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发性肝癌(primary liver cancer, PLC)为临床常见的肝脏恶性病变之一，而PLC术后复发转移是影响患者疗效以及预后的重要因素[1]。目前，超声造影、增强CT为临床上常用的影像学检查方法[2]。随着超声造影技术的迅速发展，可动态观察造影剂对肝组织的强化过程，PLC术后复发转移灶的检出率明显提高[3]。本文对72例随访发现的肝内复发转移患者行超声造影检查，并与增强CT进行对比，以探讨超声造影对PLC术后复发转移的鉴别诊断价值。

表2数据显示，参与调研的燃气轮机发电机组在未安装任何脱硫除尘环保设施的情况下，其SO2 和烟尘实际排放水平均远低于国家标准规定的排放限值，也远优于实施超低排放燃煤机组的污染物排放水平。

资料和方法

一、一般资料

选择2014年6月至2017年12月在我院接受治疗，随访发现的PLC术后肝内复发转移患者72例，其中男43例，女29例，年龄 (52.3±7.3)岁，病程(1.3±0.6)年。56例患者术前AFP升高。72例患者有肝硬化病史。所有可疑复发转移患者需在同一周内进行超声造影及增强CT检查，之后所有可疑复发转移患者经穿刺或手术病理确诊。

二、仪器

使用荷兰Philips iU 22型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进行超声检查，C5-2探头，频率为2.0～5.0 MHz，超声造影采用对比脉冲序列成像技术，机械指数0.08。造影剂为声诺维(SonoVue)，意大利Bracco公司生产，白色冻干粉末及六氟化硫(SF6)气体为其主要成分。

三、检查方法

使用超声显示病灶，记录其影像学特征，包括扫查肝脏，观察病灶的位置、大小、边缘、形态。选定观察对象，切换入对比脉冲序列超声造影显像方式，抽取2.4 mL造影剂，注入患者外周静脉，随后快速冲注5 mL的0.9 %氯化钠溶液。观察分析病灶动脉相，门脉相及延迟相造影模式，且在延迟相对全肝进行多切面扫查，连续记录并存储动态图像。超声造影对PLC术后复发的诊断标准为：动脉相出现增强模式，在门脉相以及延迟相快速消退，回声低于周围正常肝脏组织，即超声造影表现为“快进快出”模式。

四、最终诊断标准

针对复发转移灶，超声造影检出率为90.3 %(75/83)，增强CT检出率为84.3 %(70/83)，两者检出率差异无明显统计学意义。而针对长径小于1 cm的复发转移灶，超声造影检出率为88 %(22/25)，增强CT检出率为 68 %(17/25)，超声造影检出率明显高于增强CT，P<0.05。超声造影对PLC术后复发转移诊断的准确度为87.5 %(63/72)，增强CT对PLC术后复发转移诊断的准确度为72.2 %(52/72)，超声造影明显高于增强CT，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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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统计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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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SPSS 17.0软件，计数资料用百分比表示，以组间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一、超声造影的表现

1.2.4 评价标准 生长发育评价根据2006 年WHO推荐的Z 评分进行评价：年龄别体质量(WAZ)<-2为低体质量；年龄别身长(HAZ)<-2 为生长迟缓。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推荐的标准，6～59个月龄儿童贫血的诊断标准为Hb<110 g/L。

二、增强CT的表现

72例共83个病灶，其中25个病灶的长径小于1 cm。

共发现75个复发转移灶，其中70个病灶表现为：(1)动脉相，病灶快速强化，显影强度较周边高；(2)门脉相，病灶快速消退，显影强度较周边肝脏组织低，总体表现为“快进快出”；其余5个病灶表现为：(1)动脉相，病灶周边不规则强化，显影强化程度较肝实质高；(2)门脉相，所有病灶快速消退，显影强化程度较肝实质低。75个病灶在延迟相表现为近似无增强。所有病灶中，共22个病灶的长径小于1 cm。超声造影表现为阳性共63例。

三、最终诊断结果

共发现70个复发转移灶，增强方式表现为“快进快出”，其中17个病灶的长径小于1 cm。CT增强表现为阳性共52例。

四、检出率

经穿刺或手术活检确诊结果。

讨 论

PLC术后肝内复发率高，据相关文献报道，小肝癌切除术后复发率为40 %～50 %，大肝癌5年复发率为80 %[4]。定期随访是发现PLC术后肝内复发的重要手段，增强CT是较为广泛应用的检查方法，近年应用超声造影技术诊断PLC术后肝内复发也越来越广泛[5-6]。

PLC术后复发转移灶的病理特点：血管不断地生成，肝动脉直接提供大部分血供，分布扭曲杂乱，并伴有动静脉短路[7]。因此血供特点在动脉相时，血供达到峰值，门脉相时，病灶内造影剂快速消退；在门脉相、延迟相，相对于肝实质增强呈高回声，PLC术后复发转移灶呈明显低回声，表现为“快进快出”[8]。

超声造影可见血管排列紊乱、粗细不一、生长密集，密度为正常肝组织的2～6倍，经外周静脉注入微泡造影剂，动脉相、门脉相以及肝实质增强和廓清的过程清晰可见[9]。PLC术后复发转移灶超声造影表现为“快进快出”，增强CT为PLC术后随访的常用影像学检查方法，超声造影与增强CT诊断PLC术后复发转移灶的标准一致[10]。根据本次研究结果，超声造影和增强CT在小病灶方面检出率的差异可以考虑为：肝动脉从开始显影，直至造影剂全部消失，超声造影可以动态的显示其全过程；增强CT则以仪器预设好的时间扫描，静态、间断地摄片，在此过程中，患者的血管条件、循环的个体差异以及注射部位不同等可能对造影剂到达肝脏时间造成影响，对早期强化或晚期消退者有可能漏诊。同时，超声造影诊断PLC术后复发转移阳性病灶的敏感性较增强CT高，且超声造影相对增强CT，具有无辐射、无毒等优点。在临床诊断中，超声造影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对部分少血管病灶的鉴别及显像存在困难；不可用多个不同连续切面来详细分析病灶造影改变；在扫查肝脏时存在盲区，容易受胃肠气体及肺气干扰[11]。本次研究漏诊9例，其中6例病灶在肝脏膈顶部。虽然如此，除了常规超声已明确诊断为肝内转移，对于恶性肿瘤患者，欧洲医学、生物学协会联盟均推荐患者进行超声造影检查，以确定是否有肝内转移。超声造影是诊断PLC术后复发转移灶的重要影像学手段，有很好的应用价值。

参 考 文 献

[ 1 ] 施乐华，吴孟超. 原发性肝癌切除术后肝外脏器复发转移的临床研究. 肝胆胰外科杂志，2003，15:103-104.

[ 2 ] 余炎，吕君，余祖江，等. 四种影像学检查评价原发性肝癌患者介入治疗的疗效. 实用肝脏病杂志，2017，20:199-202.

[ 3 ] 马进辉. 超声造影和微血流成像对不典型肝癌与肝局灶性结节性增生的鉴别诊断价值分析. 实用肝脏病杂志，2017，20: 464-467.

[ 4 ] 陈孝平，张志伟. 大肝癌切除术后复发的外科治疗. 肝胆外科杂志，2009，17:3-4.

[ 5 ] 秦建民，顾新刚，王康，等. 肝脏超声造影在肝癌术后肝内复发转移早期诊断的应用价值. 肝胆外科杂志，2012，20:428-431.

[ 6 ] 崔贤，李开艳，张喜君. 超声造影在肝癌术后患者中早期诊断复发的应用. 中国超声医学杂志，2011，27:539-542.

[ 7 ] 赵德利，张金玲，姜慧杰，等. 动态增强CT在鉴别诊断肝脏血管肉瘤和血管瘤中的价值. 放射学实践，2016，31:764-767.

[ 8 ] 周成香，刘亚斌，黄杨，等. 超声造影在肝硬化合并肝内局灶性小病灶中的诊断价值. 现代生物医学进展，2016，16:138-140.

[ 9 ] 马振，黄晶晶. 超声造影技术在肝肿瘤血管生成评价中的应用. 中华医学超声杂志:电子版，2015，12:615-618.

[10] 朱宇，胡永胜，黄先惠，等. 超声造影与增强CT诊断肝脏小占位性病变的对照研究. 检验医学与临床，2015，12:3650-3652.

[11] Lencioni R; European Federation of Societies for Ultrasound in Medicine and Biology (EFSUMB). Impact of European Federation of Societies for Ultrasound in Medicine and Biology(EFSUMB) guidelines on the use of contrast agents in liver ultrasound．Eur Radiol，2006，16:1610-16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