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精性肝炎需要住院治疗。医务人员对出院后的患者关注较少，除非患者再次入院，否则对其进行随访十分困难。Altamirano等统计了162例典型的酒精性肝炎住院患者的转归情况，其中142例患者经治疗好转出院[1]。虽然这是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但是这些数据的收集过程以及他们对饮酒史的关注，使这项研究显得颇有价值。该重型酒精性肝炎队列的中位随访时间为55个月，研究对象几乎一半在研究期间死亡，其中20例(12.3%)在初次住院期间死亡，另54例(33.3%)在后续随访期间死亡。该研究将再次饮酒简单定义为：在随访期间每周至少1次饮用含酒精饮料。在幸存出院的患者中，有86例(60%)再次饮酒。结果表明：重型酒精性肝炎幸存者中，完全戒酒者通常生存的时间更长，年龄小于48岁或过去未进行对酒精成瘾治疗的患者更容易在出院后成功戒酒。

在剩余滑坡推力作用下，桩侧土拱处于极限平衡状态时，土拱将沿着桩土界面发生剪切破坏[16]，如图6所示。图6中，AB面为剪切破坏面，其上作用着法向力Fx2和摩阻力Fy2，AC面为拱脚截面，作用在其上的力可为本文1.3章节合理拱轴线拱脚处的反力，F2为拱脚反力的合力，α2为合理拱轴线在拱脚位置处轴向切线与水平线的夹角。

因此，式(7)、(8)表示的非凸二次约束二次规划问题(non-convex QCQP)的松弛规划问题(RQCQP)为：

对于经历过一次重型酒精性肝炎发作的患者而言，极力劝说他们远离酒精是一种常规做法。此前，这个建议往往是建立在常识基础上的，Altmirano等提供的证据支持持续饮酒的酒精性肝炎患者死亡风险更大。这项研究同时表明，多数患者会无视这个建议而再次饮酒。或许该研究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是，除非帮助患者脱离酒精滥用，否则没有哪一种酒精性肝炎的治疗对患者的生存有实质性的帮助。

该项研究另一个重要的贡献在于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才是酒精性肝炎的成功治疗的正确思维，这需要寻求和综合精神科医生、成瘾专家、社会心理学家和酒精滥用患者的见解，这样会更加富有成效。为什么有些因酒精而几近死亡的患者还会继续喝酒？答案应交织在每个人的基因特性、习惯行为、环境风险(或者说“诱惑”)和意志力之中。

首先，我们认为要明确与饮酒相关的术语。1997年，NIAAA(酒精滥用和酒精中毒国家研究所)的Richard Fuller教授提出：我们要使用“复发”来代替“再犯”的说法[2]。后者更像是描述罪恶、犯罪的行为，带有贬义色彩，这增加了酒精滥用患者的耻辱感，同时也增加了戒酒的困难。未来的研究应当以不带有偏见的术语来定义饮酒行为。Andrea DiMartini等做了一项关于肝脏移植的酒精成瘾幸存者的前瞻性研究，其中定义了饮酒者复杂的酒精使用模式[3]。今后的前瞻性研究应该采用一个包含精确术语的词汇表来描述饮酒模式的多样性，包括是否能够通过某些生物标志物来监测患者私下的饮酒量，并用一个专门统计量来表达这个数据[4]。

其次，培养患者对于饮酒行为的坦诚是一个明智的做法[5]。正如Altamirano的队列研究显示，超过80%的患者在就诊时已经存在肝硬化。这些患者将来可能需要考虑肝移植。而在随访期间，有36%完全戒酒成功的患者经历过至少一次需要住院治疗的失代偿。值得怀疑部分出现失代偿的患者隐瞒了饮酒史，因为他们害怕可能因此导致将来的肝移植受到影响。Weinrieb等进行了一项对等待肝移植的酒精滥用患者的研究，其中建立了保护患者饮酒隐私的机制[6]，我们建议前瞻性研究应该建立这样的机制。

最后，我们应该认识到酒精滥用不仅仅是饮酒太多、太频繁的问题，而是有更深层的因素，解决这个问题也相当困难，可以从酒精滥用患者的经历以及帮助他们获得恢复的人群之中得到启示。已故的影评人兼作家Roger Ebert 在戒酒协会的帮助下撰写了一篇戒酒的文章，文中称：“戒酒协会认为生理戒酒和真正戒酒(包括心理、生理)之间有很大的区别。真正的戒酒仅仅靠患者的自制是不够的，还需要去治愈、修复患者自己和他人受到的创伤。” Gerard等在一项关于酒精滥用患者戒酒的长期研究中发现：“对酒精滥用的患者而言，真正的关键在于对饮酒态度的转变，这些变化往往基于个人的经历，绝大多数和临床治疗并不相关。”这种对饮酒态度转变的治疗，涉及到帮助修复患者与其周围人以及社会的关系，尽管这并不在传统的治疗方法内，但却是酒精性肝炎患者的治疗基础。尽管短期生存的治疗非常重要，但这种长期的治疗更有价值。现在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需要找到一个方法去研究酒精性肝炎治疗的更广泛的概念，从而获得更多的数据。许多团体对研究酒精性肝炎和酒精滥用的创新治疗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希望NIAAA能成为变革的推动者，汇聚各方力量，共同解决短期的酒精性肝炎治疗以及长期的酒精滥用的问题。Altamirano等的研究已经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开端。

参 考 文 献

[1] Altamirano J, Lopez-Pelayo H, Michelena J, et al. Alcohol abstinence in patients surviving an episode of alcoholic hepatitis: Prediction and impact on long-term survival. Hepatology, 2017, 66: 1842-1853.

[2] Fuller RK. Definition and diagnosis of relapse to drinking. Liver Transpl Surg, 1997, 3: 258-262.

[3] Dimartini A, Dew MA, Day N, et al. Trajectories of alcohol consumption following liver transplantation. Am J Transplant, 2010, 10: 2305-2312.

[4] Nanau RM, Neuman MG. Biomolecules and Biomarkers Used in Diagnosis of Alcohol Drinking and in Monitoring Therapeutic Interventions. Biomolecules, 2015, 5: 1339-1385.

[5] Weinrieb RM, Van Horn DH, Mclellan AT, et al. Interpreting the significance of drinking by alcohol-dependent liver transplant patients: fostering candor is the key to recovery. Liver Transpl, 2000, 6: 769-776.

[6] Weinrieb RM, Van Horn DH, Lynch KG, et al.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study of treatment for alcohol dependence in patients awaiting liver transplantation. Liver Transpl, 2011, 17: 539-5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