急需钱用的村民贷款，而且利用自己在县城中的关系向村民介绍放贷之主，并且向城居地主介绍佃户。”〔18〕总之，不管其“面子”源于对族内事物的热心还是基于与外界的交通，乡绅在民众看来首先是得扮演“保护型经纪”的角色。而一旦其蜕变为“赢利型经纪”，即便是其拥有权利，但已不再具有“面子”也即“权威。”

其一，其权威来自宗族权力。族权是灵与肉两个世界权力的合二为一。我国自周朝以来强调敬天法祖与祖宗崇拜并通过祭祀活动与祖先进行灵魂交流，追思承志、表达感恩之情，以期获得先祖的护佑与恩泽。〔14〕乡绅尤其是族长由于辈分高并主持祭祖，更有甚者具有与神明沟通的功能，因而成为精神领袖。在世俗的物质世界，宗族代表因掌控族田而享有物质基础。族田是宗族共同所有的农田、坟地、山林、水源的统称，凡是自然经济所需的资源，宗族应有尽有。以上精神与物质两个世界族权的结合共同构成族长解决传统社会矛盾的重要权威来源。

某起 110KV的断路器出现操作机构的拒动，经检查后可以发现，断路器处于合闸的状态，监视运行的红灯也处于亮的状态，可以手动把断路器进行多次的分闸与合闸，使传动机械可以顺利的完成分闸与合闸，使操作机构保证正常的储能。进行分闸与合闸的线圈检查时，要检查线圈外观是否发生严重的锈蚀情况，可以手动在2个分闸线圈，保证铁心不会发生卡死的动作。将2个分闸线圈进行拆除解体的检查，可能发现主分闸的线圈电阻处于 4.3Ω，在线圈的内部已经出现严重的膨胀和变形，导致铁心卡死，完全无法动作，而副分线圈的电阻是74.6Ω，当副分线圈的内部发生严重的膨胀变形时，动铁心也发生卡死，无法正常动作。

其二，其权威来自“文化”权力。“几千年来国人对自己的文字一直怀着一种特殊的情节——汉字崇拜。这种情节可谓根深蒂固，由来已久。”〔15〕对文字的崇拜自然导致对能够识文断字的人的崇拜。乡绅不但能够识文断字而且可以舞文弄墨，此在知识文化仍显困乏的传统社会自然享有某种文化权威。此外，乡绅由于读书或科考而远赴他乡，此在相对封闭的传统社会是“见过世面”的最好诠释。因而乡绅因文化而有权威。

该研究中，对照组用遵医护理，综合护理干预组用综合护理干预。结果显示，综合护理干预组家属的满意程度、血糖餐前餐后监测状况、酸中毒症状积分、生存质量、ICU糖尿病酮症酸中毒血糖纠正的时间、酸中毒纠正的时间、住院的平均日数、酮症酸中毒后抢救失败率方面相比对照组更有优势（P＜0.05）。

三、矛盾何解——传统社会基层矛盾的化解方法

乡绅尤其是博得功名而又因种种原因而赋闲在家的绅士，虽然在一定时期内享有朝廷授予的听讼断案的权力，并且作为官僚体制内的成员，他们既谙熟国家法规又曾有以法制为准绳解决社会矛盾的经验，但是此种大传统中解决社会矛盾的依据与方式并不适合家乡的小传统，因而乡绅解决社会矛盾仍以当地的乡规民约及族规家训为依据。乡绅依据此非正规的文书解决基层纠纷，其常用的化解基层社会的矛盾方法主要有：

上述矛盾在传统基层社会是最为常见的，因其涉及人数少，一般矛盾在宗族内部产生，也在宗族内部解决，因而视作宗族内部矛盾。除此之外，传统社会还存在宗族或家族之间的矛盾。明清以降，我国江南地区人口稠密，宗族之间为争夺农田、水利、码头、海港或风水、坟地等经常发生宗族之间的矛盾与纠纷。明清时期福建沿海地区宗族械斗最为严重和广泛，甚至达到“无日不斗、无地不斗、无族不斗”的程度。

第二，“暴力”惩罚过错方化解矛盾。虽然基层社会的大部分矛盾没有明显的是非曲直，但是仍有部分矛盾是因个别成员严重违反乡规民约而起，对于此类普通民众不能容忍的矛盾或过失，通常由族长或乡绅在祠堂以“暴力”体罚的方式解决。如在小说《白鹿原》中族长白嘉轩多次在祠堂利用族权惩治“违法者”。在“交农”事件之后，由于疏于村庄管理致使赌博盛行甚至有村民因吸食鸦片而倾家荡产，他们的女人不得不带着孩子四处乞讨。鉴于世风日下的社会风气，白嘉轩召集所有男人到祠堂，待徐先生领读《乡约》后，当众用干枣刺鞭打了八个赌徒，从而维护了乡村的祥和与宁静，有效遏制了乡村的歪风邪气，一定程度上预防和有效解决了基层社会矛盾。〔19〕

第三，“宗族械斗”——宗族间的极端矛盾化解方式。宗族械斗是指为维护家族的荣誉、利益，族长作为领导者与组织者，利用族权逼迫族众为维护宗族荣耀而参与械斗。宗族械斗多见于宗族关系发达的地区，总体而言南方为烈，北方较少。江南地区地狭人稠，往往一乡聚几族，族与族之间居址甚近，田土山林相毗邻，道路桥梁相连接，大家同饮一江水，共灌一条河，难免不发生碰撞磨擦。宗族之间的矛盾与纠纷多由本族族长或乡绅负责出面协调解决。但在矛盾无法协调或协调无果的情况下，族长就会率众进行械斗，甚至产生大规模的流血冲突，此所谓:“乡民聚族而居, 尚气争雄, 怒则率族人持械相格”。〔20〕虽然宗族械斗不是解决基层社会矛盾的有效方式，但在明清以来一直是解决宗族间矛盾的常用方式。

20世纪60年代，我国的石油化工工业处于空白。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从西欧引进年产3.6万吨乙烯砂子炉及与之配套的高压聚乙烯等4套装置建在兰化。在黄河岸边，老兰化人饮风啜沙、肩挑手扛，在一个叫西固的荒滩上，建起了钢铁之躯的兰化、共和国的“长子”。1970年，装置全面建成投产的那年，17岁的董松江进了厂，在高压聚乙烯车间当了一名工人。一年后，到了车间的心脏—聚合岗位。

我国两千余年的传统社会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宗法礼教为支撑、伦理本位为依托、家国同构的超稳定社会。〔21〕在这超稳定的社会结构中，传统基层社会矛盾不是大传统中所谓的“阶级矛盾”，而是“非阶级矛盾”。当家族内部因经济纠结或家族之间因资源争夺而产生社会矛盾是时，民众不是诉诸于衙门，而是主要依靠族长或乡绅通过协调解决矛盾。族长或乡绅利用自身的权威将基层社会矛盾化解在基层。族长或乡绅解决社会矛盾更多地是用道德说教的方法，当然对于道德失范者或宗族之间的矛盾也不乏诉诸于暴力方式解决。正是由于族长及乡绅对于传统基层社会矛盾地有效解决，才使传统社会成为“无讼”的社会并维持了两千余年的超稳定社会结构。

参 考 文 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83

〔2〕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110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08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87

〔5〕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33

〔6〕吴忠民.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社会矛盾特征比较研究[J].教学与研究，2013(10):22-29

〔7〕杨懋春.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81

〔8〕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43

〔9〕温铁军.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93

〔10〕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164

〔11〕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作用中的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1

〔12〕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作用中的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54

〔13〕乔志强.中国近代社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118

〔14〕刘喜珍.论传统孝道与祖先崇拜的伦理关系[J].理论导刊，2012(5):104

〔15〕尉万传,周健.论汉字文化崇拜[J].社会科学，2004(2):117-123

〔16〕辛向阳.百年博弈：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8

〔17〕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163

〔18〕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152

〔19〕陈忠实.白鹿原[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09-112

〔20〕罗庆泗.明清福建沿海的宗族械斗[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1):103-107

〔21〕王军峰，周贤君.我国传统社会政治社会化的路径探析[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3(3):9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