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王昏死茶露醒”是土家族医药著名的传说[1，2]，流传甚广。相传在武陵山区曾经有一位药匠，他不以身份高低而区别对待前来求医的病人，加上这位药匠认识很多草药，土家族先民就将他尊称为“药王菩萨”[3]。有一天，“药王菩萨”在采集药草的过程中因为中毒昏睡在一棵“茶”树下。第二天清晨茶叶上的露水滴入口中之后，不仅人渐渐醒了过来，头发也变黑了，“药王菩萨”便给此药草取名乌头，且因此发现“茶”有解乌头毒的作用[4]。

“药王昏死茶露醒”的传说流传久远，与神农尝百草传说类型之一“滴水得茶”的传说[5]有偶合之意。神农尝百草为大家熟知，相传在很久以前，食物匮乏，很多时候人们误吃了有毒植物，导致中毒甚至丢了性命。神农氏看到如此景象十分伤心，因此他决定将自己见到的可以吃的东西都试吃一遍，没有毒性的再告诉人们食用。这就是神农尝百草传说的由来。传说神农琉璃玉体水晶心，可以看到食物在胃肠道的消化过程。只要尝到有毒的药草，内脏就会变成黑色[5]。有一天神农氏尝百草中毒后昏睡在一棵树下，由于沿着树枝流下的露水正好滴在神农氏的嘴里他慢慢苏醒过来。他好奇地将身边这棵树的树叶放在嘴里咀嚼，只见树叶进入肚子后在肠道像巡查兵一样，把肚子里的毒素擦得干干净净，神农氏也恢复了健康[5]。因此，神农氏叫这种植物为“查”，后人几经传承演变为“茶”，于是便有了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得茶而解之的记载[6-8]。

众多学者认为“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得茶而解之”的茶不是我们现在习用的茶[9-11](Camellia sinensis)。两种传说都提到茶有解毒作用，所以有必要对“药王昏死茶露醒”这一传说中茶的来源进行探究。

茶是最早作为饮料使用的，中国是茶的原产地[10]。但学术界对于饮茶起始时间还没有明确的结论。至于起源于神农时代的说法，国内外多数学者觉得值得商榷[11]。文献考证[8，10-12]的茶的饮用和茶叶的出现约始于夏朝(约前2029年～约前1559年)，秦汉的统一加速其传播。然而依据《史记补三皇本纪》、《周书》中神农“始尝百草，始有医药”、“神农耕而作陶”等相关记载，可以推断神农活动时期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早期[14]，即约公元前12000年～前7000年。因此“神农得茶”中的“茶”是指现在山茶科植物茶树叶的说法缺乏可信度。但是早在有文字记载以前，人们已经将多种多样的的野生植物叶作为茶饮用。例如，瑶族的“甜茶”为蔷薇科植物(Rubus suavissims)的叶，其他地区也有类似这种称为“甜茶”的“茶外之茶”[11]，包括苦丁茶(Cratoxylon prunifolium)、海棠茶(Malus hupehensis)、多穗稠(Lithocarpus litseifolia)等。再到后来，人们主要利用山茶科植物的叶，将其加以大量栽培并广泛饮用，从而传播到世界各地。因此传说中的“茶”极有可能是其它植物的叶，即“茶外之茶”。

底肥以尿素、磷酸二胺、硫酸钾速效肥料为主，并根据土壤中钙、镁等微量元素的含量科学增施钙镁肥等，如种植品种用于淀粉加工则要增加钾肥施用量。在块茎形成期、膨大期开始追施钾肥，间隔1周左右叶面喷施尿素及磷酸二氢钾，适当添加微量元素；封垄或开花后不再进行根际追肥。

土家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无法考证“药王昏死茶露醒”传说形成的时间，但该传说可能在明代以前就已形成[21，22]。土家先民尊称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的老药匠为“药王”或“药王菩萨”[23]。“药王”的称谓源于道教的影响，东汉末年道教在巴蜀地区兴起，因此在土家族聚居的地方至今还有多处道教圣地[22，24]。土家医的核心理论“三元学说”[25-27]的形成就受道教的影响特别大。孙思邈《千金要方·卷二十八》谓“头、腹、足为三元也”，最先将“三元”引入医学，也直接影响了土家族医学理论的形成[22]。孙思邈医学、道教兼修，具有医道合一的身份，使其成为土家族“药王”的原型。孙思邈不仅被土家族称为“药王”，还奉为神灵，出现了多种关于“药王”的传说，“药王”为虎疗伤升天成佛的传说便是经典之一[21，22]，这也是土家族人图腾崇拜白虎的原因[28]。明代在沪溪县浦市修建了药王庙，说明“药王昏死茶露醒”的传说可能在明代以前就已形成[2]。

两种传说源于同一地区，又有偶合之意，我们认为可能具有同源性。因此，在“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后面加上“得荼以解之”的依据很可能源于“药王昏死茶露醒”的传说。传说中的“茶”应为“茶外之茶”，这种“茶外之茶”是湖北海棠(Malus hupehensis (Pamp.) Rehd)的可能性最大。

如果两种传说中的茶出处相同，为同一种“茶外之茶”。这种“茶”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这种“茶”在武陵山区域确有其物，且大量野生，二是这种“茶”具有良好的解毒作用。同时，这种茶应为武陵山区域所习用。我们认为这种“茶外之茶”是湖北海棠的可能性最大。

此空间小中见大，首先是还露斋与中间水景庭院的空间对比，与狭小的建筑还露斋相比，水景庭院尺度适宜，空间宽阔；其次是中间庭院的水景与建筑的虚实相映，使得空间疏朗雅致；最后是整个隐谧空间植物相互掩映，削弱建筑的空间限制感［3］。

资料表明“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得茶而解之”的说法，是后世渐次增益集成的[10]。神农尝百草较早见于西汉陆贾《新语·道基》：“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谷”[12]，淮南王刘安著《淮南子·修务训》：“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时，一日而遇七十毒”[15]。《史记·三皇本纪》、《搜神记》等均有相关记载[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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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献考证中均没有发现“得茶”。现存的可查阅的书籍中，“神农得茶”可见于陈元龙的《格致镜源》，原文如下：“本草：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得荼以解之。今人服药不饮茶，恐解药也”[18，19]。孙壁文的《新义录》中也有同样记载[17]。陈元龙，康熙24年(1684年)进士，担任过广西巡抚，官至礼部尚书，大学士[18，19]。《格致镜源》中所引用的资料，据称都是根据原书善本，并且这部书是被收入皇室的“四库全书”中的。孙壁文，安徽人，同治六年(1867年)中举[20]。这一时期茶已在我国广为饮用。他们为什么不直接写“得茶以解之”，这至少说明两点：一是添加“得荼以解之”有一定的起因或依据；二是“得荼以解之”所言“荼”不是现在的茶。

土家医药传说可借助道教文化广泛传播。道教素有借医传道的传统[29]，唐代土家族地区道教兴盛进一步影响了土家医药，同时也使土家医药及传说借助道教文化向外传播。所以，在“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后面加上“得荼以解之”，很可能源于“药王昏死茶露醒”的传说，是道教传播的结果。

土家族不仅有“药王昏死茶露醒”的传说，还有将湖北海棠嫩叶作为茶饮用的习惯[1]。此茶在明代以前就已在土家族地区盛行，武陵山区习称为林檎茶、花红茶等。野生湖北海棠无论是武陵山区，还是神农架的原始森林随处可见，成片分布[30，31]。“药王昏死茶露醒”的传说明确说的是茶解乌头之毒[4]，湖北海棠林下常见乌头生长，符合传说的生境。

文献记载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一名多物或多名一物的情况。湖北海棠是植物学家后来的命名[32]，在1933年独立命名之前，湖北海棠称谓是林檎、花红，所以武陵山区历来习惯将湖北海棠叶称为林檎茶、花红茶。林檎始载于《千金食治》[33，34]，花红叶药用始载于《滇南本草》[35]。夏季采叶，具有“泻火明目，杀虫解毒”的功效。这是花红叶具有解毒作用的最早记载。《滇南本草》为明代云南嵩明人兰茂所著，于公元1436年完成。由此可知，早在明代时期，花红茶就已食药两用，具有解毒的作用。

研究表明湖北海棠的叶、果实等不同组织中均富含黄酮类成分[36-38]。现代研究表明，富含黄酮类化合物的草药与乌头配伍药用之后具有减毒增效的作用[39]，可能是黄酮类化合物影响乌头碱在体内的代谢过程，对抗乌头碱所导致的心率失常[40]。唐斓[41]的研究表明，黄酮类化合物如染料木黄酮等可以明显地影响乌头碱在肝微粒体中的代谢，活性位点之一可能是黄酮类化合物A环5位上的羟基。现代研究表明[42]，湖北海棠富含5位羟基黄酮类化合物，包括根皮苷、根皮素和木犀草素等，实验也显示湖北海棠总黄酮能对抗乌头碱的毒性。同时，湖北海棠总黄酮对急、慢性肝损伤具有良好保护作用[43，44]，也可能减少乌头碱毒性。上述研究提示“药王昏死茶露醒”传说中的茶的原植物极有可能是湖北海棠。

野生湖北海棠无论是武陵山区，还是神农架的原始森林随处可见。古代记载应为林檎，土家族有将湖北海棠嫩叶作为茶饮用的习惯，称为林檎茶、花红茶。对林檎的记载最早可见于孙思邈的《千金食治》，该书虽然记录的是其果实，但对“止渴”功效的描述，为林檎茶的发现与应用提供了依据。《滇南本草》已有花红叶具有解毒作用的记载。可见，明代林檎茶就已食药两用，具有解毒作用。现代研究也证明湖北海棠具有保肝解毒作用。但林檎茶解乌头毒的机制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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